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農業“三產化”階段的制度創新

　　2015年1月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了我國農業現代化面臨的重大挑戰，同時強調要走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道路，由生產導向轉為消費導向。這對于以往更多注重“二產化”的農業產業化而言，是更為豐富的“三產化”發展的創新思維。

　　農業現代化的階段性政策演化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我國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政策演變先后經歷了“一產化”、“二產化”兩個階段，現在進入消費主導的“三產化”新階段。

　　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戰略方針是1956年正式提出的，主要是在國家工業化背景下推進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基礎性發展，目的是通過擴大土地規模化種植實現農業機械化，促進工農兩大部類交換，鞏固工農聯盟，完成從農業農村提取城市產業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性任務。為此組建了高級社，以鄉為單位集中土地以承載拖拉機下鄉。這可稱為服務于城市工業化的農業“一產化”階段。1958年，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和更名為“人民公社”的同時，國家把涉農的中小企業權利下放到鄉鎮級，大辦“五小工業”，以承載更多城市工業品下鄉，有效地提升了農業的裝備系數和技術貢獻。20世紀90年代的“農業產業化”，最早形成于山東濰坊等地商品化農業發展經驗，主要是借鑒泰國正大模式的“公司+農戶”推行“產加銷一條龍”。

　　但1997年確立農業產業化之后的改革安排，包括全面上收涉農的第三產業。金融業方面的主要措施有：1998年農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的法人地位被提為國家一級，信用社法人地位被提到縣市級。與官方金融保險等高端三產退出農村幾乎同步的是高利貸崛起，農業承受雙重風險的情況更加嚴峻。這導致了“二產化”困境。

　　農業產業化面臨重大挑戰

　　一是根據“要素再定價”規律可知：由于符合農村外部資本要求的土地規范流轉的占比很低，導致能夠用于支付農業資本化的成本所必須的絕對地租總量并沒有明顯增加。就在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農業生產力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場重新定價，在這種“外部定價”作用下的農業“二產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經過高且仍在城市三產帶動下攀高的要素價格。于是，農村的資金和勞動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地凈流出。勞動力老齡化更表明，農業競爭力喪失殆盡。這說明，中國并不例外于東亞各國農業現代化都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二是根據“資本深化”規律可知：農業產業化內涵性地體現著“資本增密排斥勞動”，即同步帶動農業物化成本的不斷增加。改造傳統農業帶來的相應后果，則是在過去兼業化綜合性村社合作社經濟通過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條件下，大部分的經濟作物、畜禽養殖還能產生附加值，可是，一旦交給產業資本開展大規模“二產化”的專業生產，就紛紛遭遇生產過剩;單一品類生產規模越大，市場風險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倒掉牛奶、蔬菜爛在地里、水果留在樹上的情況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則是在城市食品過分浪費的消費主義盛行情況下，大部分規模化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仍然幾無盈利，中小型企業甚至債臺高筑，轉化成銀行壞賬。

　　三是根據“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規律可知：追求資本收益的農業經營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不僅帶來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破壞，在最難治理的面源污染中，農業的貢獻早已超過工業和城市，成為第一大污染源，而且使食品質量安全進一步惡化。正由于“雙重失靈”，愈益顯著的“雙重負外部性”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風險。

　　這些對中國農業做產業化改制陡然引起的變局，值得在國民經濟從高漲期進入新常態之際認真總結。例如，現行體制下國家維護糧食安全的保護價和物流庫存補貼等政策，客觀上提升了庫存占消費的比重，加劇了國內糧食綜合成本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的矛盾。由此看，需要結合三農綜合發展推出制度創新。

　　緩解農業產業化困境的制度創新

　　農業“一產化”和“二產化”這兩個產業化不同階段的政策，集中體現的主要是20世紀工業文明的發展主義思想。21世紀的中國，在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不斷強調建設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的背景下，農業產業化正進入一個消費導向的、附加值更高的階段，那就是農業“三產化”。

　　之所以叫“三產化”農業，是因為每一個產業層次都會帶來要素的重新定價，體現所謂產業升級的內生增長機制。借用級差地租理論來分析，農業“一產化”只能增加絕對地租，“二產化”增加的是產業級差地租，而“三產化”因極大地拓展了被重新定價的要素范圍，帶來的級差地租增加將會數倍于“二產化”農業。

　　具體而言，“一產化”農業強調多種地、多投入勞動，獲取的只是農業規模收益。“二產化”農業強調通過投資提高農業裝備系數，根據工業要素的市場價格來確定農業領域的要素價格，但是農產品的價格卻不可能參照工業產品來定價。這意味著，掌握農業投入要素購銷渠道的外部資本，往往具有更大的農業剩余索取權，實際占有了“二產化”農業要素定價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部分增值收益。而“三產化”農業強調農業的多功能性，在外部金融出現整體性、長期性過剩的條件下，所有在地化的生態資源環境、文化資源、社會資源等客觀上都屬于重新定價的范疇，潛在的增值空間巨大;而且絕大部分的增值收益有可能通過產業縱向整合，被在地化的小農村社制成員共同分享，成為農民增收的來源。

　　當前，中國制造業產能和糧食庫存都是世界最高的，有條件進入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足而知禮節的生態文明階段。鄉土社會是生態文明的主要載體，其內生性具有的生態、環境多元化特色，與山水景致、風土人情相結合，農村中安全的水源、沒被污染的土地、中老年勞動力等資源要素，就有被“三產化”重新定價的機會。

　　國家維護糧食安全尤其需要“三產化”的制度創新。從以往以實物形態生產和交易為主，改為與國家金融部門密切配合、盡可能介入價值形態的交易，要鼓勵龍頭企業在農業金融化競爭中重點突破，占有全球物流、批發、期貨等三產市場的定價權，以及通過信息、創意和品牌等在高端市場占有收益，改變過去“二產化”農業內在的雙重負外部性。

　　農業的一、二、三產融合，需要轉為消費導向、依據消費群體結構變化來制定的“三產化”農業政策。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分析，中國的中產階層總數占總人口的23%，并將在2015年后達到約50%。他們對于農產品消費的第一要求是質量安全，“三產化”內涵性地發展生態化農業和原產地農業等非規模化和非車間化的農業，市場潛力巨大。中產階層在鄉村旅游中，也趨向于通過網絡實現具有個性化定制的自由行。新世紀中國大量崛起的中產階層，為農業“三產化”發展提供了現實消費市場，成為中小資本分散化投資的重要領域。國家政策應該鼓勵“農業進城、市民下鄉”，使一、二、三產業有機結合，經三產對要素和產品實現重新定價，構建一個投入產出相對合理的多功能現代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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