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公社時期，舊的制度消失了，但維系舊制度的社會文化心理機制卻仍然在影響著農民的日常行為邏輯，地方傳統也依然強而有力，瞞產私分等農民“反行為”屢禁不止。為了遏制公社體制的離心力，國家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在規劃性社會變遷中摧毀原有制度的合法性，持續不斷地改造傳統小農的思想，塑造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形勢發展需要的“革命小農”。“革命小農”是考察人民公社時期新舊制度博弈關系的關鍵詞。
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使部分學者認為以宗族為內在基礎的舊的社會制度在人民公社時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宗族被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所創造的新的組織形式所取代，農民被納入到了跨家族的集體之中，家庭的功能也被嚴重削弱[1]，家族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對農村和農民的生活沒有什么影響。[2]然而，宗族的血緣關系雖然被打破，“村落家族文化表面上受到了暴風驟雨般的震撼，但這種震撼是相當表面性的，強制性的，村落家族文化內在的關聯只是受到壓抑，并沒有終結。”宗族觀念在1980年代前并沒有因為宗族制度遭遇打擊而毀滅，仍然在農村或明或暗地發揮作用。[3]舊制度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但是維系舊制度的社會文化心理機制依然在影響著農民的生產、生活，地方傳統也依然強而有力。這從高王凌對人民公社時期以瞞產私分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農民“反行為”的研究[4]，以及張樂天對公社時期“舊傳統的回歸”的論述[5]中都有極為明顯的體現。
對于舊制度的“破而不滅”，對于生產隊里發生的屢禁不止的瞞產私分等行為，國家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可能像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干部那樣等閑視之，必然會想盡辦法加以改造，以確立更能與國家整個行政管理系統保持同一套運作邏輯的三級所有的公社體制在鄉村社會的主導地位。因此，國家權力自然會在一切可能的條件下向鄉村滲透，以打擊生產隊里時時刻刻都可能會發生的消減公社制度效力的農民“反行為”，而這是公社時期始終難以根除的現象，它在客觀上體現為新舊制度之間的緊張博弈關系。
在筆者看來，國家為此采取的最為重要也最為理想化的辦法就是在規劃性社會變遷中摧毀原有制度的合法性，持續不斷地改造傳統小農的思想，塑造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形勢發展需要的“革命小農”。本文將基于對鄂東農村開展政治人類學調查所搜集到的資料，對新解放區自土地改革運動以來的農村經濟社會變遷史進行簡要回顧，分析在外來力量主導下地方政府是如何通過型塑“革命小農”去鞏固和強化公社制度生命力的。以此為基礎，本文還剖析了“革命小農”與“道義小農”、“理性小農”的差異，指出塑造“革命小農”是公社時期抑制新制度離心力的重要實踐機制。
一、外來力量主導下的村莊社會變遷
村落里傳統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不會自動消逝，傳統的鄉村領袖不會自動退出村莊政治的舞臺，農民的宗族意識不會平白無故地弱化，宗族傳統庇護主義體制也不會在不經意之間土崩瓦解。因此，新生政權要在鄉村社會扎下根基就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事情。這從建國后部分新解放區迅速退場的“和平土改”運動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為此，誰來主導新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變遷就顯得特別重要。從歷史的實踐來看，無疑，這是在外來力量主導下完成的。
外來力量主要包括四個群體：一是解放前若干年就在當地做地下工作的地下黨;二是南下干部，也就是當地農民口頭中的北方侉子;三是高校里面下來的積極支持革命運動的教師、大學生;四是鄰區、鄰縣調來的干部及工作人員。他們掌握了土改運動的主動權，通過各種治理策略與技術的運用，成功地將村子里的邊緣人改造成了“土改根子”，打擊了地主、富農、房長等宗族領袖的權力，達到了“根子當家”的理想效果，推動了土改運動的順利有效開展，為農業合作化運動提供了基本前提。不僅是在土改運動中，而且在整個農業合作化、公社化運動中，乃至整個人民公社時期，外來力量從來就沒有退出過鄉村政治的舞臺。在鄂東農村，幾乎年年都有外來的駐村工作隊參與領導各個村莊里的諸項工作。以鄂東農村東壩大隊為例，該大隊共有13個生產隊，是鄂東地區的先進大隊，也是上級組織長期掛靠的試點單位，有一個區委書記在這個村子里蹲點蹲了17年。不僅如此，在東壩大隊，常年都有40多個外來的干部到大隊及其下屬的各個生產隊去蹲點，每個生產隊長期都有最低兩個外來干部與社員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而在鄂東地區其它非試點的生產大隊、生產隊，也常年有外來的工作隊蹲點。更加普遍的是公社干部到大隊、大隊干部到生產隊去蹲點，隨時隨地掌握“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強化對生產隊各項工作的監督。外來工作隊的做法，在后公社時代延續了下來，演變成了駐村干部制度，成為新中國農村基層治理工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常規性的外來工作隊，隨著革命運動形勢的不斷變化，隨時都可能有臨時下派的工作隊趕赴各個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主導地方的改造工作。1955年“清理階級隊伍”，1964年“四清運動”等，外來工作隊曾經一度進入地方，打斷地方的常規性治理工作，實行運動式治理，以保證基層治理能夠沿著國家設計的理想方向前進。外來工作隊進村，在當時的語境中不是一件小事，即便是你沒有犯錯誤，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也有慌亂不知所措的可能。在調查中聽到最多的就是關于會計的，因為大多數大隊、生產隊的會計文化水平比較低，帳原本就難得算清白，一旦被審查的急了，就有可能會出現亂說的現象，如此一搞，越來越亂，就越說不清楚。但是，從整體上來講，外來工作隊的長期存在，在農民宗族意識潛存、“反行為”禁而不止的情況下，保證了農村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的方向，有利于國家治理目標的實現，是一項必要的制度安排。
二、公社時期塑造“革命小農”的不懈努力
外來力量主導農村經濟社會變遷，監控地方社會，雖然是一種比較有效的管理辦法，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基層治理實踐中，除了在個別的年份，出于特別的需要，國家還必須得依靠當地人來治理當地人。外來力量把握方向，監督生產大隊、生產隊干部的治理工作，掌握形勢的最新變化動向，保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能夠貫徹落實，在地方傳統依然強而有力的形勢下是必要的。但是，基層治理工作還需要農民來做，國家并沒有足夠的能力將整個行政體系下延到每一個自然村、生產隊。所以，國家還必須通過各種方法塑造“革命小農”，依靠他們的力量來完成國家的統治目標，維系鄉村社會的穩定秩序。接下來，我們來看在人民公社時期，國家是如何來型塑“革命小農”的。
策略之一是大批任用青年農民就任大隊、生產隊干部。在傳統社會里，鄉村領袖的權力往往是基于先天血緣性條件和后天資源稟賦性條件的疊加效應獲取的，依賴的是年齡、輩分、財富、功名等。在他們成為鄉村領袖之前，已經在基本社會化的過程中習得了地方傳統，知道了權力是如何產生而權威又是如何維系的，進而在成為權威的過程中踐行了地方性知識，成為權威之后又會不斷遵照傳統行使權力，從而使村落里的權威結構在世代延續中維持了基本穩定。所以，革命力量進入之后，首要的任務就是打破村落內的權威循環邏輯，建立新的權力來源合法性標準，確立新的符合新標準的權威。在土改中，外來工作隊選擇了“土改根子”，在后續的工作中也基本延續了這一辦法。“親不親，階級分” [6]，革命的干部隊伍只能由貧下中農來充任，而且不能由年齡大的貧下中農來擔任生產大隊、生產隊的主要干部，因為他們已經經歷過人生的基本社會化階段，對傳統已經諳熟于心，要想讓他們時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覺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大隊、生產隊的主要干部只能由年輕化、革命化、知識化、貧寒家庭出生的農民來擔任，而他們的年齡集中在20-40歲之間。應該說，年輕人當選大隊、生產隊主要干部是公社時期鄉村權力結構最為鮮明的一個特色。
策略之二是改變鄉村領袖的遴選方式，公社掌握了干部任用的主動權。在鄉土社會里，權威是在人際交往與互動中自然生成的，并不需要村民們的一致性投票表決，更多是基于農民的無聲認同。它的合法性來源于村落，行為邏輯也必然要符合村民們的期待。因此，他們在無形中就成了地方傳統的踐行者和傳承者。在人民公社時期，東壩大隊剛組建的時候，書記是在火線入黨后當場任命的，其他大隊干部是由書記提名報上級備案通過的。之后，東壩大隊的干部曾經進行過三次選舉，第一次是直接海選產生，接下來的兩次都是由公社醞釀一個候選人名單，再由社員選舉產生的。而生產隊的干部，一般都會經過社員舉手表決通過。通常的流程是，大隊干部到生產隊召集社員開會，先組織社員推選本年度各項工作的積極份子，大隊干部再對相中的積極份子做介紹、評價，引導社員的情緒，使其能夠領會大隊干部的意圖，然后再交給社員去表決。從選舉的結果來看，在正常情況下，大隊干部的意愿都會得以實現，很少有大隊相中的干部當選不了或是沒有相中的干部當選了的現象出現。能夠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大隊干部往往對各個生產隊的情況都知根知底，老百姓信服誰不信服誰都了然于胸。這樣一來，生產隊干部的遴選方式就是“群眾信任+組織委托”，“群眾信任”在前，“組織委托”在后，鄉村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就成了“農民認同+組織授權”的“認同—授權”模式。公社和大隊“授權”的重要性在于能夠保證有群眾基礎，又能完成國家任務的積極份子來擔任生產隊干部，如果僅有群眾基礎就意味著有極大可能選出只顧地方利益而對國家利益漠不關心的人去擔任干部。
策略之三是強化意識形態教育，用社會主義新傳統改造小農的思想。農民是生活在熟人社會里，彼此知根知底，以人情規則、面子競爭法則等地方性規范為人際互動的原則的。他們的行為是嵌入到村落的社會結構網絡當中，受村規民約、族規家法，以及各種不成文的軟規范制約的“道義小農”。為了從思想上教育、改造小農，使農民能夠認同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發展目標，使個人利益和宗族的群體利益服從于國家的利益，從小農經濟剩余中汲取盡可能多的資源，就必然要否定村落社會里傳統文化的合法性，確立社會主義新傳統的合法性及主體性。“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破四舊，立四新”、“天下貧下中農是一家”、“愛國家、愛集體、愛解放軍”等濃縮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標語和口號就是在教育農民、改造小農思想的不懈努力中自外而內走進鄉村社會，走入農民的日常生活的。從實踐的結果來看，意識形態教育還是卓有成效的，它在客觀上為國家汲取農村資源提供了合法、合理的依據，為確立農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做出了重要貢獻，為在資源貧乏與提取過度的雙重壓力下維持公社時期鄉村社會秩序的基本穩定提供了社會文化網絡的支撐。迄今為止，在那一代人身上還能看到社會主義新傳統的精髓在閃光。當2005年農業稅費取消之后，我們在農村調研時，還時常碰到有老人問我們：“農民不交糧了，那國家怎么辦，解放軍吃什么啊?”
策略之四是常規性治理與運動式治理兼備。常規性治理就是日常的治理實踐，在人民公社時期，治理是無處不在的，生產上要服從統一安排，生活上要按照新的標準和要求進行。從生產上來說，每天何時出去勞動，到哪里，做什么，何時收工，都有生產隊統一安排，社員要想走親訪友或是看病休息都必須請假，否則有一個月出工出勞低于28天或是其它規定的標準，年終就不能享受到各種集體福利。在生活上來說，祭祖、拜佛、算卦、看風水等封建迷信活動都是不允許的。而且，生產隊在農閑時的夜晚，以及下雨天都會經常組織社員開會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辦各種學習班，開訴苦會、批斗會等。運動式治理則是以運動的形式開展的非常規的治理，如各種整風、整社運動等。一般來講，運動式治理主要是針對大隊、生產隊干部展開的。運動一來，農民日常生活中的錯誤就可能成為批判的靶子，干部的貪污腐化問題、生活作風問題等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進行重新認識和審定。在運動中，不僅有外來干部和社員的揭發、批評、乃至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犯事的干部必須自我反省。反省能夠幫助農村干部確立起村莊管理主體意識，改造干部群體的小農思想和行為，樹立忠誠于國家的觀念和服務大眾的思想。[7]運動式治理可以彌補常規性治理的不足，糾正干部平時工作中的偏差、生活中的錯誤，提高干部、群眾的思想覺悟，使“革命小農”的革命精神能夠持久發揮作用，從而保證國家的政策意圖得以實現，大隊、生產隊的各種工作有效展開。
策略之五是確立新的分類標準，對社員實施分類治理。實踐證明，分類治理是鄉村治理中的一個有效手段。[8]解放前的中國農村，財富、聲望、人情、面子、道德、宗姻親關系等是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和社會交往行為原則的基本依據，鄉村社會的基本分類標準是社會地位的高下以及彼此關系上的親疏遠近。基于傳統的分類標準，鄉村社會是一個自洽的自治單位，與“不下縣的皇權”一起維持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理想局面。新中國成立后，要改造農民，國家采取的辦法是以新的分類標準取代舊的分類標準，創造新的治理策略與技術，通過標準置換和技術創新，實施分類治理。貫穿新中國前三十年歷史實踐的最為重要的標準就是階級成分，通過將農民劃分為不同類型的階級成分，區分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將不同的矛盾類型配之以不同的處理辦法，國家就能夠以較低的社會運行成本對鄉村社會實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此外，在日常工作中，大隊、生產隊干部采用的最為經常最有實踐價值的管理辦法也是以抓典型為主要內容的分類治理法，將社員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劃分為“五好社員”、“積極份子”、“頑固分子”、“落后分子”，以及“五好家庭”、“好媳婦”、“好婆婆”等給予不同的待遇，無形中就是提醒農民要保持革命覺悟，要向好的標準看齊，向模范學習。可以說，在人民公社時期，階級分類法和抓典型，都是分類治理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型塑“革命小農”的重要手段。
三、革命小農的性質與特征
“革命小農”的性質是什么，塑造“革命小農”的實踐價值和意義何在?這需要將之與兩個關于小農經濟經典性論題的相關觀點進行對照才可能清晰化。在農民學、農村社會學和農業經濟學等領域存在著一個“斯科特—波普金論題”，也即傳統中國農民究竟是“道義小農”，還是“理性小農”的爭論。[9]
“道義小農”的提出向上可以追溯到前蘇聯社會農學家恰亞諾夫，在著名的《農民經濟組織》[10]一書中，他認為傳統的小農經濟行為不能用資本主義學說來解釋，小農家庭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是為了滿足家庭的消費需要。而“道義小農”理論模型的成熟則是在斯科特手中完成的，其標志性著作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1] “理性小農”的提出源自于舒爾茨對小農經濟的分析[12]，成熟于波普金《理性的小農》一書。接下來，我們從以下幾個維度對“道義小農”、“理性小農”和“革命小農”的概念內涵進行區分性理解：
革命小農道義小農理性小農
行為取向國家主義群體主義個體主義
行為原則革命意圖、革命倫理生存安全、道義倫理理性算計、經濟倫理
權威與民眾的關系服務與被服務關系;
“親不親，階級分”“庇護—依附”關系不平等的互利關系
投機行為的選擇個人、群體都不能謀取私利個人搭便車受約束;群體謀私利普遍個人搭便車普遍
首先，我們來看行為取向的維度。“道義小農”強調社區公共性的價值，個人的經濟行為是嵌入到社會結構中的，農民在作出行為選擇時不僅要考慮個人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考慮社區的整體利益，考慮到全體村民的安危，人們的經濟行為必須以確保人人都應該擁有的生存權為前提，個人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犧牲共同體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說，在“道義小農”理論的提倡者看來，共同體的利益重于個人和家庭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是雙方是可以公私兩利和諧并存的，但是當危機來臨的時候，個體的利益就必須為群體的利益讓渡，以維護眾人均等的生存權。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種種“反行為”體現的就是典型的“道義小農”的生存選擇策略。“理性小農”則認為農民對個人獲利的沖動強于對群體利益的堅持，在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沖突，農民往往更傾向于自由抉擇以增加家庭收入，達到最高的收益。在“理性小農”模型中，共同體是不存在的，村莊是一個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單位。因此，可以說，“道義小農”在行為取向上堅持的是群體主義邏輯，而“理性小農”則堅持的個人主義邏輯。那么，與之相對，“革命小農”則堅持的是國家主義邏輯。“革命小農”是國家權力滲透到鄉村社會所竭力要打造的“代理人”，是國家利益在村落社會的代表。在人民公社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國家要實現提取資源的目標，而小農經濟剩余的總量原本就不足，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革命小農”不僅要在意識形態上與國家保持一致，還必須站在國家的立場去思考問題，做出行為抉擇。
其次，我們來看行為原則的維度。“道義小農”是處在“齊脖深”水中時刻都有被細浪吞沒危險的農民，他們把生存作為經營的目的，為了規避可能的經濟災難而不會去冒險追逐平均收入的最大化。受生存權的制約，地方規范往往十分強調生存規則的道德意涵，在村落社會里遍布著一整套的社會文化支持網絡，農民的社會公正觀念、權利義務觀念，以及互惠觀念等都包含其中。“理性小農”雖然也認為處于貧窮狀態，長期徘徊于生存邊緣的農民不會輕易去冒險，但是他們仍然有能力也有可能做出有風險的投資行為，其中對老年的投資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革命小農”在行為原則上更強調國家意圖，要從思想上、行動上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夠成為合格的“毛主席的紅衛兵”、“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革命的接班人”……“革命小農”不能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不能被“壞人”所蒙蔽，不能向地方“惡勢力”低頭，要時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覺悟，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
再次，我們來看權威與民眾的關系。“道義小農”理論認為地主與承租人之間是一種“庇護—依附”關系，地主必須擔負起對佃戶的責任，庇護自己的承租人。一個“好地主”不能單純強調與佃戶之間的公平交易關系，而必須維護生存安全第一的道義原則，必須在“細浪”來臨的時候給佃戶以實質性的生存保障，在最低限度上幫助承租人家庭渡過生活中的難關。同時，佃戶則必須依附于地主而存在，通過權力和利益的出讓，以及地位上的“順應性服從”來交換。“理性小農”理論則認為地主與佃農之間是一種不平等的互利關系，它受雙方相對的討價還價能力的影響。庇護者在有限程度上善待窮人外，會盡力遏制農民的群體性討價還價能力的發展;而農民也會盡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減少對庇護者的依附。而在“革命小農”這里，權威與民眾之間是一種“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為人民服務”是權力持有者應該堅守的宗旨，“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權威與民眾之間在地位上平等的，人們之間的關系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親不親，階級分”，是以階級為標準來確立群體之間的界限和群體之間的關系的。權力應該掌握在貧下中農手中，“地富反壞右”則是權力斗爭的對象，傳統的社會分層理論失去了現實的意義，“雞毛飛上了天”，“鳳凰落了水”。
最后，我們再來看投機行為選擇的維度。“道義小農”基于生存權不受侵犯的理念，會約束或抵制個人的過激行為，使個人性的搭便車行為并不普遍。但是當經濟剩余過小而庇護者拿走的過多，使農民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反抗就有可能出現。不過，這種反抗往往具有防御的性質，生存威脅一旦解除，反抗就自動消失了。在公社時期，普遍發生的瞞產私分行為就是“道義小農”的群體性自發行為。在“道義小農”模型中，群體謀私利在社區內具有合理性，而個人謀私利則要受到嚴格的限制，有時還要遭到嚴厲的懲罰。“理性小農”在決定是否搭便車時考量的是如何選擇才能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如果個人不需出力就能獲得好處，他就不會為了群體的目標而貢獻自己的力量。“理性小農”是一個有經濟、政治頭腦的理性的投資者，而“革命小農”則不然。“革命小農”不能因私廢公，不能為了個人私利而損害國家的、集體的利益，也不能無視瞞產私分行為的發生，必須站在國家立場上考慮問題。型塑“革命小農”是打破村莊社會結構，遏制群體和個人謀取政策規定外的私利的重要手段。所以，要始終牢記“喝水不忘挖井人”，要時刻警惕“階級斗爭的新動向”，要反思狠斗“私字一閃念”。
綜上所述，“革命小農”遵循的是國家主義行為邏輯，能夠與國家的革命意圖保持高度一致，能夠時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覺悟，從思想上、行動上不斷改造自己，是國家利益在鄉村社會里的無私的捍衛者;“革命小農”不講職業貴賤、地位高低，只講“為人民服務”，權威與民眾之間是平等關系，“親不親”只能以“階級分”，“貧下中農是一家”;“革命小農”能夠超越個體和小群體利益，能夠與各種損公肥私行為作斗爭，是新制度的堅決維護者。
四、進一步的討論
從以上討論中可以自然的發現，“革命小農”即便是在人民公社時期更多的也主要是一種“表達性現實”，而“瞞產私分”等群體性自發行為，以及黑市交易、借糧、小偷小摸等個體性農民“反行為”的屢禁不止、暗潮涌動則可能更是一種“客觀性現實”。然而，這里體現出來的黃宗智所說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 [13]的并行不悖正說明型塑“革命小農”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地方政府在型塑“革命小農”問題上的堅持不懈也說明新舊制度之間的張力與博弈關系在人民公社時期是長期存在的一對矛盾。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早就指出：“矛盾的斗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斗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斗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14]因此，在維系舊制度的社會文化心理機制仍然影響著農民的日常行為邏輯，舊的制度仍在不斷地變換形式挑戰新制度的地位時，就必須要在對立的矛盾中求平衡，就必須要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型塑“革命小農”，不斷地推進革命向前發展，以此來完善新制度，鞏固新制度在鄉村社會的統治地位。
整體上來說，雖然公社制度仍然要時常面臨瞞產私分等農民“反行為”的侵蝕，但是借助于完備的組織網絡以及各種不斷創新的治理策略和技術，公社在型塑“革命小農”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在新舊制度的博弈中曾經一度占據優勢。然而，過分強調國家的目標和利益，否定農民基于宗族認同和村落認同的群體利益，壓抑農民及其家庭的個體利益，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均衡，農民家庭經濟分化不明顯的情況下，是可以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型塑“革命小農”得以實現的。但是，隨著1970年代農村經濟在發展中不斷分化，農民的家庭經濟也出現了新的貧富分化的苗頭，小農的離心傾向開始逐步強化，公社的管理制度迅速松弛，“革命小農”漸漸喪失了革命精神，體制內的離心力越來越不可遏制，新的農村治理體制的變革也就勢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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