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浙江省十八位鄉村干部聯名致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的倡議》引起各界對農地制度的討論，不少讀者支持集體化的倡議，甚至提出更具體的做法;也有人持質疑態度，認為倡導集體化是開歷史的倒車。我們認為需要清清楚楚將這些看法拿出來討論，事實才能辨明，路子才能看清。
今天推送的劉明國教授的文章，此文頗有深度，篇幅較長，請讀者耐心鑒閱。劉教授從宏觀視角探討農村經濟制度的方向，更指出農村經濟制度是超越經濟學層次的大問題。他論證了組織集體經濟的必要性、可能性，重提國家計劃管理對集體經濟成長的重要作用，更給出具體操作模式，這對于我們推進集體經濟實踐有很好的參考意義。人民食物主權歡迎各方人士繼續參與討論!
在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的歷史里，中國農村經濟制度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先是計劃經濟時期由封建混合型農村經濟制度向互助合作社、最終向人民公社的轉變，后是改革開放時期，由人民公社向“集體和家庭雙層經營制度”——實際上主要是政府扶持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轉變，及其向以“兼業雇傭 +政府局部補貼”為主的“雙層經營制度”轉變。
從互助合作制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實現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充分結合，為了實現社會財富分配的平等化即共同富裕，為了實現強國之目的，中國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選擇了農村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下的互助合作制和人民公社制。這種以公有產權、計劃生產和平等分配為特征的農村經濟制度，雖然其間也因為管理和計劃制定不科學等原因出現了一些挫折，農民也為國家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乃至犧牲，但從最后的結果來看，上述三個目的在總體上是實現了的。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為了充分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中國選擇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政府扶持”為主的“雙層經營制度”。這一制度安排，實事求是地說，確實極大地提高了中國農民的勞動熱情，再加之一系列先進農業技術的應用，如雜交水稻等優良品種、化肥的大量使用、農藥農膜的使用等，我國的農業生產大約在1979-1985年期間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尤其是在南方稻區。
改革開放下農村經濟好景不長 農業政策捉襟見肘
但是，中國農業生產的快速增長，很快就面臨了瓶頸：一是在1984年和1985年，我國出現了賣糧難的問題，這是遵循物以稀為貴和弱肉強食的市場機制所無法避免的問題;二是隨著城鎮集體企業的改制，工業產品定價市場化，農資等工業產品價格大幅上漲，1988年還出現了商品搶購潮，農業生產成本和農民消費成本提高，農業比較收益降低;三是伴隨1992年我國沿海地區出口加工業的大發展，以及后來的全國范圍內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農業比較收益長期低迷，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向城市流動。
由此，中國農村經濟制度開始了新的變化：一是，因為國家財力都去補貼出口加工業和填補國企虧損了，政府以“國家財政難以承受保護價收購糧食負擔”為理由，實行“糧食管理部門的順價銷售”政策——低價從農民手里購進、高價向城市居民賣出糧食，計劃經濟下的“糧站”被“國家糧食儲備庫”所替代，政府對農業生產的扶持本質上被取消，直到2006年取消農業稅并對糧食主產區實現直補才有所改變;二是，一部分農民工成為兼業農民，實現“以工補農”;三是，一部分農戶轉移到城市，農村耕地出現集中化。
中國目前的農村經濟制度，已經招致了眾多學者的質疑和批判，主要焦點在于：一是農業比較收益低，不利于內需的增長和農村人口全面實現小康;二是糧食安全問題凸顯;三是農村空殼化帶來的老人贍養和孩子撫養等社會問題;四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帶來的一系列城市病，如城市交通醫療教育擁擠、城市就業難、城市社會治安惡化、城市垃圾與污染等;五是農村資源的閑置和房屋等資產的空置;六是農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隱患。
這給我們以下兩個重要的啟示：一是，在國家治理中，微觀生產效率要與宏觀效率統籌兼顧，不能為了前者而輕視后者;二是，市場微觀上的調節要與政府宏觀上的調控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三是，政府具有在不同產業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以期實現各產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職責。
中國當前農村經濟事實上陷入了困境
片面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戰略帶來了農業比較收益低，包產到戶導致“三農”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談判勢力很弱，“三駕馬車”理論指導下的發展方式導致國家財政面對農業農村經濟衰退而力不從心，個人主義文化又制約著中國農村走集體合作化道路、進而無法提升其談判勢力。
片面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戰略，本身就是與農業、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相沖突的，它必然要犧牲“三農”利益的。挖肉補饑、寅吃卯糧的凱恩斯主義的發展模式，本身就讓國家財政負債累累，出口加工業要補貼，“保增長”要負債大興土木、要補貼企業，國家財力大部分投入到了城市非農業和非農民手中，哪里還有力量來扭轉農業乃至農村經濟比較收益低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一盤散沙，他們不僅不能抬高農產品價格來獲利，他們也根本不可能左右國家的經濟決策，更不可能讓國家政策走向真正重視農業的道路上來。“三農”的弱勢，不僅體現在經濟談判勢力上，還體現在政治談判勢力上。包產到戶，讓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公社解體了，但是類似于中國古代的地主鄉紳階層卻沒有形成，中國社會組織結構在城鄉之間和農工商服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實現我國農業乃至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重建中國鄉村組織，不僅要提高他們在經濟上的談判勢力，還需要提高他們在政治上的談判勢力。美國要是沒有諸如布什家族這樣的大農場主，美國農民要想獲得國家財政巨額的補貼，恐怕也是困難的;日本要是沒有組織程度高的農協，農民要想從國家獲得巨額的補貼，同樣是難以想象的。國內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賀雪峰等，也認識到了這一點。
學術界：自由市場派vs.集體合作制
就目前而言，我國學術界對中國農村經濟制度(模式)的發展方向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模仿歐美國家的農業生產規模化、機械化、商品化和土地私有化(又稱自由市場派和現代化派);二是回歸農村集體合作制。這兩者之間有本質的差別，后者是立足于共同富裕之社會主義，前者是立足于一部分人富有之資本主義。
除了從利益立場的不同來劃分的上述兩種主要觀點外，賀雪峰認為我國當前“三農”政策中存在“三大派別”，即自由市場派、小農經濟派、主流政策派(又稱“適度規模經營派”)。也還有人認為，嚴海蓉等人的觀點算是我國“三農”政策中的第四大派別——“階級分析派”。
農業機械化、規模化不能解決三農問題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踐來看，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也在機械化方面大有長進，現在我國平原地區農業機械化程度其實已經比較高了，如東北地區、河南河北地區、兩湖地區、新疆和陜西關中地區等。在中國諸多的山地坡地和丘陵地區，在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下的前提下，即使用機械來代替勞動力可以節省部分成本，但仍然不能扭轉務農不經濟的處境;更別說，對于那些一家僅僅只有幾畝分散的薄地的農戶而言，用機械代替勞動力本身就是不經濟的情況了。
機械化的前提是生產的規模化，而商品化又是生產規?；谋厝唤Y果。就是美國農業之高度機械化、規模化和商品化，也不能改變農業在當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中的弱勢地位，也無法改變“多收了三五斗”的命運，沒有政府的補貼扶持依然不能可持續發展。我國當前諸多種植規模稍微大一點的農戶，如沒有政府補貼，依然難以可持續發展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搞得轟轟烈烈的農業產業化——本質上就是農業生產規?；唐坊?，也并沒有有效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
至于土地私有化導致的土地兼并，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比比皆是，而土地兼并帶來的危害更是眾所周知的，以至于中國古代賢明的君王及其執政組織都是極力抑制土地兼并的。尤其是對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而言，土地成為廣大民眾最后的生活保障，在政府本身已是入不敷出負債累累的現實條件下，社會保障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民眾的生活已然成了問題 。
主張規?；洜I的觀點，其背后都隱含有共同的命題——生產規模大，生產效率高、利潤率高，我國“三農”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了。這其實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在邏輯上，誤將生產規模的任何擴大都當作生產規模大到足以形成壟斷，進而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率了;第二，受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上之規模效應理論所誤導，忽略了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因素不僅有生產成本一面還有產品價格一面，而且還混淆了物質意義上的投入-產出比率和利潤率這兩個概念;第三，忽略了市場遵循的是物以稀為貴、弱肉強食的邏輯，對“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劇”置之不顧;第四，忽視了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的公益性或公共品屬性。
當然，從哲學的角度講，“適度規模經營”的說法是有合理的，但問題是，究竟人均或戶均或單個勞動力耕地面積是多少才算是適度呢?確定適度與否的標準和原則又是什么呢?“適度規模經營派”并沒有說清楚。中國的“三農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城鄉之間社會財富分配格局失調以及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和制度政策不合理的問題，而不是物質上的投入產出比率低的問題，不是單純的生產力的問題。
再說農村集體經濟。雖然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曾經成功實踐過、在改革開放時期仍然在南街村(河南)、禮泉村(陜西)、周莊(河北)等地表現非常成功，但是，在中國廣袤農村，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很弱，甚至在不少鄉村已經是名存實亡了，特別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大量的鄉鎮企業解體、農民大規模進城之后。再加之，在改革開放后，大多數農民深受個人主義思想意識的影響，對集體經濟認同感也是大為下降了;尤其是在農業比較收益低的收入分配格局下，農村集體經濟對農民而言更是缺乏吸引力。
我國2007年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以倡導農村合作經濟后，農村合作經濟發展并不理想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農業比較收益低與農村農民組織性差已經形成一個死結，成為阻礙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死結。只有政府利用強權強有力地介入，才能打破這個死結。
美國國家補貼式農業模式不可靠不現實
如果學習美國，選擇走單純的國家補貼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那么國家財政就要有足夠的余力，那么我們就必須調整國家發展方略，絕不能繼續片面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等所謂的“現代化”了，也不能繼續急功近利的低效的“保GDP增長”了，也自然要放棄寅吃卯糧、挖肉補饑的凱恩斯主義了。
然而，這所涉及的已經不僅僅是農村經濟制度的問題了，而是涉及整個國家發展道路的問題了。而且，這仍然是停留在理論層面的理想化討論，因為現實社會權力結構安排下的強勢利益群體未必認可這么做。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學研究能解決的。所謂，“跳出農業看農業”，大抵是這個意思了。
另外，若農業生產自身長期不能自立，需要國家財政長期補貼才能存活，那么這樣的農村經濟制度也是不可持續的、不值得倡導的，更何況，當前中國在城市是容納不了十多億中國人的，而我國財政本身已經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因此這種美國式農業模式還根本不具有現實可能性。
小農經濟難以維持
至于薛宇峰等的“小農經濟派”觀點，我國改革開放后，以分散的家庭為經營主體的農業生產模式，在市場化機制作用下，已幾近崩潰的事實，已經給出了回答。在農業農村比較收入低的局面下，“老人種糧為代表的小農經濟”是根本不可能持續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老人之所以種糧，是因為他們離不開農村、又沒有其它職業可做而只能從事農業。然而七十年代、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農村人口，卻并不是如此的，甚至不少人在思想觀念上也鄙視農業勞動，根本就不懂農業生產技術。在村社集體經濟有名無實、地方政府財政負債累累甚至面臨崩潰危險的條件下，“生產環節的基本公共品由地方政府和村社集體提供”就是一句空話。
從這部分起，作者開始討論中國農村經濟制度的出路以及集體經濟的具體操作模式。
中國農村經濟制度暨模式向何處去
作為人口大國，可持續的國強民富和國泰民安需要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農業乃至農村經濟承擔起我國就業安民和保障糧食安全的重任，需要在農業可持續發展基礎上重新繁榮農村經濟。甚至可以說，重新繁榮農村經濟，已經成為破解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宏觀經濟難題——內需不足、結構失調——之內在關鍵——以促使產業結構、城鄉人口-經濟結構合理化。
綜合上述分析，作者認為，立足于可持續國強民富和國泰民安的國家治理目標，“農村集體合作組織+多樣化混合經營+政府扶持與計劃管理”應該是我國農村經濟制度暨模式發展的方向，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經濟模式。
怎么組織集體經濟？
以農村集體合作組織為經營主體。
只有農村走集體合作經濟道路，分散的農民才能平等地組織起來、以提高其社會談判勢力，進而轉變他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不利地位。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性質之要求，也是可持續國強民富與國泰民安之要求。需要強調的是，在法律上，我們不能將農村集體合作組織等同于自負盈虧乃至允許破產的公司，這實際上對該模式的后兩個方面提出了要求。
什么樣的集體經濟？
實行多樣化混合經營，即商品化生產與自給自足生產相配合、工商服務業與農業相配合。
只有走農工商服混合經營道路，才能讓農民在生產具有公共品屬性的糧食等農產品基礎上分享工商服務業的利潤，才能實現以工商服務業補貼農業，才能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性能，進而實現農村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同時，商品化生產還需與自給自足生產相配合。農民生產糧食等農產品，不僅為了城鎮居民之需要，也為了自己家庭之需要，即農業生產還需要保留農民自給自足的功能。這也是農村集體經濟不能走單純的商品化生產或單純發展工商業道路、進而避免出現資不抵債乃至破產的道理所在。同時，也只有采用多樣化經營，農村集體經濟本身在市場中具有一定造血功能，才能減輕政府扶持農村經濟發展的負擔。
為什么仍需要政府的扶持與計劃管理？
政府扶持與計劃管理，是有機的統一體，是農業生產的公益性與社會生產分配的社會主義的要求。
只有政府扶持，如按微利原則限制農資價格、禁止外國農產品對我國農產品市場的沖擊和惡性競爭、按價值形態上充分補償農業生產成本的原則確定保護價收購農產品、低息甚至是無息貸款等金融扶持、政府出面組織引導農村經濟和為農村培養輸送人才、國家財政設立公益性的農業生產自然風險基金等。中國分散的農民才能有效地組織在集體經濟內，才能有效抵制外國大農場之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相對收入水平的可持續提高才有組織上和政策上的保障。需要政府扶持，并不代表農村集體經濟可以完全依賴于政府補貼。
只有對農業生產實行宏觀上有計劃的生產管理，才能避免“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劇——避免農村集體經濟遭遇市場機制下的周期性風險，進而才能起到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穩定發展、強化農村集體經濟對農民吸引力的功效。
如果我國政府在財政和金融等政策手段上，不切實采取力度足夠的扶弱的利益導向和扶持公益性事業;如果我國的農民在組織形式上仍然是一盤散沙，在思想意識上無法克制個人主義;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抵制外國農產品對國內農產品市場的沖擊;如果我們還在利用國家強權去追求片面的工業化城市化，置“三大產業”之間的內在相互關系于不顧，不遵循“三大產業”之間循序漸進的發展規律;那么，上述理想的農村經濟制度暨模式和重新繁榮農村經濟是難以實現的。
若上述“農村集體合作+多樣化混合經營+政府扶持與計劃管理”農村經濟制度暨模式不能實現，那中國農村經濟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崩潰后，在弱肉強食、物以稀為貴的市場機制作用下，最終很有可能陷入農村兩極分化的新型雇傭制中，韓國當前所面臨“大學教授吃不起肉”的遭遇，我們就很可能無法避免。只有社會主義的生產與文化才能解決中國乃至世界農業所面臨的囚徒困境。
文章來源：原文標題為“論中國農村經濟制度暨模式發展方向——基于宏觀和國家治理的視角”，首發于《改革與戰略》2016年第9期(優先版)。原文為國家社科資助課題“中國特色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研究”(14xks001)階段性成果。本文為論文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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