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在土地流轉中巧借上級政府的話語和行政體制的權威使農民達成流轉意向，表面上是踐行了資本“攫取”農村土地的合法性，實質上可能隱含著更深層的危險，將中央政治性話語的借用和歪曲使得依靠土地生活的小農更加置于不利地位，給農民的印象和認知是國家政府在要地——與其爭奪生計。
下鄉資本吸納鄉村暴力
案例：浙江老板進村流轉土地發展苗木基地
在達封村通往巴州市的高速路開通后，浙江老板看上了當地種植苗木的地理區位優勢，便想到此地承包土地種植苗木。老板到此地后聯系到當地灰色暴力頭目兼老板--劉剛，與其合伙投資做苗木生意，恰逢該村的村民陳鵬從深圳工作回鄉創業謀發展，拉其入伙，讓陳鵬做副總，協助其管理生產和基地的內部運轉。陳鵬是村里小有名氣的富人，與村書記關系甚密。于是三人就合資成立了苗木公司。起初，苗木公司通過流轉600多畝土地，成立了一個花木基地，并與農民簽訂了合同租期30年。首次租金300元/畝，此后每五年根據市場行情調整一次(低于當地行價的租金引起眾多異議，但最終仍完成了預期的流轉規模)。截止筆者2013年3月調查期間，增至800畝，預計下半年達到目標1000畝。現正在籌備成立苗木合作社，已經通過市縣級審查與考核，即將落實成立苗圃合作社。
如果沒有社會關系，不熟悉當地社會政治環境的外來客商下鄉進行資本經營必須尋找當地的社會保護，浙江老板亦是如此。他在得知劉老板在當地的“社會名望”和人脈資源后，便將這個灰色暴力權威作為重點的合伙對象。類似于劉老板這種鄉村混混的發展歷程，已有深入的研究[21]。在當下的鄉村混混中，已從打架斗毆，偷雞摸狗的行當轉入到經濟活動中，他們經常游走在法律的邊緣群體，處在“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帶，成為鄉村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另一種權威和橫暴權力。
對于外來的浙江老板來說，這種既容易獲得(金錢交換)又具有重要權力和權威的潛在力量資源，是其合作的首要對象。由于劉老板團體內的成員遍布附近各村，這是老百姓人盡皆知的勢力團伙。浙江老板看重的一片地正好處于劉老板的爪牙勢力范圍(達封村和流鋪村交界地)內。在達封村五組組長的二兒子和流鋪村村長的侄子均是他的手下成員，用當地農民的話說，“他們敢跟政府搞”。在具體的流轉土地過程中，劉本人并沒參與實際工作，就如陳副總談他們內部的具體分工時說“需要他(劉老板)出面的時候，給他電話說一下，他就解決了，辦事很有效率。沒有他，很多事做不了”。浙江老板找到了在當地行走江湖的“保護人”，但這僅僅只是一個幕后的敲門磚，很多與農民在臺面上打交道的事仍需要村干部。鄉村暴力經常行走在資本的后臺，為資本保駕護航，資本或暴力往往很難獨立前行，二者的結盟才會發揮超常的效力。
浙江老板與劉老板的合作間接地使外來資本獲得了鄉鎮政府的支持和默許。在訪談鄉鎮干部和苗木公司的陳副總時均承認起初浙江老板并未直接去找鄉鎮政府。浙江老板和劉老板達成合作意向后，與鄉鎮政府關系的處理均由劉老板負責。按某位鄉鎮干部的說法，鄉鎮書記都要讓他(劉老板)三分，足見劉老板的能量和勢力之大。恰恰如此，在后續的土地流轉工作中，鄉鎮政府一直未出面干涉，基層組織的無為便是一種默默的支持。國家鼓勵規模經營，農業改革和結構調整，整個政策大環境為其營造了寬松的政治環境。地方政府又處在招商引資的競爭中，面對外來資本皆視之如寶。正如主管農經的副鎮長所說“大家都在爭取招商引資，發展規模經營，搞農業現代化，這是好事。”
吸納正式權威——村干部
鄉村混混能夠幫助資本處理部分重要的事務，但大多數與農民打交道的日常工作仍需要村干部。外來資本往往要通過私人關系獲得有利可圖的土地，必須要借助熟悉村莊和了解情況的村干部們，外來老板們清楚，與村民打交道往往比較難，要找有能力的村干部，他們能夠處理事情，老百姓會給他面子。在考慮了各村村干部的特點和情況后，苗木基地選址主要定在達封村，涉及部分流鋪村、小湖村的土地。達封村書記—呂書記是該地較有名的干事有魄力、有膽量、做事比較狠的人，人稱鐵腕書記。做通書記的工作比較容易，因為劉老板、陳鵬和呂書記均有私交。就如陳副總所說，“大家一塊出去玩，吃吃飯，先不提公司的事，到一定時候就自然水到渠成了。”打通村干部的關系，獲得村干部的支持表示后續的土地流轉工作基本沒什么大問題。但村干部們擔心的是搞規模經營，村里知道政策，可以支持。只是如何給農民解釋。對于種樹是否改變耕地用途，破壞土壤，村干部們有些猶豫，而且村民們是否同意300元的租金，也不好說。像陳副總說，“村干部們擔心這些事說明前提是已經同意了，接下來的工作就可以談了。”
外來資本進入鄉村社會的技術策略進展到這一步時已經用手中的“資本—力量”重組了鄉村的政治和暴力權力格局，獲得鄉村灰色力量和村干部—正式權威的支持，為外來資本在鄉村社會落腳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浙江老板利用經濟力量重組的政治和暴力權力把整個農民的生活框構在資本的掌控之中，形成一張緊密相連的權力—利益之網。外來資本將鑲嵌在農民生活中隱形的權力進行了重組，將對農民具有畏懼或威懾作用的力量組合起來，形成一個籠罩鄉村社會的“權力網”。這樣的基礎權力格局在客觀上為外來資本順利獲得農民手中的土地搭建了良好的平臺，接下來便是如何通過規范的程序，在臺面上正式地獲得合法流轉手續，最終獲得土地。
動員策略：巧借國家話語
要流轉農民的土地，便需進行正式規范公開的程序，即召開戶主大會(每一戶主均要參加)。開會時，書記并沒有運用市場的信任機制來介紹浙江老板的經歷、資產以及經營能力，使村民獲得對老板的信任和認可。而是運用國家主義邏輯，重新運用了中央政府在老百姓中的政治信任，向農民講解并解釋如何落實中央政策，提出要搞規模經營，農業改革，創新農業發展方式。苗木公司的代表陳鵬同樣也采用國家話語，詳述開展規模經營是響應國家的號召，為了搞發展，落實中央政策。小隊長在借用了國家話語之外，加入了村莊生活的邏輯。把本小隊流轉土地放置村莊工作范疇，以面子機制來鼓勵催促大家做決定。無論是村書記、老板、還是小組長在動員的策略中均利用了國家話語，利用的是老百姓對中央的政治信任，另外曉之以利——給農民算土地經濟賬，成本收益計算，再動之以情—用自己在村莊生活的面子來換取大家的信任，用做工作的口吻勸解群眾，講道理來說服群眾。
在動員群眾的場域中，租金定價主導權在老板們手中，并沒有給農民的議價權。針對土地租金則是用國家話語，政策進行勸說，而且300元的價格還低于隔壁村糧食公司流轉土地的價格(500元/畝)，村干部對此給農民的解釋是糧食公司國家給補貼，種植苗木國家不給補貼，應區別對待。整個話語給村民留下的印象是村干部和小隊長的工作并不是為了浙江老板的利益，而是為了響應中央政府的號召，但其實質邏輯是村組干部們的動員話語在為浙江老板進村投資，流轉土地建構合法性，以便獲得農民的信任。這套動員策略并非是按商業邏輯來描述浙江老板的資本多么雄厚，有多么豐富的苗木經營經驗等來獲取大家對老板的信任，而是運用農民對國家的政治信任來做動員，進行社會信任轉移。通過對國家話語的巧妙解讀，村干部將其對遠隔萬里的中央政府信任轉移到眼前的村委會中，在投影到苗木公司的代表—陳鵬身上，加之熟人社會的面子效用，逐漸打消了農民的疑心與猜忌。同時，農民對村組干部的威權性服從和在當地村莊生活中對干部產生的社會信任為資本進村承擔了信任的底線。
合同文本：規范性的程序和技術操作
土地流轉合同中的條款大多是規范農民的權利義務，但農民最關心的是將土地租金和用工制度以合同形式固化，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村委會蓋了公章，農民蓋了手印，公司簽了字，這從合同內容上來消除老百姓的疑慮。合同的制定在程序上也進行了透明操作，合同條款主要由公司先行擬定好，同時老百姓可以提出相應建議，有疑問的現場答疑解惑。村組干部和公司代表對條款一一解釋，透明化、規范化的操作方式使村民獲得形式上的認同。這樣的合同文本不僅具有了法律效應，而且還具有當地農民所認可的承諾——社會信任效應。
做了動員工作后，為了后續有關面積的糾紛與爭論。同意簽訂合同的農戶土地，公司把公司主要負責人—陳鵬，村組干部，戶主請到地塊現場，采取一一的丈量辦法確定面積，三方都確認后，再簽訂土地流轉合同。從土地租金，用工制度，土地面積，公司都采用了規范化的技術操作，并落實到具有法律效應和三方認可的文本中。規范的程序和技術操作獲得了形式上的平等與公平。
村干部成為公司的談判“代理人”。
通過上述規范性的操作后，仍有不少農民不愿意流轉土地。因為現在該村的農民依據收入和年齡階段具有截然不同的意愿，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是比較爽快的，還有少數搬出村莊的村民，以及依靠非農收入的家庭，他們既可以不用照管家里的土地，還能獲得公司穩定的租金，因此是堅決同意流轉土地的農戶。而一部分70-80歲的老人和一些身體有疾病的老人，自己本身年老體衰也種不了那么多，便同意租出去，這一批簽約率約占50%。不愿意流轉的群體是在家種田的50-60多歲的老年人，自身條件和有限的市場就業機會使得他們必須依靠農業收入，農業收入不僅是其生活保障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將來養老的資本。這一部分農戶必須經過“做工作”來達成流轉意愿。通過小組長每戶登門拜訪，向其講解國家政策，并承諾其優先用工制度，進行再三勸解，“做工作”后的簽約率約有25%，另外就剩下三分之一最堅決的農戶了。這些堅決不愿流轉的農戶主要是通過自發流轉土地形成的種植大戶，他們年齡約在45-60歲之間，種的土地均在10畝上下，農田收入負擔整個家庭的消費開支。因為他們以土地為生，屬于村莊里的純務農階層，家庭收入在中等或中等偏下群體。因此是“做工作”過程中最難說服的群體。小組長或村干部需要上門跑兩三次進行勸說。干部登門三次還未果的僅有3、4戶。對這幾個農戶公司采取的辦法是另外租地，調整到公司規模地塊的邊緣位置上。
在與農民談判流轉土地的過程中，村干部需要花費極大的面子成本和感情成本，這些社會資本是促發農民交出土地的不可替代的砝碼。當然就如上文介紹到的，這里的小組長還有一個潛在的象征資本——其二兒子所代表的橫暴權力，這是小組長在“做工作”中效率較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做工作軟硬兼施的潛在資源。村組干部做工作延續的是村莊的人情，臉面傳統，“你今天給我個面子，他日你有個事我可以幫你說句話”。這些人情與面子資源是在一個歷史動態的村莊生活中維持均衡。關于村干部利用人情，面子做工作和軟硬兼施的辦法已有許多相關深入的研究[22]，本文想強調的是，資本在與農民的商業互動中存在一種隱性邏輯，即村組干部利用自己的人脈與面子資源來消解談判成本。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村干部樂意成為資本下鄉的“代理人”，是受到公司給予“好處費”的驅動，村干部的權威資源和社會資本與外來工商業資本進行了交換，完成了貨幣資本與社會資本或權力資本之間的順利轉換。
租金發放和用工管理：村級組織的“代理人”角色
簽訂合同后，租金發放形式是公司發放到村書記手中，村書記再發放到相應的組干部，農民是從村小組干部手中領取土地租金。苗木基地的用工程序也是由小組長負責統計，決定用工和監工。田間每天勞作的工資也是由小組長向老板支領，再發放給村民。關于田間工人的選擇和勞作質量均由小組長把關，公司相關生產負責人—陳鵬檢查整個勞作質量。陳鵬在介紹苗木基地的生產勞作和田間管理時，覺得老百姓人很老實，干活很認真，并未出現偷工減料現象。
每天來苗木基地干活的都是熟人，基本上相互都認識。因為每天用工是小組長按組為單位召集工人，都是流轉了土地的家庭。小組長負責管理工人，工人每天面對和接觸的是小組長和陳鵬，而不是陌生人浙江老板。在苗木基地打工，也是相當于給熟人陳鵬幫忙，是一種帶有互惠的人情機制。從整個苗木種植環節到管理環節都由熟人關系來維持，人情與面子機制在支持著公司與農民的雇傭關系。陳鵬是村莊里的人，每年苗木基地自己種的水果，水塘養的魚都會無償的贈送給周邊農民，每家每戶的紅白喜事他均會參加。他與村民保持了厚重的人情關系。
苗木公司目前在向省政府申請專業合作社，筆者調查期間，村里為公司幫忙把每一戶的承包合同收集起來為公司申請專業合作社提供材料，合同收集已有數月。在問及“農民擔不擔心被騙時”?農民的回答是“是村里來收的，騙什么人，村干部他又跑不了。”村委會成了農民的土地流轉的責任主體和風險承擔主體。農民對土地流轉的風險有一致的認同，即“書記晚上來開會，講話，是中央政策，按規定鎮里下達土地征收，交出土地。人都出去打工了，免得荒了。”“當時組長表態了，出事了，不給錢，土地還是在那里，又拿不走。說有問題找隊里，找村里。公司與我們沒關系，我們是相信隊長才給他的地。”“地都是村里的，他(村干部)來要，能哪么說。反正有事都還是得找他”——“土地是村里來拿的，有事找村里”，這是村民普遍的風險認知。
從整個苗木公司進村流轉土地到申請合作社的經營過程來看，村干部及其在熟人社會中的社會資本承擔了公司的管理成本，是村干部的形象完全成為了公司的“代理人”，鄉村組織的正式權威轉化為公司的經營性資本。資本下鄉所呈現的商業邏輯，被外在的鄉村干部的行政邏輯所掩蓋，鄉村治理體制的權力成為了商業經營的代理，這一邏輯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另一種后果，即基層政權承擔了公司的管理成本，同時承擔了本應由資本負擔的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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