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中外的“5·28”招遠血案，是典型的地下基督教犯罪行為。農村地下基督教包括家庭教會和邪教組織。家庭教會是在“三自”(“自治、自養、自傳”)教會之外、沒有納入中國政府正式管理的基督教組織。它雖然仍處“地下”，但已公開行動，且與“三自”教會有著復雜、曖昧的關系。邪教組織既有土生土長的，也有境外傳入的，以前者居多。邪教組織是從家庭教會中分化出來的極端組織，它與家庭教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只要家庭教會存在，邪教組織就會不斷地被制造和衍生出來，并越來越走向極端，進而帶來嚴重的政治社會后果。
地下基督教會在北方農村盛行
在中國政府認定的五大宗教中，無論從信眾數量還是發展速度和趨勢來看，基督教都保持著一枝獨秀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基督教信眾占農村宗教信眾的95%以上，其中又以地下基督教的發展為甚，占農村基督教信徒的70%左右，而基督教“三自”教會發展相對保守和緩慢。
在區域上，北方農村與南方農村的宗教生態差別十分明顯。北方農村的傳統信仰形式雖然較多較雜，但很多無法自成體系和自圓其說，留存的枝節性信仰也已經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難以滿足農村對宗教信仰的龐大需求。基督教在北方農村已經取得了正統地位，其他宗教和信仰形式作為“異端”和“封建迷信”逐漸被多數人摒棄，越來越得不到民眾的信任和接納?；浇桃愿鞣N形態在北方迅速蔓延，其信眾已占北方總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長趨勢，占多數的是地下基督教中的家庭教會。
基督教在北方農村的盛行，首先與北方的信仰基礎有關系。在北方農村，農民選擇某種宗教或信仰形式，通常不是因為認同其基本理念和教義，也不是有精神問題需要解答;而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為了彌補生活、生產和社會交往中的某些功能缺陷。也就是說，選擇某種神祗，是為了滿足自己所需和所缺。我們把這種信仰形式稱之為功能性信仰。北方的功能性信仰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神祗是多樣性的，即是多神信仰;其二，因為神祗是多樣性的，農民對神祗就有了選擇性，因而神祗具有可替代性;其三，沒有主導的神祗。
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在農民的觀念里，西方世界比中國要發達，那么西方的神也更厲害。于是，他們就會把“主耶穌”當作眾多神祗中的一個來選擇，當其他神祇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時，在他人的引介下，更傾向于選擇基督教。筆者在北方農村對家庭教會成員的調查表明，第一代家庭教會成員基本上都是在信仰傳統神祗無效的情況下，聽傳教的人說“主耶穌”更厲害，才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樣地進了家庭教會。進入家庭教會的農民一般不會再退出來，而是越來越虔誠地信仰下去，從而帶動家庭的第二代人信仰，真正退出來的不到5%。為什么農民信了基督教就不再退出來選擇其他的神祗?這里的原因很多，譬如家庭教會內部聲稱，退出了基督教會遭報應，會受到神的懲罰。還比如，基督教將其他神祗都貶低為魔鬼，是不能信的。另外，北方農村傳統的信仰形式已經碎片化，不能給農民提供系統的解釋，而基督教具有強大的自我解釋能力。這些都使得很多人不敢或不再退出進而選擇其他的神祗。
更為重要的是，基督教是一種主動傳教的宗教，每個教徒都有傳教的義務和責任。他們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傳教。其中家庭教會的傳教欲望更加強烈，“三自”教會受組織和制度的限制，傳教的欲望和激勵比家庭教會小。因此，一方面，家庭教會的傳教者甚多，傳教方式多元，傳教時間靈活，家庭教會傳播較快、較廣也就必然了;另一方面，傳教的又都是本地農民，在傳教的過程中，就會結合農民自身的“困惑”和“所需”來傳教。這意味著，家庭教會能夠及時、準確地回應當前農民家庭和個體的需求，能夠切近農民的社會欲求，滿足農民的精神需求，消除農民的心理恐懼。
南方農村地下基督教相對較少
雖然南北方信仰都以功能性信仰為主，都有多神祗、可選擇的特點;但南方農村以祖先崇拜為中心的信仰體系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自圓其說，給予人們應對各種變化形勢的一套相對圓滿說法，因此該地區傳統信仰體系構成了對地下基督教的抗體，使后者無法順利進入。地下基督教進村傳教，南方農民之所以甚為厭惡，是因為它排斥祖先，將祖先斥之為“魔鬼”，這是為農民所不能容忍的。即便傳教者宣稱主耶穌的神力更強，更能滿足農民的需求，農民也不會為了丁點小利而放棄祖先信仰。
南方農村的其他神祗，有些作為祖先崇拜的功能補充，在具體的功能上滿足農民的需求，不同的神祗滿足不同的功能，如去病、求財、求子、求學、保平安等;也有些神祗通過增加祖先的神力而間接地滿足農民的功能需要。南方農村許多地區都有一種“游神”的習俗，其中要旨之一是通過抬菩薩進村、進宗祠，以菩薩的神力增加祖先的神力，使后者更能澤佑后世。
正因為如此，南方地區的基督教信仰相對較少，除個別縣市外，農村基本上沒有基督教發展的空間，少數信眾集中在城市。由于基督教傳播不廣，普通民眾對基督教沒有相關概念和知識，既不反對，也不跟隨，所以對基督教與邪教組織沒有明確的區分，更無法辨認。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邪教組織在當地的傳播提供了可能。調查表明，在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地區，都有邪教組織的零星傳教跡象，并與當地農民發生了極為強烈的信仰紛爭。調查也表明，南方信仰體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地下基督教的抗體正被人們懷疑和拋棄。
農村邪教組織會越來越極端
中國農村的基督教邪教組織，是從家庭教會中分化并發展起來的。農村家庭教會一方面處于“地下”的非法狀態;另一方面是其內部沒有形成整合，條塊分割厲害，派系林立，斗爭劇烈。因此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家庭教會都沒有自己統一的牧師、培訓機構，第一代傳道員大多知識水平有限，是地道的農民，對基督教的教義理解有很大的偏差。于是在家庭教會內部就出現了大量的因理解教義不同而導致的“異端”。當第一代“異端”的教主退出舞臺，第二代上臺，為了爭奪教徒，發展壯大自己，打擊其他教會組織，所采取的組織方式、傳播方式、教義解釋和功能承諾等，都無所不用其極，逐漸發展得更加邪門，最終倒向了邪教。一些著名的邪教組織，如三贖基督、正道教、東方閃電等，都由家庭教會發展而來。
隨著北方農村家庭教會的發展壯大，其內部對邪教組織的排斥力度加大，對家庭教會成員的宣傳力度加大。這樣，在家庭教會內部對邪教異端及其組織的認識程度加深。同時，在北方農村家庭教會普遍化后，它對村莊社會生活和普通農民的影響力加大，廣大普通農民也逐漸能夠辨認出何者為基督教，何者為邪教組織。這個認識的出現，使得家庭教會成員和普通農民越來越對邪教組織避而遠之，這就壓縮了邪教組織在北方的傳播和生存空間，邪教組織的傳教就越來越難。但是，同時，家庭教會內部分化依然很大，各派、各片的權力斗爭依然劇烈，其“異端”組織就會不斷地被制造出來。
這樣，一方面邪教組織的生存空間在壓縮，另一方面邪教組織又在不斷地增多，構成一對矛盾。邪教組織要突破重圍，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只有走向更極端，才能爭取信徒。所以，邪教組織在基督教的教義解釋、傳教方式、組織形式、對農民的承諾上，越來越極端，越來越離譜。譬如，在傳教方式上，很多邪教組織都以親戚連親戚，朋友連朋友的方式發展教徒，并且帶有極大的強迫性，乃至限制人身自由。邪教組織沒有退出機制，只要進了這個組織，要想退出來，就要付出高昂甚至生命的代價。某些邪教組織，已經超越邪教的范圍，帶有明顯的黑社會性質。在教義上，有的邪教組織甚至宣稱所有不信該教的人都是“魔鬼”，或“魔鬼的代言人”，都是必須被清除的;有的邪教組織承諾農民，只要信教，就會得到巨額財富和女人等;有的邪教組織宣揚世界末日，散布恐怖，恐嚇和威脅農民入教，宣稱只有信教才能得救。
2014年5月28日山東招遠血案，已經表明邪教組織已然公開化，更表明其“極端”已經走向了極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北方農村邪教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北方農村家庭教會快速蔓延的必然結果。只要家庭教會繼續蔓延，就會不斷地制造異端，也會不斷地壓縮異端的生存空間，邪教組織就會不斷地走向更加極端的方向，就必然會給社會帶來嚴重的政治社會后果。
分區域治理農村地下基督教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很清楚地發現，地下基督教在我國農村的發展是不均衡的，主要表現在南北方的差異上。清楚了南北農村的信仰的特性和差別后，就可以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治理和遏制地下基督教的傳播。
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1、在南方農村，要停止修建一切新教堂。除少數縣市外，南方農村一般沒有基督教教堂，甚至連縣城都沒有。但是，基層宗教管理部門希望通過修建教堂，以便于基督教管理。這是很錯誤的想法。南方農村較少基督教信仰，對基督教既不主動排斥，也不信仰它，但是只要政府修建了教堂，就意味著政府對基督教的鼓勵，在農民心目中會造成錯覺，認為信仰基督教是政府鼓勵的，提倡的，是好的東西。所以對農民就有示范效應，就可能帶來大規模的信仰。2、在南方農村，要鼓勵農民修建宗祠，引導農民把宗祠變成老年人活動場所，復興傳統的村落禮儀、禮節，對燒香拜佛不應禁止，不強行實行火葬政策。3、在北方農村，停止修建新的基督教教堂，拆除非法宗教場所，逐漸將家庭教會納入“三自”教會進行規范管理，接收其教產和神職人員，對不接受管理的，要堅決予以取締。4、在北方農村，鼓勵農民的傳統信仰，對家庭教會在傳教過程中對傳統信仰的排斥與污蔑，要予以制止和打擊，恢復人們對傳統信仰的自信心和主體性。5、在南北農村都要堅決打擊邪教組織，對待邪教不僅僅從治安、刑事上去考究，要制定新的制裁措施。當前，只要邪教組織沒有觸犯治安條例和刑法，基層公安機關對它們就束手無策，最多關幾天就放出來了。這樣無法根治邪教。對待邪教，要有新的法律措施。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14年4期)總第29期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