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為批駁土地私有化和土地買賣的喧囂而作，當下城鎮化、土地流轉將全面推開之際，特重新發表該文，鑒古知今。
一、明中期以后的土地兼并狂潮
一般地，現代中國歷史學家把近代中國陷入災難的時間定在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實際上，中國那一次被列強擊敗，只是對腐朽政權外殼的一擊，暴露出的，卻是整個封建社會機體的殘敗，由于清朝全面繼承了明朝的社會遺產，所以，中國的災難并不是始自鴉片戰爭，而是在明朝中期。
從英宗正統到神宗萬歷前一百多年間，主導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循環的因素逐漸形成，像歷史上戰國、兩漢末年、西晉、南朝、唐末、兩宋末年一樣，明朝大面積的土地兼并開始大成氣候。
首先，一開始是地主階級瘋狂搶掠自耕農的土地，使農民淪為佃農。
一方面，皇室、王公、勛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掠奪土地。各王在未封前在京畿附近有王莊，受封后又在封地廣占莊田，一代一代地圈占。神宗的弟弟潞王在湖廣占地4萬頃;神宗子福王在山東、河南、湖廣占田兩萬頃，其他子女也廣占土地。弘治時，皇親張延齡一次請乞近一萬七千頃;正德時，慶陽伯夏臣一次投獻近一萬四千頃。這些特權階級的封地，占田竟達全國耕地的六分之一。
另一方面，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紳也在瘋狂搶掠農民的土地。嘉靖時嚴嵩父子在家鄉占田，袁州一府四縣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嚴家的。徐階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多萬畝，佃奴過萬。
明中晚期至上而下的土地兼并狂潮使全國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而相對立的，是90%以上的人口淪為佃農和一無所有的流民，有田者十分之一，為人佃者十分之九，說的就是這種境況。伴隨而來的是租糧奇高，江南一畝之收三分之二要交給地主，加上各種差役、賦稅，逼得佃農只有選擇逃亡。
明朝開國時，朱元璋對兼并土地，造成社會矛盾的地主不手軟，前后殺了有9萬多。到了明朝晚期，皇帝已經變成整個地主階級的傀儡，朝政由宦官把持，地方由身為大地主的軍政大員把持，皇帝的本家還控制著中國六分之一的地盤，然后是由大小地主形成的寄生階級。當邊疆的告急文書和各地農民起義的消息傳到京城時，朝廷就要不斷增加捐稅，這些負擔就全都被地主階級轉嫁到佃農身上，這就加速了農民的破產和土地兼并的進程，佃農不堪重負而逃亡，自耕農為活命出賣土地，至使流民隊伍不斷擴大。
大量自耕農的消失，又直接導致小手工業者的破產。因為大多數手工業者生產的產品是面對普通農民的需要而生產的。由于土地兼并，90%以上的人口變成佃農，交了地租所剩無幾，也就喪失了購買力，手工業者的產品也就失去了銷售對象。當農民紛紛破產淪為佃農的時候，就會直接導致手工業者的作坊，工場破產倒閉，加入流民的大軍。
當整個地主階級把下層勞動人民剝奪的一干二凈以后，接下來，大地主大商人開始對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實施剝奪。
在明朝，大小地主都兼兼營一些店鋪、牙行、鹽酤、煤灰窯以及一些手工作坊、工場等工商業，當土地兼并瘋狂進行時，人民陷入絕對貧困，貧困人口占絕對數量時，整個社會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價值上無法實現，因為佃農交完地租所剩無幾，雇工連吃飽肚子都不可能。
地主要靠佃戶養活，工商業的經營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這期間由于土地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口卻在不斷減少!
明朝中期以后，瘋狂的土地兼并和對農民的殘酷剝削，造成農民生存環境的急劇惡化，直接后果是明朝人口的劇減。明洪武二十六年，天下人口有六千余萬;孝宗弘治時僅存五千零二十萬;到英宗正統時，黃河上下，長江南北，流民已經增至600多萬，有的地方逃亡人口已經過半;到崇禎時人口還剩四千萬，其中流民竟達千萬。
當人口急劇下降的時候，勞動力就顯得稀缺，這給地主階級內部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地主階級為了保證自己的勞動力需求，開始組織地主武裝，任意魚肉佃農。到明朝末年，佃農事實上已經淪為農奴，王府官廳豪紳地主在自己的領地上私設公堂、格殺莊佃、吊拷租戶已無所顧忌。
大地主和大商人為了保證他們自己又足夠的佃戶和雇工，開始向中小地主和小商人開刀，因為只有讓這些人破產，才能保證自己的勞動力和財富的需求。
大地主，大商人的要求通過屠殺東林黨人掃清了道路。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是靠剝奪中小地主和小商人來解決的。當他們的目的達到以后，卻發現他們收的租糧和生產出來的東西越多，則窮人更多，而且更窮，流亡的佃戶和逃走的雇工就越多，絕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況就越來越差，社會人口就越來越少!
這種社會進程證明了宏觀經濟的鐵律：
只要社會資源日益被少數人占有，大多數勞動人民就不能分享社會生產和發展的成果，從而就引起勞動人民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最終將導致整個社會生產的停滯和倒退，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災難循環的本質。
為什么明朝的勞動人民不能分享這些成果，因為土地兼并使佃農喪失了分享的權利，因為手工業者的破產使他們喪失了分享的權利。
接下來，就要開始影響大地主的糧倉和大商人的生意了。因為土地兼并發展到這個程度以后，社會上除了地主階級集團那一小撮人以外，已經是遍地窮人，大地主大商人手中的糧食和商品就會爛在他們自己手中。他們不會放糧，或者白送，因為那樣會使他們手中的商品價格下降，戲文里描述的好心地主施粥也不是整個地主階級的普遍行為，帶有極大的欺騙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才是真實的寫照!
有人會想，他們不可以出口嗎?因為那時的海運成本極高，風險極大，海外貿易一般是高價格昂貴的香料，金銀珠寶，不是用來倒騰大宗普通商品的，而且，明朝由于一些當時的歷史原因還經常實行海禁。
這種社會進程在當代表現為經濟危機，在那時，就是社會經濟開始萎縮。
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是在明朝由于土地兼并而被扼殺的，很多無聊歷史學家撰文討論，說如果明末的資本主義如何如何發展，中國就不會有近代被殖民的歷史，可能嗎!?
在明朝晚期，盡管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的科技發展，盡管徐光啟等人推動的西學東漸曾經讓中國上層統治集團耳目一新，但是在整個地主階級瘋狂掠奪土地的狂熱下，世界的變化并沒有納入他們的視線，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沒有變成東方的容克地主，他們的驕奢淫逸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在此停頓。
明朝晚期，由于土地兼并形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終于在熹宗天啟七年爆發，從澄縣王二點起農民起義的烈火以后，明朝的統治階級就再也無法撲滅，一茬又一茬，直到李自成打進紫禁城，崇禎吊死在煤山上。
二、清朝對明朝封建遺產的繼承
為什么清在入關后不在關內推廣八旗制度呢?
一是多爾袞想永遠保持八旗的優勢和旗人的凝聚力。他認為如果關內普遍設旗，漢人勢力必然做大，就會尾大不掉，難以控制。
二是清朝要統治關內，他要取得一部份地主的支持，所以他不能推行八旗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多爾袞的第一個想法被八旗和他自己推翻。清軍入關后，一道圈地令使八旗制的性質徹底改變，原本的八旗兵丁一轉眼變成了擁有大片田產的地主，他們開始以剝削旗下的佃農為生。在逃人法頒布后，八旗制就蛻變為赤裸裸的農奴制了。后來，鰲拜再次圈地引起激烈的民族矛盾，康熙才下決心廢除了圈地令。
多爾袞認為他的第二個想法處理得不錯。多爾袞一開始宣稱清取得政權于李自成，并且說要為明朝報仇，就是在向關內的地主們暗送秋波。
以洪成疇為首的那些降臣降將們又是怎樣打算的呢。他們知道，明王朝早己走上敗亡之路，明朝的統治階級決不會主動放血還給農民土地，如果李自成的農民軍掌握了政權，會不會向整個地主階級開刀，他們摸不透。但是，投靠清朝則可以引導清政府保護關內地主階級的利益，這個他們能做到。因此，為了保護他們的富貴，他們選擇了拋棄明王朝，與農民軍對立，協助清王朝確立統治的思路。
清朝在入關后采取的是一套迎合關內地主的政策。多爾袞明白，清朝接收的明皇族、宦官、大官僚的土地約占全國土地的六分之一，可以安置崇禎留下的上千萬流民，他不必再得罪關內的其他地主了。到了康熙時，四川發生了大瘟疫，十室九空，清政府從全國各地遷民百萬入川，又緩解了土地矛盾。這樣，清實際上未作大手術就把關內明朝封建社會的構架，體制完全繼承了下來。
這種繼承對中華民族產生了致命的后果，他使中國社會重新陷入土地兼并的災難循環，又使新的生產方式難以萌芽和發展。
清朝在平定三藩以后，社會出現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穩定，人口比清入關前后增長了一倍多，達到一個億，乾隆時爆增至3.7億，道光時人口達到4.1億。清是獎勵農桑的，土地開墾使總耕地面積達到11億畝。
但是，新開墾的土地趕不上人口的暴增的速度，道光時期人均土地面積還剩不到三畝。
到了這種時候，歐洲人想的辦法是十字軍東征，接著又是血腥的海外殖民，拓展生存空間。
清朝采用的是閉關鎖國的辦法，因為地主需要用更加苛刻的條件出佃他們的土地，商人需要更廉價的雇工來供他們榨取!
人均耕地的減少刺激了地主階級對土地的胃口，新一輪土地兼并的狂潮又開始了。乾隆后期，田連阡陌的大地主遍布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紳的莊田橫跨州縣，和珅家的田產占了半個保定，三朝元老張廷玉家的土地橫連幾縣，安陽的一家大地主在中原幾省占地，到太平天國失敗后，湘淮軍閥發了戰爭財，到處奪買土地，李鴻章家在合肥就變成屈指可數的大地主了。地主們為了強化他們對農民的統治，紛紛在自己的莊田內筑寨子，砌城墻，設立武裝，私設公堂，地主階級的宅第變成欺壓佃農的堡壘，地主的土地變成了佃農的地獄。
這一輪土地兼并延續的時間很長，不因列強侵入中國而受到影響，不因太平天國而受到警告，也不因辛亥革命而減弱，抗戰時期也沒有停下來，日寇投降后，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在淪陷區又掀起新一輪土地兼并的高潮，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國民黨敗走臺灣。
為什么清中葉中國人口暴增，人均土地減少，剩余勞動力增加了，勞動力價格下降，且出口常年順差，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仍然沒有發展起來呢?
很簡單，像明朝晚期一樣，90%以上的土地又掌握在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手中，他們占有了大部的農業勞動成果，而90%以上的勞動人民除了糊口，幾乎沒有了什么消費能力。在當時，農家的幾雙碗筷要用幾代人，農民家里，冬天的棉衣到了夏天抽去內里的棉花就是單衣，和珅家的佃戶夫妻倆只一條褲子不是戲說，那是真的!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環境下，手工業者的產品賣給誰去?
沒辦法，清中晚期手工業者的產品只好出口，朝廷有限地放開海禁，同時又規定了海船的大小，那是無奈之舉。由于國內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使雇工的價格極低，清朝的商人靠廉價勞動力得來的產品在海外具有價格上的優勢，英國東印度公司生產的茶葉不是中國茶葉的對手，英國人的機織布也敗在中國手工織的老粗布手里。
即使沒有鴉片戰爭，中國的資本主義也不會很快發展起來，因為土地兼并不斷給大商人的工場，作坊輸入廉價勞動力，他們無需進行生產工具和工藝的改進就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工商業者根本就沒有快速進入資本主義的動力。
這是清朝強大的標志嗎?不是，這是土地兼并下封建地主和大商人的罪惡，是佃農和雇工的悲哀!
乾隆死后，清朝由于勞動者的絕對貧困形成的海外貿易優勢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人的大炮轟得粉碎。
鴉片貿易以前，西方商品無法在中國有大的銷路，不是因為中國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國商品有什么抗拒力，所謂的自給自足，實際上是：自給且地主階級足，勞動人民不足!
西方商品的購買者只是皇室貴族、達官貴人、大商人、地主豪紳，這些人在中國社會是少數人，他們的購買力是有限的，而大多數人是沒有銀子消費西方產品的。
然而，中國商人從出口中得到大批的硬通貨，甚至逼得英國人不得不向中國輸入白銀來維持貿易平衡。當他們發覺他們先進的工業設備沒有競爭過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他們起先很郁悶，然后，他們就打起歪主意來，他們想到了鴉片貿易和自己的船堅炮利。
在近代，參透土地兼并是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同時又制定了相應的社會制度的人是太平天國的洪仁軒，只是“天國田畝制度”和他們的實踐來的太晚了。
中山先生在對中國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長期觀察和思考后，他明白了：在一個巨大的農業國內，只有廣大農民可以充分享有土地上的生產成果的時候，才會形成大的社會購買力，才能刺激和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砸爛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平均地權”。
但是，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實踐中，他逐步認識到，即使打倒了中國的封建地主，平分了土地，又如何去解決以后新的土地兼并呢?如何使中國人民永遠不再陷入這樣的災難循環呢?最終，他轉向了共產主義。而正是這個原因，他成了中國地主階級、軍閥、官僚資產階級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敵人，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朋友。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億萬中國人民的革命使中山先生的愿望變成了現實。
三、鴉片戰爭以后列強在中國殖民的性質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西方在全世界開拓殖民地的歷史原因。
土地兼并不是中國封建社會獨有的現象。
西方史學家總是把海外殖民描繪成探險家的開拓史，把發現新大陸歸功于歐洲人特有的冒險精神。真的是那樣嗎?
歐洲人在中世紀晚期就陷入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兼并的瘋狂程度比中國明清兩朝毫不遜色，打著宗教幌子發動的各種戰爭背后無不顯露出土地兼并的陰影。封建領主之間的相互攻伐給農奴帶來巨大的苦難，整個歐洲被這種社會矛盾折磨的即將崩潰，勞動人民與剝削階級的仇恨一觸即發。
在這個時候，教會想出一個主意。他們編造了一個神話，說東方有肥沃的土地和豐碩的物產，他們的宗教發源在那里，東方人強占了那里，他們要號召信徒們把失去的土地重新奪回來。
教會為什么要出這個主意?因為教會占據了大量的土地，他們非常害怕農奴們把仇恨的目光對準教會。
教會的這個主意得到了歐洲各個王室的支持，他們終于找到了緩解土地矛盾的藥方。于是，在教皇的蠱惑下，歐洲人動員起來，組織起一支強盜軍隊侵入東方，這就是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
在幾百年里，一撥又一撥十字軍敗亡在東征路上。在東方各民族人民的奮勇抗擊下，歐洲人直接向東方侵占土地的夢想破滅了。
歐洲因為土地兼并形成的社會矛盾無法解決，終于在1381年爆發了英國農民起義，1524年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德國農民戰爭。盡管農民起義被殘酷鎮壓，但是，尖銳的社會矛盾并沒有解決，始終困擾著歐洲人。
由于這個原因，這一時期里，西方王室開始鼓勵人們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哥倫布、麥哲倫們出海的目的既不是為了探險也不是為了發點小財，他們是為了緩解土地矛盾尋找出路!
1498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殖民到那里去的，既不是什么貴族老爺，地主老財，更不是資本家，而是歐洲的農民!
殖民地對宗主國具有什么意義呢?殖民地的開拓對于宗主國的勞動人民來說是福音嗎?
殖民地是宗主國的原料來源和商品銷售地，以最大的殖民國家英國為例，英國人在北美和印度及非洲并不發展工業，殖民地的消費品供應來自英國的壟斷貿易，這反過來刺激了英國資本家在國內兼并土地的胃口，圈地運動開始了，羊吃人把農民趕出土地，以便適應對殖民地的貿易需求，1495年開始，英國的流民法把失地農民強制趕進血汗工廠、碼頭、礦山。
所以，英國的海外殖民和工業革命是兩臺絞肉機。海外殖民是全球范圍的土地兼并，他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的是屠殺和奴役;同時，它給英國資產階級帶來了無限的利潤，又把英國的勞動人民趕入人間地獄。
第二，列強在中國殖民的辦法。
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的殖民活動一開始就不順利。
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以前被與中國不平衡的貿易折磨得寢食不安，當他們利用鴉片貿易和戰爭敲開中國的大門以后，他們卻發現清朝政府的抵抗是軟弱的，而中國人民自發的抗爭是非常令他們頭疼的，他們想用占領北美、南亞、非洲的辦法全面占領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的。列強對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戰爭卻遭到中華民族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的抵抗。從三元里到太平天國、義和團、小刀會，他們感覺到要征服這樣一個民族，吞下這樣龐大的一個國家是非常困難的。
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會向強權屈服，中國人民是殺不完的。
西方殖民者開始尋求另外的方法。他們覺得利用清朝政府來間接控制中國，比他們直接占領更為有利。一個代表列強利益的清政府，比他們直接面對中華民族的反抗要簡單容易的多。
于是，他們就與清政府勾結起來，讓中國半殖民化。他們采取強行租借土地，占領口岸和鐵路，控制海關，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開始向中國輸出資本，要把中國人的血汗榨干。
西方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并不是在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來發展中國，他們只搞加工業，利用中國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凝聚著中國人民血汗的出口產品由中國苦力扛過過山跳，源源不斷運出中國。
西方資本在中國開辦的紗廠，煙廠原料全部出自土地。殖民者為了控制中國的原料來源，運用他們在中國設置的收購渠道聯絡當地的地主，間接地控制了土地的使用，這造成了更大規模的土地兼并。
當地主們看到種植棉花、煙葉有利可圖，為了大面積種植，就開始奪買土地，像當年英國圈地運動一樣，不會種棉花和煙草的佃農被趕出土地，這就是棉吃人，煙吃人。
一些地主發現織布卷煙大有利潤，他們向殖民者學習，從海外買來紡織機械、卷煙機，做起老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這樣產生的。
中國的半殖民化和中國人自己開始的資本化經營造成中國空前的土地兼并的狂潮。成千上萬的佃農被棉蟲和煙蟲趕出土地，顛沛流離，他們進入了城市的棚戶區，變成了碼頭上的苦力、礦山里的黑鬼，他們的孩子成了包身工、童工、城市資產階級家的傭人、百樂門的女招待，這是中國半殖民化后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
當種植棉花和煙葉的利潤大于地主的地租時，地主就不會選擇種糧食。然而，中國人均土地只有兩畝多一點，且那時平均畝產只有兩百來市斤，由于種植棉花和煙葉侵占了糧食用地，反過來導致糧價上升，而土地屬于地主階級，糧價上升的受益者還是地主階級!
佃農不得不學會在地主的土地上種植棉花和煙葉，掙了幾個銅子后卻發現，他們手里的錢能夠買到的糧食越來越少。
自此，絕大多數中國人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境地，中國人民更加災難深重。
與西方列強不同，日本對中國采取了直接殖民的措施。
四、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中國為什么沒有選擇海外殖民
現在，我們要對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關于土地問題的處理以及由此產生的歷史結果和影響作一個大致的概括。
第一，耕者有其田初始。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陸續進入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開始盛行，諸侯國之間相互攻打殺伐。秦實行商鞅變法，允許土地買賣，鼓勵土地兼并，然后，把無地農民組織起來，到周邊的諸侯國去攻城略地。歷史學家們并沒有搞清楚商鞅變法的最終目的，他是利用土地兼并來消滅土地兼并。否則，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就會大封諸侯。他之所以不分封諸侯而采取郡縣制，說明他對春秋戰國的歷史動因掌握的很清楚，對商鞅變法要達到的政治遠景看得很清晰。在六國土地盡屬強秦以后，秦始皇將六國貴族遷入關中，剝奪了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六國貴族對秦最大的仇恨在這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面上，被歷史學家解釋為皇帝是唯一的地主，沒有另外的地主，而實際上，秦始皇是把天下的農民從諸侯的殘酷統治和無休止的戰亂中解放了出來。然而，秦始皇在建國早期遇上了北方的邊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興土木又使人民得不到修養生息，原來六國貴族與農民之間的矛盾立刻轉化為秦與廣大農民的矛盾。六國貴族后裔發現了這個矛盾，利用陳勝吳廣的起義推翻了秦。當六國貴族由項羽分贓沾沾自喜的時候，他們又打錯了算盤，廣大農民并不希望回到戰國時代，劉邦對項羽的勝利代表了這個意愿。從劉邦到文景之治對土地問題的解決是農民意愿的充分體現，到漢武帝時形成了舉國一致，內勤國政外御強敵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局面，漢代對土地的處理方式又成為兩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處理土地問題歷史思維的起點。
第二，土地兼并的敗局。
到了東漢末年，門閥士族的土地兼并爆發了黃巾起義，黃巾起義被鎮壓后的軍閥混戰又加劇了土地兼并，西晉統一三國不但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反而濫封諸侯激化了與農民的矛盾。為什么西晉修養生息了數年，卻在少數民族的一支小部隊面前立刻土崩瓦解，連皇帝都被劫走，就是因為這個朝廷后面沒有人民的支持。西晉只是門閥士族即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這與西漢時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三，平均地權的實現。
在東晉南北朝的歷史畫卷中，由于土地兼并造成了上百年的戰亂，生靈涂炭，哀鴻遍野，慘烈的社會現實迫使人們進行思考，北魏孝文帝對秦漢以來的興衰作了梳理以后，把握了歷史變化的動因，作出了均田制的英明決斷，而北魏的作法又為后來李世民的貞觀均田提供了參考。為什么秦王李世民必須搬倒正統的太子李建成，看一看兩個人周圍都是什么人就很清楚了。秦王手下是清一色的農民起義將領，而太子一邊卻集中了大批貴族黨羽;秦王府兵與太子誓不兩立，羅藝之流挑釁秦王也毫不掩飾。玄武門之變不過是兩大階級的代表人物博弈的終極對決，力量對比和人心向背鐵定了秦王勝出。正是因為秦王背后有一大批農民起義將領的支持，他的均田制才得以推行，也正是有了這個基本國策，李世民才有決心有能力北平突厥，東定高麗，否則，換了李建成，又會像西晉一樣作鳥獸散。
第四，又一輪土地兼并的災難。
到了唐中期，土地兼并開始露出苗頭，這讓安祿山史師明看出唐的軟肋，李隆基貪圖安逸放權邊將，軍政不分使土地兼并更為方便，導致邊將叛亂和藩鎮割據，軍閥混戰逼得農民造反，爆發了黃巢大起義。黃巢的政治主張非常明確，就是要恢復均田和貞觀時代的社會公平正義。黃巢起義被殘酷鎮壓帶來的政治后果是使中國社會倒退回漢末三國時代，北宋王朝的建立與西晉三分復一統也極為相似。趙匡胤靠軍事政變黃袍加身，他為了防止其他將領復制他的行為，只作了點軍事改革，以為這就可以鞏固他的權力，這等于事實上承認大地主階級士大夫集團的社會統治地位。北宋統治者希望既保證地主階級的絕對權力，又得讓老百姓接受他們的統治，因此，儒家思想派上了用場，程朱之流用一套奇談怪論為這個統治集團進行包裝，讓中國人在混沌中過了上千年。北宋南宋是地主階級士大夫集團的政權，由于缺乏普遍的社會支持，所以，在西夏、遼、金、元的連續打擊下，分崩離析，灰飛煙滅。從北宋開始，中國各民族進入又一次大融合，各種不同發展水平的政治勢力相互交織，使漢唐以來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傳統無法起到主導作用。
朱元璋在明初本可以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再造一個漢唐盛世，然而，他選擇了抑制土地兼并，而不采取根本措施，結果在他死后遺患中國六百年。朱元璋最大的失敗是，作為農民起義的領袖，卻尊朱熹為祖，他自己先陷入了矛盾，沒有為保護農民利益建立合理的社會框架，這讓他死后地主階級的土地兼并變得合理，而儒家思想又為這種合理性作出解釋，讓中國人在道義上陷入迷亂。
在此只做唯一假設，如果朱元璋能像漢文帝和李世民那樣處理好土地問題，按照當時的科技發展水平，中國可以在明中期早些時候自然進入資本主義，中國的歷史進程可以提前五百年，但是歷史不能假設。
第五，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
每一輪土地兼并，都造成社會撕裂，并由此產生內憂外患，民族就陷入災難深重，國家就走向衰落，敗亡。但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傳統鼓舞著人們在曲折前行中進行探索，不斷對社會加以匡正，讓這個民族走上正軌，這些民族的先驅不管他們出身于什么階級，例如，劉邦出身于農民，李世民則出身于貴族，然而，他們觀察人類發展的眼光卻驚人的一致，在他們頭腦中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亦相同，那就是上古以來中華民族不斷傳承的一個偉大的價值觀：集體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曾經為中華民族造就了輝煌，按照這個價值觀，社會就有公平正義，民族就走向興旺發達。中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都是以農民起義為基本社會力量來推動的，民族的先驅們總是用集體價值觀為取向，以社會的公平正義為道德力量對社會進行匡正，以實現全民族至上而下的團結，并因此而譜寫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篇章。不幸的是，中華民族的這一優秀傳統在北宋為儒家思想所取代。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清和民國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為剝奪和壓迫作合理的解釋，對反抗和農民起義尋找罪名，甚至連革新都不能容忍。這是放倒中華民族的一劑毒藥。
當程朱理定義的儒學統治了中國人的思想以后，土地兼并變得合理，被壓迫者變得麻木，社會變成了一潭死水。一方面，士大夫們用儒家學說美化封建壓迫，地主階級進行土地兼剝奪農民更加理直氣壯;另一方面，人民被儒家思想所毒害，默認剝奪，逆來順受，聽天由命這樣，剝奪者與被剝奪者達到了思想上的“統一”，社會實現了士大夫們的理想，士大夫們終于在封建社會的夾逢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并且如魚得水。中華民族的集體價值觀和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理念決定了中國人不會選擇殖民;
中國歷史上迂腐猥瑣的封建儒家思想也決定了中國人不會選擇殖民;中國人沒有到海外去殖民，反過來卻被殖民，而且從1840年開始就逆來順受，自得其所，漢奸思維甚囂塵上，這一切都要歸公與儒學所贈!
第六、題外的話：岳飛被害的真實原因。
封建社會下的土地兼并就等于是把整個中華民族送上斷頭臺，土地兼并加上地主階級的儒家思想又讓中國人的頭掉下來卻又不知是為什么。佃農出身的岳飛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以精忠報國為信條募軍北伐，如果岳飛無甚建樹也罷，問題是岳家軍連連捷報卻引起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警覺。南宋士大夫出身的將領組織的抵抗和北伐軟弱無力，因為他們除了恢復宋室這個口號以外，沒有任何凝聚人心的政治目標，而北宋因為土地兼并早以喪失人心，水滸中關于北宋的描寫可見一斑，由于曾經有過宋江、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所以，南宋對岳飛更加警惕。另外，在一大群士大夫出身的南宋將領中，佃農出身的岳飛分外顯眼和另類，雖然像韓世忠那樣的士大夫賞識他，但是岳飛一直是士大夫們排擠和打擊的對象。
岳飛被誣陷和被害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出來為他聲張正義，就是韓世忠也不過是不疼不癢地問了句：岳飛有什么罪?當他得到一句“莫須有”的回答后也就心安理得了。士大夫們對岳飛死后的骷髏賣俏是令人作嘔的，他們甚至把岳飛說成是士大夫的楷模，地主階級的英雄，數百年來無恥的士大夫們從沒有想過：岳飛與士大夫有什么淵源?岳飛的死是中國士大夫的一次集體犯罪。開口閉口人之初，性本善的士大夫們，其人性丑惡發揮到了極致。
五、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出路
第一，農村改革的基礎和性質是什么。
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中國的可耕地面積卻只有印度的一半多一點，各種自然災害又給中國農業帶來根本性的困難。翻開中國各地地方史志，有史以來幾乎每一年都有旱澇蟲病，人民饑饉流離的記載。建國后連續三年自然災害更使新中國的領導人把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放到了首要的地位。
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要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最根本的是要解決中國土地不足的問題和防御自然災害的問題。而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出發點只能是：集中人力物力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六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集體化，就是由于這個原因產生的，集體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為了完成這一大業，不可能去搞三自一包，那時農村沒有剩余勞動力，如果都跑去做買賣了，誰還去挖河整地。
七十年代初，在集體化的框架下，經過十年苦戰，中國農村土地基本整平，大江大河得到根本治理，所以，八十年代中國的大江大河沒有發生災難性的大水，灌溉條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沒有發生大的旱情。
然而，整個八十年代，大江大河的治理停頓了，上游的濫挖，濫采，濫伐卻步步加大，導致了九十年代的大洪水，九十年代的抗洪救災是驚天動地的，上千萬人在各個江河的大堤上巡查堵決，別忘了，腳下的大堤不是平地里長出來的，那是一代人十年汗水，十年艱苦奮戰的結果，沒有那十年的苦戰，哪有什么大堤可堵，早成了一片汪洋了。
七十年代末，在平原土地整齊劃一，水利條件基本改善，山區半山區中低產田得到根本改造以后，剩下的就是加強農田的管理，增產增效。在農業機械化沒有普及的條件下，特別是山區半山區中低產田上集體化的管理顯然是不科學的，這是催生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力條件。
農村承包制改革仍然是手段不是目的，也不是生產關系的變革。
上個世紀中國的農村改革性質上嚴格地應叫做：農田管理方法的改進。他是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大包干提高的是農業勞動者的生產作業效率，大包干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的生產關系，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沒有改變，農業勞動者之間的平等關系也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是勞動工具由集體所有變為家庭所有了，分配方式改變了。
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單位面積上所需要的農業勞動量是一定的，大包干解決的是出工不出力的問題，沒有誰為了種兩季稻子365天都呆在地里，挖河整地需要集體化，而管理農田需要的是一家一戶的分散的管理方法，即使以后農業全面實現了機械化，管理責任還是要分配到家庭的。
單產的提高，取決于良種的推廣，精耕細作，水利條件，合理的施肥，然后是管理，沒有當時的農業技術條件和農田水利基礎，以及足夠的農業生產資料，你在地里怎么鼓搗也增不了產，理論家的扯淡簡直讓農民聽了笑掉大牙。
由于七十年代全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已經大體上完成，農村有了第一批富余勞動力，可以搞三自一包了，農資實現了充足供應，農業已經旱澇保收，大包干后，效率又有所提高，產生了第二批富余勞動力，這些富余勞動力或者就地就業，或者進城從事餐飲、旅店、百貨批發零售是勢所必然，國家就沒必要再開飯店，跑堂，賣丁頭線腦了。
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都是適應生產力發展所作的調整。改革不是目的，改革的底線是絕不動搖社會資源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有這一根本性質。
第一次農村改革最大的失誤是一刀切，把平原地區可以實行機械化作業的連片土地分割成小塊或小條來管理，反而增加了作業和管理的難度，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所以，第一次農業改革只有一半是對的。
第二，二次農村改革的性質。
中國現在還有8億農民，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拿土地不當一回事的人，那不是真正的農民。在城里打短工的農民能算是有職業嗎，開一間燒餅鋪的農民能叫商人嗎，而在一千多萬離鄉打工的農民中，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會在大城市買商品房嗎，他們隨時都會因為各種原因回鄉，特別在經濟危機的時候，下崗人員亂碰頭，家鄉的土地是唯一的依托。
同時，很多在城市有固定工作，有的生意作的很大，收入巨萬，有的官做了多年了，卻還在農村占著地，這是不合理地占用社會資源，也需要清理，應該收回集體的必須收回后由集體重新分配給農民。
中國的可耕地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山地和丘陵地，不可能像美國的農場那樣一個農業工人可以管幾千頃，上萬頃。聽到有人拿美國農業與中國農業作比較就覺得無聊，他只看到了美國人的大馬力拖拉機，卻沒有想到那種拖拉機在中國大多數巴掌大的小塊耕地上是否能轉開屁股。那么，手里握著大把鈔票卻不會種地的人要拿走這些土地的目的，難道是為了進行農業開發嗎，他們要當地主是為了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嗎?(第一個問題)
此外，我想問一下高談闊論美國夢、澳洲夢的人士，知道不知道：美國90%的土地是平原，中國60%的土地在山里;美國的農場種植一年，休耕一年，中國可以嗎;美國農業人口只有幾百萬人，中國卻有八億多農民。癡人說夢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自得其樂還想愚弄人民。
這次農業改革的性質應當是促進農業的集約化經營，方式是農業的合作經營。或者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農業集體化，是農民自愿聯合，國家引導，土地使用權可以入股，出租，以建立大的農業聯合體，一切以確保農民土地的基本權利為出發點，以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增產增收為目的，土地的所有權是不可改變的，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是既結合又分離的，但是決不可以允許土地買賣。
可是，有人卻提出要把土地權像股票一樣上市流通，自由買賣。一旦土地的所有權及使用權與經營權完全分離，中國的農業就會落入不可預期的境地，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敢把農業放到賭博場上去，他們只不過用補貼來控制農產品價格，以便壓低全球農產品價格，通過高技術產品出口和廉價農產品進口來支撐他們奢侈的消費。中國的賭棍卻想把土地當色子來玩，他們已經在股市上炒爛了一大批工商企業，難道他們又想再炒爛中國的農業嗎，中國人的飯桌會放給一群賭棍來游戲嗎?
當土地的所有權使及使用權與經營權完全分離的時候，18億畝耕地是否能確保用于農業，這是第一個問題。一旦土地市場被大資本操縱，當土地價格被砸得很低的時候，或者當土地價格炒得很高的時候，誰都不會在土地上投入資金生產農作物，什么政策法規能夠約束得了那些腰纏萬貫的大地主?
第二個問題就是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如果土地可以買賣，賣出了土地使用權，就意味著不能再回到原來的土地上，土地市場上的騙子利用手里的資金完全可以操縱價格讓大批農民上當，如果農民被引誘賣出土地，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會淪為流民。就當前城市工商服務業的發展所吸納的勞動力來看，已經接近飽和，有的已經過剩，到了新開一家店就有一家店關門的境地，那么若干億失地農民的飯碗在哪里?
第三(個問題)，土地的資本化經營使農業資本家必然追求絕對剩余價值。
在中國農業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雇傭勞動者的命運不可捉摸，看看那些黑礦主和黑心資本家吧!同時，當資本家要賺取相對利潤的時候，他要排斥勞動力，就會有更多的農民被趕出土地，怎么還能增加就業，難道美國農業人口正在一天比一天多嗎?
第四(個問題)，外國資本通過土地市場或者其代理人掌控中國的土地，實行間接殖民。
有人會說資本家可以改進技術，提高生產率，他故意掩蓋了土地的特點，在一定的時期內，土地的效益是有極限的，他不可能為人類提供無限的果實，所以，土地的特點是不可復制，所以倍加稀缺，開發區的車間可以蓋成多層的，農田可以上樓嗎?所以土地才是人類最寶貴的資源。
按照某位人士的說法，現在中國有十八億畝耕地，每畝一萬元的代價，有十八萬億就可以買下來，中國富翁們的資產已經遠超過這個數，可以產生幾十萬地主，雇傭1000萬農民就可以滿足需要，那么請問：八億農民中剩下的那7.9億人干嗎去，你領他們去殖民?可全世界任何一塊地方都不許殖民了，那他們靠什么吃飯?!
7.9億人放棄了土地的權利，就等于放棄了分享土地上的生產成果的權利，那么，這些土地上生產的產品的價值如何實現，資本家會白送給人消費嗎?我看不懂。
8億農民中有1千萬流民，這樣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的。
如果8億農民中有7.9億流民，那會把社會逼瘋，我相信，首先遭受苦難的是農民，但是我也相信最終被消滅的，還是地主。
如果土地流轉如此變成社會成員之間土地兼并的手段，變成掠奪土地，剝奪和壓榨農民的工具，進而變成有利外國人掠奪中國土地的工具，那就是敗國的禍根。
土地買賣的直接后果是產生流民，有錢人做了地主，流民推給了國家，這是什么人出的敗國招。
中國農村的城市化，是以提高農村社會化服務為引導的，是以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來起步的，中國的農村都應該像汶川重建那樣進行改造，八億農民走上城市化的道路是靠國家幫助，通過規劃、合并、建設，把農村變成功能齊全的城市。靠賣地發財，那是短命的，那只能產生流民，加劇社會動蕩，這是最危險的一種折騰!
第三，中國農業的出路。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資源是每個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并且在一個公正的社會，勞動不僅是生存的手段，而且是一種權利。公有制和勞動權利是相互關聯的。
當今世界的農業，按照經營方式來看，主要有下列幾種：家庭經營、合作經營、集體化經營和資本化經營。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經營。家庭經營是自耕農式的，合作經營是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集體化經營是社會主義的，資本化經營就不用說了。
按國情相似來看，人多地少，土地矛盾比較突出，農業搞得較好的是以色列和日本。他們搞得是精細農業。這是兩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在農業上不推行資本化經營，就是為了社會的穩定，人人都有事做有飯吃。
以色列的土地是國家分配的，不僅是有小農經濟，也有集約化的農業合作社，甚至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公社，而且都搞的有聲有色。
工業化國家日本在實現了土改以后，既有小農經濟，又有合作社，可沒有幾家上萬頃的大農場，為什么，請大家想一下吧。
哪一個猶太大亨都有能力把全以色列的土地買下來，日本財團的董事們買下全日本的土地恐怕綽綽有余吧，他們的國家能允許那樣做嗎，如果中國的富翁們真的那么關心自己國家的農民，它們為什么不把自己的錢全部捐給農村來發展中國的農業，只是賊眼為什么老盯住農民的土地不放?
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尚且懂得土地兼并的后果，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竟有人鼓吹土地兼并，熱衷土地買賣，這些人究竟安的什么心?
農業的基本特點是：勞動強度較大，生產周期較長，受自然條件限制，技術上落后于其他產業。對于農業的一切舉措，政策都不能離開這些基本特點。
偉人毛澤東曾經說過：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
要實現機械化，首先必須是連片和較為平整的土地，還要有良好的灌溉條件，這個問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平原地區和半山區已經解決。
中國農業目前占比例最大的是家庭經營，但是運行的最好的是保持了集體化經營的，例如華西、南街等。所以，在平原地區，應當大力推行集體化或合作經營。
但是，在一些山區，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可能永遠也無法實現機械化。在這樣的地區，一切要按農民的意愿，要求實行集體化的，鄉鎮要派人去做調研和指導，一刀切也是要出問題的。
在管理方法上，過去好的要堅持，防止出現大呼隆，沒有效率也是不行的。
中國農業需要多種經營形式并舉，精細農業為發展方向，資本化經營會使很多農民被趕出土地，這不符合中國國情。
第四，中國農村的出路。
中國農業人口的絕對量是今天誰也無法回避的現實，然而，中國的工業化所能吸收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也不是無限的，因為：
全球都在向工業化發展，中國與世界的不平衡貿易不可能永遠保持下去。
西方靠高技術產品換取中國底附加值產品，中國人耗費資源和人力讓西方人享受了幾十年的廉價消費，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利用貨幣貶值來平衡，并且如法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復制，中國不可能永遠承受這種恥辱，中國也承擔不起這樣的資源和人力消耗，更不能容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
所以中國靠低技術和低附加值進行的工業化不可以無限擴張，達到一定的點必須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的結果就是所需要的工業勞動力絕對減少和相對減少，這一點必須向全體國民講清楚。
四萬個億注資推動的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大約在五年后可以投入運行，這只可以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但是升級后的中國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嗎?產品主要是出口還是主要滿足內需?如果主要是滿足內需的話，消費能力又怎樣形成?
所以，要中國的工業化繼續發展下去，關鍵看中國的農民是不是能夠形成相應的購買力，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是要使農民形成這種購買力，一句話，要實現8億農民的增收!
這樣的發展趨勢決定了相當多的農業人口今后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涌入都市工業區，可是現在許多農民只知道發生了世界經濟危機，還期望著危機過后能在城市打工，他們了解世界上真正發生過什么以及中國今后的發展方向嗎?全體中國人都準備好了嗎?
前幾年，國家村村通路，電改、水改，使農村面貌有了改觀，現在的家電下鄉也豐富了農民的生活，但是，要根本改變農村面貌，還要有很長的路，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有的地方甚至還沒有開始建立，是不是覺得太復雜、太繁重、太費神、太賠錢，沒有賣地錢來的順手?
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是農村的小城市化，是以提高農村社會化服務為引導的，是以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來起步的，中國的農村都應該像汶川重建那樣進行改造，八億農民走上城市化的道路是靠國家幫助，通過規劃，合并，建設，把農村變成功能齊全的小城市，使廣大農民過上既有田園般的詩意，又有與城市相同的服務系統的美好生活，靠賣地發財，那是短命的，那只能產生流民，加劇社會動蕩，這是最危險的一種折騰!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下一個重頭戲在農村，中心工作是如何使農民增收，這樣才能提高全社會的購買力，工業化增長的GDP在價值上才能實現。否則就又是一場出口的獨角戲，落得里外不是人!
第五，農民增收的幾個關鍵渠道。
農民自身增收途徑：
中國18億畝土地不會有多大變動，糧食產量也不會有太大的提高，因為單產是有極限的，只在土地上做文章，農民增收的途徑就這幾條：
1、通過集體化減少糧農用工，由此增加糧農人均土地面積，實現增收;
2、技術上機械化，管理上科學化，減少農業用工，實現增收。
這兩條是減少農業人口的。
3、改變種植結構，發展高效農業，實現增收，
4、改變農業結構，發展養殖和加工，實現增收。
這兩條是精細農業，可以增加農業用工。
國家宏觀的增收措施：
一是調整農產品價格。用提高農產品價格的方法來優惠農民是一個辦法，但是農民并得不到多少好處。因為在市場機制下，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傳導效應會傳回到農民自己身上，結果是什么都漲價了，農民空喜一場。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實際上受國際市場的制約。如果中國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優惠農民，進口商就會利用這個政策大量進口去獲取這塊優惠，反而會使中國的農產品價格下降而傷害農民。
要使用價格杠桿，就必須像日本那樣在對外貿易中對農產品實施全面的保護。
再一個措施就是農產品補貼了。
由于中國人口與土地的矛盾，中國耕地的地理條件，以上的增收途徑對廣大農民來說收入會有提高，但對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農民生活條件的根本改變不會起決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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