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是唯一一個人與自然相交換的行業，農業邏輯應該是市場邏輯服從于社會邏輯，社會邏輯受制于自然邏輯。但在市場化進程中，農業體系的邏輯發生了倒置，市場邏輯脫嵌于社會邏輯，凌駕于社會邏輯和自然邏輯之上。這種倒置誘發了農業多功能性喪失、農產品安全危機等問題，也誘致了“一家兩制”等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催生了多元化農業的潮流。然而，解決問題的一個根本方式，還是在于如何認識和恢復被倒置的農業邏輯體系。
農業體系的特殊與邏輯倒置問題
問：作為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的專家，您如何看待農業問題？
答：農業是唯一一個人與自然直接相交換的行業，在交換過程中各得其所，人類得到食物，延續生命，產生和鞏固各種社會關系，自然的生態功能、物種多樣性功能等也得以保持。農業應該遵循的基本邏輯是：市場邏輯服從于社會邏輯，社會邏輯受制于自然邏輯。簡單來說，市場邏輯就是價格調節機制，供不應求時價格高企，供大于求時價格下落，通過價格機制調節生產和消費;社會邏輯是指一個行業對于社會生活的影響，農業不僅是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它包含了農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傳承、種族延續、生命價值，以及各種社會關系。作為一種勞動方式，農業決定了農村文化、村民交往、農民的人生意義和價值等等社會因素;自然邏輯是農作物生長需要遵循基本的自然規律，需要合適的土壤、肥料、耕作方式和生命周期，農作方式的延續，是幾千年來人與自然交換過程中遵循自然邏輯的必然結果。
農業首先需要遵守自然邏輯，在播種的季節播種、收獲的時節收獲。作物生長依賴于土地肥力，耕作過程中就需要考慮土地肥力的可持續利用。這種自然邏輯影響甚至決定了農業的社會邏輯，比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忙時相互幫忙，農閑時共同娛樂等等。最后才是市場邏輯，農戶出售農產品，獲得生活和生產所需物資。由此，農業社會有一個可持續的循環體系，這得益于市場嵌入社會，社會依從自然的制度安排，在實現農產品供給的同時，兼顧了農業的生態、社會效益，實現了農業的多功能性。
農業具有多功能性且功能不可切割，是農業邏輯的另一個重要特征。除了農產品供給外，農業還具備生態功能，農業用地的主要形式是保持有一定的植被覆蓋，所以農田事實上可以代行園林人工綠地的功能。其次，農業承擔了國家的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權三項國家安全功能。再者，農業還具備文化教育功能。中國社會經歷了長期的農耕文明，各民族在自己的農耕環境里形成了極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的多樣性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越是多元越能提供多種選擇，多種選擇意味著自由權的擴大，也越具備發展潛力。同時，傳統文化主要來自農耕文明，沒有農業的傳承與教育，我們的后代將無法體味歷史是怎么演進的，無法體味和理解中華文化特有的人文情懷。而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非常關鍵的，它決定了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是一個民族繁榮發展的源泉。
除了生態、國家安全和文化教育功能外，我國的農業還具備就業和社會保障功能。我國的人口壓力一直比較大，雖然農業人口向城鎮遷移似乎是一個必然規律，以至于歸納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吸納勞動就業仍然是農業最強大的之一，未來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里，仍然需要農業來減少社會就業壓力。舉個例子，農業容納隱性失業的能力很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外需不振，外向型企業中的工人大面積失業，如果是城市工就很麻煩，農民工失業后可以在家待幾個月，有飯吃也有活干，等到危機浪潮過了再重新回到城市。當然，農業的社會功能并不僅限于就業和社會保障，它還可以治愈很多城市現代病。在意大利，有一類農場叫“社會農場”，政府為這類農場提供免稅、相應的技術或者市場支持，因為這些農場發揮了社會功能，比如不少雇傭一些身體有殘疾、精神有一定障礙、網絡成癮、抑郁癥或者輕微犯罪的人員在農場工作。農活較為簡單，這些人都可以勝任，與自然靠近，可以舒緩一些精神病患的病癥，在城市里被視為殘疾人的勞動者，在這些農場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總體而言，農業是一個與工業完全不同的體系，它具備豐富的生態、社會和文化功能，發揮了正外部性。但這一點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等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中被嚴重忽視了。未來的農業需要朝著多功能的方向去發展，這不僅有利于農業自身的發展，也有利于社會整體發展，更加能夠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最重要部分。
問：在您看來，當前的農業是一種什么狀況？
答：農業的現實是，市場邏輯優于社會邏輯，社會邏輯優于自然邏輯，這是很危險的。事實上，食品安全危機的就是農業體系邏輯倒置之后的產物。農業生產被當做了一種純市場行為，被單純化為農民的謀生手段，不再是農民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體現形式，農業功能被單一化為經濟功能，這使得社會邏輯屈從市場邏輯。市場邏輯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生產行為的唯一目標，為了高產量就使用化肥，為了早上市就使用催熟劑，為了賣相好沒蟲眼就使用農藥和各種生物制劑，完全不再考慮自然邏輯，結果就導致了目前越來越嚴重的食品危機。
當然，如果說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農業體系的邏輯倒置就如同宿命一半，可以被理解為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不過，饒是如此，我們還是應該考慮到農業的特殊性。因為，社會并不是只會被動接受現狀，當問題發生時，社會自然會產生自我保護行為，這些反應對社會可能產生良性推動，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唯有采取一些措施來控制和解決問題才可能削弱或避免負面反應。例如，食品安全發生危機時，社會自我保護運動會產生，以規避食品危機帶給自己的危害。對此，清華大學博士后石嫣曾提到過市民的四類自我保護行動，一是公開利益訴求，直接要求食物的安全;二是居民直接與農民打交道，購買農產品，或者在自家陽臺或院子里種菜;三是單位采取的團體保護，由單位進行集體購買安全農產品;四是特供體系。這些社會自我保護行動，有些會給社會帶來正效益，產生一些多元化的農業生產模式，類似于CSA、都市農業、農夫市集、巢狀市場等等。但是，有些自我保護行動卻可能增加社會成本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比如公開利益訴求和特供體系。所以，針對當前農業體系的邏輯倒置，我們必須予以認真考慮。
問：農業為什么會發生這種邏輯倒置的問題？
答：這有兩方面的因素，我們將其分別稱為背景性因素和過程性因素。
所謂背景性因素就是指商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業天然不親資本，資本的天性是逐利，農業利潤無法實現爆炸性增長，是最不容易擴張的一個部門，資本也就最容易拋棄農業。缺乏資本注入的情況下，農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要素——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都會離開農村。我在江西農村做調查時，有一個20歲左右的姑娘說，方圓5公里范圍內找不到5個與她同齡的人。在缺乏同齡人生活的環境里，她不可能在農村待下去。結果，在商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里，農業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因為農業弱勢，各種元素抽離農業，農業就更為弱勢;越是弱勢，商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于農業的擠壓就越是顯著，農業利潤越低，農民越希望降低低成本，以提高利潤和收益，自然也就越看重市場邏輯。這是一個農業內卷化過程，慢慢地農業體系就開始發生邏輯倒置。事實上，這并不單純是農民的選擇，而是整個社會和國家政策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到，在商業化、城市化推進之中，農業越弱，人們越強調農民要強化市場理念，要關注市場機制等等，都是在將社會邏輯和自然邏輯滯后。
所謂過程性因素就是之前說的，當現代化成為一個不可避免趨勢的時候，農業的各種生產要素集體“用腳投票”，離開農村。上世紀80年代我們傳唱一首歌曲“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但90年代以來，農民們紛紛用腳唱出了“我們的家鄉，在失望的田野上”，甚至在“絕望的田野上”，農村不再是農民價值觀的歸宿，農業不再是能夠安身立命的職業。在這個演變過程中，農業體系的邏輯倒置變成了一個無法避免的宿命。
農業發展的A、B模式
問：農業邏輯體系倒置對于農業生產的影響是什么？
答:最顯著的影響是農產品供給出現了“一家兩制”。所謂“一家兩制”是指，對自家吃的農產品和供給市場的農產品，農戶會采取不同的耕種方式。對于前者，農戶會采取有機耕作，少用或者不用農藥、化肥的方式(B模式);對于后者，農戶則會采用“化學農業”的耕種方式，大量的施用化肥、農藥、催熟劑等生物和化學制劑(A模式)。并且，這種差異化生產的狀況正呈現擴大化的趨勢。不過，追溯它的形成，則是一個慢慢演化的過程。
中國的傳統農業一直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主流觀念認為，這種小農經濟在生產力上是落后的。但是，小農經濟也有其好的，甚至是先進的一面，它形成一整套的農耕技術以及與農耕作業相符合的強調誠實守信、互幫互助的農耕文化，不僅實現了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生產模式，而且食品的生產方式是無差異生產，城鄉居民消費也是無差異的，有食品安全的社會共保機制。但是，當市場邏輯介入并開始主導農業生產之后，農民發現市場邏輯改變了他們的生存模式。
在市場邏輯里，你得按照消費者的需求來進行生產，消費者的需求無外乎“質優價廉”，但這其實是魚和熊掌的關系，怎么可能質量又優價格又低?如果質量優卻不能價格優，農戶為什么要積極保證質量優呢?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開始面臨兩難選擇，為了解除這個兩難，農民的生產決策就是，把按照傳統耕作方式種植的安全食品留給自己，把按照“化學農業”帶來的高效率耕作生產出來的食品供給市場。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家兩制”的農產品供給模式。
最初，“一家兩制”是農戶解決自己餐桌安全的一種選擇。近幾年，隨著食品安全危機的嚴重化，很多城市居民開始自己尋找安全食品的渠道，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找到農戶直接向農戶提供一個合理價格，來購買安全食品。這對“一家兩制”的供給行為形成了巨大支撐，近幾年“一家兩制”的生產供給結構正呈現擴大化的趨勢。
問：在體系邏輯倒置的情況下，農業處在一種怎樣的發展趨勢里？
答：雖然我們理想中的農業是能夠保有多功能性，但現實是不會按照理想來運行的。全球范圍內，農業發展呈現的是A、B兩種模式，究竟哪一種模式會成為農業發展的趨勢很難定論，很可能是兩種模式都會有自己的發展空間而逐步成熟。這兩種模式里，所謂A模式就是服從市場邏輯，為了利潤最大化而經營農業，我稱作“為錢而生產”(food for money)。在農業體系里，A模式是目前絕對主流的模式，并且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A模式恐怕也不會喪失主流地位。但是，在A模式占據主導的發展勢態里，有一套作為替代方案的B模式誕生了。B模式遵循的是生命邏輯，意圖找回A模式將農業功能單一化后的多種功能，我將其稱作“為生活而生產”(food for life)。CSA、租地農場、都市農業、農夫市集、巢狀市場等等這些都屬于B模式。B模式當然也得考慮經營利潤，但并不將利潤追求設定為唯一或者核心目標，或者說對于盈利的效率要求不高，保持財務的可持續即可。較之盈利，B模式更關注農業社會功能的發揮，其組織形式表現為開始興起的社會企業。
問：B模式的發展會存在什么樣的障礙和問題？
答：B模式能否健康成長的關鍵在于，究竟是想要有機農業還是想要有機農產品。大部分人的理念里，這兩者是一回事，但其實是不同的。農產品只是農業生產、銷售鏈條終端的產物，如果只關心結果而不關心結果的由來，可能會在短期內得到有機農產品，也可能得不到，但長期內肯定是得不到。若只關心結果，就無法恢復農業和食品體系的應有功能，也無法保障整個生產、運營的鏈條都是有機的。在無法保障整個鏈條都是有機的情況下，確保最終產品的質量非常困難。比如，美國有一家Whole Foods食品公司，是美國目前最大的有機產品公司，這個公司完全服從于營利目標，用A模式經銷B模式的產品，它的方式仍然是往前端擠壓生產者，往后端誘導消費者。由于美國的食品監管制度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社會制度體系比較完善，保障了Whole Foods目前的產品都是有機農產品。但是，就整個生產過程和長時期而言，它剝蝕了有機農業的基本基礎，剝離了農業其他方面的功能。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兼顧了A、B模式部分因素的農業模式，這種雙軌運行合乎農業多元化發展的要求。然而長期內不可持續，如果社會監管出現問題，這種模式最終還是走向不安全的食品體系，因為過程本身不安全，理念也不是可持續的。
因此，在B模式的選擇和發展中，需要區分究竟要什么。如果從事B模式的人員和消費者只考慮有機農產品，那么，生產過程可以是反季節耕作導致土地肥力消耗，可以進行長途運輸耗費更多的能源而沒有充分使用本地資源。還可以采用雇工的方式，給農民工資，只要農民生產出符合有機標準的、檢測合格的農產品就可以。當這種用A模式生產B模式的產品成為主導模式后，農民就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人，“鄉村社會”也就不復存在了。這樣的演化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很難斷言。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預言的，這樣的生產過程究其實質仍然貫穿著市場邏輯，最終無法實現農業邏輯的復歸和農業體系的可持續維系。
消費者的消費責任
問：在B模式的問題里，您提到了消費者的責任，如何理解呢？
答：按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消費者的選擇帶來廠商之間的競爭，通過競爭實現優勝劣汰。但是，這里面的一個前提是，消費者知道什么樣的選擇才是好的。如果，消費者并不清楚自己的選擇究竟會帶來什么，市場進行的可能是逆向選擇。以前所有的農產品可以說都是有機的，而今天主流市場的農產品都多少含有不安全因素，就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即消費者的逆向選擇，最終淘選出了自己并不想要的市場結果。換言之，當消費者對自身的消費缺乏社會責任感時，生產者和企業家也不可能充分承擔社會責任，自私的消費者最終淘選出來的是缺乏功德心的政府、企業家、農業生產者。由此，除了強調政府、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我們必須還要強調消費者的社會責任，而不能太迷信市場邏輯，認為只要關心自家餐桌的安全就能激勵農戶、企業家生產安全食品，現實世界告訴我們，并非如此。
問：如何理解消費者責任和消費者權益之間的關系呢？
答：消費者權益是一種個體權益，個體權益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個人主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個人主義思想，它屬于“西風東漸”。但是，在“漸”的過程中，思想發生了缺失。個人主義的內涵是權利與義務對等，個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對等，即自由、權益、責任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單純的強調個人自由和權益，會出現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分析的自我主義，進而會出現閻云翔先生上世紀90年代分析的無公德的個人。中國在引入西方個人主義的思潮中，割裂了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個人主義基本內涵，自由、權益在民間被過度考量，而個體的責任意識被民間淡化了。這種淡化的結果作用到消費行為中，就是只追求滿足個人的消費欲望，不考慮即使是消費自己購買的商品，也要有公平貿易、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所以，中國的消費者在世界各國都很難得到好評。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個人主義也開始誘變為無公德的個人。比如，歐洲的債務危機，與歐洲民眾過分伸張權利、拒絕履行義務有直接關系。普遍自私的社會公眾，不會誘導出一個長期共贏的社會政策。習慣了高福利之后，任何消減福利的措施都會引致公眾反對。政府為了討好公眾，只好通過債務的累積來換取當前公眾的滿意，最終引發了債臺高筑的財政危機和政治經濟危機。美國也開始出現這樣一種傾向。但是，個人主義內生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可以追本溯源地去尋求解決之道。然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沒有制度環境，卻引入了相關概念的后發國家，如同沒有天敵的生物入侵一般，想要內生出一套制衡機制，處理外來觀念誘發的社會價值觀失衡問題，非常困難。
現代農業需考慮宜地性和多樣性
問：您能夠談談對當前中國農業的認識嗎？
答：中國農業處在一個發展的岔路口，有好的趨勢，也有不好的趨勢。不好的趨勢是，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農業進一步弱勢化。從事農業的人員越來越呈現出老人化和女性化趨勢，而老人和中老年女性很難從事重體力勞動，被稱為輔助勞動力，甚至可以說是具有勞動力殘值的人。他們稱為農業勞動主體的一個自然結果就是要么耕地閑置，要么推動機械化耕作，加重對能源、外部環境和外部市場的依賴。因此，在農業進一步弱勢化過程中，農業會進一步走向資本農業。資本替代勞動的一個結果，我們農村的勞動力被進一步推向城市，加重中國的結構性矛盾。農業的資本化趨勢奉行的是市場邏輯優先，那么，食品安全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恐怕是很困難的。通過采取一些措施，部分假冒偽劣、添加劑式的食品安全危機可以被消除，但是因農業體系的邏輯倒置誘發的農業與食品安全危機，很難被消除，這類危機與資本化農業是相伴隨的。
當然，在看到挑戰的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機遇。一個好的趨勢就是多元化農業的興起，以及對農業的多種功能的認知和保護，也就是之前所說的B模式。雖然資本化趨勢可能仍會主導農業發展潮流，但B模式也在不斷發展，意圖讓市場重新嵌入社會，市場邏輯重新回到依從社會邏輯和自然邏輯之中，限制市場在農業、在食品領域的負面影響。所以，社區支持農業，有機農夫市集這些替代性市場的努力是非常有價值的。當然，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還是需要考慮農業的邏輯倒置和多功能性，正視市場帶給農業的一些負面影響，必須意識到無論是對于農業，還是對于社會，單純迷信市場邏輯是行不通的。
問：對于中國農業的未來，您如何看呢？
答：從我國提倡農業現代化開始，對于現代化農業的認識就鎖定在了“產業化、規模化、大農場”的概念中。這是一個認識誤區。日本、韓國、臺灣始終是小農經濟，但它們卻是現代農業的非美國式典范。為什么呢?他們的“產業化、規模化”并不意味著一定要耕地面積的規模化，完全可以與小農經濟的耕作模式相鏈接，他們的農協體系圍繞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種子供應、技術服務、病蟲害防治、農產品銷售等，形成了縱向一體化的運作體系，在這種體系運作下，日本、韓國的農產品獲得了一個高價格的，使得本地農民依靠小塊土地就能夠得到足夠的利潤來生活，從而維系了農產品的質量。
根據中國農業的現實情況，東北和西北小部分地區適宜推動大農場，而大部分地區則會長期維系小農經濟的基本現實，這需要向日本、韓國學習農產品價格體系和農業價格政策。當然，有些觀點認為，我們應該增加農業補貼來解決農民收入。補貼肯定是需要的，但單純依靠補貼，不僅增加財政負擔，而且不能帶給農民足夠的效益。畢竟我們是拿一半人補另外一半人，而歐美日等農業發達國家是拿大部分國民的收入補貼1%-5%的農民。考慮到整個農產品市場已經貿易開放，已經自由競爭的基本情況，僅僅靠增加補貼作用不大。所以，還是需要考慮農業生產自身的盈利問題，考慮農業模式的宜地性和多樣性。
問：小農經濟依舊要求農戶間的合作，對于農戶的合作經濟，您是如何看的？
答：農村內部的農民合作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專業化，一是綜合化。專業化是現在正在倡導的趨勢，比如我們的合作社法就叫作“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將農民當作專業農民，然后進行同類農產品、同類農業服務之間的合作。簡單的理解就是，種蘋果的與種蘋果的合作，種梨的與種梨的合作。專業合作要求的是規模經濟，規模越大合作的利潤越大，同類農產品營銷、服務等各方面的優勢才能發揮出來。這種專業合作屬于橫向一體化，最明顯的體現形式就是人民公社時期的合作社。
綜合化的合作有縱向和橫向兩種。縱向綜合類合作不僅僅是同類農產品單一領域的合作，而是全產業鏈條合作，從前端的農用物資購置，到生產、加工、深加工，以及最后的品牌推廣與銷售，形成縱向一體化的綜合合作。橫向的綜合合作可能以村為單位，在經濟上表現為村民生產的所有農產品進行合作。同時還有社會合作，如村民組織秧歌隊、歌舞隊、棋牌隊等娛樂活動。還可以重建農村一些互助體系，甚至納入比較現代的金融保險、教育、技術推廣、農業器械的公共使用和購買等等。
目前，上述三類的合作模式在農村都存在，主流模式還是專業合作。農戶走向合作是一個基本趨勢，但在發展中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定位偏差。我國絕大部分農戶是兼業農戶，卻將農民定義成專業農民，這不符合基本社會事實。美國的大部分農民是專業農民，他們的農民在幾千畝上要么都種小麥，要么都種玉米;養豬的全都養豬，養牛的就全都養牛、對于中國來說這樣的專業農民極少。目前將合作社法定位為專業農民的合作，存在定位偏差。這種偏差會導致合作經濟的主導方向仍是“專業合作社”，合作社的管理、運營都按專業合作的標準進行，偏離了我們2.4億農戶基本是兼業農戶的基本事實。而兼業農戶的合作方式主要是綜合合作。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過程中，農村那些能夠合作的、有合作觀念的精英分子幾乎全都離開了農村，在城市里面被肢解為一個又一個的打工者，農村剩下的都是老幼婦孺，這是農村合作經濟很難實現的關鍵原因。
從發達國家都市農業的發展經驗看，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會有一些資本和人員會回到農村從事農業。這些人多半不僅具有務農興趣，并且學識素養較高，一些人熟悉市場營銷。這種趨勢在中國大城市也開始初現端倪。市民農業的潮流和多元農業的興起，正在改變農業經營主體和經營結構，我們樂見一個農業多元化時代的到來。
本文為周立2012年接受《綠葉》雜志劉芳采訪稿，發表于《綠葉》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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