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化農業改為家庭責任制實際上就是重建小農經濟。盡管它能激發農民的熱情于一時，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小農經濟規模有限，生產力和競爭力低下。在鄉村建立規模化農業，就像在城市建立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那樣，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問題是選擇什么樣的所有制。
全球經濟危機于2015年夏再次暴發后，外向型特區制造業被迫收縮，而且使得原材料和服務行業下行，從而讓大批農民工回歸故里和父母子女團聚。此時此刻，重提辦好集體化農業以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既是迫不及待的使命，更是歷史賦予的機遇。
有作者稱：出口制造業嚴重下挫，私營和外資企業破產成風，農民工尚有責任田這個龐大的“蓄水池”可以消融自己的勞動力。這是把農民工回鄉當作權宜之計，其思路仍然離不開仰賴國外消費者和國內制造商，而不是面對本國百姓的物質需求。只要認識到人民的利益高于投資者出口創匯，完全能既辦好農林牧副漁，也辦好各地扎根于農村的工商業。中國浩瀚的鄉鎮企業和人民對生活用品的需要，才是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出路。
中國的國情是人多地少，但民族生性勤勞協作，不同于北美地廣人稀有大面積土地發展機耕的條件。所以中國應當有自己的農業發展道路，不能照搬北美商業化大農場的模式。尤其是中國已經實行了多年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應當從傳統和現實條件出發，讓農業繼續走集體化的康莊大道。
經過三年試點，中國政府財政部2015年10月12日頒發正式文件支持集體化農業。為此首先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大量工作來組織農民，甚至需要顯著改革自己的工作體制。
在農業集體化前提下，田間作業承包到戶與合作經營不但沒有沖突，而且能夠相輔相成。如果不把任務落實到各家各戶，就沒有扎實的田間作業。但是如果沒有合作經營，就無法平夷田埂, 統籌機耕、灌溉和收割。試圖把七溝八梁一面坡切割成塊段再貧富搭配分給農戶，農民將疲于奔命而不能全力耕作。只是為了平夷田埂就求助于商業化大農場，那至少是把所有制問題簡單化為技術問題，就像帶著骨科病痛求助于皮膚科，難免自誤。 然而也存在另一個走向, 那就是通過確認個體農戶的土地經營權來撤消集體的土地經營權,從而為土地流轉給大戶掃清道路。
馬克思就土地所有制的沿革說過：“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生存的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
比較前述兩種做法可以看出,中國的十億農民正處在把握或失去土地的十字路口。這也是全國百姓需要應對的歷史性挑戰。
有作者稱，中國農業涉及的雇傭勞動比重甚低，資本化不一定使農民無產化。另有作者卻按勞資關系從“形式隸屬”到“實際隸屬”的轉變來質疑上述假設。本書作者以為，聯產承包乃至個體農戶缺乏規模化和集約化能力，而商業化農場又帶著超額利潤逃避增值稅，就是把發展經濟誤導為加速貧富分化的能力。此時此刻, 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集體化農業的范例。
河南電視臺2015年11月29日報道，臨潁縣南街村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了集體事業的快速發展;大力弘揚紅色文化。全村在搞好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也高度重視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由此獲得了“最美紅色經典村”的殊榮。
已經是國家最優級旅游區的河南省臨汝縣竹林鎮，在1983年7月以前只是個村子。經過全體黨員、干部和群眾決定就地合作辦好集體農業和工商業，三十多年來取得了優異的成績。1994年11月竹林村與周邊三個村子整合為竹林鎮。1996年4月全鎮改造農舍，近兩萬人全部成為城鎮居民。1999年竹林眾生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已知名全國。2004年又有三個鄰村并入竹林鎮，人口和區域面積都成倍擴大。全鎮已建別墅1300套，住宅樓20多棟，人均住宅面積達到56平方米，教育、醫療等事業充分發展。鎮里還投資上億元從幾十公里外引來黃河水，徹底告別了吃水難的往日。
類似南街村的上千個典型經驗表明，在廣大的中國農村既辦好自產口糧的集體化農業，也辦好滿足內需的工商業，是縮小城鄉差別最適當的“城鎮化”。反之，把失地農民工變成龐大的勞動后備軍任由出口加工業支配，無異讓他們落入國際壟斷財團的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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