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麗 王輝：從東方理性復興的角度看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

　　從東方理性復興的角度看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

　　何 慧 麗 王 輝

　　(此文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期)

　　【摘要】相較于對外轉嫁成本的西方工業化發展道路而言，中國如何在推進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同時，又能夠從組織制度創新層次根本上解決好三農問題，這是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的一個東方式的基本命題。本文從中國主位的角度， 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理性的政治經濟實踐傳統普遍臣服于西方理性的發展模式，具有一種從屬的伴生性，這為東方理性在現階段的時代背景和條件下得到復興提供了可能。東方理性復興有兩個重要表現——村社理性的復興和政黨理性的自覺，前者是實踐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的基礎性目標，而后者則是實踐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的組織主體保障。

　　【關 鍵 詞】東方理性 三農戰略 村社理性 政黨理性

　　未來的長時期，如何在中國的地域范圍內推進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同時，又要保持農村近7億農村留守群體的就業與增收、農村社會的良性治理、農村生態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相較于對外轉嫁成本的西方工業化發展道路而言，這是習近平治國方略的一個東方式的基本命題。

　　本文從中國主位的角度，闡述東方理性復興的兩個重要表現——村社理性的復興和政黨理性的自覺，認為村社理性的復興是實踐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的基礎性目標，而政黨理性的自覺是實踐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的組織主體保障。

　　一、何謂東方理性的復興

　　關于東方文明有異于西方文明的觀點，一個共識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是一種以群體為基因的文明，表現在社會政治傳統上，一方面，政治國家的建立基于血緣地緣關系擴大化的群體結構，成員從對諸如小農村社的集體依賴(治水和防務)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以傳統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政治理念大都崇尚以民為本，以德治國。中國最早的國家——夏，就是在對原有氏族制度(部落聯盟的集合)聯合起來疏導水患、從事灌溉農業進行國土綜合整治而形成的。古代中國因為灌溉而有組織，因為組織而有群體文明。此外，以大禹為首的國家首領需要保持個人道德上的高尚情操，如果大禹居功自傲、驕奢淫逸、那就會德不配位而失去權威，他“三過家門而不入”，便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這和西方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文明發育和發展大異其趣。古代希臘社會由于實現了手工業——農業商業——航海業的分工和分離，從而脫離了繼承共同祖先的血緣親族的氏族社會階段，率先開始了延續至今的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建基于市場經濟上的民主政治傳統。馬克思承認自己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建構，主要產生于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歐洲中心主義價值取向的基礎上，他明確強調：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絕的地方，歷史的發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種與“五個階段”不同的亞洲模式——“亞細亞形態”。[①]進一步地，至今在中國學術界居主導地位的兩大派別，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還是歐美模式的市場資本主義及市民社會理論，都源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缺乏對于這個亞細亞形態的理解，都多少忽略了對東方、特別是對中國這個幾乎是發展中大國唯一沒有被徹底殖民化過的國家、其文明歷史傳承基本脈絡的認真解讀。[②]但是如果把這兩個源于西方的理論體系在中國的實踐中使用，均難以適用。

　　為了分析方便，我們把東方文明的政治經濟傳統稱為東方理性，把西方文明的政治經濟傳統稱為西方理性。就西方理性的發展來看，發端于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文明，亦被稱為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文明，迄今仍是全球發展之主流模式和方向。關于西方理性，除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對其內在矛盾進行深刻的批判之外，一些其他西方學者也都對此有一定共識，比如喬萬尼·阿瑞吉，對歷史資本主義幾百年來四個體系積累周期(熱那亞周期、荷蘭周期、英國周期和美國周期)的形成、發展、轉移等規律進行研究，以批判資本主義文明為主線，來研究金錢、權力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源。[③]他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創造性破壞的內在危機，由國家之間競爭推動的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和軍事主義的協同配合，造成了歐洲后裔致富和獲權的良性循環，但同時也相應地造成了大多數其他民族致貧和失權的惡性循環。[④]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在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沖突互動之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理性的政治經濟實踐傳統普遍臣服于西方理性的政治經濟實踐與模式，其歷史遺產多少得以保留，存在著一種從屬的伴生性的特點，這為當西方理性在東方實踐中因致貧致亂等各種困境時，東方理性在一定階段和條件下得到復興埋下了伏筆。[⑤]當代著名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小約翰·柯布認為，中國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資源，姑且稱為東方優勢，只要認識到位、運用得當，就一定能避免西方的現代性錯誤，實現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一是中國文明是一種有根的成熟文明;二是中國的政治與西方不同，是一種群體共同體治理結構;三是中國現在仍然存在著世界上最眾多的村莊和農民的群體基礎。[⑥]所以，所謂東方理性的復興，需要從漫長的歷史時段來考察，需要從東西方文明形態以政治經濟等不同理性形式為主要表現的各自源起、沖突和伴生實踐過程中理解。

　　二、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具有東方理性復興的宏觀歷史意義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對解決“三農”問題關懷倍至。早在2006年，他在浙江省委書記任上就在浙江溫州倡導嘗試了以“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方式，即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基礎、以供銷合作社為依托、以信用合作社為后盾的“三位一體”服務聯合體建設，在鄉村各個層面整合成大農協、增強為農服務的科技、流通、金融三重功能的做法。有學者總結了以之為主的有關習近平三農思想的一系列提法，稱為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需要自下而上的大農協的合作體系建設與自上而下的大農政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輔相成，既提高行政效能，又降低合作成本，這樣從組織制度創新上解決小農經濟適應市場經濟的問題，從制度性保障上根本解決三農問題;認為它體現了中國領導人要實現的幾代農民夢，即從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第一個飛躍，跨進到大規模、多層次的農村合作制的第二次飛躍。[⑦]

　　以“三位一體”新型農民合作為組織制度創新舉措的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結合當前的歷史宏觀大勢，具有在政治經濟層面上的東方理性復興之意義。

　　中國近現代史上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之間的矛盾關系，本質上是西方理性擴張、東方理性漸縮以及導致東方問題加劇之間的伴生性關系。中國人地關系緊張的“內生性結構變量”和國家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的“宏觀制度變遷”， 是百年中國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根源。其中，現代化、工業化的強制性天命，是西方理性外發的結果;而中國人地緊張的本土性現實，則是個東方式命題。因為發源于歐洲的西方理性，其擴張所導致的巨大經濟社會動蕩和生態破壞等成本，經由全球殖民擴張和奴隸貿易等方式向全世界轉嫁的社會歷史條件，當東方社會擁抱以西方理性為內涵的工業化現代化制度變遷時，無論是地域空間還是歷史時機均不具備了。所以，西方理性在中國的表現就只能是政府主導的“內生型”工業化制度變遷，百年來中國現代化制度變遷的本質就是一種“成本轉嫁論”[⑧]，三農問題的出現，其根源在“三農”之外。誰緩解或者解決好了這個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的矛盾關系問題，即既保證現代化從三農中汲取資源，同時又以某種組織制度形態保證三農問題不至于導致危及到社會和政權穩定及現代化工業化本身，誰就成功;若任由其因汲取資源而形成對立面地、不可控地發展下去，輕則三農問題嚴重、民不聊生、群體事件多發;重則社會動蕩、戰亂頻仍，政亡人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理性擴張至今，東方問題則愈益嚴重。建國后以中央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改革開放后則路徑依賴地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主導的工業化進程。這個西方理性在地方上的擴張發展進程，有兩個嚴重后果：一個是地方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現代性問題。爭相競次的工業化，使中國卷入了全球第三輪資本化的世界史周期之中，納入了以美國為主導的、以資本、商品及其生產模式自由流動的全球體制當中，成為“世界工廠”中間的一個加工組裝車間，它以透支中國的環境資源，勞工生命福利、社會貧富分化為代價，醞釀了本輪全球資本化的危機條件[⑨];而且，在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均絕對過剩的狀況下，當前地方上以房地產與地方政府結合搞的城市化大開發，在這個第三輪全球資本化的內在危機和大蕭條來臨之際，本質上屬于一種以“生產創造需求、調結構、保增長”的刺激政策，這將導致了更嚴重的泡沫，更為嚴重的過剩產能、貧富分化，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另一個是加劇了細碎化的小農經濟問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家庭承包制”，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政府為了進一步主導改革開放時期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從不經濟的農業退出，其實質是部分恢復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在資本下鄉和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中，庇護小農經濟的傳統村社理性日益遭致瓦解，小農經濟日益成為原子化狀態，表現為資金、土地、勞動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細碎化、兼業化，它很難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也很難成為當前國家農業戰略安全、生態文明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性力量。

　　盡管西方理性的擴張加劇了東方式的現代性問題及三農問題的伴生，但是它又高度依賴東方理性對其致貧致亂致污效應的軟著陸和化解。中國之所以在建國后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基本上沒有遭受大的社會性動蕩危機，實是因為每當產業資本在城市發生危機的時候都會把代價向鄉土社會轉嫁。如果不能做到新農村建設的實際效果，而是把農村摧毀，危機軟著陸的載體就不存在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陷入危機跳不出來，原因就在于沒有像中國這樣有一個無數次接受危機代價并使其在城市得以軟著陸的農村。[⑩]以史為鑒，著眼于百年來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辯證關系的歷史宏觀規律，通過發育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制度的關鍵舉措，以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為核心任務，努力維持鄉土社會的可持續性;寄望于維持好經濟危機階段軟著陸的機會和條件，包括提供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民生安全的軟著陸條件，使農村作為現代化的要素蓄水池和危機消納器，擺脫百年來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加重的歷史性規律循環，這些才是習近平三農思想的戰略意圖所在。

　　三、東方理性復興在貫徹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中的兩個著力點

　　任何組織制度創新，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具體場域之中的，任何人的三農戰略思想若想流長，則必要溯源;若要可持續，則必要滋潤根本。習近平欲通過三位一位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制度創新的辦法，以制度創新為載體，解決具有戰略高度的三農問題，而制度創新不是橫空出世的產物，它要有基礎、有根源，有歷史繼承的;同時也應該有一定心性境界和思想理論修養的組織群體為主體性保障的。三位一體，既是組織制度層面的，同時也是思想文化層面的，因為三生萬物，大道歸一。在此強調頗具有東方理性復興內涵的兩個方面：

　　（一）復興村社理性，是基礎性載體和目標

　　無論多么豐富的三位一體內容，都會把加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統”的經營體制作為基礎性任務和使命。在傳統信用社、供銷社系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各自為營的大環境下，亟需探索小農經濟的村社層面統一經營體制在現實中得以完善和穩定的好辦法——從村莊層面發育適度規模性的綜合農民合作，嘗試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村莊整體建設與各涉農部門服務及外部市場長效對接的可能性，這一擔當需要借助既有基層組織制度——村兩委的體制內和自治體之雙重優勢。這也是第二次飛躍的應有之義。

　　對于大多數普通村莊的發展前途而言，顯然，不只是夯實村級層面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統合”功能，而是復興村社理性。這個村社理性，普遍意義上而言，即一種村社群體理性。就是指：中國人數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輩輩共享村落邊界內的以土地、水和山場為主的資源，形成了能夠內部化收益互補并降低外部風險的小農村社文化共同體，其中的經濟理性，是一種“內部化”機制，即以村社為邊界、以平均地權為內容的財產均沾以及存在農戶和村社的兩級地權，這種統分結合的土地產權是小農村社體制的經濟基礎，也是維系村社內部治理秩序的關鍵機制;同時，中國農村缺乏超越性信仰，小農村社因而成為再造農民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基本場域。?以“村社理性”為實踐原則的發展模式能夠使村社共同體成為應對“資本下鄉”的保護機制，村社共同體利益能夠最大化地得以保持。?筆者曾在河南省蘭考縣等地參與了十年的復興村社理性的試驗，其經驗可以總結為：綜合性經濟合作組織建設、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這“三位”，服務于作為“一體”的美麗村莊的可持續發展。

　　復興村社理性，是有效落實“三位一體”新型合作機制的必要基礎。在村社理性遭瓦解的情況下，無論是什么下鄉，都會遭遇小農困境，形成“精英俘獲”機制?，縣鄉層面上的“三位一體”也因缺乏基礎性載體而功能失效。在高度緊張的人地關系矛盾和無法突破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體系的情況下，面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緊縮周期的正確選擇，是提倡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這是個東方式命題和解決辦法。我們亟需從村莊層面增強統的功能，復興村社理性，鞏固統分結合的小農村社制度。

　　（二）政黨理性的自覺，是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得以貫徹的組織保障

　　“三位一體”的合作組織制度得以落實，關鍵在于政黨理性在自上而下的大農政主導作用和整合作用的自覺發揚。

　　制度設計是重要的，但制度的執行取決于人，取決于其所依靠的行動者或者踐行者所持的理念和文化。為什么習近平在浙江經過現場辦公動員并形成省級政策文件的東西，隨著其調遷就難以持續了呢?為什么改革開放發展到了今天，政府各涉農服務部門變成了各自為政的利益主體了呢?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好制度，為什么就難以達成制度績效呢?可見，制度決定論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什么能突破這個局限?只能是持理念、在行動的組織者，組織者的思想建設問題很重要。習近平主張，各級政府要指導和幫助農民成立自治組織，實行農民的自我保護，但是在一些地方推廣“三位一體”合作組織，遇到的最大阻力來自涉農部門本身， 涉農部門各有利益、各自為政，難以起到對大農協的主導作用。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是要靠深化改革，然而只有建立在政黨理性自覺之上的制度深化改革才能成功，否則很難以制度層次突破制度局限性，也許解決了舊有問題，但會帶來更多的新問題。

　　習近平曾提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中國共產黨具有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雙重性格，其所繼承的中國本土的優秀傳統政治理念的那重性格，即從先人那兒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那種“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優秀政治精神元素，正是在千年本土政治中所傳承的東方理性，它與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人的民族特質、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規范相切合，它是實事求是的，是經世致用的。比如，習近平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學習黨的好干部——焦裕祿同志，學習他“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懷，具有“善利萬物而不爭”的特點;凡事探求就里、“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具有“滴水穿石”的堅韌性;“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斗精神，具有“自強不息”的特點;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具有“外圣內王”的素王特點。?這些，都是東方式的。中國共產黨惟有從東方理性中汲取政黨自覺的元素，則可以避免西方政黨政治的制度性、權利性缺陷，在制度困境中以德治國，以德行政。

　　筆者認為，習近平的三農戰略思想，其三位一體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制度創新的長效貫徹實施，亟需一支以東方理性為自覺修養的黨政干部隊伍，從道德的層面內在的生發出各種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法”和“術”出來，否則，制度組織創新缺乏真正自覺的執行主體。

　　＊ 此文是國家社科基金“我國村社綜合合作社生長機理的理論和實踐研究”[課題編號：13BJY107]的階段性成果。

　　[①] 黃少政：《“信”的歷史積淀與現代轉換》，載《青海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

　　[②] 邱建生、楊帥、蘭永海、溫鐵軍：《中國社會變遷與鄉村文明建設》，載《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3期。

　　[③] 參見[意]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姚乃強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

　　[④] 參見[意]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Adam Smith in Beijing—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路愛國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頁。

　　[⑤] [美]喬萬尼·阿瑞吉等：《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馬援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頁。

　　[⑥] 第一作者與小約翰·柯布(John B. Cobb,Jr)于2013年11月中旬的談話中提及。

　　[⑦] 陳林：《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載《人民論壇》2013年12月。

　　[⑧] 溫鐵軍：《全球資本化與制度性致貧》，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⑨] 祝東力：《60年的國際環境與世界史周期》，載《綠葉》2009年9期。

　　[⑩] 邱建生、楊帥、蘭永海、溫鐵軍：《中國社會變遷與鄉村文明建設》，載《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3期。

　　? 陳靖：《村社理性：資本下鄉與村莊發展——基于皖北T鎮兩個村莊的對比》，載《中國農業大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 賈林州、趙曉峰：《地權：回歸村社 回歸農民——兼評賀雪峰〈地權的邏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載《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1期。

　　? 關于精英俘獲及其產生機制，參見：刑成舉、李小云：《精英俘獲與財政扶貧項目目標偏離的研究》，載《中國行政管理》2013年第9期。

　　? 習近平于2014年3月17日到蘭考調研時，提出“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要重點學習弘揚焦裕祿的公仆情懷、求實作風、奮斗精神和道德情操。要見賢思齊，組織黨員、干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來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參見：2014年3月19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9/c_119830628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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