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出路在哪里?無論國家政策層面還是學術研究、社會輿論層面，在現在中國都是一個熱烈爭議的話題。三十多年的農村改革一路走到今天，也必然面臨著再一次抉擇。針對當前三農出現的種種問題，為了尋求破解之道，進行一次時光的回溯也許不是壞事，能夠幫助我們厘清一些頭緒，并以有益的啟示。
當年對農村改革的標準定義是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家庭承包責任制，按當時改革者的說法，這種制度能夠有效發揮集體和個人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從而既能讓農民從集體中解脫出來，獲得更多的自由，同時也保證了集體性質。實踐也證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確實在改革初期發揮出了一定作用，但后來隨著統分結合變成有分無統，雙層經營變成單層經營，家庭承包責任變成事實的永佃制，三農問題就愈發突出。盡管從發展的眼光看，這種變化是必然的，但這種變化造成的后果不能不說是今天三農面臨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試圖要讓三農問題走出今天的困境，采取對癥下藥的方法，如果能夠在新的形勢下重新把家庭承包責任制雙層經營“統”的一面重建起來，也許是一條可行的解決路徑。
作為農村改革的的親身感受者，筆者認為家庭承包責任制雙層經營統的一面經歷了一個逐漸弱化的過程，主要由以下幾個原因綜合造成的。
一是集體瓦解后，各顧各的個體經營，農戶之間容易產生矛盾糾紛，從而致使集體統的功能下降。分田到戶時，為了盡管照顧公平，一般都是采取肥瘦搭配的方法，這樣就使本來平整的農田碎片化，一個農戶分得的農田可能只有四、五畝，卻分成了一、二十個大小不等的地塊，農民之間經常為地塊邊界你多犁了一點我少挖了一點而產生矛盾，還有為灌溉、排澇等日常田間管理，相鄰的農田也時常容易發生糾紛，造成了農戶之間的不團結，各人為各人，集體名義上雖有協調矛盾糾紛的功能，但實際上難以發揮作用，常此以往，農民也就越來越不相信也不依靠集體。
二是隨著市場放開，農戶獲得收入的門路增多，同時糧食價格也難以提高，純種田收入占農民整個收入比重下降，部分農民已經不再主要依靠種田獲取收入，因此他們對種田也不再上心，由原來精耕細作轉為粗放經營，從而減弱了對集體事務的關心度，使集體統的功能進一步喪失。
三是由于農戶個體差異，加之對市場化改革適應性的不同，少數頭腦靈活、有關系背景的農民發家致富了，也有少數孤殘、病弱或受災農民收入水平提高艱難，甚至還不如集體化時期，大部分農民則處于中間狀況，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很緩慢，這樣就造成了農民整體的分化。農民整體分化后，必然造成對農業生產的依賴程度不同，這樣就分成了純農戶、半農戶和脫農戶，由于他們各自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程度不同、投入力量不同，集體要發揮出統一協調的功能就愈加泛力。于是只好任由大集體時期修建的農田水利設施損壞荒廢物，這樣灌溉條件越來越差，又逼得越來越多農戶采取粗放經營，惡性循環，隨著集體統的功能越來越弱化，農業生產條件也變得越來越惡劣;反之，農業生產條件越來越惡劣，集體統的功能也變得越來越弱化。
四是承包期長期不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國家政策固化了農民個體所有制，客觀造成了對集體統的功能的破壞。因為辯證地講，每增加一分農民個體的權利，必然要削弱一分農村集體的權利。
五是取消農業稅與上述承包期長期不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政策的疊加效應，阻斷了農村中土地的自發流轉，進一步固化個體農民權利的同時，是對集體統的功能加劇削弱。在沒有取消農業稅之前，由于承包土地要納稅，有些可以不再以種田收入為生的農民就把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轉給同村親鄰，自己不用種田也不必納稅，而流轉進土地的農民又可以增加耕種面積，獲得更多種田收入，本來是相得益彰，兩全其美的事，但取消了農業稅后，還有農業補貼，于是那些原來流轉出土地的農民紛紛收回承包地，不僅人為造成矛盾糾紛，而且使田地荒蕪化進一步加劇，因為不再依靠農業收入為生的農民即使把田地拋荒了，也不折本，反倒有補貼，何樂而不為。反倒是真正需要種田為生的農民，由于土地大量拋荒，耕種條件越來越差，種田越來越吃力。因為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只有連片經營才能解決如灌溉、保水保肥的問題，若有相鄰農田拋荒，即使還想種自己的那塊田地也不可能了，也只能被迫拋荒或者種樹，最多可種一點旱莊稼，造成農業資源的極大浪費不說，集體想發揮出一點統的功能也不可能了。
六是改革三十多年來，農村基層組織發生變異，普遍出現狠人、富人治村的現象，這些狠人富人一般都脫離農業生產一線，更不依靠種田為生，他們不會真正的關心農業生產，由這樣的人來領導村集體，不可能發揮出農業生產中集體統的功能。
七是國家取消農業稅后，村集體失去經濟基礎，想辦事想也沒有能力了。更何況村集體正好借此推托責任，集體統的功能失去經濟后盾后，愈發難以為繼。于是我們看到，本來國家采取取消農業稅、增發農業補貼的政策本意是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結果卻是起到相反作用，加劇了土地的荒蕪化，破壞了農業生產。
以上七個方面既是層層遞進，又聯合發揮作用，使集體統的功能逐步弱化。但即使時至今日，也不能說它完全消亡了。比如說農村土地征用補償款的分配，一些村子選擇按農戶承包面積分配，而另一些村子則選擇按實際人口分配，產生這樣的差別就是村民采取集體協商的結果。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土地征用村集體有錢了，向村民發放福利時，土地被征用和沒有征用的農戶同樣享受。再就是農民辦紅白喜事，尤其是喪事，一般村干部都會到場致悼詞，這一毛時代傳統在很多農村保留至今。這些都說明盡管三十多年來村集體功能不斷弱化，農民也更加原子化，但村集體組織的魂還在，仍然在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為今后如果有可能重建統的一面奠定了基礎。同時，對于“統”，基于農民共同生產生活需要，人類自然結群天性，只要處理得好，方法得當，絕大數農民不僅不會排斥，反而會十分歡迎。因此重建雙層經營統的一面，既有必要，又具備了切實可行的條件。
具體分析重建集體統的功能存在以下有利和不利因素：
有利因素：一是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絕對數量龐大，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至今仍有兩億多，他們還需要以種田為生，而要種好田，加強集體的統的功能至關重要，也是他們的迫切渴求。
二是中國有大量荒蕪農田有待利用，發揮集體統的功能有廣闊的用武之地。
三是近年來國家對糧食安全越來越重視，政策不斷向農業傾斜。
四是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趨勢，推動農業產業升級，客觀上要求增強集體統的功能。
五是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國家財富的積累，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條件，可以利用各種渠道的惠農資金，通過定向投入，將集體統的功能強化起來。
雖然有上述這些有利條件，但諸多不利條件也是相當難以克服的，其中最主要的不利條件就是資本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取決于國家政策導向是保護扶持小農還是消滅鏟除小農，是采取給農民留退路的還是連根撥起的城市化政策。
如果能夠重建和加強集體統的功能，可以從以下方面采取對策：
首先是要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培養和造就一批帶領農民群眾發展農業生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業的帶頭人。
二是統籌城鄉發展，有序城市化，保護農村自然生態環境和農民利益。
三是加強農民組織、教育，培養和增強農民集體意識。
四是合理利用國家惠農資金，給集體注入新的活力，增強集體服務功能。
五是集體要切實把農民想辦而單靠個人辦不了事承擔起來，把農村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公共事務辦好辦實。
2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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