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結束調查任務之后，會到魂牽夢繞的村莊，看看那讓我熱戀的地方，是否有可喜的變化。村莊的變化不大，但我的心理有很大的波動。可能是以前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而現在意識到了。也可能是只了解事情的局部，不知道全貌，以致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產生疑惑。“偶遇”只是偶然遇到而已。由于能力和時間的局限，沒有進行深入、詳細的調查，沒有可靠的數據支撐，只是有感而發，用心而作。試圖對村莊進行一個粗線條的。
我村位于縣城東5公里處，距離鎮人民政府6公里。人口1750人，耕地面積為2471畝。共分八個村民小組，有運、李、張、侯、龔、任等六個姓氏，以運氏最多，約占該村人口的一半兒。
政治：
剛進村，便見到一條嶄新的水泥路，這是“村村通”工程，“S——301——西五樓”段，與二00樓年五月二十日竣工。這條路全長1.05公里，鋪設了四條主干道，貫穿整個村莊，由省投資13.5萬元，縣補助2.7萬元完成。鄉親們可高興了，都說：“下雨天，我們不用踩泥了，做買賣的車也可以回家了。”再往前走，看到一個銀白色的水塔和一間水房，上寫著“國家安全飲水工程”。這是去年完成的，由省級財政撥款建造的深水井。我村屬于咸水區，老井水氟、鈉含量嚴重超標，嚴重影響了村民的健康。去年，我縣共有三個指標，我村爭取到一個。飲用自來水后，鄉親們普遍反映：”水壺里的水銹沒有了，蒸饃后的燒湯水也能喝了，這水嘗起來也甜了，口感不錯，很柔軟。“這兩件實事是已經完成的。還有三件正在爭取：良種補貼已經上報;再爭取資金，把村內的主干道全部硬化;農田整治項目正在申請。
今年，我縣的種糧直補額為28.78元/畝，我村每個人的補貼超過30元。這就使村民感到很高興，種田無需交售公糧，國家還發放種糧補貼，比起鄰村我們又多了兩件公共物品，而且還不用自己負擔。對本屆村兩委還是比較滿意的，也積極配合他們的工作。以往，交售公糧，我們村都是第一個完成。今年，收南水北調工程基金款，全村兩天時間基本完成，部分村民小組在一天內就完成了。而鄰村，廣播每天吆喝兩遍，村組干部一天去好幾次，都收不齊。
這是一個相互的過程，彼此都在衡量著對方，注視著自己的利益。村委首先不與村民爭利，再為村民謀利，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我村的村兩委也有問題，許多村集體財產都化為私有，收取賄賂，這些群眾都心知肚明。化為私有的同時，他們也有付出，為了托關系，找門路，費盡周折，群眾也看在眼里。在爭取項目的過程中，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這是一個潛規則。而成本需要集體支付，這個又不能直接向群眾收取，只能變相利用。在此過程中，村干部漁利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項目審批下來后，群眾得到實惠，他們便會擁護村兩委的領導，默許上述情況的存在;村兩委對上級派下的任務，能夠及時完成，上級部門對村子產生良好印象，也會審批更多的項目，多做一些試點。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反之，則是一個惡性的循環，使一個村莊成為一盤散沙。
上次的村委換屆選舉，普通村民基本上沒有參加，參加者也是看熱鬧的，選票都是小組長代填的。村民對選舉的冷漠，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上級把名單已經確定，村民對不同意見表達無效;二是還沒有出現與候選人相“抗衡”的人選，即便讓村民提名候選人，他們的票數幾近相等，并且都很低，本屆村委班子還沒有腐敗到足以推翻的地步。這有利的一面是保持了村子的穩定，他們的工作可以按照原計劃繼續進行，以前的關系網絡還可以繼續經營;不利的一面是他們抱得更緊，普通村民很難位列其中，對他們的監督更加難以實施。村民對公共財產、村集體的認識是模糊的，他們只知道那些公共用地是屬于大隊的，而大隊是什么性質，公共用地的最終歸屬是誰，他們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清楚的。因為傳統上他們就沒有參與過這些財產直接的分配，現在又不影響自己地生活，何必去關心那些事情呢。
很多村莊，已經陷入“少數決定多數”的怪圈。比如，土地的調整問題。以前的地塊零散，耕作起來很不方便，需要進行調整，減少每戶的地塊數量;老人已經離去，女兒已經出嫁，媳婦已經進門，孩子已經降生，需要“添人添地，去人去地”，進行微調，以實現耕者有其田，體現公平的原則。但是，因為個別戶的不配合，土地調整無法進行。去找鄉政府，鄉政府說：“你們有能力調整，就去調整;沒有能力調整，就不要調整，政府不過問此事”。現在的鄉政府是一個惰性政府，只要上面沒有什么硬性任務，它是不會主動服務的。財力的限制，也使它“瘦身”了不少，以前擁有很多的雇用工人，“扒房搶糧，攆諸趕羊”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了。目前，解決糾紛的辦法是：誰有能力把事件平息下去，就依照誰的方案解決。不是有理，而是有力，勢力、霸道。善與惡的交鋒中，善會取得最后的勝利，但它付出的代價要遠遠大于惡。
在暑假期間，有派出所的工作隊進駐我村，來調解民事糾紛和老人贍養問題。這有點兒李代桃僵的味道，這類事件好像不在公安的管轄范圍之內。現在派出所的聯防隊員有增加的趨勢，暴力部門人員的增長反映了社會秩序的混亂。聯防隊員在防范偷盜問題上，解決不了什么問題，圖增了鄉鎮的財政負擔而已。有效的方式應該來自人民群眾，有些事情政府越管越亂。養老問題，確實是老大難問題。獨生子家庭的兒子，沒有推卸的空間和余地。而多子家庭，相互扯皮的多一些。農村中有句俗語：大伙兒的車，不是車;大伙兒的爹，不是爹。這種現象也有區域化的特點，居住在一起的幾戶人家同質性較強，他們要么都好，要么都壞，都以彼此為參照物。對于養老問題，以前的家族長還管一些，現在很少有人管了。因為，有些家族長的權威已經喪失或者他們從自己的私利出發，欲獨善其身。這類事情處理恰當則可，處理不好，兩頭罵。兒子不贍養老人，進行社會養老，政府處理糾紛，不知是法治的進步，還是傳統的淪喪。
村務公開欄有如下數：
公開欄(略)
財務公開欄的設置基本合理，但“應收款”和“應付款”的位置設置有點兒混亂。本村年收入為90720元，支出為101403元，支出大于收入。上述數據的真實性值得懷疑，有些收入并未列入其中。這也并不像一個財政困難的村子的財務狀況。
經濟：
此次最大的感受：村民掙錢的欲望特別強烈。年輕人絕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沒有外出的，在家里也有事情可做。現在種的主要是玉米，澆水、施肥后，基本上不用再進行田間管理。草長起來，就噴施除草劑，草少了，根本不管。地里長草，錢往家跑。地里長草的人家，多是那些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的，只有那些掙錢門路不廣，僅靠農業收入的人才去田間除草。以前，地里無草是勤勞的表現，人見人夸;現在，長草反而成了一種驕傲。打工回鄉創業的也有，從縣城至夏莊村不到20里的地段，有七個機械廠，主要制造小型挖土機、推土機和翻斗車。第一個是夏迪機械廠，它的老板曾在外地一家機械廠打工，后辭職，回鄉創業。其它人看到他的效益不錯，紛紛上馬此項目。機械生產商的增加，說明此種產品有市場，意味著某處正在進行著紅紅火火建設，這是一種好現象。通過能夠恰當處理，很可能發展成為一個集群。
文化：
說起夏莊村，還真有兩件事值得一提。夏莊有個巫婆，據說會“清眼兒”，還有一座龍王廟是她“施法”的地方，上面寫著一副對聯：全村公民集資修建，老中青少娛樂場所。農歷的七月初五，是龍王爺的生日，按當地風俗，要給龍王爺上香。許多善男信女從四面八方趕來，燒香、上供，并且還要捐款。僅那一日，便得到捐款7010元(張榜公布)，好大的買賣。還有人給她送賀詞。
賀詞的內容如下：
賀詞(略)
財務
上面這首賀詞由兩村民所作，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文化水平，矛盾心理和現實中的很多問題。既然相信科學、擁護共產黨，為什么又給“天醫”寫賀詞呢?相信龍王顯靈呢?那些企業家為什么慷慨地向廟宇敬獻香火錢，為什么不向弱勢群體捐款呢?是因為百姓付不起
昂的藥費，把希望寄托在所謂的神靈身上，以求得心靈的寬慰，還是…… 那些有錢人敬獻香火錢,是為了祈求自己的幸福、財運，是建立在私利之上的。如果發財了，則是神靈的保佑;若不發財，則是因為自己的能力有限，命中注定不該享有，神靈是不會錯的，這好像就是某些人的邏輯。
近來，有許多基督徒到我村進行傳教，“法輪功”余孽分子死灰復燃。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事情，若不進行有效的控制，他們會利用宗教組織，煽動教眾與基層政府對抗。五月份，臨近鄉鎮曾出動警察，對教會的活動進行了干涉，并且拘留了主要負責人。原因是他們向村委會提出無理要求，得不到滿意答復，便聚眾鬧事。還有的打著“和平、慈愛”的口號，進行坑蒙拐騙活動。
有許多人非常懷念毛澤東時代，白天勞作了一天，晚上到街上玩樂，非常熱鬧。有唱戲的，有玩把戲兒的，有說書的，滿大街都是人，處處是歡歌笑語。后來，隨著電視機、VCD進入千家萬戶，那些文藝活動有所減少，群眾尋找到了替代品。可是現在，電視機、VCD讓他們感到反感。電視劇是些垃圾劇，脫離現實生活，且頻繁插播無恥的廣告，不能看完一整集的電視劇。正版的碟片太貴，盜版的質量太差，不能連續多次放映。所以，他們只好打打麻將，信奉邪教。這是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結果，這是漠視群眾工作的表現。“新聞機構代表著黨的喉舌，他們利用媒體胡扯八道，是在黨的臉上抹黑。”一位老黨員氣憤的說。“什么病都能治好，比科學家還能。買藥、看病，都是什么壯陽藥，性病，難道中國人出問題了嗎?”
夏莊村為韓張鎮的小康示范村，在村東新規劃了近百畝的宅基地，全部是新蓋的瓦房，整齊劃一。夏莊村計劃從東向西逐步推進，把整個村莊都蓋一遍，建設一個漂亮的新村。這個愿望要實現，恐怕需要時間。因為，建房在農村是件大事，它凝聚了一代人，甚至是兩代人的心血，老百姓不會輕易的拆房、建房。隨著社會的發展，建筑風格會不斷的變化，很難做到統一。
教育：
在我們村南1公里處，安濟公路北側，2004年新建了一所學校。它設置為五個年級，八個班，小學三至五年級各兩個班，初一、初二各一個班。它是在縣鄉教育部門的倡導下建立的民辦學校，要把附近村莊的孩子都集中到這里來。由于學校硬件設施比較落后，學生生活質量較差，再加上學雜費的減免，這個學校不到兩年就垮掉了。學校的投資方多次向上級部門反映，要求賠償損失，未果。我們村小學是1991年建的校舍，現已成危房，上級部門決定投資建設。民辦學校強烈反對，要求上級部門把他們的校舍買下，把我們村小學的學生全遷，教師進行重新調整。這就遭到了某些教師的反對，該教師教學能力極差，每次考試，都是全鄉倒數第一，只準其教二年級，其他年級她無能力擔任。她是依靠家庭關系獲得了教師資格，沒有領取上千元的工資。目前，我村小學有三位不稱職的教師。還有兩位:一位是比我高一屆，初中二年級未讀完，現已成為正式教師;另外一位不務正業。他們難為人師表，誤人子弟，正在荼毒生靈。現在，我只有一個愿望，學校趕快倒閉，給孩子們一個解脫，讓他們到那些真正的學校去，認真的讀書。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誤莊稼一時，莊稼誤人一茬，而對孩子來說，就是一輩子。只要孩子愿意讀書，家長總會想方設法供給。孩子不愿意讀書，家長既打有罵，不愿讓他們重走自己的路，靠出賣廉價的勞動力過活。可憐天下父母心!現在，很少因為負擔不起學費，而讓孩子輟學的。盡管，現在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比較大，花了幾萬元，不一定找到好工作，但家長依然愿意孩子走這條路。學雜費的減免，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家長的經濟負擔，使孩子有條件讀書。下一步的重點是學校，千方百計提高教學質量，堅決把孩子成材。納稅人的錢不是天上掉下的餡餅，尊重別人的勞動，用等價的勞動去交換。
社會事務：
村北有條馬頰河，前幾年河道無水，鄰村有位村民在那里開荒，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才初現效益。縣水利局知道此事后，強行把土地收回，并以200元/畝的價格進行出租。有幾位村民承包了百十畝，發展漁業。去年夏天，突降暴雨，眼看就要上市的鯉魚，被大水沖走了。今年，由于上游的水被污染，有近一半的與被毒死。此次污染較嚴重，河水不能用作灌溉用水。我村村民每年都要上繳挖河款、水費，枯水年份，不可灌溉還可，豐水季節，亦不可灌溉，為何?典型的“外部效應”問題。承租方既然與包租方簽訂了承包協議，那么包租方就應該保證水質基本達標。否則，就是違約。村民有伸張自己權利的地方嗎?沒有。環保部門、水利部門和廠商相互勾結。到法院上訴，需要高額訴訟費，不劃算。忍一時，風平浪靜，受損失的不只是一家，而是整個流域，又何必呢。人民的財產，人民分享不到它的利益，甚至還要受到損害。“人民”是一個集合概念，這個集合到底有多大，誰又是他的忠實代表呢?
馬頰河堤河北段破壞嚴重，現在已經看不到河堤了。河南段也有破壞的地方，不太嚴重，如不遏制，與河北段無異。人們普遍認為，這么多年沒有發大水了，以后也不會發了;河堤不是屬于個人的，別人可以拉土，咱們也可以，不拉白不拉。河堤歸屬水利局管理，那么長的河堤，離縣城又比較遠，你們能管理好嗎?即便發現毀壞大堤者，罰款即可。罰款之后，水利部門是否應用于修復大堤呢?是否意味著，交錢之后就可以拉土呢?值得商榷。水利部門既然無法妥善管理，就應該將其下放，各段歸村委會負責，簽訂責任書，動員群眾的力量。
殯葬改革進行了五年，收效甚微，從長遠來看，它并不利于我們的發展。首先，每村都要開辟出一塊兒完整的土地，建設公墓。其次，現今，公墓里埋葬的墳墓都是用水泥澆筑的，它們具有永久性，短時間內很難消逝。而土墳呢?幾十年之后，他的子孫把他遺忘時，可以夷為平地，繼續耕作。上次的“平墳運動”，墳包所占面積不但沒有變小，而且有增大之勢。再者，火化時，家屬需要交納400元，所用柴油自己購買，骨灰盒或者棺材更不在話下。有的人不能接受火化，便偷埋，被發現后，要罰款，甚至開棺火化。這就加重了群眾的負擔，成為政府增收的一個渠道。有些老人認為;“現在想死，也死不起了”。老人的去世，在農村中也是一件大事，它也是維系一個家族，社區保持互動的結點。比如，實行土葬，需要人抬重，每戶出一個人;而火葬之后，子孫抱著盒子就行了可，不需要其他人的參與，而偷埋更不需要人了。農村關系的保持，很大發面依靠“俗禮”，沒有了禮尚往來，他們的關系又該通過何種有線的方式進行維修呢?
婚姻狀況也出現一些新的變化。隨著出外打工、讀書人員的增多，他們的配偶是外地人的可能性增大。從總體上看，有利于村民素質的提高，進行文化、血緣的交流。那么外來者會不會打破村莊原有的秩序呢?由于與原住民的生疏,交流的減少,現代建筑的興起,農民會不會變成那種”不漏水,不交流;不斷氣,不溝通”的局面呢?那樣的村莊，將不是我們愿意看到的。打工者之間的婚姻，也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傳統的媒約之言的婚姻，由于男女雙方的父母都是彼此熟識的，他們中間又有媒人的情面，所以離婚面臨很大的壓力，如父母的阻撓、村莊輿論的譴責。這樣可以保持婚姻狀況的持續，即便小兩口鬧矛盾，經過家人的調解，能夠化解。也有例外的。外地的情況可就不一樣了。一氣之下，拿起存折走人。男方不是人財兩空么。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它客觀存在著。社會變遷是極自然的事情，變遷之后，所帶來的影響是我們要考慮的，怎樣從各個方面提高村民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
和一位村內比較有見識的老人交談，問他現在的生活怎么樣，對這屆中央政府，有什么想法。他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講了一個關于老鼠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前，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家家有大老鼠。老鼠又大又肥，并且不怕人，在人的面前亂跑。文化大革命后，毛澤東領導群眾運動，家里的老鼠沒有了。后來，毛主席去世，鄧小平、江澤民上臺，家家買老鼠藥，支老鼠夾子，但是老鼠不見少。有一次，在糧食囤里，他就逮住了半籮筐。江澤民退了，胡錦濤那幫子上臺，家里、地里的老鼠大大減少了，并且變小。以前的地獐子，有半尺多長，一嘴吃好幾個花生。而現在的老鼠，黑脊背骨，兩邊兒是黃毛，有點兒像青蛙，二、三指長，它們一口還吃不了一個花生。這是為什么?這是天意!人讓人死天不肯，天讓人死活不成。人家老胡走的是毛主席的路線。聽完他的故事，我無話可說。我無法找出充足的理由來解釋這種現象。它們之間的聯系，按照科學理論來講是沒有的，但是老百姓相信的就是這個。
和鄉親們交談的時候，讓他們對四代領導進行評價。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毛澤東主席，因為他是開國之君。排在第二位的是胡錦濤主席，因為他減免掉了農業稅，為農民辦了幾件實事。鄧、江兩位領導人要么依次往下排，要么干脆就不排。雖然，改革開放后，人們的物質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它也造成了老百姓心理上的失衡。貧富差距的拉大，黃賭毒的死灰復燃，假貨的泛濫，貪污腐敗的盛行，道德的滑坡，金錢至上主義，生產資料價格持續的上漲。。。。。。。都是讓他們感到不幸福的地方。難道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難道是矛盾早已形成，而現在是突然爆發?我感到非常的困惑，也感到一種失落和迷茫，希望有誰能夠扭轉乾坤。
有幾個問題，我重點請教了他們。比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了很多人，你們對中央政府沒有意見嗎?他們說：沒有意見。第一，這是天災，誰也無能為力。第二，這是為了還蘇聯的債。借人家的東西，人家要，就要給人家，自己了緊褲腰帶，不吃不喝也要給。第三，不光老百姓吃的不好，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吃的也不好。全國上下，同甘共苦。那時候，吃大鍋飯，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工業建設要原料，老百姓需要吃飯，還要勞動。把糧食的所有權收歸生產隊后，既可以向上交糧食，又可以讓每個人吃點兒飯，還可以讓他們干活兒。不然，有好的，有差的，條件好的能夠吃飽，條件差的都餓死。如不對糧食進行控制，有些人就可以不勞動，那么農業生產就無法進行。過了困難時期，就不再吃大鍋飯了，那段時間很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糧食的增產和那樣的方針到底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有的，但是到底是大還是小呢?“大包干”提高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責任心，可以算一個理由，但不是個別。生產積極性和責任心是意識，而糧食是物質，意識不可以直接產生物質，它只可以使一種物質去作用另一種物質。那么，糧食的作用物質是什么呢?很多人說，是農田水利，生產技術的提高，種子的改良，化肥的應用，土壤的改良。他還舉了一個例子，我們生產隊西南地有90畝小麥，收割時，讓一個人背回來了。可想而知，它的產量。那時的灌溉是很成問題的，都是旱井，推大水車，基本是靠天吃飯。那時，沒有化肥，只有氨水，后來化肥有了，但是很少。種子是去年的陳糧食，沒有經過科學的選育。人們是很勤勞的，一年很少有空閑的時間，冬天要去挖河或者干別的事情，為來年的生產做準備。天剛亮，就去田間勞作，下午天黑了，才回家。玉米、花生要鋤地，三、四遍，地里根本沒有草。“磨洋工”事件是有的，但不是很多，因為它涉及到記工分問題，多少勞動量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糧食的產量不高，關鍵是生產條件惡劣。當問及在“浮夸風”時期，都知道糧食的產量沒有那么高，而為什么都忙著“放衛星”呢?他們回答：為了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讓資本主義國家知道我們的實力。鼓舞全國人民的斗志，挫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扼殺的企圖。這種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對當時的浮躁，也是可以理解的。還涉及批斗問題。他們反映很大部分在下，而不在上，中央的大政策沒有錯。上面有號召，但下面進行了歪曲，批斗的范圍有所擴大，手段有所殘忍，許多人假公濟私，以此名義來整垮自己的“敵人”，而不是階級敵人。
欲對現今的“三農”問題進行研究，1958---1976這段時間是不可跨越的，因為1957年的歷史是不用懷疑的，或者說，很少有人提出疑問。現今很多問題的根源就在那段時期，政策有很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那將成為一個參照物。但1958---1976這段時期是備受爭議的，眾說紛紜，沒有定論。左派積極擁護，右派強烈反對，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很難進行全面的概括、把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也許就是世界的本原。
村中的一些公共事務，陷入無人管理或管理無效的盲區。比如，有些臨街的居民，他們的糞便直接排到大街上，嚴重影響了村容村貌，大煞風景。只圖自己的方便，不管鄰居、行人的感受。村干部就曾此事，和他們進行了協調，但他們根本不放在心上，沒有任何改變。鄉村兩級組織，從權大無邊，到現在的軟弱無力，就因為一個農業稅的取消，真是快哉，怪哉。現在，我不能再用“勤勞、善良”等字眼來形容我那可氣的鄉親了。
村莊中“打短工”的現象少了。以前，鄰居、親朋好友之間相互幫忙，干點兒活計，吃頓飯，喝瓶酒既可。現今不行了，最多幫一天，第二天就借故不去。要想完成一項大的工作，最好的辦法是雇傭別人。這是經濟的原因還是社會道德的原因呢?是好，是壞?
傳統農村的秩序的維護是以封建道德(封建的不一定是壞的，它是一個中性詞)為準則，以大的家族為依托，在社會賢達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家庭數目的增多，家庭人口的減少，有的家族不再具有規模或者凝聚力減小，家族長不再具有崇高的威望，來平息家族內大的糾紛和防止不良事件的發生。而現代的法律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它在農村沒有適合生長的土壤，我們的普法工作比較滯后，再加上法律高昂的成本。凡事訴諸法律是不明智的選擇。所以，現在的農村，面臨著局部失序的困境，公共事務無人管理，公共福利在減少。現代鄉村治理何去何從?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縣搞過蘋果種植和蔬菜大棚的建設。但是，蘋果還沒有掛果，樹就被當成木柴燒了。大棚還沒有建起，棚膜、竹竿就被分掉，另作他用了。兩個工程都是政府推動，戶戶參與，家家出資。為什么會失敗?他們給出兩個理由：一是當時的技術條件落后，不會科學管理;二是群眾思想狹隘，看不到長遠利益，對政府提供的服務表示不信任。政府、群眾雙方都有責任。當時的糧價正處于上漲階段，外出務工的很少，基本依賴農業收入，種果樹需要5年的時間，才能出現效益，他們不愿等待。建設蔬菜大棚時，沒有培養技術員，使群眾建棚后，不知道怎么種植、管理、種植什么。那時候，建設一座大棚，需要五、六戶，還牽涉到責任歸屬和利益分配問題。政府一貫是以管理者的姿態出現的，給老百姓要錢是正常的，主動上門提供服務，當時的人們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種植果樹的效益比糧食要好，但也面臨著品種改良問題;單個農戶很難再搞一個當時規模的蔬菜大棚了。2004年，政府號召種植白楊樹，免費提供樹苗。種植的不太多，有個別在外務工的，沒有時間管理田地，轉包不劃算，就種植了白楊樹。如果效益好，可能會有很多人效仿。這是否與“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相沖突呢?為什么政府讓做的事情干不好，非要親身經歷，才信以為真呢?這難道就是經濟中的自由主義，市場主體間開展自由競爭，政府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我們要重走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路，那個階段不可逾越。
中西部的農村會不會和東部一樣，通過城市化、城鎮化，使農民完成身份的轉化?所謂的民主選舉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選舉是必要的嗎?村民自治的確切含義是什么?鄉鎮政府的改革將走向何方，他們將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什么作用?哪些公共物品是農民所急需的，又該通過何種方式進行提供呢?……這些都是我搞不清楚的問題，也許我會一直不清楚。
在現階段，我村村民的經濟意識比較強烈，自我完成對物質利益的追逐。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共福利。精神的滿足是易于實現的，不需要花費很大的成本。一句笑話，可能就會使他們高興半天，感到輕松愉快。我村正在高等院校讀書的有二十多個，這是一部分不可忽視的力量。所以，我和我的同志們提出以下建議：第一，組建我村的大學生聯合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村莊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第二，建立本村的秧歌隊，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養健康的活動方式;第三，在春節期間，舉辦村聯歡會。成立聯合會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本次活動，而是著眼于未來。讓那些走出去的人們，時刻不要忘記養育自己的那方水土、關心和支持我們成長的鄉親、諄諄教誨我們的恩師。年輕的大學生具有激情和活力，會給村莊注入新的生機。雖能力有限，但可開展的活動有很多，如義務支教，利用假期輔導孩子們;教授老人們太極拳;和青年人一起探討電腦的學習和應用。鄉親們是很需要文化娛樂的，但沒有人提供給他們;鄉親們是很具有文藝才能的，但沒有他們活動的舞臺。
讓我們共同奏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華美樂章!
讓我們共同期待!
懷著對家鄉的熱戀，對鄉親們的尊敬，帶著思索，充滿期待地完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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