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閑暇生活需要積極引導--從“抓賭”想到的

　　農民的閑暇生活需要積極引導

　　——從運城市李家莊鄉派出所“抓賭”想到的

　　田孟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武漢 430074)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以來，隨著農業機械化等現代生產方式的普及，農民普遍擁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對農民來說，如何打發這些閑暇時間是個大問題。當前，農村閑暇生活在某些方面出現了變質。賭博、惡性人情競爭乃至邪教從邊緣走向中心。新農村建設戰略提出的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十分具有針對性。但在實際工作中還不夠完善，需要在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基礎上，積極引導農民的閑暇生活，推進鄉村本土文化建設與公共建設，以真正適應農民的實際需要。

　　關鍵詞：抓賭;閑暇生活;文化建設;老年人活動中心;農家書屋;基層組織建設

　　一、“抓賭”

　　這次到運城李家莊鄉農村調研，偶然遇到了鄉里派出所的陳所長下村。他到村里找治保主任老黃安排工作，而我們那天剛好跟老黃在訪談，于是就一起聽了陳所長和老黃的對話。

　　陳所長跟老黃說，這段時間“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下到了基層，目標是狠抓“四風”現象。對于公安系統來說，上級部門對于農村的賭博問題高度重視，準備在近期內開展專項行動。

　　運城市因為賭博等相關問題，曾經被當做全國的負面典型。所以，這次的專項行動，上面要求不僅要完成“規定動作”，而且還規定了很多的“自選動作”，準備從嚴治理賭博問題。不僅嚴格禁止“大賭”行為，而且禁止了公共場合的一切涉賭行為。簡單說來，那些在村商店打牌打麻將的，只要是涉及金錢的，不管賭注大小怎樣，都算賭博行為，都列入在這次的專項行動打擊范圍之內。這次專項行動，采取以上級部門成立專門的組織到村里實行暗訪方式為主。

　　陳所長這次來，就是針對這個問題，先跟老黃通個氣，讓這個村治保主任在村里“看著點”，跟那些平時喜歡在公共場合打小牌的人打個招呼，讓他們不要“頂風作案”，以免到時候上面暗訪的人來，把人給逮捕了就不好解決了。

　　由于我們這幾個外來者在場，老黃就跟陳所長打了個“馬虎眼”，說這個村民風甚佳，沒有賭博的。陳所長盡管剛剛從學校畢業，到所里上任不久，但是對于基層社會的實際情況還是很有經驗。他直接說，剛剛騎自行車下鄉的時候，順便在村里的商店買煙，就見到那里面開了兩桌，怎么還說沒有賭博的?

　　老黃見陳所長挺在行，就直接說，那些都是地道的農民，現在又不是農忙時節，也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等著麥收，都沒有什么事情，閑著玩玩而已，這不算是什么賭博吧?況且，土地都下放了，又不是以前生產隊，村干部說不允許做這個，不允許做那個，農民誰聽你的?而且，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村干部也不好意思說，人家會問村干部，“不玩這個，那玩啥呀?你總得讓他們找個渠道打發時間吧!”

　　二、“農民有閑了”

　　陳所長被老黃問得無話可說。他知道老黃說的都是實情。要說農村里面沒有“大賭”，那肯定不是實情，但是大賭的情況一般是少數，而且主要集中在過年的時候，年輕人打工回來，要找點刺激。不過，要說農村里的“小賭”，那肯定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了。不過，這種情況下農民那大多數都是在打發閑暇時間，還遠遠構不成賭博這么嚴重的性質。等到農忙來了，農民自然就沒有時間玩了。

　　農村出現這些現象是有內在原因的。現在的農業生產越來越方便，農民的閑暇時間就越來越多。目前，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越來越完備，尤其是在地勢比較平坦的農村，搞農業生產基本上不再是什么辛苦的事情了。在我們調查的這個村，前年剛剛搞了市級農業綜合開發項目，不僅地勢平坦了，而且地塊也歸并集中了、農業水利條件和機耕道等建設也都達到了很高的標準。種田都是農民出錢，請人用機械，機耕、機種、機收。就算是平時的田間管理，農民若是不想親自打藥施肥，也是可以雇到人來干活的。而且鄉里鄉親的，補點錢就行了。一年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滿打滿算，整個農業生產過程有三個月的時間就綽綽有余了。農民說，現在是“三個月種田，三個月過年，還有六個月在休閑”。

　　農民有了閑暇的時間這個現象，在歷史上并不多見。就是在三十多年前的集體時期，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下，通過生產隊這個基層組織，農民基本每天會被生產隊長派活派工。那個時候，好像總有干不完的活似的，農民根本就“閑不下來”。沒想到在30多年后的今天，農民普遍地不僅閑下來了，而且好像閑暇時間還特別地長。那么，這么多的閑暇時間怎么打發，就是農民擺在面前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我們的農民似乎還不完全具備足夠的“如何打發閑暇時間”的經驗和方法。

　　農民閑下來了，這個時間總要打發掉才行。問題是，我們國家是一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抽象信仰或宗教的國度。在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化傳統里，人們所追求的人生意義并不在彼岸世界，而在現世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家庭的日常生活里。傳宗接代、延續香火，構成了絕大多數傳統中國人的本體性價值。所以，從忙碌的勞作中閑下來的農民，很難像外國人那樣沉浸到宗教的組織、儀式和信仰之中，他們必須通過別的渠道來解決人生意義和閑暇時間的打發。正是這種閑暇的生活，豐富了農民既有的社會性價值。通過積極地參與村莊社會互動和交往，農民在這個該過程中體會到一種個人的社會存在感和位置感。

　　然而，隨著國家、市場等現代性因素對農村的的不斷深入，農民傳統意義上的本體性價值被視為封建迷信和落后思想而不斷地被質疑，從而使得農民的社會性價值在他們的觀念里越來越占據了重要位置，成為了農民不懈追求的目標。于是，農村中的面子競爭越來越激烈，場面越辦越大，檔次越來越高，每個參與其中的人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壓力也越來越沉重。但由于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大家都生活在一張彌漫著文化觀念和社會關系的網絡之中，很難掙脫出來，從而造成了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

　　這個困局具有文化、結構等多重的原因。賭博行為是這個困局的表現形態之一。一方面，賭博行為本身所具有那種對于把握“不確定性”的特殊體驗，很容易吸引農民的興趣，契合農民當前打發充裕的閑暇時間的需要，填補了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適應感。另一方面，賭博現象本身在村莊共同體層面同樣也具有“面子競爭”的功能，賭博行為本身也是面子競爭的一部分。這樣來看，“賭博”在農村出現并呈現出蔓延之勢，似乎是一個必然的現象。這可能也就是出現所謂的“十億農民九億麻”的原因吧。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村莊競爭中敗下陣來的農民，生活在村莊社會主流觀念的巨大壓力之下，處于村莊社會結構的邊緣地帶。這時候，農村的外來宗教組織便很容易將他們吸納進去。這里面不乏邪教組織。這些外來組織看起來在農村活動，但是他們的經費往往都是來自城市，有些甚至有國外的基金會支持。農村邪教的蔓延，也是這一困局的表現形態之一。

　　三、“不讓打牌，那要農民做什么?”

　　陳所長對上面的情況并不陌生，只是自己職責所在，上面既然有了部署和規定，自己就必須去落實，而不是跟上面下的任務討價還價。于是他只能是不斷地強調這是上面要求的，這是一次專項行動，而且運城市有關領導這次尤其重視，上級的暗訪組馬上就要下來，而且肯定會有所動作，抓幾個典型，所以村里一定要高度重視，不要做“出頭鳥”。

　　老黃也理解陳所長的難處。不過他的性格屬于農村中那種比較“有脾氣”的人，說話直來直去，不太會顧及到別人的感受。陳所長越是把上面抬出來壓，老黃就越是不合作，越是不聽從陳所長的安排——就像村民不像以前那樣聽從村干部的安排一樣。他不管陳所長說的什么任務不任務，單單抓住一個方面來給他出難題——“不讓農民打牌，那他們做什么去?”

　　陳所長顯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他知道，現在農村里有老年人活動中心，但是基本上沒有老年人去。他也知道現在村里都有圖書室，但是基本上也沒有什么去借書。他也知道這里的每個村里都有戲臺子，但是來表演的劇團等單位并不固定。在農閑的時候，老年人大多數在曬太陽，閑聊。而中年人和婦女則更喜歡打牌、玩麻將——因為這個更好玩一些。

　　(一)為什么老人不愿意去“老年人活動中心”?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還有有人去的。老人家在那里打撲克、下棋、看電視等等。但是，有些老人很不注意衛生，隨地吐痰，把地上搞得很臟很亂。都是老頭子，而且相互是一輩子打交道了，誰管得住誰?而且，也沒有人專門負責管理和清潔，所以老年人活動中心里面就臭烘烘的，最后大家都不愿意去了。而且，上級來領導了，若是里面臭烘烘的，村干部也不好意思領著去參觀。所以，為了領導能夠好好參觀，村干部也很愿意并希望老人不來，這樣老年人活動中心平時就可以大門緊閉，到領導來了的時候，簡單打掃一下就行了。老年人活動中心就這樣完全成為了擺設，作為基層應付檢查的道具。

　　這也不完全是村干部在里面故意“使壞”。當前，村集體組織普遍沒有什么集體收入，都是一個個的空殼組織。在我們調查的這個村，村干部自2002年競選時就承諾，村干部的工資全部捐給村里，用于村里的日常支出。比如：人畜飲水、路燈用電和村里的日常運轉經費等等。本來，老年人活動中心的管理和維護也應該是村集體的一項日常工作內容，但是，有那么多的其他事情都需要用錢，村干部哪里還能照顧到老年人活動中心的管理和清潔?村干部更希望老人自覺，或者自己管理，從而降低成本。問題是，這個老人的自組織需要有人牽頭，還需要村干部的支持乃至必要時候的幫助。我們所調查的這個村，恰恰缺少這兩樣東西。老人互相不服，誰也管不了誰。而村干部又不想在里面得罪人，所以碰到事情就躲得遠遠的。而在我們曾經去過的江漢平原上的幾個村，老年人活動中心運轉和管理得就比較好——我們的研究機構每年給他們提供了每年5000元的運轉經費。

　　老年人活動中心看起來是好事，但是要把這個好事辦好，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辦好一個老年人活動中心怎么可能有開一場牌桌省事?打牌只需要一副牌、一張桌子、幾個人就夠了，大家合得來就打，合不來的可以自己另找人。而在老年人活動中心里，合得來的、合不來的人都要在一起，見面就覺得別扭。私下打牌的時候，幾個人聚在一起，屬于私人場合;而在老年人活動中心，那就是公共場合。所以，要給農民一個打發閑暇時間的去處，還需要多花費一些心機，活動中心不能太小了。

　　(二)為什么農民也不去“農家書屋”?

　　國家的新農村建設戰略里面，提到了對農村的文化建設。這幾年，農家書屋的建設越來越被重視。但是，在我們調查的這個村，去圖書室看書和借書的農民寥寥無幾——這種農家書屋門可羅雀的場景，我們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地見到過。農民為什么不看書呢?

　　原因在于，我們當前的農村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有問題。由于國家政策對于農村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往往很重視，所以農家書屋里面的圖書，很大一部分是關于農業經營、養殖、培育經濟作物等關于農村的經濟發展方面的圖書——當然，也包括一部分疾病預防之類的圖書。還有少部分是關于文、史、哲和時政方面的通俗讀物，包括一些地方性的通史等等。后者往往還有人翻一翻，而前者基本上很少有人看。我們的圖書供應明顯傾向于讓農民通過閱讀這些技術類的圖書來改變既有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從而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這從出發點上看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但問題在于：首先，這些圖書的技術性太強，很多農民看不懂上面的術語、概念、公式和論述，專業性強。甚至，很多數據的基本單位農民都不認識——實際上很多大學生也都不一定認識。其次，這些技術指導類的圖書是一種非常普遍性的論述，不可能照顧當各個地方的具體氣候、水文、季節、地形地貌等實際情況，農民還需要將書本上的東西與實際相結合，這遠遠超出農民——種著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超過十畝的中國“小農”的需要。馬克思曾說過，小農天生地具有保守性。他們不可能自覺地去嘗試新技術、新觀念，這需要國家的示范、組織、動員和推廣。圖書室里來自地方農科院、七站八所等機構匯編的文稿資料太少，泛泛而談的出版物實際上起不到什么幫助農民搞生產的作用。

　　第三，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當前我國農村的面臨的主要任務并不是經濟發展，而是要確保農村基本的社會秩序，及穩定農村。原因在于，不管如何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農民的農業生產方式，整個國家的農業GDP比重是在不斷下降的。而當前的小農生產方式，已經實現了土地的最大程度的產出效率。農業的物質形態的剩余基本固定，而貨幣形態的剩余所占比重不斷下降。這就意味著，農業這個弱質產業，在沒有外來資源注入的(如國家補貼)情況下，主要是一種分配邏輯而不是生產邏輯。這時，農村的“發展”關鍵在于把農民的人數減少，這樣才能夠在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額。現在，很多大學生創業都紛紛失敗了，試圖讓農民拿著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那點資金去創業，無疑是把農民置于失敗率極高的風險之中。

　　農村的經濟發展，不應該激進。確保農村的基本穩定，從而為農民創造更好的外出務工的條件和在家耕作的便利，維持農村的基本秩序，是目前新農村建設的真正需要。而當前的“農家書屋”建設往往很少真正從農民現實需要出發，不是站在農民的角度而是把城里人或部門官僚的主觀意圖強加到農民身上，這是導致農家書屋遭到農民冷遇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應該怎么辦?

　　其實，在物質上基本解決了需要之后，農民普遍很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食糧。而當前大量的閑暇時間的出現，為他們追求這種需要提供了基礎條件。但是，這種需求往往需要農民之間的合作才能夠得到滿足。實際中，“小而散”的中國農民，往往很難自發地組織起來解決他們的這方面的需要，這就需要市場和國家力量的參與和幫助。

　　問題是，要做好這些幫助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集體時代通過強有力的體制將農民組織起來，雖然極大地改善了我國的農業生產條件和基礎設施。但是，這個過程也付出了高昂的組織成本和其他成本。分田到戶以后、一直到取消農業稅前，集體組織還能夠通過收取共同生產費等等，獲得村集體收入來源，從而滿足農民的公共需要。而在取消農業稅后，農村集體組織徹底陷入困境，“一事一議”面臨高昂的組織成本;而國家資源和項目下鄉也往往遭到下面政府的“創造性使用”而難以與農民的真正需要偏好相對接，且項目的使用效率也出現問題。正是在這個時候，各種非體制性的、非傳統型的行為在農村普遍出現了——外來的宗教組織、打牌、麻將、賭博等等都從邊緣走向中心，進入了多數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些甚至還成為了農民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個角度上說，當前農村中出現了的農民普遍的閑暇及其利用閑暇時間來打牌、打麻將、參加宗教活動，甚至加入邪教和賭博等等現象，都不是什么偶然出現的事情。在這些現象的背后，往往還存在著深層次的原因或問題。我的這篇小文章主要是從內部的角度出發進行了簡要分析。研究發現，不同的農民采取的打發閑暇時間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而且，在沒有外部力量積極介入的情況下(比如，城市邪教組織的大力滲透)，那些比較極端的現象在農村并不是主流。而在實際生活中，那些成為了主流的極端現象，往往對于普通民眾和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和挑戰。所以，政府對于這些極端現象應該采取高壓態勢，理直氣壯而又旗幟鮮明地進行打擊。而對于一般群眾的閑暇生活，實際上屬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范疇，尚不足以構成違法和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則應該加強引導和管理，強制性地搞運動式地打壓不是根本辦法。

　　要形成新農村建設的長效機制，關鍵點還是在于要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當前，基層組織建設，應以國家資源輸入為主要物質來源，但是資源的使用應采取通過基層民主制度的方式進行，從而反過來完善和深化村民自治制度。具體來說，就是由政府采取普惠式的而非項目制的方式出錢來支持農民搞文化建設，但是不具體地指導和干預文化建設的內容，由農民自行商量如何使用這筆資金，約束村組干部，同時政府也要對村組干部的行為進行監督和約束。這就是說，解決農民如何打發閑暇時間的問題，需要來自國家的資金支持和政策支持;與此同時，如何因地制宜地利用這些資源，以滿足農民打發閑暇時間的需要，則需要每個村民的積極參與和協商——這種協商和參與本身，其實已經構成了如何打發農民閑暇時間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和內容。（來源于：農業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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