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小農經濟"與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兼評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

“小農經濟”與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兼評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

賀雪峰   印子

內容提要：在城鎮化背景下，三農政策的主導方向成為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的爭論焦點。基于對城鎮化與傳統農業的對立、替代關系的基本判斷，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主張消滅傳統農業和構成傳統農業基礎的“小農經濟”，重新構造農業經營基本組織方式，將小農經濟轉變為由資本主導的規模經營。與此相反，從新時期保護型城鄉二元關系出發，“小農經濟”理論對中國農業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位置進行了界定與闡釋，對“小農經濟”進行了系統認識，并形成了關于農業現代化漸進道路的判斷及其相關三農政策主張。 

關 鍵 詞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小農經濟；農業現代化；中國現代化

作    者  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印子，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一、引言：農業現代化的變革之聲

從宏觀角度講，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最主要的是需要處理好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是中國現代化事業建設的推進器和發動機，中國連續30余年的高GDP增長率主要得益于城市經濟的蓬勃發展；與此同時，農村的發展則明顯滯后，成為需要城市和工業進行反哺和支持的對象。衰落和凋敝的農村，與城市的發展壯大共同構成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化圖景。簡而言之，農村社會的變遷與瓦解、農村經濟的相對滯后均需要放置于城鄉關系之中來進行再思考。

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在中國現代化的推進中，城市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正軌，而農村經濟的發展毫無生機。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城鄉一體化，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結構極大地阻礙了城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1]只有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特別是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放開城鄉生產要素，城鄉差距才會有望縮小，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中國現代化的快速推進。[2]

具體來說，主張放開城鄉要素的言論可以拆分為兩點，一是認為目前農業經營的組織方式存在效率低下、無法實現增產增收的缺陷，只有發展土地規模經營特別是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才能夠實現農民增收、農業致富；[3]二是認為農業生產要素亟需實現市場化配置，農村的土地富含財富，通過市場化運作，農民可以獲得進城資金，城鄉差距因此得以縮小。[4]實際上，前者涉及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的問題，后者則涉及到農村生產要素方面的制度變革，屬于上層建筑變革的范疇，兩者合并起來，實質上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問題。

當前，主流的城鎮化戰略和三農政策主張認為，既有的小農生產模式是落后的農業生產力，只有通過上層建筑的變革，農業領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張力才能得到緩解。總體來看，這些言論可以被稱之為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這種主張在實踐中也有較大影響。

歸結起來，當前農業現代化的變革之聲在對國情、農情的判斷上具有高度趨同性，最基礎的首先是，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極大地限制了城市資源向農村的輸送和農村資產要素的市場化變現，由此導致了農村相對于城市的落后，這里實質上是城鄉關系的性質判定問題；其次，是對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業經營模式的誤解，認為傳統農業無效率，無法使農民致富，是農業現代化需要消滅的對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沒有認識到農業生產發展或者說推進農業現代化中的真正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這里涉及到的是農業經營上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對于上述問題，下文將逐一進行討論和辨析。

二、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與農業現代化的“小農”道路

囿于城鄉二元結構長期以來所造成的城鄉在客觀上所形成的經濟社會差距，政學兩界幾乎都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結構性障礙，并主張積極推行城鄉一體化，以化解歷史上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權利貧困論認為，農民貧困的根源在于權利的貧困，而農民權利貧困是由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5]權利貧困論雖然站在所謂人權的制高點上，但其最大的問題在于缺乏對農村問題的深入理解，農村的問題不在于抽象的權利，而在于農民擁有在鄉村之間往返的權利，這應該是農民最大的人權。市場理論認為，“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村生產要素太過分散，突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城鄉一體化恰好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集中利用，在特色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農民就業。[6]農業現代化理論認為，中國傳統農業一定要與工業化、城市化同步發展，因此農村的土地制度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通過農民進城、城市資本下鄉，實現城鄉一體化。[7]

實際上，城鄉二元結構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發達國家有能力從發展中國家吸取資源，有能力將內部危機轉嫁到發展中國家。總體來講，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在權利貧困論、市場理論和農業現代化理論眼中，城鄉二元結構構成了中國有效推進現代化的體制性障礙，這實際上反向證明了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性。

（一）剝削型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與意涵

事實上，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生有其歷史必然性。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并非自發的過程，而是具有國家制度化建構的鮮明特征，是國家強力推行制度建設的結果。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城鄉沖突呈現出激化態勢，經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冒進”勢頭，使得城市流動人口激增，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具體而言，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城鄉沖突問題，表現在糧食緊張的局面沒有得到緩解、農村的人口推力驟然加大、經濟“冒進”和職工人數增長失控、城鎮新生勞動力出路問題突出。1957年，政府推出嚴格限制農民進城的措施，通過戶口管理、糧油供應、勞動用工等行政手段，建立起了城鄉隔離帶。1958年，中央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將已經形成的城鄉二元利益格局用法律形式固化下來。[8]也就是說，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標志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建立。但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實際上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了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國家工業化戰略，在調控城鄉二元利益沖突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

應當說，建國初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國家積極選擇的發展戰略舉措，目的是為了實現中國的快速工業化，歷史證明，城鄉二元結構為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獲得良好的國際位置提供了基礎。城鄉二元結構將廣大的人財物鎖定在農村，無法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成為建設農村發展農業的主力軍。人民公社時期，通過將農民組織起來，一方面進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業集體化生產，一方面又組織農業勞動力發展農田基本建設、水利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在短期內極大地改變了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

歷史地看，當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進入城市，他們轉變成為“民辦教師”、“赤腳醫生”、“電影放映員”、“文藝宣傳隊員”、“鄉土法律人”以及各種不脫產的大隊小隊干部，從而在教育、醫療、文化、治安和組織上實現了人力聚集，在短期內發展了中國農村的教育、醫療，豐富了農村文化，提高了傳統中國農民的國家意識，提升了農民的國家認同感，形塑了農民的民族國家核心價值觀，將傳統的中國農民塑造成了真正具有現代國家意識的國家公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實際上構成了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部分，是國家“濡化能力”實現的生動體現。[9]更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后，農村才借此為出口導向的“中國制造”提供了大量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從而采用比較優勢來獲得經濟的迅猛發展。

當然，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意味著城鄉兩種福利供給體系的極大差異。城市戶籍意味著各種社會福利，城市居民不僅可以依托單位來解決就業問題，而且能夠享有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全方位的社會保障。[10]在農村，農民只能依靠土地、宅基地和房屋來實現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就此而言，改革開放前的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城市對農村的剝削，是剝削性的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

（二）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與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開始瓦解，城鄉二元結構也隨之松動。20世紀70年代中期，農村鄉鎮企業快速發展，農民開始進入工業領域，“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20世紀80年代，農民進城不再受到戶籍限制，農民自帶口糧進城成為普遍現象。20世紀90年代，我國沿海出口導向加工制造業獲得快速發展，中國加入國際分工體系，農民工就成為了“中國制造”的絕對主力。[11]

隨著我國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政策的放開和中國“非正規經濟”的迅速發展，[12]附著于城市戶籍上的社會福利也開始逐步剝離，住房分配福利、商品糧福利、國企等單位福利基本上已經成為歷史；農村戶籍的福利通過村莊的成員權得以實現，只要是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員，就可以享有耕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自建住房。這三大福利在城郊村、城中村和沿海發達地帶農村表現為可觀的城市經濟利益外溢收入和征地拆遷中的補償收益，在普通農村表現為基本的社會生活保障。

相比于建國初期所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現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制度上所體現的城鄉差異已經較少，目前城鄉結構的二元性更多是城鄉差異演化的歷史性結果。從制度和政策設計來看，國家對資本下鄉的限制、對城市居民進入農村社會的法律限定都凸顯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保護性。

（三）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與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并非對城鄉二元差距的否定。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恰好是對城鄉二元差距的承認，只是，這種承認包含了對剝削性城鄉二元結構的某種肯定。具體而言，建國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并非自發產物，而是國家制度建設的結果，在以居民戶籍城鄉二元結構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結構形態下，中國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并在改革開放之后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從后發發展中國家的趕超戰略來看，剝削性城鄉二元結構在客觀上為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的制度紅利意涵不容忽視。

從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性與自發性具有天壤之別。自發性的城鄉二元結構是被動的，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語境中，城鄉二元結構是發達國家轉嫁內部危機的后果；而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構成，是國家發展戰略層面的主動選擇。因此，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完全是城市與農村、市場經濟與自然經濟之間的對立，而是城鄉之間的互動和互補，對于城鄉關系性質判斷的不同將會導致農業現代化路徑選擇上的巨大張力。

目前主流的觀點認為，城鄉二元結構的本質是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種經濟形式的差別和對立，在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傳統產權向現代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化轉變的過程就是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的過程。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所體現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其本質是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并存與對立，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城鄉差別阻礙了城鄉二元結構的轉化。[13]

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實質是城鄉市場經濟發展一體化，中國城鄉差距源于城鎮與農村市場化進程的差異，市場經濟是要素聚集經濟和規模經濟。由此，在城鄉發展一體化過程中，應在城鄉尤其是農村大力發展現代市場經濟，通過“產品—企業—產業”三位一體模式，解決城鎮生產要素集中而農村生產要素分散之間的矛盾，促進城鄉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逐漸趨同。[14]

顯然，上述主張只看到了城鄉二元結構中的“經濟二元”，并且認為城鄉二元結構的統籌就是城鄉一體化，只有通過農村市場化，才能解決農村的落后面貌。在這種理論邏輯下，中國農村發展的未來之路自然是高度市場化的農業產業化之路，是農業資本化之路，是農業企業化之路；但是，如果從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來看，農村為城市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充足而廉價的糧食、瓜果、蔬菜，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穩定器”和“蓄水池”。因此，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就不是城鄉一體化的具體實現，不是城市與農村市場化程度差異的均衡，不是農村生產要素的集中化；而是應該在充分肯定現有城鄉二元關系向保護型結構邁進的前提下，從農業發展面臨的真實困境、農村社會的現實情況和農民的所思所想來構思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三、“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的小農形態

    （一）“小農經濟”的經營特點與結構構成

     中國目前的小農經濟是對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經營集體主義的延續和承接。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家庭為單位來承包集體土地，按人口來均分土地。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踐中，為了做到村社公平，土地的分配高度細碎化，形成“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中國式小農經濟經營現狀。

小農經濟最基本的特點是農戶承包經營的土地面積小而細碎。按照2006年全國農業普查數據，我國有農業生產經營戶2億戶，住戶農業從業人員3.42億人，共有耕地18.27億畝，戶均耕地9.13畝，勞均5.3畝。[15]個體農戶不僅無法面對市場，而且依靠個體的力量難以維持基本農業生產條件。分田到戶時，中央提出要調動兩個積極性，一是農戶個體的積極性，二是村集體的積極性。[16]但是1990年代后期，特別是農業稅費取消之后，村社集體退出農業生產環節，農戶個體必需獨自解決面對市場與維持基本生產條件兩方面的任務。

總體來看，村社集體在退出農業生產環節后，全國的小農經濟遭遇了極大的困難，一是土地分散不連片，二是土地經營規模過小。在實地調查中，有些農村實行“劃片承包”，即盡量將一戶經營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內，這樣可以方便農業生產，實現較好的水利灌溉和機械化耕作。[17]然而，“劃片承包”僅能解決土地分散的問題，卻無法解決農地經營規模過小的問題，而且此種地方性農地制度實踐也只占極少數。“劃片承包”無法推廣的制度原因，在于十七屆三中全會規定：“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此后土地的調整會觸動土地利益結構，土地利益受損農戶就會通過上訪來通過中央向地方政府和村集體施加壓力，最終土地調整變得無法實行。[18]隨著越來越多的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離開村莊，土地調整的難度就更大，最終農地的集中利用和規模化經營都不太可能。

    19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出現普遍打工潮；1990年代以來，打工經濟開始興起，對于戶均不足十畝的中國小農來說，土地上的收入顯然不可能滿足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隨著消費主義文化在農村社會的蔓延，農民的生活消費水平都不斷提升，尤其是在社會性競爭比較激烈的農村，土地的收入基本上只能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時，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種植對勞動力的投入需求開始明顯減少，村莊的剩余勞動力開始大量增加，而城市經濟的發展恰好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于是，近30年來，我國農村普遍地出現了以年輕子女外出務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為主要特征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小農經濟結構。[19]

“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既是農村家庭的生計模式結構，也是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再生產結構，并在總體上構成了中國“小農經濟”社會構成的核心。在這種“農業—家庭”生產與再生產結構模式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可以自由地外出務工，年老的父母在家種地，這樣外出務工的收入可以用于平時的消費，而農業生產收入則可以作為家庭經濟剩余累積下來，用于應對家庭的重大開銷，或者反過來，農業收入用于支付家庭的基本開銷，而外出務工的收入則作為家庭儲蓄。重要的是，這種小農經濟結構使得億萬農民能夠在宏觀經濟發展良好時期能夠獲取務工收入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在經濟危機時期能夠安全退守回到農村，有條不紊地開展家庭生活。[20]也就是說，小農經濟結構不僅為中國提供了有競爭力的農業產品，為廣大農戶家庭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所需，為國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還使得農村社會能夠保持基本穩定。[21]

此外，“小農經濟”結構的另外一個特殊的適應性結構就是“中農”或“中堅農民”。[22]中農的形成是農業反過密化發展過程中自發土地流轉的直接后果。[23]高于農業種植收入的打工收入對年輕人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農村社會因家庭等原因而留有少量的能夠在家中務農的青壯年勞動力，這些農民通過自發土地流轉而獲得20—30畝左右面積的耕地，以家庭勞動力的完全參與來獲得與“半工半耕”大體相當的農業收入。[24]這部分農戶在村莊中不具有穩定的群體卻具有一個大體穩定的社會結構。重要的是，中農在農村社會中的存在，不僅使得農業種植能夠得到維系，而且使得農村社會秩序不至于紊亂不堪，農村社會中依然存在鄉村治理得以依靠的階層基礎。

因此，“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和“中堅農民”結構，共同構成了中國式小農經濟的模型，前者是主體，后者是重要的補充。中國式小農經濟的生產和維系得益于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兩者均構成了中國式小農經濟的制度基礎。[25]   

（二）“小農經濟”強韌性與現代農業的小農形態

現代農業經濟原本就是一個開放的尚無定論的抽象概念，在當前主流的話語中，美國的大農場農業成為現代農業經濟形態的樣板。于是，與大規模、高機械化率相對反的小農經濟自然成為了現代農業的改造對象。

現代農業當然意味著商品化的提升，但是在農業經濟史的研究中，農業商品化的加速并不對等于小農經濟的消退，在二十世紀農業的加速商品化過程中，小農經濟以經營式農場和家庭式農場兩種主要形態在繼續發展，并最終由“牢固性”更強的家庭式農場取得了主導位置。[26]中國傳統小農的發展并不會因為農業商品化的增加而導致資本對勞動力的排斥，恰好相反，中國小農通過勞動力的密集型投入，在降低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實現了土地產出率的提升，不過，土地增加的產出被更高的人口增長率所吞噬，由此便導致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無發展的增長”或“過密型增長”。[27]這種高度內卷化的農業發展模式一直延續到新中國的集體主義時期，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持續上升的大規模非農就業、持續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長以及持續轉型的食物消費結構和農業結構”這“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28]中國農業發展才迎來了一場“隱性農業革命”。[29]

主流農業經濟理論認為，農業商品化的增加必然會帶來農業資本化的發展。但中國農業經濟的歷史實踐表明，資本投入的加強并不意味著對勞動力的排斥。于是，在當代中國農業的發展過程中，廣泛地出現了資本投入增加與勞動雇工低比例同時存在的“悖論”，這實際上是一種“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的農業發展特征。[30]也就是說，在現代小農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小農生產所包含的資本投入程度已經相當深，甚至在部分地區，家庭農場在經歷了資本主義化后成為一種獨立的農業經營主體。[31]

由此，無論是農業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還是當代中國農業發展的獨有特征，都表明農業商品化、農業資本化與以家庭勞動力為主的小農經濟之間并不必然排斥，現代小農經濟生產對現代農業科技的運用和資本投入的增加，構成了新時期小農經濟強韌性的重要表現。如果以農業科技運用和資本投入程度來衡量，現在的小農經濟模式在實質上也構成了現代農業生產的一部分，而以家庭勞動力生產為主的自耕農業經營完全是現代農業經濟形態的一種。那種將現代農業經濟與小農生產對立起來的認識，實際上是受到了既有農業現代化理論和某些國家農業發展歷史經驗的誤導。

更為具體的農業生產經驗同樣證明了這一點。我國安徽繁昌某地的農業經營可以按照自耕農合經營農兩大類別劃分為小規模自耕農、中等規模自耕農、自耕大戶、小規模經營農、中等規模經營農和經營大戶六種類別。按照現階段中國農業規模經營效益的指標，即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生產率三大指標來衡量，[32]自耕農的勞動生產率較低，土地生產率普遍高于經營農，自耕農的單位產量要高于經營農20%—30%，其中中等規模自耕農的土地生產率最高。由于自耕農將勞動力投入不計入成本，加之機械投資和產量差異，自耕農的收益基本上要高于經營農，經營農每畝的純收入在400元/畝—500元/畝，如果計入土地租金成本，種植規模在200畝的小規模經營農收益微薄，中等規模經營戶和經營大戶基本無利可圖。[33]

也就是說，農業生產具有弱質性，其原本就不是一個具有規模效益的產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對于增加糧食產量、提高農民收入、抵抗市場風險不僅沒有改善作用，反而增加了農業本身的經濟風險。與所謂的現代規模經營相反的是，小農經濟不僅土地生產率高，能夠生產出足夠的糧食，而且具有顯著的經濟收益，并且具備強有力的應對市場經濟風險的能力。

（三）弱質性“小農經濟”與經營規模漸進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中國的農業經營形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大體可以劃分為留守農業、中農、家庭農場和資本主義農場四大類，[34]其中前兩者的勞動主體為自耕農，后兩者的勞動主體是經營農。按照經營情況的差異，農業經營主體還可區分為更為細致的若干類別，小農經濟的農業經營形式由留守農業和中農構成。

主流農業經濟理論認為，留守農業和中農屬于傳統農業，具有落后性，其農業生產的規模效益遠不如以資本和大機械生產為主導的現代農業。實際上，農業生產行為具有特殊性，從農業的產業性質、資產專用性、組織管理費用、市場交易特征和壟斷利潤等方面來看，農業在本質上就不是一個具有顯著規模效率的產業。[35]也就是說，小農經濟這種農業經營形式與所謂的農業規模效率本身沒有直接相關性，農業自身的特殊性決定了更為優化的農業經營形式，農業生產的規模效益也不會得到顯著改善。因此，從效率決定的角度來看，當前的小農經濟是完全有效的。

隨著城市化率的提升，農業人口必然大量減少，從目前戶籍城鎮化的年增長率來看，農村人口轉移為城市人口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過，以“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為核心的小農經濟的穩定性和長期性使得離開農業生產的農村人口將會不斷擴大，未來從事農業經營的農戶將會不斷減少。因此，從這一方面來看，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具有必然性。

土地經濟學習慣于從抽象的土勞比數據關系來討論農業經營規模問題，簡單來說，農業勞動力離農率決定了留農勞動力平均負擔耕地增加率，兩者高度正相關；同樣，農業勞動力離農率的改變也決定了受地者承包地的增加幅度，兩者高度正相關。因此，在農業勞動力離農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農業經營的規模也必然會不斷擴大。[36]然而，農業規模經營的增長具有漸進性，美國農場總數在1935年達到最高峰，為681.2萬個，每個農場平均面積為155畝，到1980年，農場總數降低到242.8萬個，平均規模擴大到429英畝。也就是說，美國農場規模經歷了長達45年的演變，才逐漸實現了美國式的農業經營規模；而且自1980年代以來，這種農業經營規模格局并未發生明顯變化。[37]從農地規模經濟實現的條件來看，生產工具、土地、人地比例、集約經營程度、農業經營者的能力、社會條件、經濟制度、農業生產經營的單位的外部條件（社會化服務發達程度）、國家政策等，都是制約農業經營規模擴大的基本因素。[38]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離農率已經相當高，按照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17.3%的差距，全國約有2.37億農村戶籍人口在城市生活，約有6.74億農村戶籍人口在農村生活，因此，農村人口的離農率達到26%左右。按照農業經濟學原理，在勞動力離農率較高的前提下，農業生產的經營規模會有一定擴大，但我國農業生產的現實條件是，離農人口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隨著土地使用產權的高度確定和穩定，土地產權的整合利用難以達成，村莊內部的農地集中利用和規模利用無法實現，也就是說，農地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自然擴大。總體來看，就農業生產的規模效率決定和小農經濟的規模效益而言，小農經濟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主力軍，理應成為未來我國農業發展的主動選擇。

四、小農立場——對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的反駁

基于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偏差性判斷，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主張從積極推進城鎮化著手來推進城鄉一體化，而鼓勵資本下鄉、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自然是其題中之義。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農村的人財物大量外流，農業經營出現了嚴重的主體缺失危機，為了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必須要引入農業資本，通過現代化的規模經營來實現農業的穩定和發展。

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更多的是從農業來思考問題，其在農民與農業、農業經營主體危機、糧食生產能力農業經營規模效益等方面存在諸多具有誤導性的前提預設。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上述前提預設導致了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的三農政策主張。“小農經濟”理論主張從保護型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問題，就目前的國情、農情而言，小農經濟的農業生產模式不僅是當前農業經營的基礎和主流，而且也應該成為未來長期堅持的主動選擇。以下本節將從小農立場來對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進行簡要反駁。

（一）農民問題與農業問題

農業發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國人多地少，相對資源貧乏，中國農業需要為約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食物保障。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若無法實現糧食自我供給，全世界也無法有效滿足中國的糧食需求。從國際環境來講，中國人口數量的龐大和世界糧食剩余的有限決定了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因此，中國必須要實現糧食供給的自主化，否則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將受到嚴重影響。糧食安全問題首先是數量問題。食品安全盡管也很重要，但不關乎最基本的國家戰略安全，就此而言，我國耕地的糧食生產能力是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是快速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就意味著大量農民進入城市，與此同時，留守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大多數是中老年農民，農業開始變為老人農業。不過，就目前的農業發展形勢來看，糧食生產連年增產增收，總體形勢良好。[39]就目前來看，糧食生產的主力軍依然是傳統農業，或者說，我國的傳統農業構成了強大的糧食生產能力的基礎。

就目前的糧食安全現狀而言，農業生產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是，就目前的主流三農政策而言，如果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最多就是在減少傳統農業經營形態后，在大體上維持一個較強的糧食生產能力。那么，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農民問題，即一方面，城市里存在2億多的農民工，這部分人口中的多數存在返鄉的必然性和突然規模化返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農村6億多人口的生計問題，土地對中老年人的福利供給效益遠高于土地的租金收入，[40]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的過程中，強推型土地流轉將迫使務農戶進入強制商品化進程。[41]現有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不僅提供了不錯的糧食生產能力，而且解決了由龐大的農村人口的存在所形成的社會穩定問題。即便農村現代化的規模經營能夠更好地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農村人口的基本生計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注定是只注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所無法看到的。因此，就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和未來的國家現代化發展走向來看，農業問題重要卻一直能夠得到好的解決，農民問題關鍵卻始終面臨危機。

（二）家庭經營與糧食安全問題

目前，老人農業中的“老人”被界定為45歲的農業勞動力，因此老人農業的說法本身并不科學，按照現有的農業機械水平，60歲的老人可以較為輕松地耕種20畝小麥或10多畝水稻；再加上目前農村中的中年務農勞動力，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年齡問題，或者說勞動者素質問題本身不是大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即使是老年人進行農業種植，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能力并未受到影響，對于農戶而言，因為勞動力投入不計入農業成本，農業收益也十分可觀。

與之不同的是，資本化規模經營需要投入農業機械和雇傭勞動力，資本化規模經營的總產量主要源于其種植規模，而非土地單產。調查經驗顯示，小農的全員生產效率要遠高于家庭農場和工商企業，其原因在于，家庭農場和工商企業需要雇工，雇工一方面增加勞動力成本并產生了勞動監督難題，而勞動監督在降低單產的同時又進一步提高了勞動力成本。[42]家庭經營的單產要遠高于資本化規模經營，家庭經營的農業生產經營形式不會導致糧食生產能力的不足，依靠家庭經營來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完全有可能。

家庭經營并非沒有問題，當前主要的農業生產問題集中在產中環節，由于農戶經營規模過小，村莊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太弱，因而導致農民在灌溉、機耕道建設、植保等方面難以進行有效合作。也就是說，國家應該著力為農業生產的家庭經營提供有效的產中環節服務。

（三）“中堅農民”與資本下鄉

在城鎮化背景下，農村自發的土地流轉導致了中農的形成，中農在當前成為具有獨特意涵的農業經營主體。盡管全國農村的區域差異顯著，但中農群體廣泛存在。以水稻主產區為例，中農的種植規模大概在20—30畝，在村莊中的大致比例在10%左右，中農一般不會遠距離打工，而大多會選擇在農閑時節就近務農工。[43]目前，中農在村莊社會階層中具有較為穩定的比例，但是更微觀地來看，中農具有流動性。就是說，因為中農所耕種的土地來源于離農戶，離農戶有的是外出打工的中青年勞動力，有的則是進城照顧小孩的老人，這部分離農戶隨時都可能回村，一旦回村，中農不可能強制性地繼續維持原先的種植規模，而只能退回流轉的土地。因此，中農盡管在人口比例上比較為穩定，但是并非所有的中農都能夠始終如一。

盡管如此，中農的出現卻十分重要，在村莊人財物大量流失的背景下，中農不僅使得土地能夠保持地力，而且能夠在村莊中發揮巨大的治理功能。中農能夠流轉到土地，大多依靠較好的人際關系，種植一定規模的土地，中農會積極參與和關系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此一來，中農的存在使得不斷空心化的村莊社會有人情、有活力，有關心村莊發展的社會群體。因此，從村莊治理的角度來看，中農具有中堅價值，是村莊社會中的中堅力量。[44]中農退可以成為小規模自耕農，進可以成為自耕大戶，構成了當前中國農村“留守經濟”中經營形式最靈活最有活力的農業經營主體。[45]

當前“四化同步”戰略的具體舉措之一就是要培育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這就為資本下鄉提供了便利和渠道。就經濟作物特別是都市農業圈的蔬菜和高端水果種植而言，企業資本下鄉進行農業種植完全可行，經濟作物投資高市場風險大，只有資本實力雄厚的農業企業才能構成這類農業生產的經營主體。但是我國大部分的農地還是以糧食種植為主，糧食種植低收益低風險，資本下鄉進行大規模的糧食種植毫無收益可言，更多的龍頭企業是通過糧食深加工來獲取利潤，其中不少企業是借機套取國家的各種糧食補貼和農業項目。農業資本在糧食種植環節無利可圖，這由市場規律和農業的產業結構所決定，資本下鄉實際上無法推動農業的規模化和現代化。[46]

如前所述，我國農業種植經營模式是典型的小農傳統，這種農業經營與人地關系的高度緊張直接相關。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人口大量外流，使得農地經營的規模有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歷史契機，但是打工經濟具有非正規性，進入城市務工的農民不可能全部成為城市人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務農人口還存在相當高的比例。重要的是，原本具有剝削性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使得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往返，對于進城務工的2億多農民來說，農村的耕地、宅基地和住房均構成了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而目前國家對城市資本下鄉的限制，無疑構成了對這份社會保障的基本保護。

積極的城鎮化戰略需要思考的關鍵是，城鎮化率重要還是城鎮化質量重要。從國際比較視野來看，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具有較高卻質量偏低的城鎮化率，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遠比城市內二元結構要更有利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的建設。[47]就目前的小農經濟發展現狀來看，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農戶家庭能夠獲得不錯甚至相當可觀的經濟收入，溫飽問題可以說早已解決。現在小農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倒是在于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的維持和村莊內部的農業經營的適度規模化問題。

五、小農經濟發展的現實困境及其制度突圍

在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眼中，所謂的農業現代化之路就是城鄉一體化和資本式農業規模經營，其首要誤知在于將城市與鄉村對立起來，沒有看到兩者之間一動一靜、一塊一慢、一陽一陰，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相輔相承的關系結構，進而也就無法形成對小農經濟正確而全面的認識。前面論及到小農經濟的發展現狀、發展前景和小農經濟的具體問題，但小農經濟也面臨諸多問題。小農經濟發展的困境在于億萬小農無法有效面對市場，農地利用無法實現集中化，農業生產經營規模難以適度擴大，中國小農經濟發展的困境可以集中表述為“如何做到耕者有其田”。由此，當前小農經濟發展的問題由農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條件兩方面構成，新的農地制度及相關政策需要以此為基礎來進行討論和制定。

（一）人地分離與農地產權整合難題

按照土地承包經營關系長久不變的中央政策及相關實踐，在農村人口大量進城的背景下，務農人口與其所享有的土地之間的分離趨勢不斷加深。我國小農經濟的種植特點是土地面積小而且地塊分散，在不考慮外來因素的條件下，自發土地流轉能夠形成一定的農地經營規模，但這種地塊面積總量可觀卻分布細碎化，比如20畝土地如果由50—70個田塊構成，農戶的經營難度將空前加大，從而導致規模經營的不可行。有效的辦法是通過土地的調整來實現土地的集中耕種，同時也有利于農地經營規模的適度擴大。

農業稅費時期，村集體一般留有少量機動地，在沒有預留機動地的村莊，村集體依據農地所有權，依然可以根據人口的增減變化來調整土地，盡量做到人地關系的基本平衡。更重要的是，農業稅費中包含了提留費和土地承包費，這些費用能夠為農業生產提供基本的公共品。然而，農業稅費取消之后，村集體全面退出農業生產，“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農地承包政策的實踐，土地調整幾乎不可能。[48]

現在，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這些法律意義上的農地承包經營權主體常年在外，與農業生產利益毫無瓜葛，對農業生產基本條件建設漠不關心，卻依然享受國家的種糧補貼和土地流轉的租金。真正的耕者需要通過實現土地的連片耕種來降低生產成本，如果能夠實現農地的集中經營，不僅耕種者的生產收益更高，而且能夠實現農業經營規模在村社內部的自然增加，如此，農地的糧食產出有望得到提升。原本在調整實際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關系不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地塊之間的調整，可以實現土地的連片集中；但大量實際的農地承包經營權主體常年不在村，最終導致了集體決策的不可能。

進城務工的農民屬于農業人口，依據村社成員權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只是這部分農業人口占有土地而并不耕種，這在實際上進一步私有化了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土地流轉而耕種農地的農戶是實際的耕者，卻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不享有任何土地權利，也無法享有國家的種植補貼。從某種意義上講，那部分在城的農業人口坐享了國家和實際耕作者所提供的土地利益，加之具體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關系無法變動，成規模的土地并無法規模化地被耕種。顯然，這對于耕種者來說并不公平。

在農業人口束縛于農地之上的條件下，農地利用問題的重心在于人地關系在村莊內部的總體均衡，但是在人地高度分離，受地者承包地幅度（并非實質性承包）明顯增加的條件下，農地利用的問題重心轉向農地適度集中化利用的實現，而這實際上就是農地產權的整合難題。

（二）農業生產的合作困境與組織命題

人民公社時期，“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業生產所需的農田水利建設、機耕道建設等人人有份。農業稅費時期，村集體可以充分發揮統籌功能，農業生產在組織化框架下能夠得到良好的維持。農田水利是最基本的農業生產公共品，稅費改革之前的農田水利采用的是“組織化道路”，農業生產的組織化不僅實現了對高度零碎化的小農公共品需求及承接主體的有效整合，而且很好地解決了村社集體內部成本分攤與收益分配的問題。[49]

然而，農業生產公共品供給的組織化模式并非獨立存在，所謂的組織化實際上已經表明，農業生產公共品的供給鑲嵌于鄉村治理的基本架構之中，農業稅費時期的國家體制形塑出了基層治理的模式，地方政權與村莊之間的利益共同體導致了農業稅費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治理危機，[50]其后果之一便是農業生產的組織成本高漲不下，組織化機制不可行，最終在稅費改革之后徹底消亡。

稅費改革之后的農業生產全面進入個體化時代，為了有效解決單家獨戶不好辦或辦不好的農業生產問題，原子化的農業生產單位紛紛開始合作。但合作的交易成本過大，單個農戶的自由退出使得普遍化的合作難以達成，“單靠合作本身無法解決交易成本問題，也無法解決合作不穩定的問題。”[49]最終，農業生產的合作之路也陷入死結。

無論如何，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的農業發展不可能是簡單的農業經濟問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以農業生產公共品供給為核心的基層治理問題。在農業生產個體化不可逆的當下，農戶之間的合作之路顯然面臨結構性的重重阻礙。為了將農民組織起來，基層組織建設成為必須直面的重大問題。

（三）農地政策的關切重心與創新選擇

農地政策的制定應以當前的農村發展形勢為基礎，農業發展過程中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理應成為當前農地政策的關切重心和創新選擇的重點。擴展來看，農村發展形勢并非單指農業發展形勢，而是從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來看待農村的發展形勢。簡要來說，當前農村人口大量離村，留村進行農業種植的農業經營主體是廣大小農，小農是中國糧食生產的主力軍，是最基礎也是最龐大的耕者，國家的農業公共資源既然是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那么切實的耕者就應該成為國家輸入的農業資源的承接實體。反觀城市化問題，城市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整體性的結構調整階段，城市消化農村人口的速率不可能加速上升，城市化進程漸進而緩慢，因此進城務工的人口，特別是中老年農民工，大部分將退回到農村，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來說，農村的土地是其最基本最可靠的社會保障。

由此，農地政策需要回應的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耕者要有其田。留守在農村，為中國生產糧食的農民應該享受土地承包經營權，否則國家的種植補貼政策只會是撒胡椒面，國家的農地政策及由其具體確定的種植補貼政策必然無法發揮種植激勵效益。第二，耕者方便種其田。即使耕者有其田，能夠穩定種植規模，但土地無法集中連片，種植規模也不可能擴大。第三，返鄉農民工要有田可種。只要是農民，依據成員權就應該享有能夠種地的權利，這既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第四，糧食安全要有保障。前面已經論及，資本式農業經營不可能真正進入農民的產中環節，種植糧食的最佳主體是個體農戶，個體農戶經營農地的土地產出率要遠高于資本化農業種植，這里的核心是糧食生產能力。

當前農地政策的核心是不斷強化農戶的承包經營權，具體來說，就是強調具體地塊的承包經營權關系不能進行改變，其后果在于土地無法調整，具體的承包經營權無法實現整合利用。如此，耕者無法有其田，也無法方便種田，糧食的生產能力也不可能獲得有效提高。

農地政策的創新選擇的基本原則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農地政策大體能夠符合上述所講的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形勢。具體而言，農地政策創新可以按照以下幾點來進行操作：

    一是依據村社成員權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農地政策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長久不變，這與農業生產發展的實際情況嚴重脫節，其中主要問題是戶口遷出農村的人口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51]這嚴重損害了村莊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和在村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村社成員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初始取得基礎，這是農業經營基本制度的核心之一，只有如此，才能確保土地承包經營權享有的基本公平。

    二是以“權地分離”來落實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地分離的趨勢不可逆，離開農村但享有村社成員權的農戶理應享受土地承包經營權，但這些農戶并非實際的耕者，為了確保耕者的種植利益，可以采取“權地分離”的辦法。具體來說，所有村民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平均分配，農地權利落實到人而非具體的地塊，不在村種地的農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而享有土地租金，但卻暫時不享有具體地塊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最終，村社內的所有農地由村集體統籌，根據人口變化進行土地地塊的平均分配和動態調整，由實際的耕者根據耕種需求來具體承包村集體的土地。

    三是土地集體所有權規制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業稅費取消之后，土地集體所有權不斷虛化，目前村集體早已無法發揮農業經營中“統”的功能，“地權分離”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構思需要以土地集體所有權為基礎，并通過村級組織來加以實現。一方面，村社內部的土地調整和具體地塊的土地承包關系需要由村集體來統一協調。這里涉及到村組兩級農地所有權主體的協調；另一方面，在城市務工農戶一旦回村，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必然需要通過劃定具體地塊的方式來兌現，由此，在村社范圍內的土地調整同樣需要土地集體所有權的有效發揮。

當然，農地政策的創新不可能解決現有農業生產中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但“耕者有其田”的實現，不僅能夠解決農業生產中人地分離與農地利用適度集中化之間的基本張力，而且能夠強化土地集體所有制，并有望以此激活村集體農業生產公共品的供給功能。因此，除了農地政策方面的創新，從現有條件來看，實現小農經濟發展困境制度突圍的方向還在于，通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國家下撥財政支農資金來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所需公共品，通過為農民提供相對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來改善農業經營的基本生產條件。

六、結語——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激進與漸進之辯

中國傳統農業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但即使是在新中國的人民公社時期，農業在在總體上依然呈現出典型的過密化特征，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業才逐步進入農業勞動力釋放和反過密化階段，中國農業發展迎來了新的歷史契機。[52]然而，關于農業現代化問題的討論長期局限于農業經濟學范疇，或者說，農業現代化問題被簡化成為了一個僅僅關于農業的問題。實際上，農業現代化問題的重心在于中國現代化而非農業的現代化，在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語境中來思考農業現代化問題，農業現代化問題的中心在于農村而非農業。

于是，農業現代化問題首先應該轉化為一個城市與農村的關系的問題，這便是為人所熟知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實際上也是從城鄉二元結構出發，但其問題在于：一是對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缺乏正確認知，沒有認識到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性，進而也無法認識到，原先具有剝削性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是國家基于特定歷史條件和發展戰略目標的主動選擇，而且在確保中國現代化建設起步乃至騰飛過程中的重大功能；二是對城鄉二元結構的整體轉型缺乏準確的質性判斷，進而沒有認識到，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限制了城市剩余資本向農村的蔓延，控制了農村社會的整體風險，而且有利于9億農民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在城鄉之間自由往返，并以此來維系家庭以及家庭再生產。

與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相反的是，農業現代化的小農經濟理論認為，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具有保護性，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選擇要以此為基礎。因此，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選擇的基本問題不在于單純的農業，而更在于農村。就當前農村的形勢而言，農村社會普遍性出現了前述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中國式小農經濟，這不僅是9億農民的家計模式，同時也是中國農業的基本經營模式。由此，農業現代化問題便可以具體指涉為小農經濟命題。

當前小農經濟直接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的分田到戶，在農地高度零碎化的前提下，農業稅費時期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實踐基本上較好地解決了億萬小農的農業生產問題。但是，隨著離農人口的不斷增多，農業生產的主要矛盾開始轉變為人地分離與土地利用適度集中化之間的張力。實際上，對農業生產主要矛盾的判斷來源于對小農經濟本身的自信。農業原本具有弱質性，農業經營方式的改善無法在實質上解決農業經營的規模效益問題，也就是說，資本化的農業經營或者說大規模的糧食種植不可能獲得顯著的經濟收益，反而會帶來巨額的虧損和無法規避的市場風險。拋開經濟作物種植不談，小農經濟顯然構成了中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

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認為，鄉村是落后的，農業現代化需要通過城鄉一體化來實現；同時，城鄉一體化也需要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兩者相輔相成。事實上，在鄉村人財物大量外流的背景下，中國實現了糧食生產的連年增加，如果對比自耕農種植和經營農種植的收益，就會發現，恰好是小農經濟構成了中國強大的糧食生產能力的基礎。中國式小農經濟能夠解決農業發展特別是糧食生產的問題，而且能夠為城市經濟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同時還能夠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個超穩定的社會形態結構，進而破解了破解了亨廷頓在20世紀60年代所做出的“發展的不穩定”的預言。[53]

當前流行的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顯然誤判了城市與農村、農村與農業、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業生產規模效益等幾對基本關系。這不僅無助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而且還會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建設造成令人擔憂的后果。簡言之，農業現代化激進主義不僅未能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真實問題，反倒使得真實的農業發展問題的解決面臨更大困境。“小農經濟”理論堅信，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必然是小農經濟的現代化之路，農業現代化與小農經濟不應該相互排斥，農業現代化并非是當下的激進，而應該是在秉持小農立場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農業生產領域基本規律的有效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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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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