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F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集約化。
——鄧小平（1992.7）
（一）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如何發展農業、解決“三農”問題，既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能否健康地可持續地發展，也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否得到鞏固、社會能不能保持穩定。我國農業最終出路是什么，這個問題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有人竭力鼓吹土地私有化，提出只要實行土地私有化，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他說，土地私有化，就可以實現市場化、自由化，帶動城市化，并使得農民普遍地成為百萬富翁，一舉解決貧困問題?，F在農村存在的所有問題，都是公有制造成的，只有私有化才能解開“三農”難題。他們患了“私有制萬能論”的妄想癥，把私有化當做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藥丹。這反映了這些學者受新自由主義毒害之深。且不說他們的“理論”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他們的結論也是臆想出來的，經不起推敲，經不起實踐的檢驗。一個起碼的事實是，中國土地私有制存在幾千年了，什么時候出現過他們想象的那種景象?遠的不說，就拿新中國建立之前的情景來說吧。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的大背景下，我們只見到土地私有制給我們帶來了農業生產萎縮、農民生活日益下降的悲慘境況?？茖W研究要講事實根據，不能迷信西方學說，不能憑空想象。
還有的學者對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問題，采取“非意識形態”的態度，他們提出，不要問什么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只要能把農業搞上去就行。然而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究竟是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實現農業現代化，還按照資本主義原則來實現農業現代化，究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還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實現現代化，這個問題，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業生產單位必須有相當的規模，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無法適應現代化需要的。那么怎么建立農業的規模經濟呢?有兩種辦法：一是發展資本主義農場，大多數農民淪為農場主的雇工，這就是資本主義道路;一是農民自愿聯合起來，成立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非“資”非“社”的中間道路是不存在的。
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就面臨這樣的選擇。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分散的小農經濟已經不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必須把農業改造成大農業。當時斯大林就指出：要使農業成為大農業，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就是用在農業中培植資本主義的方法使農業成為大農業，結果是使農民貧困，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摒棄了這條道路，因為它是和蘇維埃經濟不相容的。
另一條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農業中培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結果是使小農經濟聯合成為以技術和科學裝備起來的集體大經濟，這種經濟有可能向前發展，因為它能夠實現擴大再生產。”(1)
隨著經濟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我國也面臨這樣的選擇。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實現農業現代化，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性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恰恰在這樣一個原則問題上學術界卻議論紛紛，從而給實際工作帶來許多困惑。我們不得不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說起。
（二）
我們先回顧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待這個問題的歷史，看一看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分析這個問題的。
怎樣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為了聯合廣大貧苦農民一道進行革命斗爭，無產階級必須科學地解決這個問題。按照社會主義原則解決農民問題，既要符合黨的基本綱領，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即像恩格斯說的那樣，“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2)，又要照顧農民的切身利益，不能剝奪農民。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任務。
1894年9月，馬克思主義派的法國社會黨南特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試圖解決這個難題。然而這個綱領存在一些原則性錯誤。恩格斯寫了《法德農民問題》一文，在評論這個綱領的同時，全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基本觀點。
南特綱領說，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者自由的前提。這一說法過于籠統了，不夠確切。恩格斯指出，生產者占有生產資料只有兩種形式：或者是生產者個人占有，這一形式任何時候都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由于小生產競爭不過資本主義生產，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這種形式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日益遭到破產;或者是公共占有，這一形式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造成了。所以，爭取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應當作為黨的唯一目標。恩格斯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3)還應該看到，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這種形式，在現代，已經不能賦予這些生產者以真正的自由了，保護個體小生產，既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也不符合個體農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工人階級政黨不能允諾維護生產資料個人占有，并把這一點作為換取農民支持的政策。
恩格斯這段論述顯然具有現實意義。現在我國學術界在談論未來農業發展前景時，往往不提“生產資料公共占有”這一最終目標，而把農戶一家一戶經營看做是農業的最好發展模式。他們把生產資料個人占有看作是最合理的形式，希望我國的農業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狀況。這些經濟學家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與這種本性相適應的，只能是私有制，因而土地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建立在土地私有基礎上的小農經濟是永恒的。他們完全忘記了兩個基本原理：第一，共產黨是要最終消滅私有制的，不僅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而且要消滅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4)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又一再強調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這種私有制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生產資料公共占有”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就是實現“生產資料公共占有”的主義;第二，在商品經濟的競爭環境中，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小私有制是不穩固的，它必然產生兩極分化，除了少數“幸運者”在競爭中發財致富，成為剝削他人的資產者外，大多數農民注定要破產，淪為無產者。小生產被大生產排擠，這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規律。要避免兩極分化，避免大多數人遭受剝削的前景，唯一的辦法是實行生產資料公共占有。
那么，生產資料個人占有的小農經濟，怎樣實現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呢?農民是勞動者，是工人階級可靠的同盟者。恩格斯完全贊成南特綱領的這一提法：違反小農的意志，任何持久的變革都是不可能的。盡管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因而不能向小農群眾做出一些明知不能兌現的許諾，例如允諾在任何情況下都保護他們的財產，維護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反對一切向他們進攻的經濟力量等等，因為那樣并不會使農民獲得解放，而只能延緩一下他們滅亡的時間。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所以，“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5) 恩格斯總結丹麥社會黨組織合作社的經驗，指出：“這里主要的是使農民理解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產和田產，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6)組織合作社，農民就有可能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進行大規模的經營。
恩格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小農經濟的實際情況，科學地解決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如何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恩格斯的通過合作社引導農民實現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它既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也符合廣大農民的愿望，代表了農民的根本利益。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按照恩格斯這一思想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
（三）
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十分重視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1943年他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指出：我國農民“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久的痛苦?？朔@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7)
新中國成立以后，經過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業生產力獲得解放，但在農業中仍然是小農經濟占絕對優勢，這種分散的、落后的經濟限制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小農經濟同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之間的矛盾日益暴露出來。同時，小農經濟是不穩固的，時刻向兩級分化。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毛澤東提出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逐步改造中國的農業，保證工業化事業的發展，并使農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地得到提高。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就是合作化(合作化與集體化是兩個內涵基本相同而又略有區別的概念。嚴格說來，合作社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但在文獻中兩者往往是混用的，并不嚴格區分)。毛澤東提出，農業合作化的具體道路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這是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組織)，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生產資料全部公共占有、取消土地入股分紅、完全實行按勞分配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社會主義的農民集體經濟)。毛澤東提出的由帶有社會主義萌芽到半社會主義再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發展道路，顯然比恩格斯的設想具體得多了，也更加切實可行。除了生產合作，還要發展供銷合作、信貸合作，切斷農民同資產階級的聯系。
當時黨內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種思想，即在手工勞動條件下，不能搞合作化，只有農業生產機械化了，才能搞合作化。這就把農業合作化推遲到遙遠的將來，而推遲合作化勢必使得各種矛盾積累和發展起來。這種思想是從蘇聯傳過來的。毛澤東不贊成這種想法。1951年，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已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回顧這段歷史說，“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8)毛澤東對我國農業合作化提出的這個全新的思想，突破了蘇聯集體化的理論模式，為新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走出了一條新的路子。事實證明，毛澤東這一思想是完全正確。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組織勞動力，即使沒有大量農業機械，也能夠做到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品種、采用新技術等許多單干農民難以做到的事情，特別是在抗御自然災害方面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在互助合作運動初期，全國創辦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提高了農業產量，改善了農民生活，起到了示范作用，為進一步發展互助合作事業提供了有說服力的事實。
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這項工作也存在缺點和偏差，主要是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遺留了一些問題。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農民的大國，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否定這段歷史是錯誤的。同時，也應該承認，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四）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國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對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進行了改革。在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把政府機構同集體經濟組織分開的同時，全國絕大多數的集體經濟組織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體制，在生產資料占有層次上，堅持土地集體所有，除土地外的其他生產資料，在大多數地方，歸農民家庭所有;在經營層次上，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除了根據需要保留少部分的集體經營外，普遍實行多種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民家庭成為經營單位;在分配層次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地方，在按規定上繳國家和集體的外，均歸農戶家庭支配。
事實證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符合我國當時農村生產發展要求的，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1979年至1984年農業年均增長7.6%，遠高于建國以來其他五年計劃時期。
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種低水平的集體化，它帶有相當多的個體私有制的因素。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的社會化，這種一家一戶經營的模式必然會越來越不適應農業現代化的需要。不能把家庭聯產承包制當作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最終形式，把它凝固化、永恒化，而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從低水平的集體化向高水平的集體化發展，我們在農村，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完全消除私有痕跡的集體經濟。
鄧小平歷來主張我國的農業最終是要發展集體經濟、實行集體化的。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他提出，隨著生產的發展，農村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具體說來，要實現以下四個條件：第一，機械化水平提高了(這是說廣義的機械化，不限于耕種收割的機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適合當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情況的、受到人們歡迎的機械化。第二，積累了經驗，有了一批具備相當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種經營發展了，并隨之而來成立了各種專業組或專業隊，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第四，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農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9)后來他又說，“在農村，我們終歸還是要讓農民搞集體經濟。”(10)目前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正確的，但是“將來還是要引導到集體經濟，最終要引導到集體經濟。”(11)到晚年，隨著農村形勢的變化，他越來越重視農業集體化、集約化的問題。他說，“以后分工越來越細，工藝越來越新，一家一戶辦不了，最終要走集體化道路。不過，農民愿意怎樣就怎樣，不要搞運動，他們實際上會朝這個方向走，集體化也是社會主義。”(12)對于中國農村的改革，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兩個飛躍”的思想。1990年他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13)當時李先念表示完全贊成這個思想，說這是一個大思想。到了1992年7月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鄧小平再一次談到了這一思想。他說：“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F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會提出來的?，F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道。”(14)
按照鄧小平的思想，農業集體化、集約化，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并根據農民的意愿逐步推進，不能急躁冒進，重復過去人民公社化的錯誤;集體化的形式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要從實際需要出發，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像過去那樣全國采用一種統一的形式。但是，作為一個長遠目標，我國的農業必須走集體化道路，這一點不應該有任何動搖。我們應該在工作中為實現集體化創造條件，決不能聽任農村兩極分化，自發地發展資本主義農場。走上這條道路，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方向相悖的。
遺憾的是，在我們的輿論中，對鄧小平有關農村要有“兩個飛躍”的思想，宣傳得很不夠，以致有的理論工作者甚至不知道“兩個飛躍”指的是什么。在實際工作中，往往遷就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而不能自覺地朝集體化方向引導。有的地方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根本不提合作化、集體化，不把發展集體經濟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長此以往，我國農業、農村的長遠發展就會迷失方向。這是需要警惕的。
(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轉載請注明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斯大林選集》下卷，第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9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99、5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第197、1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上)第641、64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0)《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96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1)《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09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2)《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33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3)《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310、131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4)《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1349、135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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