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主導全球化已經造成的“糧食金融化”，是導致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后全球糧食安全形勢嚴峻、糧食進口依存度高的低收入國家發生動亂的最重要因素。這個在金融資本全球化歷史階段所內生的災難性后果，作為不斷發生的教訓，已經引發國際社會的警覺;同時，也對中國在上世紀適應產業資本向農業擴張階段而建立的糧食安全戰略及其相應的保障方式提出了新挑戰。
糧食金融化:國際糧價波動主因
糧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說金融資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個重要問題，它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體經濟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個剖面。
所謂實體經濟的金融化現象，本質上是社會經濟體系中實際發行和流通的貨幣及其衍生品的總量顯著超過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流動性的正常數量，因此使得本來取決于產品供需基本面情況的價格體系中的關鍵價格環節，受到貨幣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產品的供需情況變化的直接影響，并且這種影響甚至超過了產品供需基本面情況對產品價格變化的作用;而價格是市場經濟體系下實體經濟的核心環節，于是最終出現了金融產品市場形成的虛擬經濟掌握了生產產品與服務的實體經濟的定價權的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發貨幣及其衍生品導致的經濟現象，但它絕不屬于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通貨膨脹的概念范疇。通貨膨脹實質上還是虛擬經濟(金融經濟)因為實體經濟形勢變化而被動地超發貨幣。金融化之最為本質性的不同，則是虛擬經濟利用超發貨幣及其衍生品導致流動性過高而掌握實體經濟定價權以控制實體經濟，達到通過操縱價格短期變化而實現財富集聚為目的的有主動意識的經濟行為。因此，金融化對產業發展和社會生產力進步具有嚴重的破壞作用。
實體經濟金融化，是在近年來國際經濟體系中流動性不斷增強到嚴重泛濫的情況下普遍發生的新經濟現象，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發展深化的必然產物，即金融經濟對國民經濟投資和國際經濟體系的主導作用超過實體經濟，金融資本家對經濟的控制力量超過產業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國民經濟體系的各個產業都會發生金融資本控制產業經濟發展的產業金融化現象，表現出產品價格越來越多地決定于相關金融產品市場定價，產品供需基本面情況對產品定價的影響越來越小。
糧食的金融化，在國際社會主要是指糧食的美元化，它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各國彼此聯系越來越緊密的糧食產業被金融化的體現。由于美元的大量增發，造成越來越多的過剩流動性沖擊糧食市場，導致糧食價格出現劇烈波動;糧食市場同時成為過剩金融流動性的垃圾消納場，糧價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導國家制造的過剩流動性做“消化”：這兩方面都顯示出糧食市場的運行脫離實體層面，而糧食則被人為創造出“金融屬性”。國際市場糧食現貨價格越來越多地決定于農產品(000061,股吧)期貨市場以及流動性本身的影響，而國際市場糧食供需基本面情況對其影響作用相對下降。
事實上，根據測算，21世紀以來，小麥、玉米、稻谷和大豆等4大糧食作物的供需不平衡形勢從歷史角度來看并不明顯，產需差值占產量的比例浮動范圍分別為-6.56%~6.71%、-5.40%~4.56%、-4.82%~2.80%和-5.10%~2.64%，而且最近5年，各大品種的糧食供需形勢還愈加趨衡。而正是在全球糧食供求處于基本平衡、沒有明顯供需缺口的情況下，國際糧價出現劇烈波動。據世界銀行統計，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國際糧價上漲15%，與前一年相比飆升29%，接近2008年的糧食危機時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2010年部分糧食價格已經破紀錄，玉米價格暴漲了52%，小麥上漲了49%，大豆上漲了28%。可見，全球糧食供需基本面情況，不再是構成糧價劇烈波動的最主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如果考察近年來4種主要糧食的國際價格走勢與全球宏觀經濟背景的關聯，不難發現國際糧價的潮起潮落與2008年金融海嘯及美國連續3次推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而且金融危機以來的流動性擴張對糧食市場影響的一個遞增作用：QE1政策對國際糧食市場價格還存在滯后影響，QE2政策對國際糧食市場價格則發揮了即期作用，而市場對QE3政策的預期或者說是美聯儲對外發布的信息就能夠對國際糧食市場產生效應。因此，可以認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糧食市場的劇烈波動和近年來世界糧食安全面臨的新挑戰，根源都在于糧食金融化。
美元過量增發是糧食金融化根源
長期以來，國際市場上小麥、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糧食產品的價格與原油價格變化趨勢相同，呈現相當直觀的正相關關系;而與美元價格變化趨勢相反，呈現明顯直觀的負相關關系。原油價格與主要糧食產品價格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說明其導致其變化的因素有共同性，其共性因素就是美元價格。即：美元價格越貶值，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流動性越強，則糧食價格和能源價格就會持續上漲。
美國長期超量發行美元以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客觀上造成美元長期貶值預期，制造了世界范圍內的流動性泛濫。流動性泛濫已經成為一個長周期、全球性的經濟現象。無處不在且不斷增加的流動性，勢必向世界經濟體系的深度滲透和向廣度擴張，如果不能采取制約和減少流動性的有效措施，國際糧食市場金融化趨勢還將不斷加強。正如美國《商業內幕》網站所言，糧食危機實際上是美元危機。
事實上，美元的過量增發是美國為占有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制度收益并向全球轉嫁制度成本的重要手段，這是當代金融資本運作和競爭所奉行的以貨幣權為核心的“幣緣”戰略的體現。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資本愈益成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貨幣權力超越地緣實力，成為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國家間關系的新樞紐。蘇聯解體后，美國“單極”霸權賦權于美元，使其無約束地增發并順勢主導了金融資本全球化，這決定了美元霸權成為幣緣政治時代國際關系的實質，并衍生出強化美國主導地位的全球幣緣戰略體系，即以美元資本、能源(石油)、食物(糧食)3大霸權為核心的新霸權體系。
華爾街風暴以來，美國通過量化寬松政策緩解自身債務危機，其發行的美元作為世界貨幣，與石油戰略、糧食戰略密切配合，造成美元幣權對下形成“三角結構”，后兩者像垃圾消納場一樣吸收過量增發的美元，并沒有導致美國本土通貨膨脹。這正是當前美國延續單極世界霸權的機制，即憑借軍事優勢構造政治強權，政治強權賦權于美元貨幣體系使其成為全球貨幣，三角幣緣戰略使全球成為美元過度增發的消納場，并承擔金融全球化下美國所轉嫁的制度代價。
發展中國家陷入的社會危機
正如前文分析，國際糧價的劇烈波動和高價運行很大程度上是糧食金融化的直接后果。在糧食金融化背景下，大多數殖民主義時期留下的“單一經濟”結構的發展中國家，因糧食的對外依存度高，而在核心國家擴張信用推動全球通脹、轉嫁危機的時候，首當其沖的承擔制度代價。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2011年這短短一個年度內，大多數按照西方生活方式獲取食品的發展中國家，遭遇的最大問題是小麥、玉米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因此直接導致6800萬日均收入在貧困線附近的貧困人口中的4400多萬降到赤貧水平。
很多糧食自給率低的國家在糧食金融化背景下都遭遇到一定程度的饑餓和營養不良。例如，非洲國家中糧食能夠基本自給的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糧食都依賴進口，自給率低，甚至一些國家自給率不足50%，這導致國際糧價高位運行時期非洲大多數國家都面臨重度饑餓或相對嚴重饑餓，同時非洲也成為世界上營養不足最嚴重的地區。
更為嚴重者，在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之后的一年時間里，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造成2009~2010年全球糧食價格大幅度提升，特別是北非地區緊缺品種的小麥、面粉，價格上漲超過100%，玉米價格上漲超過70%，由此引發小麥進口超過50%的埃及等北非國家，相繼遭遇城市貧民因不能承受糧食價格越長越高的危機而走上街頭形成突發性政治運動。盡管埃及這樣的北非國家在非洲饑餓狀況并非特別糟糕，但城市貧民饑餓疊加青年學生超過50%的高失業率，是街頭運動長期化的基本條件，雖然埃及在西方意識形態的政治化作用下演變為政權更迭，但并沒有對解決既往難題造成積極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曾經是一個經濟指標比中國還要好的國家，人均GDP早已超過5000美元，經濟增長率也比一般發達國家要高得多，只不過在經濟危機打擊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空間;從國民經濟結構看，服務業占比50%，農業占比13%~14%，已經是一個典型的“倒金字塔”的現代化經濟結構，一般要求的經濟結構調整已經實現;而且埃及還是美國中東戰略的長期盟友，在國際政治、經濟上長期受到美國庇護。由此可見，糧食金融化所產生的影響以及由此發展中國家所承擔的危機代價是深層次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中國亟需調整糧食安全保障政策
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造成外需大幅度下降背景下，我國在遭遇生產過剩的壓力之下推出支持產業資本下鄉為主的農業產業化戰略。1998年全面推行銀行商業化改革以后，為順應金融壓減壞賬而要求糧食改革實行“統一收購、順價銷售、資金封閉運行”。進入新世紀之后，這個在分散農戶生產基礎上的改革難以全面貫徹，但所遺留下來的、更為集中地依賴于國家儲備體制之最大弊病，就在于：與糧食安全實質性相關的農民生產者和種養殖企業、市民消費者和地方政府幾乎完全不承擔責任;諾大一個13.6億人口的中國，實際上只有中央政府這一個主體承擔著對保障糧食安全的無限責任!
因此，維護我國糧食安全的關鍵，恰在于事實上已經承擔了無限責任的中央政府需要認識“全球化是國家之間的資本競爭”的實質，不能再簡單化地跟從已經日益被投機資本深度操控的國際市場做順向調節;而必須從安全理性出發，加強有利于國家調控糧食安全的綜合性改革，以此弱化跨國金融資本的糧食投機對國內安全的負面作用。
首先，在宏觀政策上，要在專項轉移支付向一般性轉移支付調整的財政體制改革中，讓糧食主產區的縣市得到人均公共財政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傾斜政策，這樣才能使國家立足于自給保障糧食安全的戰略方針，有條件落實到產區地方政府。
其次，在微觀制度上，只有堅定不移地加強農村綜合性社區合作社建設，才能把集體所有和農戶承包的基本經濟制度落到實處;只有在合作社綜合經營所有涉農領域獲取足額剩余、并且主要用于內部分配的條件下，才能有效地復興鄉土社會的內部化機制;藉此系統化的優惠政策，國家得以向合作社下達糧食全產業鏈經營責任，把糧食優惠政策及其相應的責任義務落實到雙層經營的兩級經濟主體，方有可能促其分擔國家糧食安全責任。
總之，在國家積極倡導以人為本和群眾路線的思想前提下，在村集體和農民都得到充分發動的條件下，才可能改革農業經營體制，推行以綜合性合作社為主導的適度規模化生產經營;才可能適時地全面改造中低產田，也才保得住18億畝耕地紅線。
原載：《中國投資》 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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