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著名作家高滿堂編著的電視連續劇《老農民》熱播，引起議論紛紛。這部電視劇講述的故事時間跨度從1948年開始到2006年結束，即從解放初期到當代60年的農村社會變遷的歷程，包含了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直到分田到戶、農民企業家興起等15個歷史節點，共60集的規模，堪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一部農民的發展史。據說，高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采訪了200多位農民，力求要編一部真實反映時代大背景下關于農民的“信史”。高作家電視劇中描寫60年農村變遷史，實際上可分為改革前后兩個時代，褒貶自在不言中。農夫恰好看到兩則資料，正好也是描寫兩個時代老農民的，不妨貼出來，與高作家筆下的“老農民”作一對照，或有益處。
一則是浩然《艷陽天》中的老農民五嬸，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生活在改革開放前的農村合作化時代。另一則是2014年中青報的一個報道，講的是當代農村老人自殺現象。這兩則材料也許沒有高作家生花妙筆的史詩創意，但也可算是一滴水，映射一個時代。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老農民形象，相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的判斷，因為兩個時代畢竟真實地存在過，早已銘記于億萬老農民的心間。而且，或許通過這兩則資料互相對比，能給大家一點啟示。
附一：浩然《艷陽天》摘錄
蕭長春從小石橋上過來，傍著小河，一邊走，一邊看菜苗、菜花。菜葉上有個小蟲子，他捉住，丟在地下踩死了;黃瓜架上有一根木架歪了，他把它扶正，往深里插插。朝這邊拐的時候，看見這邊的兩個人，就大聲打招呼：“五嬸在這兒哪?”
五嬸滿面春風地說：“聽說你回來了，也沒得工夫去看看你。”蕭長春說：“昨晚上我在麥地里碰著翠清，我還跟她打聽您，她說您的眼睛好點啦。”五嬸說：“唉，什么事兒都裝在你的肚子里，還惦著我哪!好多啦，都是你托人家從京里捎來那小瓶瓶藥水點的。我還沒給錢哪，多少哇?”蕭長春說：“沒多少，我替您花了。”五嬸拍著毛藍布衣裳襟說：“瞧瞧，搭心搭力，還給人家搭錢，多讓我心里過不去呀。”韓百仲笑著插言說：“你快別過不去，他搭得起，你就讓他搭去。”
五嬸說：“白讓你們操心，我給咱這社出不上力，心里邊怪急火火的。我說蕭支書呀，你神通廣大，光給別人辦好事兒，你也給五嬸辦點好事行不行啊?”蕭長春說：“您就講吧，只要我們能辦到的事，一定替您辦成。”五嬸說：“給我找個差事干。”
韓百仲笑了：“老嫂子的神通就不小，還想找個差事干干呀。”五嬸說：“怎么的?百仲大兄弟你可別瞧不起我。你記得我當女工的事吧，那會兒你正給馬小辮扛活呀!我是多能干哪，一天三十多口子的飯菜，一頓六七道菜，粗的細的，干的稀的，灶上灶下，全是我一個人干，晚上還要織多半個布。唉，那會兒真是傻子，傻吃傻干，要象眼下我這思想，去他娘的吧，誰給你個臭地主賣命啊!”
蕭長春說：“您年輕的時候受了苦，上年紀了，趕上咱們這個好時代，好好地享享清福吧。”五嬸說：“不行不行，光是吃飽了呆著，心里邊不好受，社里對咱越好，越覺得應當替社出點力氣。大事干不了，我干小事。聽人家說，旁的村有了抱兒子組……”
韓百仲糾正說：“那是托兒組。”五嬸馬上笑笑改口說：“對啦，托兒組，就是那些有小孩的婦女想下地脫不開身的，找上年紀的人給抱著孩子，從地里回來再抱走。蕭支書，這個差事我干得了。你別看我沒有生過孩子，可就是喜歡別人家的孩子。我的性氣可好了，孩子怎么磨我我也不煩。”蕭長春和韓百仲都笑了。
五嬸鄭重地說：“笑歸笑，蕭支書，你不給我找個差事干，我可要對你批準了……”韓百仲璞哧一聲又笑了：“嫂子，是批評，什么批準?你這肚子里新名詞兒裝的倒不少，就是一多了用起來老是串秧子。好了，外邊怪曬的，你到小窩鋪里歇歇去吧。”
五嬸說：“得說個一定準呀?”蕭長春說：“行，我跟婦女主任和焦淑紅再商量商量。可有一樣，不論給您什么工作，也得量著勁做，覺著累了，咱們就歇歇，別硬強著干。上年紀了，不服老不行啊。”
五嬸說：“那當然，要不老，你們黨團里不給我登記上個名字，我能依你們嗎?不用笑，真事兒……”她說著，發現菜園子南邊進來了幾只雞，就舉起棗木棍子“呢吃——呢吃——”地喊著，奔過去了，老遠地又轉過頭來說：“早點商量定，我可等你們的話了。”
蕭長春聽了老人家的一些話，很受感動，他開始考慮，能不能滿足老人家的要求。韓百仲說：“五嬸要是年輕力壯，一定是個好社員。”蕭長春說：“現在她就是個好社員呀。”
附二：《中國青年報》(2014-07-30)農村老人談自殺：喝農藥上吊投河比親兒子可靠
08年，劉燕舞的研究團隊在京山縣進行田野調查。當問到村莊里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時，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們這里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6年來，《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主持人的劉燕舞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他發現，農村老人自殺“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他駐村400多天 ，畫出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曲線：從90年開始，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一直保持在高位。
林木文沐浴后，換上一身干凈的衣服。這個69歲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間，一邊在火盆里為自己燒紙錢，一邊喝下半瓶農藥。紙錢燒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開始計劃自殺了。”劉燕舞后來聽說。待人們發現時，林木文已經沒有了呼吸。在這個距湖北武漢不到100公里的村莊里，村民猜測老人自殺的原因是與兒媳婦失和。“他怕將來死了，孩子連紙錢都不給買。”一名村民對劉燕舞說，“這樣死，還‘體面’些。 林木文的死，并沒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激起多少波瀾。甚至，老人曾當過村支部書記的兒子，也沒有像劉燕舞以為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總是要與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劉燕舞說，自殺在當地被視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們覺得犯不著議論并得罪他的兒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僅是普通村民，鄉村醫生對待自殺的態度往往和村民一樣，“將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別是當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過”，選擇自殺，鄉村醫生“都不覺得這是自殺”。
這讓劉燕舞一行人震驚不已。“越是平靜，越是讓人不寒而栗。”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剛開始訪談老人自殺案例時，往往氣憤得不行。一次訪談一個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婦吵架自殺身亡。學生們參加了老人的葬禮，眼睛死死盯著談笑風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這群年輕人看得開。“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一個柴姓老人樂呵呵地告訴滿是疑惑的劉燕舞，“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實際上，老柴還有兩個讓他“引以為傲”的兒子。大兒子在鎮上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在鎮上有樓房，一個在村里蓋了樓房。但是7年來，老柴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傾斜得隨時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與劉燕舞一起調研的，還有另外40來個師生，他們分成10個小隊，駐扎在湖北京山縣10個不同的村子里。他們都是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
在京山調查的半個月里，有村子又發生3起老人自殺事件。經統計，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殺的比率高得驚人，“至少30%，還是保守估計”。
劉燕舞慢慢發現，林木文的死，并不算嚴重或者慘烈。在過去6年的調研里，他聽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里的水窖中。“這些都是有必死的決心的。”劉燕舞分析道。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里面邊喝藥邊扒土。
這樣的案例接觸多了，劉燕舞不禁嘆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講，但都悲慘到難以想象。”這個臉被曬黑的青年學者說，“有時候會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于我。”
更讓劉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里，發現“他殺”的影子。
楊華了解到，有一對老年夫婦，同時喝農藥自盡。老太太當場死亡，老爺子沒死，但家屬并不送到醫院。第二天家里人給老太太辦喪事，就讓老頭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頭命斃，就著為老太太辦喪事的靈棚，立馬又為老頭辦了喪事。
還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 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現代性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劉燕舞解釋道，當農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系，人們開始算賬。
不少人跟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賬：假如花3萬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劃算的;要是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這筆賬的算法也是成立的。“農村自殺的老人中，有超過一半帶有‘利他’性質。”楊華將農村自殺老人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們傾向于為子女著想。
“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楊華說，“自殺的后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為子女著想。他們有的不會在家里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后不自殺，待到關系平靜后才自殺;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不會選擇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殺，而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產生不好影響。
劉燕舞認為，如果不到萬不得已，老人都不會輕易選擇自殺。“一些老人說，寧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謂‘利他’的表象背后，實質上更多的是絕望。”
劉燕舞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這種已然形成的“自殺秩序”歸因為“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們年輕時“死奔”(干活干到死)，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能力，無論是物質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饋卻少得可憐。
“被榨干所有價值后，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說。
在“代際剝削”大行其道的地區，與之伴隨的，是農村老年人自殺潮的出現。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為突出明顯。
劉燕舞將這種自殺潮的出現稱為病態。“2000年以后，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升高特別快，且水平極高。”劉燕舞不無憂慮地說，“用‘極為嚴峻’來判斷這一形勢并不為過。”
劉燕舞認為，在病態的自殺潮背后，更多的是經濟高度分化后，給中年人帶來的集體焦慮，那就是他們如何在市場社會中輕裝上陣，參與激烈的社會競爭并勝出，無疑，作為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負擔都這么重，我哪能顧得了老的?”一些訪談農民直白地告訴劉燕舞。
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劉燕舞有3個月在農民家中做田野調查。據賀雪峰介紹，整個中心每年的調研時間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個人在鄉村做訪談”。
“我在全國跑的感覺是，隨著現代性的侵入，傳統性的沒落，各地農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攏，只是嚴重程度不同。”劉燕舞說。
而據劉燕舞介紹，在農村自殺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歲以上年齡段。“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事實上，多數自殺身亡的老年人，其實是不想死的。”劉燕舞還記得2011年冬天去應城農村做訪談的情景。在他去的頭一年，離他住處不遠的一戶人家，照料著一位癱瘓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們商量，給老人斷水、斷糧，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過年家里來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這是個倔強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罵，抓起糞便在屋里到處亂扔。一直堅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氣。
2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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