一、重新組織起來已經成為農民的強烈愿望
昨晚上看完了鄉建院顧問徐祥臨教授送給我的書--《塘約道路》，這本書是文學家王宏甲寫的，講的是貴州安順塘約村村民在2014年大洪水之后，在以左文學為校心的黨支部領導下重建村社一體化的村民共同體--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把土地等集約經營起來、走合作共富的新道路的故事!
一口氣讀下來，好幾次淚流滿面!掩書望著窗外沉思：人民的黨代表回來了!人民回來了!
想想我們鄉建院建院五年多，已有近100號全職員工，在各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協作近百個村莊開展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治理)。我們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組織進入黨支部領導下的村社)，把分散在千家萬戶的資源資產用金融化證券化的方式集中并集約經營起來(全方位合作起來)，讓上地承包權、集體成員權、房屋財產權等通過內置金融充分實現并流轉交易起來，把農村農民信用體系構建起來，重走合作共富民主自治的道路。我們協作過的近百個村子，個個都是“塘約”。在協作農民重建村社共同體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很多事，遇見過的很多人，在《塘約道路》中都能找到。
|
塘約道路的有關報道參見本網此前發表的文章： |
感概萬千!鄉建，是新的長征!
分得太久了，分得太徹底了，分的紅利早已消失了，幾十年來，市場反復教訓千千萬萬分散的小農，讓小農深刻認識到分散小農就是市場賤民、社會流民……
千千萬萬的小農離開共同體(無論是家族共同體，還是村社共同體)太久了，小農一旦離開共同體，人性中惡的東西離開了共同體的"約束自律"就會像惡性腫瘤一樣生長……。農村社會衰敗得已經慘不忍睹了!
千千萬萬的農民開始意識到必須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合作起來。
如何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建設什么樣的組織?誰來組織?
塘約的回答是：共產黨員來組織，建立村社一體化的村民共同體--農民當家做主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組織。這和依靠資本去組織農民、讓資本家帶領農民致富的先富帶后富的道路是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們中國鄉建院，是以鄉建為職業的提供系統性鄉建服務的專業鄉建機構。鄉建院的小分隊，在各地黨和政府領導下協作農民自主鄉建，與塘約道路同歸!
向塘約道路致敬!向人民的文學家王宏甲致敬!今天早上北京的太陽金光燦爛!
二、幫助農民有效組織、組建有效的農民組織是鄉建長征的第一步
在上個世紀80年代，農民養30頭豬、種30畝地就是專業戶、萬元戶。80年代的1萬元相對于現在的100萬元，可以建造兩棟三間大瓦房，可以讓7口之家過上比城市人更好的生活。現在依然養30頭豬、種30畝地，收入幾萬元，只能建造一個廁所，養不活三口之家——完成不了家庭簡單經濟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
1、誰動了千千萬萬小農的奶酪?
在農產品供求平衡之后，增產就會減收。政策越激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可能會越貧困;為了增加農民收入，如果引入資本主導農業產業化之后，農業產業的收益就會迅速向資本集中，“公司+農戶”中的小農就是資本的羊羔了;
在農產品全面生產過剩之后，如果政策鼓勵千千萬萬的農民搞農業結構調整，基本就是激發千千萬萬農民相互折騰的積極性，產業結構調整會加速小農貧困!
在農民村社共同體解體之后，小農就是越來越趨向——市場賤民、社會流民、政治貧民。千千萬萬高度分散小農為了減低生產生活成本或增加收入，就會不得不不擇手段的投機取巧規避或向社會和生態轉嫁風險，就會相互惡性競爭，小農“劣根性”就會被激發，中華五千年文化中最丑惡的東西就會像惡性腫瘤一樣的生長和蔓延，農村文化的衰敗反過來也會加速農村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的衰敗。
中國農村，到了迫切需要全方面重建的時候了!
沒有千千萬萬小農的組織起來，沒有組織起來的小農和方方面面的大聯合，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都會走向邪路，中國也必將走向殖民地——成為列強的附庸國。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千千萬萬的小農必須組織起來，實現大聯合——農民的大聯合、農民和工人的大聯合、農民和知識分子大聯合、農民和民族資本的大聯合……!
改革開放30多年后，農民已經高度原子化了，沒有農民組織起來，農村農業現代化就不是農民的現代化，一切美好的中國夢都無從做起。
重新組織農民，是新的歷史時期的新鄉建的起點，是新鄉建長征的第一步。
2、如何組織農民?
在現在的歷史階段，不可能用過去的辦法組織農民。中國鄉建院的同學們，經過數十年的艱苦探索，探索出了以合作金融組織農民的方式方法。錢是最好的組織農民的媒介，有了信用合作，生產合作、消費合作就會自然發生——三位一體綜合性合作社就是自然形成。中國鄉建院主張：建設新農村，先建新金融——合作金融，以合作金融重新組織農民。
以合作金融組織千千萬萬分散的小農，將小農組織到哪里?或形成什么樣的組織最有效?中國鄉建院的同學們經過多年的探索，發現村社內置合作金融，是最省力的再組織農民的方式，內置金融村社是最有效的農民組織形式。既保護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村社制度，有完善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
中國鄉建院，在各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協作農民在村社框架中內置合作金融部門，把已經僵尸化的空殼村社激活成充滿活力的內置金融村社組織，再以村社內置金融為支撐，幫助小農財產權(土地抵押)實現，幫助農民建立起信用體系，促進資源資產資金全要素合作和集約經營。內置金融村社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的一切服務，在服務的基礎上改善鄉村治理。
中國鄉建院在協作創建一個一個的內置金融村社之后，再協作內置金融村社聯合起來，建立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新型組織體系，再以此農民組織體系和其他方方面面實現大聯合(合作)。
有了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體系，規劃設計師下鄉貢獻力量就使得上勁了，銀行、保險、供銷社可以通過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體系服務千千萬萬小農了，阿里、京東、翼龍貸等也沒有了“最好一公里難題”，農村服務和治理就有了有效抓手。
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體系，是服務農民最有效的農民組織，是鏈接城市社會服務體系和千千萬萬小農的“萬能插座”，是黨和政府抓三農工作的主要抓手，是治理農村的最基本組織主體。新鄉建，必須從組織農民開始，組織農民從合作金融入手，農民合作金融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基石。
三、村社內置金融是再組織農民的最好方式，內置金融村社是最好的農民組織形式
在溫總理時代，我寫過《再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但看這本書最認真的人可能是汪洋同志。我在這本書中建議：把農民再組織起來，應該成為比西部大開發等更重要的國家戰略。
我曾經在日本有影響力的雜志上發表過《中國農民的自主性與中國的自主性》一文，核心觀點是：如果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包括農民工)不能組織起來——失去了自主性，中國發展經濟的目的就會異化，中國就會淪為其他強國的殖民地、附庸國。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甚至解決中國問題的核心舉措就是再組織農民，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我把探索如何在黨的領導下再組織農民的方式方法當成自己的使命和謀生手段。
我明白現在是金融為王和組織為王的時代。我相信只要在現存的農民村社組織中內置合作金融，就一定會有一大批強大的農民村社共同體涌現出來。
毛主席組織農民的辦法我不能用，基督教組織農民的辦法我不會用。經過反復實踐，我終于發明了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來在組織農民的方法，用合作金融把農民重新組織進入現有的空殼村社中，把現存的已“僵尸化”的村社組織“活化”為有活力的“內置合作金融村社。
194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招待勞動英雄，毛澤東作了《組織起來》的講話，并發表在12月2日的《解放日報》上。這篇講話指出合作化道路是農民群眾實現解放的必由之路，擺脫貧窮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講話中，他借用民間諺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形象地指出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要求共產黨員“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
2005年，我帶10萬元種子資金回到我自己的村子——監利縣王垸村，我以10萬元為條件，讓村兩委出資20萬元，吸引每個老人出資2000元(初始)，組建王垸村養老資金互助社。“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入敬老人”，我的10萬元和村集體的20萬元的收益分配給老人。年輕人要貸款，先存款再貸款，存1萬可以貸款3-5萬。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集體成員權(收益權或承包權)為抵押物。既解決了農民的貸款難，又能給每個老人分配數百元“互助養老金”——2015年為人均900元。十幾年下來，無一筆貸款壞賬。重要的是：農民組織起來了，農戶財產權可以實現抵押貸款了，信用體系建立起來了，黨支部領導下的村社組織能夠為村民做很多服務了，村民自治能力大大提高了，村民因為財產權有了“內置金融”支撐、是有信用的“現代人”了，其自主發展能力大大提升了。
村社內置金融最大的好處：一是組織農民，二是農民的承包地、成員權等可以用來抵押貸款了，三是黨支部村委會有服務農民的能力和治理村莊的能力了，四是農戶有了村社內置金融支撐、財產權實現了，信用有了，發展自主性增強了。這對黨國、對農民而言，都是大大的好事!
但我是李昌平，是一個落草江湖的“草寇”。在我的老家，我依然是一個“敏感”的人，我在家鄉做好事甚至比做壞事更“被敏感”，政府金融部門三次(其中一次是省金融辦)以正式公文要求關閉王垸村“養老資金互助社”，說這是“非法集資”，是違法的，威嚇村民和村干部，不關閉就抓人、坐牢。但還好，對人民和黨國都有利的好事，體制內還是有人保護的，況且組織起來的農民也不會那么脆弱了。好事總多磨，歲月多蹉跎!
后來(2007年)，我把王垸村的實驗上升為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美麗鄉村建設及綜合發展實驗”，第二個實驗點選在河北保定徐水縣的大午集團周邊的多家村子，這個實驗是想以村社內置金融“把農民組織起來、把農民財產權實現起來，把資源資產以金融化的方式集約經營起來，讓產權在村莊和鄉鎮區域內交易起來，以內置金融為杠桿四兩撥千斤建設以大午集團為中心的村鎮一體化融合發展試驗區”。但由于孫大午和李昌平在當時是“敏感”人物，這個實驗很快就強制終止了。再后來，我辭了香港樂施會的工作，主動“脫敏”求進步。
一個偶然機會我到了郝堂村。我帶15萬元“課題費”在信陽成立了“鄉村建設協作者中心”，政府出資10萬、我從協作者中心拿出5萬，吸引郝堂村7位鄉賢和村集體各2萬元(共16萬)，每位老人2000元，創建了郝堂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社，農民以承包地在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社抵押貸款，最高貸款規模達到650萬元/年，收入過80萬。兩百多老人每年人均分配800元(只分利潤的40%)。再后來和孫君等鄉建“草寇”在郝堂村成立了“中國鄉建院”——走鄉建職業化道路，協作平橋區政府在郝堂開展以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美麗鄉村建設及綜合發展實驗，郝堂很快成為了全國美麗宜居示范村，郝堂除孫君“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的經驗之外，“內置金融村社+土地銀行”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讓村集體經濟爆炸式增長的經驗很少提及，因為怕“內置金融”引起非議。盡管郝堂內置金融是在當地黨委政府主導下做的，盡管2005年以來的中央一號文件年年都倡導發展合作金融，盡管郝堂村已經是全國的示范村，盡管郝堂支部書記成為了全國勞模，但郝堂村的“內置金融”依然只能“非法生存”。
從郝堂出發5年來，鄉建院在13個省市區近百家村莊協助黨委政府開展了“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美麗鄉村建設及綜合發展”鄉建實驗，做了很多成為了區域內有示范意義的改革明星村。實踐證明：內置金融村社是再組織農民的最佳方式，內置金融村社是最有效的農民組織形式。
但農民村社獲得內置合作金融權利的道路依然艱難!
四、把農民再組織起來，本質是要建設鄉村發展建設和治理的主體及主體性
“公司+農戶”或者“專業合作社”等也是再組織農民的方式，也是一種有農民參與的組織形式。但老實說，我很抵觸。因為絕大多數小農都很抵觸。
我從1982年到公社工作參與分田到戶以來，特別是“公司+農戶”——政府把農民發家致富的責任“委托”給資本家之后，深切感受到村民及村民組織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主體性的。我在四任鄉鎮黨委書記任上，深刻體會到了農民如何由主人或主體逐步演化為“市場要素”的，更深刻體會了黨的基層支部如何在村社走向衰敗的過程中一步步失去對農村和農民的領導能力的。
我之所以對“內置合作金融村社”情有獨鐘，是因為鄉村建設的主體及主體性的重要性在我腦子里根深蒂固。沒有農民及農民組織主體及主體性的鄉村，鄉村發展建設和治理不可能是農民的鄉村發展建設和治理。
無論是“公司+農戶”或者“專業合作社”，一般都只是加強少數強勢人群對多數弱勢人群的“剪羊毛”的能力，與增強農民主體及主體性往往背道而馳，南轅北轍。
2009年，當我受命協作郝堂村創建內置金融村社的時候，明確提出必須把重建村社一體化的村民共同體——重建農民及農民組織主體及主體性的作為第一目標，時任平橋區農村可持續發展試驗區主任和郝堂項目總協調人的禹明善同志高度認同。村民村社一體化共同體建設，久違了!我和禹明善不需要太多的語言溝通，因為都擔任過鄉鎮黨委書記。
2009年10月，郝堂村內置金融——養老資金互助社開業，次年2月，當支部書記、村主任在內的7個“鄉賢”站在前排給第一批入社的老人分紅330元/人時，臺上臺下哭成一片。
2011年初，我忽悠孫君到參加郝堂村新農村建設及垃圾分類村民動員會議，大教室走廊里都坐滿了人。孫君說，好多村發錢開村民大會都到不齊，到了也亂哄哄的開不成會。更讓孫君喜悅的是，郝堂村民一個半月就把垃圾分類老大難工作執行到位了，這在孫君過往的經歷中是不可想象的。還有讓孫君更意想不到的是，村莊新農村建設“規劃”所需的“建設用地”以每畝2萬元從農戶“流轉”到村集體(村社內置金融+土地銀行收儲)也沒有費多大的勁，卻保證了規劃設計方案順利落地實施，隨著新農村建設不斷深入，“建設用地”價值倍增，集體經濟爆炸式增長。
郝堂的新農村建設是主體性建設在先，是為了主體建設新農村，建設成果歸主體享——共同富裕。是事半功倍的新農村建設。2013年以后政府幾乎沒有再對郝堂村的新農村建設給予投入，而郝堂村2013年以來村民自主建設新農村的力度似乎沒有受到影響，即使這期間出現了村主要領導的兩次變動。
一個村莊，如果沒有村民及村民組織的主體性，再好的規劃設計方案都是落不了地的。因為農民缺乏主體性，不能自主建設新農村，所以政府就不得不將新農村建設“委托”給老板、或強勢人群、或政府親自上陣用強制的手法大拆大建逼農民上樓、或用大量的政府財政資金造“盆景式的政績工程”，這都會進一步加劇農民及農民組織的主體及主體性喪失，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問題，把好事做成壞事。這樣的新農村建設，不僅千金撥不動四兩，還把農民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農民是主體，新農村建設當然是農民自己的事情，其他人都是協作者，包括政府。這句話是人人都接受的。但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并不是完全的主體，或者說是主體性嚴重缺失的主體。只有組織起來的小農才是有主體性的主體。并且只有內置金融村社(內置金融幫助農民財產權實現和信用體系建立)這種農民組織才能幫助一家一戶的小農充分的實現主體性。
農民和市民都是主體，但是完全不同的主體。市民可以用身份證辦很多的事情，市民的房屋可以抵押貸款，農民的身份證遠遠沒有市民的身份證“值錢”，農民的土地和房屋是不能抵押貸款的。這就是說，和市民相比，農民雖然是主體，卻是主體性嚴重缺失的主體。
中國大陸的村社和日本的農協，都是農民組織、都是主體。但日本農協可以為農民做很多的服務，包括金融、保險、購銷、品牌、技術、標準、價格、倉儲……幾乎可以提供從搖籃都墳墓的所有服務，并且服務的收益都歸農民。中國大陸絕大多數村社組織幾乎很難為村民提供有效的服務，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村社組織越來越失去主體性，對農民越來越失去服務能力。沒有了有主體性的村社組織服務和保護的分散小農村民，卻被逼無奈的進入到了“公司+農戶”、“專業合作社+農戶”等把小農當羊羔的組織體系中，政府對農業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社扶持越多，他們可能剪小農“羊毛”的能力會越強，小農和村社組織就會越來越喪失主體性。
所以，我一直以來固執地堅持“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的鄉建實踐，以村社內置金融再組織農民，以內置金融村社活化已經僵尸化的村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恢復村民和村社組織的主體性。
只有當“僵尸化”的村社變成了內置金融村社——最基本農民組織強大起來后，其再代表小農和各類市場主體聯合或合作發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