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家每年上萬億涉農轉移支付，最大的問題是，錢下去了，農村基層治理的活力仍然沒有，相反，農民還形成了越來越普遍且嚴重的等靠要思想，甚至有一些地區，農村釘子戶還借國家支農資源的落地來謀取不恰當的好處，完全是敲詐性質。一般農戶對釘子戶的惡劣行為，要么麻木不仁，要么圍觀起哄。這樣的結果是，無論國家向農村轉移的多少資源，做了多少好事，提供了多少基本公共服務，農村基層組織的能力都沒有提升，農民對國家的認同也沒有提升。基層治理活力也就越來越沒有了。
楊華是湘南人，家鄉的宗族認同還存在。多年前，楊華家鄉的村民組就向上級申請建一個垃圾池，上級也有類似項目經費。因為排隊或者是沒有關系，直到今年春節，楊所在村民組仍然未能申請到項目經費，而垃圾已經圍村了。楊華在外工作，他的家族在村民組有一定地位，他便聯系村民組長和一些代表性的村民，建議由大家捐資，同時每家出勞動力，不等不靠，自己修垃圾池。說干就干，花費1400元和大約60個工，三天就修好了之前預算要2萬元的垃圾池，并將村中垃圾全部清掃一遍。
從楊華家鄉建垃圾池的例子來看，農村社會中還是有著治理活力的，關鍵是發動和組織。而且，依靠村莊內部積極性來建垃圾池，只是將打麻將的村民組織起來勞動，花了很少的錢，辦了不小的事情。而村民在共同建造垃圾池的勞動中相互打趣，加深了相互之間的感情。若由上級拔錢來做，花錢多，效果還不一定好。
自2002年開始，我在湖北四村進行老年人協會建設的試驗，所做工作十分簡單，就是在四個村發起成立老年人協會，然后每村每年資助5000元活動經費，由老年人協會自主決定使用。十多年下來，四個村的老年人協會都運轉良好，在當地老年人的生活中已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對村莊治理也產生了影響。我每年資助老年人協會5000元，計算到每個老年人，每人每天不到5分錢，但這點錢所起作用卻很大，因為十分有效地將老年人組織起來了，不僅做到了老有所樂，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到了老有所為。我當時的口號叫做“一毛錢買老年人一天的幸福心情，現在看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老年人協會建設真正起到了花小錢辦大事的效果，通過很少的資源投入，激活了農村社會內部的積極性。
我個人出錢資助的老年人協會，小錢起到了大作用，而且整個過程中，我幾乎沒有在老年人協會建設的任何具體事務上插手過問。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建老年人協會，花的錢要比我所投入多得多，卻幾乎沒有真正運作好的，甚至運作幾天就持續不下去，自動關門了。
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捐錢給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協會覺得欠我個人的人情，因為我完全沒有捐錢的義務。因為欠了人情，就必須用好每一分錢，且所有老年人都認為這是老年人協會的錢，是要用好的，小錢因此用到刀刃上，辦了大事。政府投入的錢，給到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協會不覺得欠政府的人情，官方文章，不對任何人負責，怎么用錢都是可以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政府投入的錢是官方渠道下來的，而官方渠道背后有人，是有人向上級爭取的資源，這樣爭取來的資源，爭取者就更有權利多用甚至亂用。第三個原因是，政府下來的錢，為了防止錢被亂用，其用途一般都作了十分細致的規定，只能用到具體的地方，老年人協會和老年人群體缺少經費使用上的發言權。
國家向農村投入資源搞建設，只是國家去建，而不調動農民內在的積極性，不與農民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國家投入資源越多，農民越是被動，越是等靠要，資源使用就越是缺少效率。國家投入資源為農民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農民當然是從中受益的，但是，農民只是被動的受益，他們沒有參與其中，沒有在其中的貢獻，他們也就缺少在其中的發言權，也不可能理直氣壯地指責釘子戶或者監管施工單位的工程質量。
為了提高國家支農資源的使用效率，就必須提高農民的參與程度。在當前國家資源下鄉中，有兩種方式被普遍采用，一旦以獎代補，就是由農民自發建設，國家驗收合格，給予獎勵，比如挖萬方水塘，農民挖一個萬方水塘可能要花2萬元，農民挖好，政府驗收合格，給予1萬元獎勵，這樣挖出來的水塘，是農民自己挖的，自己受益，且產權在自己，管理在自己。這樣的可以落實到戶的項目，以獎代補是一個好辦法。還有一種超出農戶的工程，比如修道村公路，上級拔款70%，由地方配套，包括村級配套和村民出義務工。只有農民自己出了義務工，村集體出了錢，農民才會認為是自己修的路，才會珍惜。
現在的問題是，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要求地方配套的國家資源下鄉，不僅沒有調動起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反而因為地方無法組織起農民參與出錢出力，而不得不借貸配套，結果，國家資源下鄉越多，村社集體為配套所借錢越多，鄉村債務越大。鄉村債務越大，村社集體動員農民的能力越差。這樣，本來是動員農民的配套要求，反而進一步將農民排斥出去了。
問題出在哪里?出在基層組織沒有能力上，而其中根本則是基層治理缺少活力上。北京大學的潘維教授曾說，國家不僅要有辦大事的能力，而且關鍵要有辦小事的能力。問題是，小事很瑣碎，且小事很復雜，只是按自上而下的標準化要求來辦全國不同地區農村的小事，這樣的標準化要求就一定會鬧出很多荒唐的笑話。但是，如果不按標準化的要求向下轉移資源，而允許地方依據實際情況調整，地方就可能亂來，將國家寶貴的支農資源用到與農無關的地方去，拿去打造政績工程，甚至貪污掉了。這樣，在國家資源自上而下的轉移中，就面臨著“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
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國家資源最終受益者農民的狀況。如果農民是分散的，而國家資源轉移又是或然的，農民就在國家為他們建設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沒有發言能力，他們因此等靠要，在可以白得好處時，一定要占點便宜。農民有自己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問題是，在當前這樣的自上而下的資源轉移體制中，農民無法將他們的困難或者需求有效地表達出來或反映上去。所謂有效，是將有限資源用來優先解決最必須訴求，而不是要用無限資源滿足所有訴求。這也是滿足不了的。他們無法結成有效的意志，同時無法決定自上而下資源的使用方向與使用方法。在自上而下資源轉移過程中，農民當然也盡可能等靠要甚至麻木不仁。
也就是說，現在的資源下鄉體制缺少對農民的動員，缺少農民有效的參與。資源下鄉是在為農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是在做慈善，而沒有變成農民自己的事業，尤其沒有變成農民群體的事業。沒有對農民的動員，農民缺少參與渠道，農民在具體的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向村社組織求援，村社組織無力或不愿回應，農民就成為了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當然不可能有建設性的力量，相反，在一盤散沙的狀況下面，出現少數害群之馬，有了釘子戶和搭便車的人，這些人就可以破壞農民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破壞基本的共同規則，而無人敢于出來指責。正義無法伸張。
在面對農民共同的生產生活困難時，村社集體的出場十分重要，因為村社集體是代表共同利益的。村社集體回應農民的需求，農民就會對村社集體有信任與支持。村社集體越是能夠回應農民的需求，農民就越是信任村社集體和支持村社集體，村社集體也就越是有能力。這是一個正反饋。村社集體有了能力，就可以阻止搭便車行為，甚至指責釘子戶，村社集體背后農民的支持，是巨大的力量。
村社集體與農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需要有一個具體的通道，這個通道就是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來動員農民，來讓農民參與，來讓農民表達出來自己的需求偏好，從而形成強大的農民的共同利益與意志，然后村社集體直面農民的需求，回應農民的問題，觸及農民的利益。這個動員過程和參與過程中結成的強大的農民意志，可以抑制少數人的反對與反動，可以防止害群之馬的破壞。當然，現在的問題是，村社缺少回應農民需求的基本資源。因為村社集體大多是空殼，甚至負債累累。
如果國家能將一些資源轉移進入村社，而不是全部通過具體項目下鄉，則村社集體就可能掌握一些公共資源，再通過動員起來的群眾和他們表達出來的訴求，形成自上而下資源與農民自下而上需求在村莊層面的對接，這樣一種對接，因為可以滿足農民共同的且強烈的生產生活中的困難，觸及到了農民真實的切身的利益，將爆發出巨大能量。這樣一種對接就是當前中國資源下鄉背景下面基層治理的活力之源。
沒有對農民的動員，沒有群眾的參與，沒有基層組織的活力，國家再多的向農村轉移的資源，都難以解決千差萬別的農村的需求，難以調動農民對國家的支持與信任，難以提升國家的基礎性權力。
財政如何惠農，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2015年4月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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