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暉臨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博士，哈佛燕京訪問學者。承擔多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研究方向為勞工、城鄉社會學、中國社會思想等領域，著作有《大工地》、《富士康輝煌背后的連環跳》等，研究論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開放時代》、RuralStudies，ModernChina，ChinaJournal等國內外一流學術雜志。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見解也發表于《社會學家茶座》、《南風窗》、《北大講座》、《領導者》等極具社會影響力的大眾刊物上。
農民工問題的出現，不是說他們缺少知識，也不是說城市容納能力有問題，根源在哪里?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模式，我們把它稱之為“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目前這樣一個體制，客觀上有利于動員最廣大的廉價勞動力推進經濟增長。
農民工支撐“世界工廠”
這個“世界工廠”的名號是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獲得的，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時間也更早，發端于上個世紀的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
資本把勞動力價格壓得極低，利潤在制造商和背后的品牌商之間進行分配。清華大學的沈原教授提出了“農民工生產體制”的概念。他說農民工不僅僅是一個稱號，這種生產體制是由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本結合而形成的，它的核心是農民工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它的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辯證統一在社會與空間的意義上被割裂開來。
勞動力的生產就是勞動力被使用，勞動力再生產呢?因為勞動力在人身上，而人需要恢復體力，人不僅要干活，還要吃飯睡覺、恢復體力，第二天還可以同樣干活。更重要的是還要繁衍后代，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力的再生產就是它的恢復和延續。本來這兩者應該是統一的。
我們看過去的二三十年里面，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是分割開的，學術的概念是“拆分型的勞動力生產體制”，使用在城市，再生產在農村。當然，我們知道部分勞動力再生產在城市，可是這個生產是非常簡單的再生產，洗一洗睡覺，第二天可以干活。他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需求、作為一個社會人的需求，包括物質的需求、精神的需求、情感的需求等，基本上是被現有的農民工生產體制排斥和抑制。至于其他的方面，包括組建家庭、繁衍后代等，這些基本上是被拋到農村去的。
世界工廠背后的基本安排，支撐它的體制是農民工生產體制，也可以說是中國發展模式的奧秘。
中國改革開放后，城鎮化的速度確實在提高，從1978年的18%上升到去年的52.57%。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當時就已經達到49%以上，第二年就超過了50%。所以今天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不能說是一個農民中國，而是一個城市中國，因為城市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事實上，很多被統計為常住人口的人根本沒有過上城市的生活，所以叫做“偽城市化”。根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陳錫文的計算以及我前不久聽到的一個公安部副部長的講話，他們的數字都很統一。這就是戶籍城鎮化率僅為35%左右，而常住人口是52%，這中間差了超過17個百分點，所以近2.4億城市常住人口沒有城市戶籍。
農民工的存在符合什么樣的目標?滿足誰的利益?為什么會存在?農民工的存在符合國家追求經濟增長和資本追求最大化利潤的內在需要。對于符合國家追求經濟增長，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30年里，中國經濟保持年均10%的增長，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還要高于G D P的增長速度。它符合國家經濟增長的利益，符合政府的利益。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了最多的富豪。
農民工回鄉創業難度高
農民工生產體制給公民本身，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本身造成了負面的后果。他們不滿意現實，對于目前的工作現狀、收入、生活狀況不滿意，做出過努力，可是大多數人沒有辦法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從2004年以來，媒體一到春天就要報道“民工荒”的現象。很多人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釋，根本的問題仍然是農民工的生產體制問題。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使用勞動力?有哪一個國家的產業工人生涯這么短暫?中國的產業工人一般是18歲進廠，工作到20多歲。如果工作到30幾歲，工廠不愿意要，自己也不愿意做了，因為這樣沒有前途。以后結婚生孩子了怎么辦?所以說工人生涯只有幾年或者十幾年的時間。這么短暫，哪一個國家會這樣?如果工人在工廠中相對比較穩定，他們可以換工作，但是可以工作到三四十歲或者五六十歲，那就不存在“民工荒”的問題。農民工在這種體制下對現狀不滿意，所以大多數工人春節回家后，再回來就要換工作，這已經是很常見的現象。
當我們講新生代農民工的出路的時候，首先要排除的一點是農村，這個出路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在理論上存在，在現實中已經不存在了。和老一輩農民工相比較，他們基本都出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生活水平相對比較豐裕，大多數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大多數人沒有農業生產經驗，他們接受的都是一套城市的價值觀念。更何況現在回到農村變得越來越難，很多農村的耕地在新一輪的圈地運動中大批失去，所以這個出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存在了。
另外一個出路，回鄉創業。現在外出的農民工數量是1.5億-1.6億，是2008年左右的數據，有1.2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這里的“外出”是指到縣及以上的地區，回鄉創業的人數大約是500萬，占到2.4%。農村的創業空間是非常狹窄的，城市當然更加狹窄。因為大量的重要資源都被大資本所壟斷。我們可以鼓勵農民工回去創業，但是要想解決大多數農民工的問題，也是不現實的。
還有一個出路，這是最近幾年比較熱的詞———城鎮化。現在我觀察到的城鎮化現實是怎樣的?多數是縣級以下的鄉鎮、城關鎮的城鎮化，主導力量基本是政府和資本聯合，就是房地產運動。這種城鎮化充滿風險，如果在一些地區的城鎮有工業的基礎和產業的支撐，那么它來進行生活的配套，擴大城市的邊界，吸納更多的人進來，是沒有什么大問題的。但是實際上這樣的地區并不多，例如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可是還有很多地方是很難轉移的，那種情況下的城鎮化就是大量地蓋房，到最后可能就變成了空心化的城鎮化。農民工在外面打工買不起城市的房子，回去看到這里的房子比城市的房子便宜很多，所以就買房了。
這可以延續嗎?對于很多地區來說是有風險的，一旦整個經濟形勢稍有風吹草動，一旦農民工在外面打工的生計受到沖擊，馬上就出現危機。在小縣城買了房子的農民工也沒有辦法回去住，這就造成了分離的城鎮化。
自我市民化，這是什么意思?老一代農民工中也有很多人頑強地留在城市。有些人在工廠找一份工作，又慢慢退出工廠，因為那份薪水沒辦法支撐他的生活。然后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城市做一些小生意，這就是“自我市民化”。我們在調研的時候，也遇到過一些在北京生活的時間比我都長的人，可是問他對于未來的想法，他仍然是沒有信心。這對于一部分人來說也是一個出路，但是也沒有提供真正的市民化的方向。例如子女教育的問題，這種“自我市民化”的人實際上是付出了很多的犧牲。
農民工出路在自身努力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出路在哪里?我認為這個答案很簡單，對我們來說也很明確，就是要打破農民工生產體制，走市民化之路。
怎么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兩個主體很清楚，一個是城市政府，一個是企業。作為城市政府來說，農民工要想市民化，首先是住房問題，然后是子女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問題。城市政府應該在它的城市規劃、財政支出中做更大的調整。要把更多的土地用于民生，而不是建設商品房，我們要建設廉租房和經適房，這很重要。
企業作為一個雇主，應該為員工提供合理的薪酬。今天的現狀是極不合理的，今天的企業給農民的工資是生存工資，而不是生活工資。所謂“生存工資”，就是讓他一個人勉強生活在城市，很多需求沒辦法滿足。盡管這幾年是在上升，盡管輿論不斷說工資上漲太快，中國的制造業面臨危機了。我們看宏觀現象就很清楚，國民收入有幾方面去向，剛才提到財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不斷提高，企業的利潤占G D P的比重不斷提高，這個趨勢到現在也沒有改變。下降的是什么?工資性收入、勞動收入。
制造業成本到底是上升還是下降呢?前兩年，廈門大學一位經濟學家做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他對1999-2009年中國制造業的成本進行了研究，發現中國的制造業成本是在下降的，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當然，絕對的工資水平是上升的。這是什么意思?勞動生產率在提高，由于技術的革新，單位的成本是下降的。例如生產一部手機，它需要花的勞動量、工資報酬的成本是下降的。在很大程度上，媒體在宣傳勞動力成本增高了，制造業要外移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博弈，是企業、資本和政府、勞工在博弈。
說了這么多如何做?無論是政府的責任還是企業的責任，它們都不會自動做，需要各個公民組織、N G O組織不斷倡導，需要各式各樣的理性、建設性的公民行動。這里面最關鍵的因素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出路在于自己的努力。
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中國長期的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公民社會的不發育和意識問題，農民工今天針對自己的現狀的不滿，有很多行動還沒有提升到公民行動的層次上來。我希望看到的是一種更加理性化、制度化的維護自己權益、改變自己命運的努力。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種制度上的努力，我們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渠道是組織起來。所謂“團結力”是什么?法律能提供什么?工會。當然，大家說你太天真了。這是現狀，可是這種現狀應該改變，它背后的法理基礎也很清楚，這就是《工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章程》中對此有明確規定，基層工會應該進行民主選舉。工人在工會的旗幟之下，可以用團結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對于工資、工作時間、勞動條件，甚至是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要求。
新生代農民工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充滿了變數。新生代農民工向何處去和中國向何處去是聯系在一起的。未來的中國是什么樣的?今天我們考慮宏觀中國時，有很多問題困擾著我們，例如經濟轉型的問題。內需的問題和農民工也直接聯系在一起，廣大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否有市民的生活狀態?工資能否有顯著的提升?當然，還包括其他的勞動階層。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有消費者這一方，對于購買方來講也是一個大幅度的提振。
而經濟轉型更是這樣。另外，中國這么多年來一直講和諧穩定，可是這能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能否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最后的顯現就是新生代農民工一貧如洗和超級富豪的兩端。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靠出臺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根本是在工廠、企業調整勞資關系，地方政府要從過去的單純的招商引資，站在資方這個角色，轉化為一個更公正、平衡的角色，或者在眼下的狀態下更多地站在勞動利益方，來支持他們合理的訴求。
所以，新生代農民工向何處去與中國向何處去是聯系在一起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就是中國的未來。
盧暉臨(本文為嘉賓2013年3月24日演講稿，有刪節)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