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永遠的忠誠》和電影《第一書記》，根據原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黨委書記沈浩的真實事跡改編而成，它們講述了沈浩在小崗村任下派書記期間的工作和生活。原本在省財政廳工作的沈浩，拋下優越的生活條件到小崗村任職，一干就是六年，他為小崗村爭取項目、鋪路、修橋、幫助貧困戶、招商引資，讓百廢待興的小崗村飛速發展，自己卻因積勞成疾，犧牲在工作一線。觀看這兩個影視劇，不但被沈浩的事跡所感動，而且對沈浩的工作本身有很多思考，對影視劇的敘事和表達也有著諸多反思。
一、沈浩開展工作的村治基礎
沈浩的事跡很感人，影視劇也幾乎沒有讓人感覺到虛假和“故意拔高”，這首先因為其中呈現的鄉村生活和村莊治理狀況有強烈的真實感。筆者最近幾年一直行走在中國農村基層，開展農村調研工作，對村莊治理有所了解和研究。偶然看到這兩部影視劇，就被其中呈現的村莊治理的真實性所吸引。尤其是電視劇《永遠的忠誠》，可以稱得上近年來少有的一部反映農村社會現實的電視劇。
小崗村曾是一面旗幟，它走在時代的最前列，引領了中國農村的全面改革。當沈浩到小崗村時，賈治國領導下的小崗村，村莊治理無力、基層組織渙散、各種釘子戶泛起、村莊公共品供給困難，農民無計可施。這也是當下部分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
沈浩剛一進村，村里正好停電。因為有人偷電，欠電管所幾萬元的電費，電線因此被電管所剪斷了。村里僅有的小賣部里，冰柜里的雪糕都成了白湯水；村里的田眼看著該種了，卻因為沒電而不能灌溉。賈治國是村長，當然不能擱荒自家的地。偷電灌溉，被電管所派來的電工掐斷了線，這激怒了賈治國。他遞了一個眼神，幾個地痞就沖上去毆打電工，電工被迫逃走。沈浩到小崗24小時之內，就掏自己的腰包墊付了一萬元電費，為小崗村送去了光明，贏得村民的一片喝彩。而此時，正在試圖托關系走后門來爭取“光明”的“賈治國”卻大發雷霆：“咋回事？這是誰干的？他們膽子太大了，不通過我就敢來電？”
通過這么一件事情，賈治國這么一個村霸干部的形象就已經得以充分表現，而賈治國霸道不僅僅這一件事。“小崗人絕不是好欺負的。”這是賈治國常說的一句話，他不僅暗示手下暴打電工，還對自己的妹夫大動干戈。妹妹和妹夫打架回了娘家，賈治國不但沒有調解糾紛，反而對手下的地痞下令“你給我狠狠教訓他”。于是，不僅前來接妻子回家的妹夫遭到一群村痞無賴的窮追猛打，就連勸架的沈浩也捎帶著連真帶假的被打了一頓。賈治國對沈浩明里拉、暗里打，沈浩上任當夜就遇到“鳴槍警告”待遇，第二天就被勸回家休息，賈治國還說是為了沈浩好。而賈治國作為農村改革第一村的“村霸”，更是好生了得，連縣委書記都惹他不起。為了對付沈浩，賈治國甚至讓手下的小兄弟于大偉找來的幫兇痛打了沈浩一頓，想以此將沈浩打走。
面對記者，賈治國侃侃而談，突發奇想，認為小崗之所以貧窮落后，是因為沒有實行“崗人治崗”，就是小崗人治理小崗村。他借“港人治港”的政治構想來反對上級給小崗村下派書記的做法。這種“崗人治崗”完全是一手遮天的村霸邏輯。如此村霸治理下的小崗村，其亂局就可想而知了。改革開放進行了20多年，小崗村連像樣的辦公場所都沒有，連辦公的桌椅板凳、文具信紙都要沈浩到財政廳去“乞討”。那么，傳說中小崗的“昔日的輝煌”到底去哪里了呢？當然是被歷任村干部霸占分了。1978年建起的八間房，一個“紅手印”的帶頭人，曾經被村民罷免了的村主任余本福，一紙假合同變成了自家財產；一臺推土機，被余本福的堂兄弟余本立巧立名目弄到自家院里了。在一次會議上，賈治國的后臺，他的舅舅余本華指責余本福貪污了上級下撥的20萬款項。
電視劇中的一段對話，生動地反映了村莊治理的現狀。在沈浩領著“紅手印”們參觀華西、大寨返回途中，余本福和余本華因看到華西、大寨的發展而郁悶至極，兩人打起了嘴仗：
余本華：當年俺小崗村有名的時候，它華西還沒什么名堂呢。俺們差哪了？是腦袋缺根弦還是缺胳膊少腿啊？
余本福：自個折騰唄。自個把自個折騰散架了。哼。
余本華：人家華西、大寨啊，都把心思一門的往集體上想，人家那兩個帶頭人，眾人服啊。俺們，誰上去坐那個臺上啊，就光想著自個家那點事。啊？他能好么？
余本福：這些年啊，頭回說這么句中聽的話。嘿嘿，早干啥了？早咋不好好干呢？
余本華：你倒是好好干啊，你在位置上的時候都干什么了？啊？哈哈，還不是一門心思琢磨自個家那點事。你干什么了？
余本福：你少污蔑我。我當村主任的時候，咱們村第一次有工廠，咱們村第一次招商引資。誰不知道啊？
余本華：你引個屁！倒是說過，某某某大公司要投資幾萬、幾萬、幾千萬，要進咱們村。啊？“撲”吹的沒影了。是不是啊？
余本福：大風吹的是我吹的？我招不招是我的事，招不著是客觀的事，人家不投資我硬拽啊？
余本華：小崗村要是有你這樣的攪屎棍子，它能好么？
余本福：你好？你下臺了，小崗村成你們家的了。下臺了不要緊，還把那個不著調的外甥（賈治國）整上去當主任了。
余本華：那是民主選舉。大家投票投的。
余本福：誰投票了？你們家派人把四面八方的村口、路口都把住了，不投你們家的票都不讓進村。有這么選舉的么？有這么民主的么？
小崗村的“紅手印”們，基本是盤根錯節的親屬關系，窩里斗成了貧窮落后的小崗村的一臺好戲。只有年邁的“余三爺”一身正氣，成為沈浩在小崗村的盟友和靠山。
沈浩從省里要來了修路款項，準備用這筆錢動員村民的力量，為小崗修一條凝聚人心的發展之路。可是，賈治國盯上了這筆來之不易的錢，他想承包修路。承包，意味著什么？賈治國承包又意味著什么？余本福說到了點子上：“這條路要是包給那幫人，非給你弄成豆腐渣工程不可！”賈治國的如意算盤落空后，不但拒絕工程監理的職務，不盡村主任的義務，反而為工程“添堵”、制造麻煩。他暗中唆使弟弟賈治新，連夜擴大豬舍，在即將動工的村路上砌了一道墻。
小崗村的這種狀況，在當前很多地方農村都可能存在。電視劇《永遠的忠誠》沒有回避矛盾，因此有強烈的現實感。在很多村莊中，村干部關系不和，主要干部各拉一派人，有時兩派分別占據了村委會和黨支部，互相不買帳，從而導致兩委在工作中互相不配合，甚至對立與對抗。有時一派在村莊中占據了領導地位，另一派處于“在野”狀態，“在野”的一派可能在工作中不予配合，甚至抓住在臺上一派的弱點，盡行搗亂，讓對方做不成工作。而在臺上的一派，往往是借村莊公共權力給自己及同派系的人謀取私利，集體公共財產甚因此被侵占瓜分。這樣在村莊治理時，一點小矛盾有時也可能因雙方推諉而鬧得不可開交。最嚴重時，甚至出現一個村里有兩套治理系統，連廣播都有兩套，一派的廣播不響，這一派的婦女甚至都不去孕檢，只有自己派系的廣播才能管到自己派系的人。因此，村集體干部軟弱得很，只能做做基層政府的傳聲筒，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小崗村“一朝邁過溫飽線，三十年不進富裕門”，原因就在于此。
二、沈浩的社會關系資源
影視劇生動再現的沈浩在小崗村的主要貢獻和感人事跡，在這些事件中，沈浩為小崗村干事業的真誠、激情和奉獻精神深深打動了觀眾。感動之余，我們不禁會思考，沈浩到底是如何在小崗村做成事的？為何前幾任下派干部都干不好而打了退堂鼓，唯獨他干好了，他依靠的是什么呢？中央宣傳和影視劇的表達意圖，當然是要表現沈浩在小崗村工作的敬業和無私奉獻，影片也確實實現了這一意圖。不過，對鄉村工作了解的人要冷靜思考沈浩為何能做成事，第一反應也許不是他的奉獻精神，而是他的人際關系資源。事實上，影片深刻地顯露了人際關系在沈浩的小崗村事業中的重要性。
沈浩雖然有著讓人羨慕的工作單位——省財政廳，而卻只是其中一個普通的科員。他也有強烈的事業心，想做點實事，卻苦于沒有施展的舞臺。沈浩曾有輝煌的過去，“上大學的時候，我是學生黨員，省級三好。”而今卻是“在機關十八年，原地踏步”，年年考核都是“基本稱職”。沈浩不甘于平庸，毅然抓住小崗村掛職的機會，他的事業也因此峰回路轉，一改十八年原地踏步的人生窘境。正如他所說“這次來小崗，我要與小崗一起突圍。”沈浩到小崗村以后如魚得水，能夠順利開展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在財政廳的工作崗位以及廣泛的人脈關系。
沈浩在小崗村開展的轟轟烈烈建設，首先離不開省財政廳這顆“大樹”的支撐，它是小崗村建設的強大后盾，尤其是物資、財政的主要來源。電影《第一書記》中，沈浩與妻子曉勤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這一點：
沈浩:“小崗村的名氣,加上上頭的支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曉勤:“做事需要花錢,那財政廳是你家開的?”
沈浩:“跑唄!”
而在省財政廳，沈浩與領導的關系非同一般，副廳長是他的同學和哥們。沈浩數年在小崗村的工作沒有起色，年年“基本稱職”，處境尷尬，因為沒有“坑”來插他這個“蘿卜”。好不容易機會來了，同學和哥們榮升為副廳長，沈浩有了被提拔的階梯，但是梯子有了，人卻不在崗位上。因此妻子埋怨說：“蘿卜在的時候，沒坑；有坑了吧，蘿卜又不在了。”沈浩妻子的埋怨，不但揭示了沈浩十八年不得志的原因，還透露其重要的人際關系。無疑，可以“插蘿卜”的副廳長，就是沈浩重要的人際關系。
一到小崗村，目睹坎坷泥濘的鄉村道路，沈浩決定打報告申請修路，就讓副廳長的同學幫著找錢，同學說：“后面坐著王廳長，你找他呀！”當天，王廳長向鎮黃書記表示：“小崗的事，就是我們財政廳的事。”后來事實也印證了此言，正如沈浩說的，“凡是機關不要的，舊的，我全都拿走。還是那句話，什么都要。”沈浩不止一次從財政廳收集物資用于小崗村建設。沈浩在小崗村所干的大事中，如修建進村公路，整修大包干紀念館，都得到了財政廳的大力支持。小崗村貧困戶的修房款、大包干帶頭人的補貼，應該也來源于財政廳的支持。
沈浩干的最驚世駭俗的事情，可能就是為了小崗修橋而讓火車停運。雖然只是一個村黨委書記，但沈浩為了給小崗村搭建大橋，他竟然要求京滬鐵路這個全國大動脈停運45分鐘，這涉及到多列車的正常運行，甚至會影響到整個鐵路網的運轉。為此，沈浩輾轉于北京、上海，找各級領導來來回回辦審批，通過自己直接拜訪感動鐵道部部長，說服上海鐵道局局長。最終，京滬鐵路果真為他而停運，小崗村因此而搭建了大橋。這不是一個普通鄉村干部所能做到的，也不是一個普通的下派干部所能做到的。普通人想見鐵道部長，恐怕都是天方夜譚。
2007年冬天，我在皖北李圩村調研，當時市里在每個村都安排有下派村書記，稱為“第一書記”，村里的支部書記就叫書記。下派書記都是市縣各行政機構和事業機構的工作人員。李圩村的下派書記是市里一所學院的體育老師，他在村期間與村干部的關系處理得并不好。在我調研時，村干部在我面前指責下派書記懶惰，不好好做事；村干部和村民都覺得他只不過混幾年回去而已。而下派書記則認為，村干部希望他能給村里帶來具體的利益，但他自己能力有限，并不能為村里帶來什么。起初，他也想努力做點事情，但很快發現村干部反對他介入村莊內部的事情，于是他干脆什么也不做。由于市里要求下派干部必須蹲點在村里，在我調研時，他一直窩在位于村小學的住房里。在我調研期間，這位下派書記不斷向我發牢騷，怨恨自己無所事事，抱怨自己完全使不上力，責怪下派制度讓他在村里浪費光陰。
從調研經驗來看，下派干部在農村基層所受到的尊重程度，很大意義上取決于他所能帶來的資源多少。當前，很多地方都在開展機關干部下基層、進農村的活動。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經常聽到下派干部抱怨。不止一個干部對我講過，下派當地的農民和村干部說，“你人可以不來，把錢給我們帶來就可以了。”也有農民直接問下派干部“你給我們帶多少錢來了”，當聽說他們“沒有錢”的回答時，甚至反問：“那你還下來干什么？”
回過頭來想，如果沈浩不能給小崗村帶來項目和錢，他在小崗村就很難獲得那么高的支持，那么，盡管他工作耐心，一心為群眾著想，群眾也很難全心全意支持他，他的工作開展也不會那么順利。試想想，沈浩再有能耐，在當前農村形勢下，他能號召村民團結起來，投資投勞把村道修起來嗎？而當沈浩通過自己的人脈關系和財政廳單位的支持，拉來幾十萬項目款時，形勢就大為不同了。可以說，不管電視劇《永遠的忠誠》，還是電影《第一書記》中所呈現的，都是沈浩為小崗人要錢、要貸款、要援助、要投資的過程，而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盡管可能有“小崗村”這張特殊“名片”的作用，卻都離不開沈浩的社會關系資源。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并不是要否定沈浩是個好干部，也不是說沈浩其實沒什么，更不是要說影視劇對沈浩的宣傳是錯誤的。因為沈浩為小崗人要錢、要貸款、要援助、要投資的過程，其實也是沈浩為小崗人奔波、操勞、伸手而以身殉職的過程。我想說的是，沈浩之所以有條件成為一個好干部，可以將小崗村的事情辦好，與他擁有廣泛的人脈關系和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是分不開的。我們當然不可能否定沈浩是個好干部，因為他將個人的人脈關系和資源動員能力，用來為小崗村辦事了，并且是以做事業的心態，竭盡全力來辦的。就這一點，也并不是所有身處類似位置的下派干部都能做到。沈浩在小崗村開展工作，關心群眾生活，一心為群眾著想，這當然也是他獲得群眾廣泛支持、有效開展工作的基礎。
在電影《第一書記》中，至少有一件事情能夠充分體現這一點。楊德福將村集體的鏟車據為己有，沈浩試圖要回，楊德福教唆人毒打沈浩。事后，沈浩不但沒有記恨楊德福，反而特別關照他，幫助其開辦“大包干農村餐館”。在電視劇《永遠的忠誠》中，就有更多的事例。他動用自己的個人關系，幫助徐勝利家申辦了合肥到小崗村的客運線路經營證件，還幫助他家貸款買了輛新的大巴車；他熱心地給韓桂英倆姐妹出主意利用園子開辦幼兒園，從而讓村里的小孩有一個一起玩耍的地方和一個好的教育開端；他半夜不辭辛勞地將瀕臨生產的余明亮媳婦送到醫院，并幫助支付了3000元的醫療款；他親自到合肥幫忙宣傳和出售村民滯銷的蘑菇。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表明沈浩關心群眾生活，一心為群眾著想，不遺余力地幫助群眾解決困難，是一個好干部。
沈浩是農民出身，到了小崗如魚得水。他在小崗村工作幾年，工資一分也沒拿回家，還倒貼了好幾萬。在電視劇中，沈浩42歲生日的時候，妻子王曉勤對妹妹、妹夫大發雷霆，原因是他們對沈浩的大公無私深表疑惑，認為沈浩太傻。王曉琴怒斥道：“你們老說共產黨的干部出了哪個哪個貪官，咬牙切齒的，這不好那不好。好，現在輪到你姐夫了，人家好好干了，到你們嘴里有好話么？還傻傻傻、農民農民！跟你們這樣說吧，共產黨的干部要都是你姐夫這樣的，就真就是和諧社會了！”
在當今社會中，能象沈浩在小崗村一樣做的干部，鳳毛麟角。毫無疑問，沈浩是好干部中的好干部。然而，一個好干部，優秀的共產黨員，僅僅就是關心群眾、幫助群眾，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資源去爭取各種項目？好干部沈浩對小崗村的村治，又真正觸動了多少？共產黨帶領群眾致富，難道僅僅依靠占有優勢資源（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黨員干部，利用這些資源為群眾辦事？
三、好人沈浩在小崗村的工作
在電視劇《永遠的忠誠》中，沈浩招商引資的GLG公司老總曾對沈浩說：“見到你以后，我發現做個好干部其實也不難，做個好人就行了。”這句話用來說沈浩，還真是十分合適。好干部沈浩真的是個好人，無論多難的事情，他都力圖以情感人，在影視劇中的多數場合，他也成功了。他多次感動小崗村的村民，村民最初對他存有各種懷疑，但到最后都徹底信服，尊敬他、擁護他。
在電影《第一書記》中，最典型的莫過于遷墳事件。村里好不容易引進一個工廠，需征地200多畝，遷墳工作十分難做。村里吳大媽的丈夫為革命事業犧牲，兒子餓死了，留下孤獨的她。在遷墳的事上，其他村干部不以人為本、以情感人，強行偷遷，這使吳大媽很傷心。沈浩卻不這樣，他認為如果讓吳大媽如此傷心，寧可不遷墳不上項目，他堅持以情感人，親自在遷墳時披麻戴孝，還把妻子曉勤給他買來擠奶補身體的山羊送給了吳大媽。這一切感動了吳大媽，最后她主動支持沈浩的工作。
在電視劇《永遠的忠誠》中，最典型的也是征地事件。一直到臘月二十九這天，釘子戶余明亮一家還沒簽征地補償協議。這事不解決沈浩年都過不好，他遲遲沒有回家，帶著本想帶回家過年的兩瓶酒和兩只燒雞送給了余明亮。這時，王曉勤哭著打來電話，問沈浩還回不回家了，沈浩讓陳希盛接的電話，王曉勤在電話里說沈浩的老母親一直在等他回家過年。此時，余明亮的眼眶一下紅了，之后便答應了沈書記簽了那份賣地的協議。
如此設置故事情節，影視劇固然達到了宣傳的初衷，表現了沈浩的偉岸形象，用了巧妙的藝術處理手法，沒有將沈浩置于矛盾的最前沿。尤其在遷墳事件中，影片先抑后揚，描寫村干部的強制性遷墳，擅自扒了吳奶奶兒子的墳，吳奶奶哭倒在墳地里，使矛盾尖銳化。這時，沈浩才出場，以情動之：先以好言撫慰，后動員全村人為其夫披麻戴孝，最終使得吳奶奶心甘情愿地遷墳。這不過是征地過程中干部與農民矛盾沖突與解決的藝術再現，沈浩并沒有處在矛盾的最前沿。如果果真如他所言，寧愿不上項目也不能傷害吳大媽的感情，那回避矛盾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不征地不上項目也不發展。
現實比影片呈現得復雜得多，矛盾的化解也難得多。最近十多年來，中西部邁開了城市化進程的大步伐，農村工業化發展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影片對此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小崗村要發展，還是得引進工商業項目。為引進外資，建廠占地，需要征地、拆遷、遷墳。安土重遷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征地、拆遷、遷墳必然會引起農民的反對和抵制，必然引起與農民之間的尖銳沖突，這正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突出矛盾的生動體現。不可否認，政府工作人員態度好一些，更關心群眾生活一些，很多矛盾可能會加以化解。但是，僅僅注意工作方法，關心群眾生活，就能化解所有的矛盾，那也只是一種幻想。
事實上，從沈浩開展工作的村治基礎中很容易看到，沈浩面對的不僅是小崗的貧窮落后，還有一幫你死我活窩里斗的“老英雄”們，是廣大群眾人心渙散。當沈浩面對如此困難的局面，他難道真能靠做個好人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當然，在影視劇中，也有好幾件沈浩做好人也解決不了的問題。在影片中，這些問題幾乎都是由余三爺通過“罵街”來解決的。余三爺是小崗的“老祖宗”，在1960年自然災害時領著余本華和余本福乞討，對兩個人有救命之恩，這兩人后來成為了分田到戶的“紅手印”，只有余三爺敢說敢罵他們。
沈浩剛到小崗村不久，就從上面弄來了50萬元村路改造專項資金，他組織村干部們開會，決定組織村民自己修路自己掙錢。這樣，賈治國通過承包來掙錢的算盤落空了，他便出主意，讓弟弟賈治新連夜將他家的豬圈外延，以此索要占道費。眾人熱火朝天地修路，到賈治新的豬圈時卻不得不停下來。沈浩給賈治新怎么也講不清道理，群眾憤怒也沒有辦法，最后余三爺出來一頓臭罵后，賈治新就不敢動了，推土機順勢將他外擴的豬圈推到。
當沈浩面對擋在眼前的“火藥槍”、“八間房”和“推土機”等阻礙小崗發展的堡壘時，他沒有“各個擊破”，而是試圖采用正面進攻的以“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一舉解決所有問題。結果，觸犯了“紅手印”們，“傷眾了”，連會議都進行不下去了，沈浩被孤零零地扔在冷板凳上。不僅如此，當沈浩試圖通過到法院起訴來解決問題時，他還被賈治國手下的小兄弟于大偉找來幫兇痛打了一頓，住進了醫院。余三爺聽說沈浩挨打，實在氣不過，就踉踉蹌蹌跑到街上開罵：
你們都給我滾出來，沒臉滾出來的給我豎起耳朵聽著。啊？你們憑什么，你們都是什么的東西？啊？沈書記怎么你們了？自打沈書記進了我們小崗辦了多少好事啊，你們咋沒看見啊？啊？你們不要臉的，還找人打人家沈書記，你們的良心被狗吃了？啊？就憑這你們是大包干的帶頭人，頭上頂了頂紅帽子，就覺得了不起了么？就覺得有功勞了是不是？人家過雪山爬草地的英雄都沒怎么樣，你們就是大包干按了個手印，就以為自己是開國元勛了？不要臉！話也不會說了，路也不會走了，人也不會做了，啊？你們辦點正事沒有？小崗村就容不下你們了？你們這些村干部別光顧的給自己家好事，要給村民辦好事啊。打人的是哪家的混蛋？爹媽怎么教育的？丟人啊。你們整天對著報紙、電臺、電視臺說好聽的，啊？裝的像個人樣，可你們底下呢？給我好好做人啊。做人懂不懂？都這么大歲數了，還胡說八道。
本華家的給我聽好了：你說你們家的火槍是燒火棍，你拿出來我瞧瞧，讓大伙瞧瞧，你敢不敢拿你們家的燒火棍開自己一槍？你拿出來啊，都六十好幾的人了，還胡說八道，本華你聽見沒有？本福家的請你出來，給大伙說說，啊？你不是經常給報紙啊、電視臺啊講故事作報告么？啊？你給大伙說說，你這兩年給咱們小崗村辦了些什么好事啊？干了壞事的都給我滾出來，你們是什么的東西？本福啊，你不好意思說，我替你說。這幾年你根本就沒給小崗村干好事。別的不說，村里的幾間房什么時候是你們家的了？啊？你記得吧，咱們討飯要吃的時候，人家給了你才算你的，什么時候村里給你房子了？啊？本立，小的給我聽著：整天跟著本福屁股后面轉，不學好。我問你，挖掘機什么時候算你個人的了？你們這些人啊，好了傷疤忘了疼。共產黨給咱們好日子過，你們不好好的過，還想跟我老頭子去討飯要吃么？啊？這幫兔崽子沒資格讓我說，只能讓我罵，罵個三天三夜我都不解恨！
后來借著公安機關的收繳槍支的大氣候，“火藥槍”問題得以解決。在沈浩后續的以情感人下，村里找了兩間房給本福存放雜物，“八間房”問題算是得到妥善的解決。而挖掘機問題則一直都沒有得到解決。
沈浩為了發展小崗村旅游業，真是用心良苦。費盡了口舌，費勁了心血，辛辛苦苦說動省旅游局建起了一個大包干紀念館，把“紅手印”們的巨幅畫像掛在了寬敞的大廳里，以供游人們駐足參觀。可是，誰知道，卻遭惹了“肖像錢”之爭。剛從華西、大寨參觀歸來的大包干帶頭人，沒能學到一絲一毫的集體觀念，反倒商機意識增強了，他們琢磨著從紀念館中能撈取什么好處。他們認為紀念館里掛著他們的照片侵犯了他們的肖像權，應該向他們支付“肖像錢”。紀念館開館在即，他們卻鬧得不可開交，沈浩勸阻無效。此時，又是余三爺出來一頓臭罵：“有的人說，這張臉值五萬，有的說值三萬。你們這幾張臉誰給的？我們這幾張臉黨給的，人民給的，這幾張臉算什么？不就是二十幾年前要飯的臉？窮也要，富也要，丟不丟臉？”于是眾人散去，不敢再說什么。
沈浩以小崗村為家，一心為小崗村謀發展，關心村民生活，盡己所能地幫助村民，這感動了余三爺，因此，在關鍵時刻，余三爺都會站出來支持沈浩的工作。由于沈浩是個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在村莊里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群眾基礎，我們可以信服這一點。然而，沈浩面臨的最困難的事情，余三爺都能解決，何至于要派沈浩來當書記？在村治混亂的小崗村，難道余三爺真能解決那些治理難題嗎？也許，現實并非如影視劇處理的那樣。
四、政治原則和組織基礎在哪里？
沈浩是個好人，擁有很多社會關系資源，并用這些資源來幫助村民，為村莊謀發展。但是，好人做好事就是好黨員、好干部？那作為黨員干部，沈浩的黨性在哪里？而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原則和組織基礎又在哪里？從影視劇中根本看不到這些。可以說，這些構成了描寫沈浩事跡的影視劇的短板。
很遺憾，影視劇中首先就看不到鳳陽縣委的政治原則。在沈浩被打后，縣委書記曾到小崗村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
小崗村的村民們，同志們，昨天晚上有一伙人毆打了沈浩同志，致使沈浩同志受到了嚴重傷害。這是一起嚴重的治安案件，也是政治事件。我們滁州市委的領導同志對此事件都十分憤怒，也十分的重視。我現在告訴大家，市委林書記有十分重要的指示，要我們嚴懲兇手，徹底解決小崗村的問題。市委領導還要求我們，一定要抓獲打人兇手和幕后指使，揭露出事件真相，并以此開展對廣大群眾的法制教育和政治教育，以徹底推進小崗村的各項工作，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的小崗村，團結的小崗村。今天，我在這里代表縣委表明一個態度，沈浩同志在前一段小崗的工作是十分努力的，并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我們縣委是滿意的，是抱著肯定的態度的。我們對沈浩和小崗村一班人下一步工作打算也是支持的。他們提出要在小崗村創建一個村規民約，打擊歪風邪氣，打擊違法犯罪行為。我們以為這些想法都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今天我的心情很沉重，但也很感動。我們村民聽說沈浩書記挨打了，一大清早就趕到縣醫院看望沈書記。有小崗村這樣的好書記帶領著大家，我們相信小崗村沒有什么問題不可以解決。你們看，我們這里昨天還是陰沉沉的，今天就是一個大晴天。我們相信小崗村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縣公安局長也義正言辭地講：
昨天毆打沈書記的人，我勸你主動交代問題，爭取寬大處理。今天我帶的民警就在你們村里辦公，隨時準備接待你們。只要是交代了，坦白了，我保證按照政策寬大處理。縣公安局不偵破此案是不會離開小崗的！
然而，當事后案件得以偵破，真相大白，是賈治國制造了暴力毆打沈浩的事端。縣委和縣公安局卻抓了一個于大偉這個打手來墊背，幕后指使者賈治國不但躲過了一劫，還因主動交出火槍而被縣委書記說成是“有立功表現”，被免于追究責任，甚至還被記了一功，最后被調到鎮上工作，這多少還是有些荒唐。即使說不上縣委書記陽奉陰違、表里不一，至少也可以說他沒有什么政治原則。對于賈治國的這種行為，至少應該批評教育吧？應該在黨的會議或干部會議上進行批評吧？應該讓他做自我批評吧？在這種沒有政治原則的基層治理下，賈治國這種村霸型的干部，能凌駕于法律之上不是偶然的。可以想象，當下派書記離開后，他能不重新統治小崗村嗎？小崗的前途還能像縣委書記慷慨陳詞的那樣“一片光明”嗎？
同樣，在村莊治理中，沈浩對幾乎所有曾經反對他的人，都是以德報怨，他的寬宏大量感動了小崗村的人們。但是，小崗村人的感動似乎是抽象的，一碰到具體問題，他們就不能與沈浩力往一處使、心往一處想了。沈浩的以德報怨本身并沒有錯，但在村莊治理中，這種以德報怨如果沒有政治原則，那就是一味退讓，真能讓那些反對他的人進步嗎？尤其是那些大包干的帶頭人，當他們犯了錯誤以后，沈浩幾乎從來不批評他們。他們也都是老黨員、老干部吧，如果他們的做法和想法是錯誤的，沈浩為何不在干部群眾會議上給予批評，為何不能在黨員會議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沈浩曾在自己的日記中吐露出深埋在心底的話：
通過修路，村民們信任我了，有話也愿意跟我說了。而且在這二十幾天，通過大家聊天也知道了好多事。在小崗村要想把事情干好，關鍵還是那幾個人。這幾個人的事情還真是不好辦。順著他們不行，批評他們敢批評么？有些明明是他們的錯，可我怎么批評他們呢？這事我得跟誰說？找縣里不行。找省里，找誰？找黨中央？算了，還是自己想車輒吧……
一個黨的基層干部，對待黨員、干部和群眾所犯的錯誤，連批評都不敢，能說這是一個優秀的干部嗎？為什么不敢批評他們？難道真如余三爺所說的，他們頭上有著紅帽子嗎？就憑他們是大包干的帶頭人，不但基層黨組織的干部不敢批評他們，甚至連縣委書記都不敢批評他們。那他們到底又有什么功勞呢？難道真當他們如同“過雪山爬草地的英雄”，如同“開國元勛”？即便是開國元勛，犯了錯誤也應當是可以批評的，這才是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政治原則。
沈浩覺得批評這些“紅帽子”不行，向上級反映也不行，還是決定自己來想辦法，他又都想了些什么辦法呢？無非是做好人，試圖感動干部群眾，而且他成功了。村莊治理矛盾的最前沿，一定是反對力量，此時怎么辦？在《永遠的忠誠》的編劇者筆下，大部分矛盾的化解都靠沈浩關心群眾生活，耐心開展工作；而一些沈浩實在解決不了的矛盾，就靠讓余三爺出來將當事人、釘子戶臭罵一頓。這不符合現實，編劇者對沈浩的這種理解，是從人性的角度，而不是黨性的角度來理解一個好干部，將好干部庸俗地理解成了一個好人。
在電影《第一書記》中，倒有一件事情體現了沈浩工作的政治原則。楊德福將村集體的鏟車據為己有，沈浩試圖要回。楊德福由于過去的背景在村里很霸氣，甚至教唆人毒打沈浩，想給他個下馬威。沈浩沒有因此屈服，而是以法律為武器，為村里收回了鏟車，終于解決了多年來許多駐村干部難以解決的難事。沈浩為了收回鏟車，對楊德福做了多次且細致的工作，但均無收效，因此才訴諸法律，動用強硬的方法。在法院開庭時，沈浩組織了有興趣的村民前去旁聽，法院來村強制執行時，也有很多村民圍觀。沈浩動用國家強制力為村委會維權，同時也動用了民主手段，讓廣大村民群眾說話，在村莊里有強大的民意基礎。
一個優秀的黨員干部當然應該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但更關鍵的是，應當堅持政治原則，發揮黨團組織基礎，將群眾組織起來，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在電視劇《永遠的忠誠》中，為了籠絡年輕人，將他們留在村里，沈浩曾設想，要發揮團組織的作用，事后這一設想似乎并沒有實現。沈浩確實帶領小崗村致富了，但這種致富只是從外面爭取項目和投資，在村莊內并沒有組織基礎。村民群眾也許確實可以從這些項目中得到好處，但未必真能改善村治狀況。沈浩曾對GLG的老總說，“小崗村的村民是窮爭，總盯著眼前的一塊錢，而不知道放開眼界，前面有一萬塊錢”，所以他想通過引進投資幫助小崗村致富的方式來解決小崗村紛爭不斷的問題。然而，事實卻像余三爺所說的那樣，村民們“窮也要，富也要”。
如果沒有這些政治原則和組織基礎，沈浩帶領小崗村致富的借鑒意義在哪里？通過關系爭取上面的項目？上級政府投放的項目可以讓小崗村致富，同樣可以投放到其他村莊，也可以讓其它村致富。而之所以投放到小崗村，也許只是小崗村“改革第一村”的名片，外加上沈浩的努力爭取。不辭辛勞地爭取外來的投資？小崗村可以招商引資，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對小崗村網開一面，批準了其農業土地的非農使用，小崗村可以享受土地非農適用的級差收益。如果其它村莊也能享受此政策，將農用土地轉化為工業用途，招來投資是遲早的事情，致富也是必然的。況且，如果小崗村能像華西村、南街村那樣自己開辦實業，那就不僅僅是分享地租收益，還可以直接享受工商業收益。
如果沈浩只是辛勞地幫助一個村莊爭取了新農村建設資金以及政策優惠，那么沈浩作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干部的又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呢？這個村莊到底可以讓其它村莊從中學習什么呢？換句話說，沈浩在小崗村的工作如果沒有政治原則和組織基礎，他的意義是大打折扣的，甚至他的勞累殉職也不會有太多的意義。這樣說有些殘忍，因為沈浩確實因積勞成疾而犧牲在工作一線。不過，我的這一說法并非針對沈浩，而是針對沈浩事跡影視劇的編劇者們，這是他們應當深刻反思的問題。
五、怎樣才是共產黨的好干部？
沈浩到小崗村掛職擔任的職務是“第一書記”。所謂第一書記，是指小崗村黨支部的第一書記。但無論是電視劇《永遠的忠誠》還是電影《第一書記》，我們都看不到黨支部的活動。在兩部影視劇中，小崗村的村主任都是賈治國，原來村黨支部書記都沒有出現。
如前面的分析，除了關心群眾、幫助群眾之外，沈浩為小崗村所做的諸多好事都依賴于兩點，作為省財政廳干部所擁有的社會關系資源，以及小崗村里的權威人士余三爺的支持。而這兩點在成就一個好干部上，恰恰是不具普遍性和可復制性的特點，它們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在正常的組織程序所能支持的范圍之內。
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稍有了解的人，或者對建國初期發動農民進行土改的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很熟悉共產黨員發動群眾的一個格式化的工作套路：先由上級組織派出一個得力的黨員干部到某個村子，進村后他往往先找人談話了解村里的情況，同時從中尋找積極分子；然后把積極分子組織起來，再通過積極分子影響村民，進而將村民動員起來，通過組織群眾斗爭作為“反面人物”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使村民緊密團結在村黨組織周圍；村黨組織進而在上級黨組織的指導之下，依據國家政策，領導組織起來的群眾進行土改等社會改革措施。
在上述過程中，被派去工作的干部當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個人社會資源和一些特殊的資源來支持自己的活動，但這些都是輔助性的。下派干部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不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而是靠個人的社會資源和某些偶然的因素來為村民做好事，在當時的條件下一般都會受到批評。
在沈浩事跡的影視劇中，沈浩在小崗村既沒有發動積極分子，也沒有召集黨委會議，他一直是孤立無援的，自始至終都是他一個人在孤獨地奮斗。這是因為村里沒有積極分子、沒有黨支部嗎？當然不可能。既然有黨支部書記，就說明還有黨組織，還有黨員，只是他們已經變成了普通村民，沒有人組織他們，他們也無法發揮共產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當然，當前農村是社會狀況早已不同于幾十年前搞土改的時候。時下農村題材的影視劇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村里的“能人”靠著自己堅定的信念，利用個人資源，從外面找來商業資本，或者是上級政府的投資，發展旅游或者特色農業。如潘長江、趙本山等人主演的農村題材的電視劇，都是如此，能人們自己富裕了之后不忘鄉親們，想方設法帶領著村民一起奔小康。應該說，這些電視劇也確實從某個角度反映了當前農村現實。
而在沈浩事跡的影視劇中，即使是對于楊德福、賈治國這樣的反面人物，村民也只是敢怒不敢言，無計可施。沈浩費盡力氣找來資金，要為村里修路卻遭遇了阻攔；好不容易辦起了“大包干展覽館”，紅手印們還要肖像錢；沈浩做好人，為村民做好事，反倒被打。在這些時刻，即使是積極分子們，也只能罵幾句了事，或者訴諸法律。而法律在農村常常顯得蒼白無力，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前文述及的，賈治國唆使他人毆打沈浩，卻也并未遭到什么懲罰。
分田到戶以來，農村集體解散，集體利益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個人利益和權利變得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是為了全村人的利益，要犧牲一點點個人利益，也很困難。更不用說像以前那樣，發動群眾，通過批斗落后分子來為集體利益開辟道路。時代變了，批斗行為，現代法律不允許，群眾也不支持，被批評的人更不會就范。只要沒有觸及法律，個人即使再怎么損害集體利益，再怎么“落后”，也沒有辦法，只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被動地等待“良心發現”，很難采取什么積極措施。而基層的黨組織則消極渙散，黨員幾乎沒有組織活動，黨支部幾乎變成了給逢年過節給孤寡老人送禮物的慈善組織。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之后，鄉村干部不用再收取農業稅費，不再有求于農民，他們因此常常也懶得理會農民的實質需求，村干部的工作近來甚至有行政官僚化趨勢，只應付上面交辦的工作，不和普通群眾發生聯系，更不用說為群眾排憂解難。
也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來，黨中央越來越強調群眾路線，但真正的群眾路線是什么？是貼近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領導群眾。但是一些地方的干部卻將群眾路線簡單地實踐為給老百姓發錢發東西，給這樣那樣的物質利益，將群眾路線變成了“收買群眾”。從群眾路線出發，黨和群眾的關系應當辯證地理解，黨要領導群眾，但主體仍然是群眾，而不是黨來包辦群眾的事情，黨在基層的領導作用最主要的應當是發動和組織群眾，讓群眾自己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由黨組織來替群眾辦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共產黨的好干部在基層最需要發揮的作用，就是把處于渙散或半渙散狀態的基層黨組織重新鞏固，讓黨的基層組織重新發揮領導作用；讓積極分子能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是只發幾句牢騷了事，成天概嘆“英雄無用武之地”；用黨組織的威信來代替“余三爺”們的個人威信。只有如此，沈浩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的好干部；也只有如此，沈浩這樣的好干部才不會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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