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貴州》的旅游宣傳上，“畢節之花”是一處幽美的景點。我沒有去過畢節，卻在媒體上讀到畢節的“花朵”頻遭摧殘。日前，一家四個孩子服毒自殺的消息，更是震撼了中國。讀到孩子寫的遺書，更是催人淚下，含苞待放的心靈，對這個社會也感到悲觀和絕望。
這不是一個家庭的慘劇，這關系著六千一百萬留守兒童的命運，關系著數千萬農村老人的命運，也關系著今日農村社會的命運。
讓我們回首一下這“苦難的歷程”。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曾唱著一首贊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彭麗媛唱得最動聽。但曾幾何時，這首歌逐漸被人淡忘。不是人們嫌棄了這美好的聲音，而是“希望的田野”變成了“迷茫的鄉村”。
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改革又是從廢除集體所有制開始的。想當初，“個體戶”、“萬元戶”曾紅極一時，雨后春筍般的鄉村企業、涌現出成千上萬的農民企業家。他們從希望的田野，開拓到大城市，一直闖蕩到國際大市場。
新華社有位高級記者，名叫李錦，興奮地寫了一本書，書名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他把這一批人，稱之為新階層，說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不光能治村，也要治縣、治省、治國、治黨。這本書送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接見了他，當面夸獎道：“你有發言權。”
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里的“新階層”人物，風光了不幾年，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這些“萬元戶”、“鄉鎮企業明星”們，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連從中央政府到省、市、縣新設立的鄉村企業局，也紛紛摘牌。
接踵而至的是“孔雀東南飛”的“打工潮”。打工經濟成為農村的支撐點，一些縣、市紛紛亮出了自己的“地域名片”——“月嫂之鄉”“保姆之鄉”“廚師之鄉”“裁縫之鄉”“建筑之鄉”“豆腐之鄉”“湘妹子”“土家妹子”……等等，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奧運工程的“鳥巢”、“水立方”、跨海大橋、高鐵、石化、富士康、阿爾斯通、三星、通用、福特、大眾、日產、本田、雪佛蘭……無不是農民工的脊梁杠起，中國經濟躍居世界第二的奇跡，可說是農民工血汗的積累。
可他們的家園呢？卻一天比一天荒蕪，“艾滋村”、“矽肺村”、“黃金村”（氰化物中毒）、“毒品村”、“賣血村”、“假藥村”、“膺品村”、“盜賣文物村”“……”把傳統的鄉土文化、古老的農耕文明糟蹋得烏煙瘴氣。無數工殘者在這里掙扎呻吟。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寫了一本《千人斷指嘆》的小冊子，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地區農民工的悲慘故事。
農村怎樣了？還是小崗村十四個農民按上血手印所憧憬的富裕之門么？就在總書記、總理、委員長們視察小崗村盛贊小崗之路時，一位歷經農村改革當了八年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給總理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隨即成了一本書，書名是《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封信石破天驚，揭開了“大包干”神話的蓋子。“三農”這個詞一下流行起來，黨中央的文件中，不僅提出要做好“三農”工作，而且要把“三農”工作列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往后的中央一號文件，轉而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目標。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個什么樣子？一些頂級經濟學家出謀劃策：從改革基礎設施入手，改變村容村貌，村村通公路，戶戶進寬帶，綠化、美化、香化，中組部還為每個村蓋一座辦公樓，衛生部門為每個村建衛生室……。但搞了好多年，只出了重點樣版，普遍都流于形式，更沒有得到村民的支持。
洪湖市的洪林村，是少有的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村子，洪林村早在上世紀未就城市化、現代化了，他們出錢出力出物幫周圍村子建設新農村，黨委書記葉昌保是全國人大代表，他建議建設新農村要從建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打基礎。他說：“你村長手里沒有錢，沒有物，你怎么修路、蓋房、辦教育衛生！？”
他這話讓一些官員們聽了不舒服，但的確靈驗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運動，沒幾年也就熄火了，一些花大力氣建成的樣版，也慢慢褪色了。
作為中國農村發展的“大樣版”，“大包干”的小崗村出了一部悲壯劇——《永遠的忠誠》，由省里下派到小崗村擔任黨委書記的處級干部沈浩，沒能走向南街式的集體經濟之路，卻醉死在招商引資的酒桌上，鞠躬盡瘁，遺憾終身。
從1982年以來，中央每年發一次一號文件，都是指導農村改革的，今日農村改成了什么樣子呢？一些學者用了四個字——“農村凋敝”。一些“三農”學者用了一個術語——“空心化”。首先是家庭空心化：主要成員都外出打工了；引發的是村莊空心化，互不來往，村不成村，莊不成莊；隨著的是政權空心化：政權管什么呀？黨組織也空心化了，沒黨員了。
有人說，農村現在是“無政府狀態”。此話也差不多遠。不少村官不在村，住在城鎮，不少村官由上面招聘委派，這還能叫做“自治性組織”么？
一家全國性的文摘刊物曾摘編了一批名作家、名學者寫的“還鄉記”，總題目是“故鄉在哪里？”今年春節后，上海大學博士生王磊光的《還鄉筆記》在網上流傳。他寫的大別山區的“L縣”，我猜想一定是湖北省的羅田縣，他寫的“三里畈”，我也曾去過。因此，讀起來特別親切，那里怎么會變成今天這樣荒涼、寂寞，讀后真是特別沮喪。
他在文章一開頭，就寫了他回鄉的動機，因為在十一年前（2004年），他的導師王曉明教授就寫了《L縣見聞》：“王老師以我的家鄉為對象，揭示了當時農村的破產狀況，人的精神頹敗，以及鄉村文明的沒落。”這次，他也踏上了還鄉之路，結論是：“再看故鄉，更為迷茫”。文中的一段話，讀來心驚膽戰。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邊的老人搖搖欲墜的樣子，心里就難受得很。
如果一個人為了生存，連愛父母愛子女的機會都被剝奪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愛別人、愛社會、愛自然？……所以我想說：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
在文章的結尾，他寫道：“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實真的沒有刻意去觀察，但是很多事情卻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
他的這種感受，不應當是獨特的，而是普遍的，最近，連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要讓人們記得往鄉愁。”怎么才能留得住鄉愁？
四個孩子的自殺，他們幼小的心靈，也發出了對這個社會絕望的呼喊。這還不足以喚醒“心腸變硬”的改革家們么！？這還不足以揭露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么？
每當讀到留守兒童悲劇命運的報道，我總聯想到南街的兒童、華西的兒童、官橋的兒童，為什么他們沒有一人“留守”，為什么他們不僅得到父母爺爺奶奶們的關愛，更能得到整個社會的關愛。
南街幼兒園，是南街村最漂亮的建筑，像一座童話花園。南街幼兒園的教師，都是幼師專業院校畢業的，南街村的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費用是全免的。在畢節發生了孩子自殺的慘劇后，我問南街的朋友，南街幼兒園的近況怎樣，她興奮地說：南街幼兒園升級了，與縣教育局合辦，我開玩笑地說：合辦的意思是，讓縣政府機關的孩子們，也可以進南街幼兒園了。我記得南街幼兒園大門兩邊寫了兩行大字：“南街的花朵”、“祖國的未來”。
南街和畢節，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地上，兒童的命運，為什么如此天壤之別？答案很簡單：南街實行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村民是主人，兒童是未來的花朵，畢節實行的是讓人“心腸變硬”的資本主義，村民，連同他們的家庭、家園，必然遭受資本的野蠻蹂躪，花朵必定遭踐踏。
總理批示說：“悲劇不能再發生。”
財長說：“為避免出現中等收入陷阱，農民工的工資不能增長，減少糧食全方位補貼，土地、農地、建設用地同等入市。”這就進一步逼得農民放棄土地和家園。
悲劇能不再發生么？總理的話剛一落音，一起又一起的悲劇又發生了，中國財長為農民設計了一個更大的陷阱。
老兵丑牛
2015年6月24日
武漢·東湖澤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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