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農業轉型的性質問題，事關人民生存、國家走向、決策進路，可以說是學者話題的重中之重。《開放時代》已經組織了幾次相關的討論，既有理論探索亦有經驗論證，讓筆者這類并非專業但關心的讀者也受益良多。這一期六篇文章，三篇是主題鮮明、研究細致的調查報告，另三篇分別論述農業的資本化、合作化和現代化問題，其間或同工異曲，或針鋒相對，都發人深省。
在農村問題上，賀雪峰對國內的思想和政策辯論有個大致的分類，即自由市場派、主流政策派和小農經濟派。市場派主張通過土地確權或直接私有化，實現產權界定和城鄉統一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包括農民自由進城(用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換取)和資本自由下鄉流轉土地，促進現代農業的規模經營，走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道路。主流派要求政府積極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增加農業投入，鼓勵龍頭企業及合作經營，從而推動農業的產業化。這一派與浪漫市場派不同之處在于它相對現實，認為大規模工商資本的現代農業尚不具備條件，提出扶持以家庭農場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百畝左右為適度規模，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和農產品供給。小農派則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和產業結構出發，認識到在大量進城農民仍不可能在城市長期安居的情況下，以分戶經營為基礎的現行農地制度有其持續的合理性、彈性以及精耕細作等產能優勢。然而政策的路線偏差卻造成支農財政向企業和大戶傾斜，使分散弱小的家庭經濟更難維持，“甚至出現了政府支持資本來打敗小農的實踐”。
這三派是大家最熟悉的，每一派中又可以細分出不同的思路和觀點。溫鐵軍等最早提出的“三農問題”、賀雪峰等堅定不移的“小農立場”，以及黃宗智等立足于中國實際來檢驗、修正理論的不懈努力，都影響甚豐，功不可沒。這一期里，黃宗智(2015)、賀雪峰(2015a)再次以小農經濟與大市場連接的視野，就各自的主題做出了進一步的闡釋。但亮點，是新一派的強勢崛起。這第四派，姑且稱之為階級分析派，并非首次發聲。這次集中了四篇文章，是對近年來農村和農民分化的實地考察和理論概括。嚴海蓉、陳義媛(2015)通過三個案例演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農村的生成，并做出中國農業已向農業資本主義道路轉型的判斷。這一判斷得到孫新華(2015)、陳航英(2015)各自的皖南河鎮案例和黃瑜(2015)的廣東雷州半島案例的支持。這些調查追蹤農民主體如何從量變到質變的分化過程，特別是小農怎樣同時受到政策和已從流通領域擴展到生產領域的資本的雙重擠壓，從而導致兩極分化和農村動蕩。喪失了生產主體地位的小農，直接或間接地隸屬于新生的資本勢力;即使不直接從屬于資本的農業勞動和組織，也由于市場化、資本化而納入變化著的農村生產關系。由于土地集體所有，農業無產階級還沒有在中國大量出現，甚至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尚未擁有完全的土地產權，但這不妨礙土地流轉在使更多的農民陷入半無產者境地的同時，開始“從根本上瓦解小農經濟的農業生產格局，使得中國農業生產已經呈現出資本主義的特征”(陳航英，2015)。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這組文章指出，今天中國的普通農戶已然脫離古典意義的自耕農，為資本化的農業經營提供土地和勞力。
針對黃宗智等中國農業的趨勢是“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的觀點，嚴海蓉、陳義媛(2015)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方向上，研究農業資本積累的動力方式，即工商業資本進入并重構農業生產領域，而農民分化產生出資本型經營主體。國有資本經由支農政策與農村大戶的私有資本結合，更是中國農業資本化特有的形式。資本對小農的擠壓，實際造成農民或異地或就地的無產化或半無產化。被資本主體再現而再造的“小農”，已不再是直接生產者。這一根本性變化的表現并不限于外出打工和農業雇工;直接雇傭只是勞動從屬于資本的形態之一，而“農業資本主義是一個體系性的存在”。在農業資本化的過程中，不同的經營者動態地存在于同一生產關系中。資本化把未被擠出的小農吸附到農業和商業資本的產業鏈條上。結論是中國農業的資本化確實伴隨著無產化的趨勢; 而“小農家庭經營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說明農業的非資本主義化，也不構成另類的道路” (嚴海蓉，2015)。
階級派對小農派最重要的批評，是針對民粹主義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影響：中國農業的未來不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大農業，而是恰亞諾夫式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小農經濟。黃宗智與賀雪峰都認為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只能以小農經營為主;用土地而非勞動生產率衡量，也以小農的合作為最優。由于小農種植的精細管理和家庭勞動遠勝于雇工的激勵機制，家庭生產可能獲得最高的單產。然而階級派指出，小農派對家庭經營天然優勢及其堅韌性的信心，來源于對資本的邏輯和力量缺乏認識。只看到工商資本來勢洶洶，卻看不到潛行的階級分化。視中農為農村的穩定力量，就既忽視了其內在資本積累的動力，也旁置了其外在保持中農地位的社會條件的變化。此外，“民粹主義的資本觀”對“草根資本”網開一面，導致對小農戶正逐漸被新型經營主體取代，或被攫取全部或大部分利潤的資本產業鏈“覆蓋”的現實失察。官方有關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和宣傳更是進一步 “去小農化”的信號(嚴海蓉、陳義媛，2015)。
其實，農民的兩極分化是新中國路徑中最重要的經驗之一，也是當年合作化、集體化理性選擇的緣由。在自發的市場經濟中，不分化才是怪事。當然，分化的形態、程度和廣度必然有地域、產業等類別之差，但趨勢是無可爭議的。即使小農派的賀雪峰也注意到“從一般農戶中分化出來的富裕農戶”，而且分析了由“種房子”而產生出的一個寄生于地租的新食利階級或階層(賀雪峰，2013)。真正難的問題是如何應對。20世紀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后一家一戶小農的脆弱很快顯現，許多地方出現了貧困農民出賣剛剛分到的土地而富農開始雇工的情形，土改的成果有喪失的危險。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橋梁是組織起來，而農業穩步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支撐和發展新中國的關鍵。今天的條件，早已滄海桑田。但至少在政治上，農民的安居樂業仍然是政權的責任，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群眾基礎。出路何在?
黃宗智對合作道路的論述，出發點全然不同，但仍是在新的歷史環境里回答同一個世界歷史性的問題，即小生產者是否正被消滅，是否還有前途。所謂“最后的農民”，是現代性的爭議之一。他批評堅持農民自發合作和規模經濟效益這兩個盲點，主張建設小農場+合作社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體系(相對于橫向的規模種植)。其中在金融、政策兩個方面，政府都要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換言之，小農派的黃宗智，對小農經濟的期望依賴于其合作發展。如此而解決對接市場的問題，在人多地少等資源制約下，得到更高的產值和效益。他推薦“國家領導+農民自治的東亞農業合作化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日本農政的“民主合作化”。戰后日本模式的生成有偶然性，也有成功之后得到發展的必然性。日本農協半民間、半政府，成為一個代表農業利益的政治集團。日本農村的階級分化長期受到壓抑，是否也與農協的作用有關?借鑒日本，黃宗智反對國家扶持規模化的“龍頭企業”和雇工勞動的所謂“家庭農場”。真正的家庭經營，包括五畝地以下“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高附加值種植管理，才是能有“小而精”效果的生產單位。至于他總結的日本“國家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國家化”的互補進路，在什么意義上奠定了基層的民主政治，恐怕取決于人們對保守的自民黨長期執政(1955年后只有兩次短期的例外)等現象的不同評價。
嚴海蓉指出，“資本主導的逆向土改”席卷亞洲，許多國家的小農都被資本化的農業所吞并或驅逐。日本固然有深遠的農協傳統，但維持其合作體系的一些條件也正在流失。黃宗智承認目前小農合作在中國有強大的制度性障礙，但忽略了自發資本主義企業和大戶利益的威脅。這個批評有道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合作社需要政府介入的重要觀點，不妨看作是對“制度性障礙”的一個回應。成功的合作運動需要國家和社會的全面支持，也是新中國自己以及國際歷史上從亞歐到拉美的共同經驗。條件當然是政府的相應立場。缺失組織農民、以農為重、以糧為綱的立場，個別的成功到處可能，廣闊的合作道路卻難以走通。讀到農協為小農場購買農資獲得優惠折扣，在農產品的加、儲、運、銷等環節幫助生產者，協調各級金融組織為農戶和合作社提供國家補貼的低息貸款、發展基層信用合作，并組織基礎設施建設、大型機械的合作使用，以及社區服務、社會保障、文化活動等等，處處似曾相識。中國自己難道沒辦過合作社嗎?中國的集體化、人民公社、“五七道路”設想等等，難道沒留下任何有價值的啟發或資源嗎?一旦社會主義不再是政策指南，“去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就失去了理想，甚至成為大私有及跨國資本積累的手段。
在這個背景下，賀雪峰提出“為誰的農業現代化”的確是最根本的問題。他的理解，當前中國農業必須完成三大基本任務，一是保證糧食安全，二是為兩億農戶提供農業就業與收入，三是為國家整體現代化，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產業升級，提供可靠的農業與農村基礎。提出為誰的問題，是因為中央和地方的思路與實踐都已出現偏差。“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三者同步的戰略，試圖通過農民大規模進城而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再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基礎，搞不切實際、不合國情、貪大求洋的現代農業;忘記了農業現代化應該服務于最弱勢也最多數的小農，尤其是糧農。據此他的政策建議包括從加強“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中“統”的一層入手，國家通過轉移支付整治農業生產條件和基礎設施，解決土地細碎等問題，完善農技及其他方面的社會化服務，方便機械使用和農機推廣，同時改善村莊治理和村民生活。并且最重要的，是為進城失敗的農民保留順暢返鄉的通道。
賀雪峰最有爭議的一個觀點，是正面評價“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及其連帶的“廉價勞動”和“世界工廠”，視之為緩解中國現代化進程壓力的一項制度安排，合理并具有社會需要的結構彈性。他很明白由此農民家庭即可順利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正是這樣一種獨特的再生產方式，“不僅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可靠的廉價勞動力，而且為應對經濟周期提供了強大的農村穩定器和蓄水池”(賀雪峰，2015b)。其中的道理，不能說不充分。比如中國的發展避免了其他不發達國家常見的城市貧民窟的出現;又如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了城市的過剩資本下鄉，形成對農民的保護;再如務農與打工并舉成為農區普遍的生計和理性選擇。然而其代價，與去集體化的種種負面后果重合，也不可謂不慘重。女性地位的倒退，宗族關系、迷信習俗的復活，家庭分離、老幼無養之苦以外，進城務工增加農戶收入的反面，正是國際市場上的極度剝削和超級利潤。既然農民工及其家庭仍要依賴老家的土地和勞動來生存，那么資本升值的成本就是由(社會主義遺留的)集體土地和平等地權部分承載的，從而成就了以制造業出口為主體的低工資、低附加值、高增長、高污染的“中國奇跡”。有詩為證：“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生命!”(邵燕祥，2003)這究竟是“制度安排”，還是中國被全球整合不期而至的副產品?
不過，腳踏實地的賀雪峰又有著真實的危機感，并對政策失誤持絕不妥協的批判態度。他認為根據人口變動等需要由集體進行土地調整，是實現合理地權配置的現實需要。農民還要求耕種土地集中連片，以便降低勞動投入，提高作業效率。但當前政策回應的卻是資本的要求，即試圖通過土地確權來固化承包權，反映了錯位的“主流話語中進行產權交易增加財產性收入的理論想象”。他又問，為什么政策要培育包括資本企業在內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而不是幫助數以億計的小農?結果是政府出錢培育出一大批套取財政補貼的騙子企業。同樣，黃宗智也指出由商業或產業資本主導的“翻牌合作社”，得到國家項目的補貼和優惠，實際上卻是由逐利資本控制的，以農戶社員為擺設。小農派的這些批評，其實與階級派一脈相通。質疑自由市場派和主流政策派，正是小農經濟派和階級分析派的共同立場。兩者都反對土地私有化和大資本下鄉，都拒絕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的美國道路，也都強調糧食安全和主權，保護農民和農村。可以說，這場討論基本上是統一戰線中的內部分歧。對話的意義則在于澄清思想，提升認識，梳理異同，在不利的條件下共同爭取最好的政策和發展可能。
把階級語言和分析帶回到政策論辯中，是階級分析派的重大貢獻。“農民”(亦如“人民”)本身是不是一個階級概念，其分層分化又有怎樣的階級認同和政治后果，還有待研究。無論以何種名義和形式，農業直接生產者能夠憑借法定的集體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為本，組織起來建設新型的道義經濟和村社共同體，應該是可能取得共識的最后的底線。
參考文獻：
陳航英，2015，《新型農業主體的興起與“小農經濟”處境的再思考》，載《開放時代》第5期。
賀雪峰，2015a，《為誰的農業現代化》，載《開放時代》第5期。
賀雪峰，2015 b，《當前中國三農政策中的三大派別》，澎湃新聞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2826。
賀雪峰，2013，《地權的邏輯Ⅱ：地權變革的真想與謬誤》，北京：東方出版社。
黃瑜，2015，《大資本農場不能打敗家庭農場嗎?》，載《開放時代》第5期。
黃宗智，2015，《農業合作化路徑選擇的兩大盲點：東亞農業合作化歷史經驗的啟示》，載《開放時代》第5期。
邵燕祥，2003，《哀礦難——獻給最近在山西甘肅黑龍江等地煤礦事故中死難礦工的挽歌》，載《南方周末》1月23日。
孫新華，2015，《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興起與突破性農業轉型》，載《開放時代》第5期。
嚴海蓉，2015，《“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專題導言》，載《開放時代》第5期。
嚴海蓉、陳義媛，2015，《中國農業資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資本化動力》，載《開放時代》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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