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我們昨天推送了《浙江省18位鄉村干部聯名致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的倡議》。這一倡議響應習近平主席關于“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指示，提出“強化土地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今天推送李昌平的文章，繼續深化和拓展農村土地制度的討論。土地制度是三農的核心;是農業的經營制度丶農民社會組織制度丶農村治理制度的基礎。因此，土地制度如何變革，對中國農村的未來走向、對中國的未來走向有重大影響!歡迎廣泛和深入的討論!
正文
我曾經作為鄉黨委書記，向朱總理寫信說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實話。斗轉星移，在新一輪改革的今天，農村改革應怎樣推進?對於越來越多生活在城鎮的人，因城鎮發生的日新月異的變化而想當然地認為農村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一份責任，更是一份情結，我仍然站在農民的立場，為農村改革說實話。
回答是：“上面要求改革”
這些天有好幾個基層要跟我討論農村改革。首先我要問為什么要改革，為誰改革。 一般縣鄉干部的回答是“上面要求改革”。如土地確權，如家庭農場，如公司+農戶，如土地流轉，如村長書記一肩挑。我要問：農村的問題是什么?農業的問題是什么?農民的問題是什么? 農民要求改什么?革什么?怎么改? 怎么革?
我們面對一個村莊時，住下來調查研究和生活觀察1-2月，你會發現問題有很多，共性的主要問題有三五個，你再和基層干部群眾一起討論解決主要問題的辦法，達成共識，并行動起來，把問題解決。我認為這就是改革。可是，這往往不被認為是改革，因為解決問題的辦法往往可能是過去的老辦法。很多人總想創新，創新即改革。結果老問題解決一個，新問題出現一串。不斷創新不斷深化改革，問題也不斷發展，結果改革不得不進入深水區，如是，攻艱戰，啃硬骨頭，改革停一會都死路一條丶前功盡棄!很荒唐!
改革，誰主導？誰被改革？
改革和革命一樣，誰主導，誰被改革和革命!?——是個根本性的問題。如果改革是新興資產階級要改或革小農的命，改革是一種搞法;如果改革是保衛小農利益并讓小農平等分享改革開放收益，改革又是一種搞法!以新農村建設為例：如果政府采購我們鄉建院的服務，讓我們協助農民建設新農村，我們自然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這是一套搞法;如果政府讓開發商下鄉，自然是千萬百計讓農民上樓，這又是一套搞法!這都被稱為改革，但有本質的不同。所以，鄧小平教導我們說：改革是一場利益調整的革命，誰是我們家的佃戶，誰是我們家的小二，誰是我們家的管家，誰是我們家的夥伴，這個問題是改革的首要問題。現在主流主導的農村改革，似乎是團結新興資產階級革小農的命，這是農村改革的本質!
站在資本和新型地主階層立場上的制度設計
在我參與主導局部的農村改革一路走來，我感覺改革越來越接近革命屬性——團結誰依靠誰發展誰鞏固誰;而對另外的一撥人正好相反。如土地制度改革之徵地制度，本質是政府和誰誰誰結盟、革誰誰誰的命;如農地制度改革，本質是要重新培養“大地主”階層，是為了消滅農民勞動者對農地的聯合占有制度。對於這樣“復仇式”的改革，我內心常有深深的恐懼。立場不同，改革主張和方案便不同。如中央最近下發的《關于農村土地承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的通知》，基本上是站在資本和新型地主階層立場上設計的制度，沒有一項是為小農承包地抵押貸款設計的。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的小農農地承包經營權和集體成員權的扺押貸款只能在村社內置金融中實現，其他金融形式都不能與之匹配，而文件中沒有內置金融的影子。一般來說，屁股在哪里，腦子就在屁股下!改革由改革主導者的立場決定，立場由其屁股決定，所以改革往往是屁股決定的一些事情。有個江蘇的農民朋友說：農村改革到了今天，實際上就是某人與農民利益無關的人的主導的一點屁事!我們很多干部把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往往等同於市場在改革中起決定性作用。鄧小平教導我們說：不爭論。有屁就放，不響最好!農村改革正在把千千萬萬小舟推進汪洋大海，等待大船救農民出苦海!不知道船頂上隱藏的直升飛機是干什么的?!
農民真的強烈要求農地改革嗎?
最近些年，最熱門的農村改革似乎是農地改革，農民真的強烈要求農地改革嗎?糧食自給率越來越低真的要靠資本下鄉集約經營農地才能解決嗎?農業龍頭企業圈小農的地後從事農業真的就高效益了嗎? 三歲小孩都知道這是鬼扯啦!可是為何每年都圍繞土地向少數人集中扯來扯去呢?因為新生資產階級有消滅小農的強烈要求，因為政府錢太多，官員和新生資產階級結盟消滅小農可以實現雙贏。
農村是個自治社會，以小農村社共同體為單元自治為主的社會，村社的基本經營制度丶基本組織制度丶基本治理制度是一個有機整體，村社共同體必須有共同的產權丶財權丶事權和治權，才能履行自治所必須的經濟發展職能丶社區建設職能丶社區治理職能。土地制度丶金融制度是村社自治組織的核心，沒有了士地村社共同體集體所有制，沒有村社共同體內置金融，村社自治組織就是僵尸!現在的農村改革，不是在完善小農村社共同體制度，而是在進一步瓦解小農村社共同體存在所必須的土地制度基礎和金融制度基礎。
農村改革，主體是誰?立足點是什么?為誰的利益改革? 朝什么方向前進?共產黨及其政權在農村的政治基礎是什么?經濟基礎是什么? 跟小農村社共同體是什么關系?這些大事大非的問題要搞清楚!小農村社共同體垮塌了，難道共產黨及其政權依靠黑社會不成!鄧小平說，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我們的很多官員及其盟友們發展了鄧小平學說，以“不管灰鼠還是黑鼠，貓子抓不到的就是好老鼠”對應之，不少貓主動変成了寵物。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改革發展必須靠小農村社共同體主體性的完善和不斷發展!
習近平同志強調鞏固村社集體所有制和發展集體經濟
如果我們能確定小農村社共同體是農村的基本組織制度，村社共同體內以黨支部為核心、以村社代表為骨干的民主自治制度為基本治理制度，共同體內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為基本經營制度，那么，農村改革怎么搞其實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了，那就是依靠小農村社共同體這個農村基本組織主體，完善和發展小農村社共同體的經濟發展能力、社區建設和治理能力。政府各種轉移支付資金及優惠政策都要向小農村社共同體傾斜丶并主要通過其實施。中央各部門權力到基層后要向小農村社共同體集中，而不是扶持創新什么新的組織主體去瓦解小農村社共同體存在的基礎和環境。
中國農村改革搞到今天，基本組織制度是什么?基本經營制度是什么?基本治理制度是什么? 從中央一直到基層政府越來越不清楚了。資金和政策等從北京各部委出發，打著改革創新的旗幟，到了基層配置給新主體，成了瓦解基本組織制度丶基本經營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的子彈和槍炮！以至于共產黨及其政府的基層組織在農村正逐漸走向邊緣!
習近平同志最近幾年都在強調鞏固小農村社集體所有制和發展集體經濟，可這幾年具體政策似乎都還在對土地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實施和平演變的軌道上!亮左燈了，但駕駛員卻加速向右轉!對習近平耍小聰明的人還不少呢!
鄧小平晚年說，農村改革第一次飛躍是把小農從公社里解放出來，解決溫飽問題。這只是過渡階段; 第二步還得把小農組織起來，搞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鄧說這叫“二次飛躍”!
鄧小平不僅把握了歷史大趨勢，而且制定了階段性的大策略。鄧小平走了，共同富裕和二次飛躍被遺忘了。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這應該是規律。違規開車必會出事的!
村社必須是四權統一的共同體
前面討論了一些農村改革的路線方向問題，路線是綱舉目張。下面討論一些具體的改革：土地流轉改革及配套改革。如果改革是站在小農及小農村社共同體立場上的，土地流轉改革顯然要遵循三個基本目標原則，一是鞏固村社共同體存在及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土地村社集體所有制及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二是內部流轉優先，公平優先丶兼顧效率;三是優先確立村社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及村社成員權變現及退出進入機制。具體到操作層面，首先是建立村社內置金融，為村社農戶承包權和村社成員權可以在內部抵押変現丶集約經營及退出進入提供基礎性支撐;其次就是適應小農村社共同體因內置金融等建立導致的土地丶勞動力等要素重新配置後所帶來的生產經營方式改變，而同步對村社治理結構的客觀要求——建立村社一體化的民主經濟及民主治理體制;再次是以完善小農村社自主性為前提的同外部的平等合作機制建設，和政府的合作丶和大城市消費合作社的合作丶和科研機構合作丶和龍頭企業合作等，小農村社共同體建立和政府的合作關系是改革的關鍵舉措，其中相當多的合作內容要法制化，以此替代多如牛毛的不平等條約——責任狀：即村社有權要求政府依法履行職責丶義務，并依法對政府實施問責!
中國農村社會是個自治社會，這會是長期存在的現實。農村自治的基本主體是小農村社共同體，所以農村改革非常長的一個歷史階段要鞏固完善和發展村社共同體主體性。小農村社共同體必須集經濟發展丶社區建設丶社會治理三種職能於一體;必須是四權統一的共同體--有相對統一的產權丶財權和事權丶治權。
當下，內置金融是完善和發展小農村社共同體自主性的核心工作。
小平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更不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成果的完全否定或根本否定!領導政府遵循社會及市場規律發展治理社會和市場，是黨。
如果農村改革立足於和新生資產階級結盟，或是想培育新型地主階層，在我看來這等同於玩火自焚!菲律賓八九十年前曾經是“亞洲典范”，他們曾經就是這么做的——小農消滅了，農民轉變為農民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城市工業和服務業出現危機，農民工回不到土地了，農村問題在城市大爆發，菲律賓發生軍事政変建立軍政府，又從頭來學習臺灣土地改革，但土地改革至今也沒完成，菲律賓向外輸出800萬菲傭。菲律賓算是亞洲轉型失敗的國家。菲律賓是我們的鏡子!
在亞洲，日本丶韓國和我國臺灣，堅持小農村班鄉社制度，把分散的傳統小農轉變為有組織的現代小農，成為亞洲現代化轉型成功的典范。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形成了一個共識：中國學亞洲四小龍走出口導向工業化道路，在人圴GDP4500美元的時候，農民人口80%就會轉移進城市并市民化，到時三農問題就解決了。因此，消滅小農的農業和農村發現戰略就是基於此共識。可三十多年過去了，經濟也如愿高速發展了三十多年，現在人均GDP6000多美元了，可我國農民戶籍人口卻由七億增加到了九億多，不減反增加了2億多!遺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還不檢討當初的所謂共識，還在夢想亞洲四小龍能走通的道路我們也能走通!
筆者曾經發明過一個新詞——“中國拐點”，說的是在亞洲四小龍之后，當中國也加入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時，全球一般性制造業即出現了中國拐點——由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逆轉成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一般制造業嚴重過剩了。亞洲四小龍搞制造業時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70元，我們搞制造業時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才30元。這就是中國三十多年高速發展丶農村人口不降反增的李昌平解釋。當中國拐點出現后，中國之后的所有后發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轉型將極為曲折和艱難，小農及小農農業、農村將長期存在。菲律賓消滅小農促轉型失敗了，日韓臺保護小農轉型成功了，在中國拐點出現后我國還走菲律賓失敗之道路會成功嗎?
中國革命給我們留下了土地村社農民集體所有制和小農村社共同體，這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成果，今天中國的發展成就及發展中犯了極大的錯誤也能平安度過，就是因為有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及小農村社共同體制度。這個偉大的革命成果是用無數生命代價建立起來的，盡管不完全正當，但足以值得當代中國人用生命珍惜!
治理問題出在村社共同體日益潰散
農村治理是一件越來越頭痛的事。中央長期強調加強基層組織的凝聚力丶戰斗力的建設，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問題出在村社共同體日益潰散。中國農村是由家族共同體社會過渡到村社共同體社會的。家族共同體靠血緣丶族產及家族服務丶族規等維持;村社共同體靠村社土地集體所有制丶共同經濟及共同服務丶村規民約等維持。改革逐漸瓦解村社共同體產權和財權基礎，其事權和治權自然逐漸喪失。當然是加而不強，且每況愈下!
很多人以為民主可以讓鄉村社會由無治變成善治，對海選村長和村長書記一肩挑等寄托厚望，這必定失敗的!首先，海選村長的制度是極其荒唐的制度，只會把熟人社會撕裂，也難選出好人，即使選出了好人、村社內部也團結，但由于共同體沒有產權和財權支撐事權和治權，好人也干不了好事。
中國的精英階層特“無聊”和缺德，不在大學等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成堆的地方搞西方式民主試驗，而在中國傳統鄉村熟人共同體自治社會搞西式民主試驗，美其名曰叫鍛煉或啟蒙!把臺灣選總統的辦法拿來大陸選村長，拿農民當試驗品過民主癮!這是中國農民要的民主嗎？把村社共同體瓦解掉，是農民民主決定嗎？
重新組織農民應為基本國策
農村是個自治社會，自治的基本單元是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及村社組織(村社共同體)，村社組織最關鍵。村社組織是集經濟發展丶社區建設丶社區治理三種職能於一身的綜合性組織——即村社一體化共同體。現在的農村只有很少的村的村社共同體還比較完善，絕大多數村因為改革的失誤而破壞了，變成了一盤散沙。農村必須再組織起來，重建村社共同體及村社共同體社會。有知名的學者認為小農自發自由自我組織起來，這在東亞小農社會還沒有先例，日韓臺的農協組織也是政府組織起來的丶并給予其很多特殊保護才可持續發展存在到今天。例如，一鄉只能一個農協，鄉村只能農協辦金融丶且初始本金是政府給的，糧食只能農協收儲和加工等。在毛澤東時代，用了革命的辦法--土地革命及土地集體所有制和一村一社(村社一體化)把小農組織起來。毛時代的鄉村改造成果來之不易(盡管有不足和錯誤)，改革如果挖去村社共同根基是大錯特錯的罪惡!
現在階段，如果不用革命的手該如何重建村社共同體呢？第一，必須堅持和鞏固土地村社集體所有制，推行家庭和個人所有制的改革必須收手;第二，必須優先發展村社內置金融，并真金白銀的扶持發展，私人金融和非內置合作金融要限制發展;第三，推進村社一體化，不是搞什么“分家”，共同體不是政黨政府組織，是自治組織，共同體內有分工，不能分家。
很多人希望通過推進土地私有化和選舉等民主技術手段的創新讓鄉村社會的發展丶治理有根本的改善，這是在瓦解村社共同體及村社共同體社會的同時，依靠村社共同體搞發展丶建設和民主自治。悲哀!
現在之中國，重新組織農民應為基本國策!沒有小農重新組織起來，現代農民丶農業丶農村是說夢話，民主丶人權丶憲政也是說夢話!沒有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改革必定導致菲律賓化!
農村改革不能異化為政府與新生資產階級結盟消滅小農
土地改革是最受關注的農村改革。習主席說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底線，因為中國革命後的鄉村的生態秩序丶社會秩序丶政治秩序丶經濟秩序的基礎就是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這是我的理解。如何在堅持集體所有制前提下讓集體成員權“自由流動”起來?——實現有償退出或進入;如何讓承包經營權也“自由流動”起來?——實現轉讓丶抵押等，這應該是土地改革的關鍵。一種思路是土地到戶長久不變+金融下鄉(外置金融)+永佃權抵押流轉變現等;另一種思路是土地集體所有+有償承包+集體成員按份額占有所有者收益+內置金融+成員權或承包權抵押流轉變現等。經過最近十年的各地實踐證明，第一種思路的改革，實際上是私有化的思路，超越了底線，但金融和土地不匹配，既沒法實現自由抵押流轉變現的效果，又對鄉村秩序產生極大破壞。第二種思路的改革，因為金融與土地配套，既堅持了集體所有制，又實現了成員權和承包經營權的自由抵押變現流轉等。我們鄉建院這些年按照第二思路作了大量實驗，很成功!我對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建議是先別動集體所有制，完善承包制，把主要精力花在村社內置金融的建設上。沒有為農民土地產權配套服務的內置金融，所謂擴大農民土地權益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益都可能是騙局。越南農村土地私有化快三十年了，農民土地照樣不能抵押貸款。日韓臺的農地抵押貸款主要是在農會內部農信部實現的。
我國的徵地制度很多問題，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是政府的問題，不是集體所有制的錯。恰恰相反，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不動搖的村社，由於村社成員團結，他們的土地政府沒法征用，自己的土地自己種莊稼丶種廠子丶種房子。其實，這樣的集體所有制對政府而言才是問題，對農民才不是問題。村官腐敗的問題，與政府有關，因為政府對村官有合法加害權和激勵權。這也是政府的問題，不能靠否定集體所有制解決。要靠堅持集體所有制鞏固村社共同體團結及提升民主自治能力來解決!
這個案例再次證明：農村改革一旦異化為政府與新生資產階級結盟消滅小農，改革就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1985年出現第一次賣糧難，隨即出現第一批“大戶”;從80年代后期開始，糧食開始進入漲價通道，絕大多數“大戶”逐漸消失。 90年代后期種糧虧本，農民大量撂荒，隨即出現第二批“大戶”，2004年前後，取消農業稅丶增加農業補貼丶糧食漲價，大量“大戶”再次消失。當下，政府以農業項目資金造大戶丶以農業補貼資金扶持大戶、以流轉土地越多農業越“現代化”，這既把農業成本推高了，把農業搞歪了，也把社會風險推高了，一旦再次遇到2008年那樣的經濟危機;如果農民及農民工回不到土地，1964年在菲律賓爆發“失地失業者革命”在中國大地上就一定會風起云涌!中國改革開放初，有農村人口7億，經濟高速發展幾十年丶人口控制增長幾十年，農村人口不減反增，增加到了9億多，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沒有絲毫緩解，農村改革走與新生資產階級結盟消滅小農之路，真的是瘋了!
中國農村改革總體上講，只能走日本道路——把分散傳統小農轉變為有組織的現代小農，鞏固村社集體所有制，鞏固村社共同體雙層經營體制，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千萬千萬不可學曾經的“亞州典范”菲律賓，走與新生資產階級結盟消滅小農的錯誤道路，這才是死路!
農村改革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
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主要是擴大農民家庭的自主權，或者說是給家庭放權，極大的解放了農民家庭的生產力，促進了競爭和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但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小農家庭的市場競爭力逐漸下降，且小農之間惡性競爭日趨慘烈，導致小農簡單再生產及家庭基本生計要靠外出打工才能維持，否則，小農家庭就會徹底破產。現在農村改革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一個是和新生資產階級結盟消滅小農，另一是扶持分散小農組合起來成為有組的現代小農。前面我已經講過，三十多年改革實踐及菲律賓發展過程的失敗教訓證明，現在消滅小農會導致改革及中國六十多年現代化前功盡棄。組織農民是根本出路。以什么樣的組織方式組織農民呢?綜合農業農村農民農民工現代化過程中統籌發展的客觀需要，最根本的是要發展集“經濟發展丶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三種職能于一體的，有共同“產權丶財權丶事權和治權”的，且內置金融的村民村社一體化共同體。簡單而言，現代階段農村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扶持發育有內置金融的村民村社共同體，并不斷放權給村社共同體，以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和建設治理鄉村的能力。八十年代農村改革主要是解放農民家庭，現在農村改革主要是解放農民組織!
如果被資本的力量牽著走，會導致改革的整體失敗
中國農村維持小農家庭丶小農農業丶小農社會幾千年，為什么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升級呢?就農村內在而言，首要的原因是金融供給不足，尤其是村社內置金融供給不足;其次是由于內置金融供給不足，導致三農組織供給不足。毛澤東一代人在農村組織供給方面邁出了一大步，打下了中國三農現代化的第一根樁。誰能在毛的基礎上發展村社內置金融，將是打下三農現代化的第二根樁!中國農村改革下一步最核心的任務是發展村社內置金融，鞏固和完善三農基本組織制度丶基本經營制度丶基本治理制度，其他改革都是枝兒末節的!今天中國農村改革，如果被資本的力量牽著走，會導致改革的整體失敗，會是菲律賓第二! 現代化過程中日韓節制資本下鄉丶以內置金融為核心組織小農變大農的成功經驗和菲律賓聯合資本消滅小農的失敗教訓值得中國大陸借鑒。
農民城市化，需要中央政府作為
很多人以為戶籍制度是阻止農民城市化的惡制，其實戶籍是個冤大頭。農民城市化主要有兩項制度阻礙，一是集體成員權“退出”難變現。這個只能靠建立村社內置金融解決，暫時別無他法!另一是重要的大城市政府阻止農民城市化。問題不出在戶籍制度本身，而是出在中央政府沒有建立全國統一的國民基本待遇均等化制度，從這個視角看，中國大陸還不是一個統一的正常國家。改革前的國民，其基本待遇只能城鄉二元差別，今天每個城市都是一個“國家”，農民一個村就是一個“國家”。綜上，農民城市化關鍵要建立和完善兩項基本制度：一是集體成員權退出制度——創村社內置金融幫助實現成員權退出變現;二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國民基本待遇均等化制度——這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別瞎作為。所謂的戶籍改革，只能靠中央政府作為，否則會越改越亂!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2014年03期;原標題：李昌平：我為農村改革說實話。這一版有少量刪減，小標題由編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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