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農村調查，與老年人聊天，老年人對國家表現出無比的感激。原因是現在種田不交稅了，日子過得好，而且國家新農合、新農保，過去想都不敢想，現在竟成了現實。新農保，凡是超過60歲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低55元國家補助，這真是比兒子還好。
農村老年人的感激不僅源自當前農村也許是中國歷史上物質生活最豐裕的時期，而且他們有很現實的比較。農村老年父母有能力耕種土地時，他們一般自食其力，子女不承擔贍養父母義務。待他們年齡大了，不再耕種土地(但一般都會搞點庭院經濟)時，將承包地交給子女，子女開始承擔贍養義務，每年給老年父母大約500斤糧食，每月二三十元零花錢。每月二三十元零花錢用于油鹽醬醋都不夠，顯然太少，但我們在全國調研發現，子女給父母的現金也就這么多了，所以全國老年人都是“有飯吃、沒錢花”。現在好了，國家新農保竟然為所有年滿60歲農村老年人支付最低每月55元，夫妻兩個每月110元，比子女給的贍養費要高。農村老年人怎么會不感激國家呢!
區區每人55元/月的新農保，竟然讓農村老年人覺得國家比兒子還好，感激不已，這與很多人認為新農保給農民的保障太少，網絡上彌漫著對國家的不信任甚至不滿情緒，可謂涇渭分明。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反差?這個反差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二、
區區55元/月的新農保讓農村老年人無比感激，其中一個原因是，過去農村老年人沒有獲得這種無償的由國家為他們提供了養老保障，他們的養老是靠家庭。子女不孝，老年人就絕對無助，甚至只能一死了之。現在新農保雖然不多，卻可以相當程度緩解他們缺錢花的困境。他們過去并沒有既得利益，沒有形成剛性利益，現在國家給他們每月發錢，就是天上掉餡餅，他們當然會很高興很感激了。反過來說，如果現在每月發了55元，農村老年人已經形成國家發錢的預期，且預期國家發錢越來越多，而國家不再發錢，老年人就會十分地失望，就會有被國家拋棄了的感覺。
農村老年人沒有形成既得利益，僅僅55元/月的新農保就讓他們十分滿足，這就說明，中國社會結構還有很大彈性。正是彈性的社會結構，使中國具有巨大的進行利益調整的空間，使中國可以應對各種危機、困難，可以將主要資源用于發展戰略產業，完成產業升級，從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三、
當前正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障，意思是養老保障不再分城鄉，而是城鄉一體，一樣。而實際上，城鄉可能還真的有些差異。在新農保政策實施前，農村老年人在仍然可以種地時，他們自己種地，不需要子女贍養。到了70歲，老年夫妻種兩三畝地，搞點副業養點雞，一年幾千元收入，基本上沒有支出，因為自己種菜，自己住自己的房子，自給自足，都不花錢，他們每年還要支持子女尤其是要給孫輩壓歲錢的。等到70多歲了，種地不利索了，將土地交給子女，子女每年給幾百斤糧食，每月二三十元錢，雖然不富裕，日子還是過得去，原因就是他們不種地了卻仍然種菜，仍然養豬養雞，仍然從事力所能及的副業，甚至90歲了還要種菜園養雞，因為有土地，以及因為他們要從勞動中獲得意義，通過勞動來鍛煉身體。
城市老年人與農村不同，就是城市不再有可以讓他們自給自足的土地，且城市幾乎是每一樣都要花錢。每月幾十元養老錢，城市老年人只有餓死。
這個意義上，城鄉老年人有同樣的養老保障，農村老年人會直呼錢多用不完，城市老年人則會叫苦餓死人。
四、
進城農民工，年輕時進城，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和運氣在城市體面安居。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絕大多數進城農民都無法獲得體面進城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好在農民工進城時，他們的父母仍然在農村務工，務農收入不多，卻足以解決溫飽問題。年輕人進城，賺了錢最好，賺不到錢無所謂，可以養活自己就行。剛進城的年輕人幾乎都是“月光族”，因為他們的父母不依靠他們來賺錢養活，他們也需要在年輕時談一場奢侈的戀愛。等到生兒育女，有了壓力，他們變得節儉，考慮長遠。運氣好就逐步成為城市的一分子，甚至將年老父母也接到城市里來。
——當然這樣的例子極少，占不到進城農民工的5%。運氣不夠好，就將子女送到農村父母那里養，夫妻一心一意在城市掙錢，將人生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們并無沉重的贍養父母的經濟壓力。到了中年仍不能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就開始考慮返鄉了。雖然能在城市體面安居最好，但若不能在城市獲得起碼的體面生活，他們就寧愿選擇返鄉，農村這個家鄉至少有地可種，是生他們的地方，是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是人生的歸宿。到了家鄉，身體上和心靈上才有安全感。親戚朋友都在家鄉，家鄉是熟人社會，這個熟人社會里有社會資本。總之，城市混不下去，返鄉是不錯的選擇。
五、
也就是說，正是農村的存在，正是土地在農民手上，農民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獲得了在城鄉之間進退往返的自由空間。甚至出現2008年一樣的金融危機，有2000萬農民工失業，這些農民工都可以順利地返鄉。若失業農民工無鄉可返，國家就必須為他們提供失業保險，若國家不能提供如此龐大數量人群失業保險，這些人就無法生存，社會失序甚至社會動蕩從而出現某些西方人預期的經濟崩潰就都可能到來。
顯然，可以容納無法進城農民且可以讓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制度的存在，使中國社會結構具有極大的彈性，可以應對各種危機沖擊。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如此困境：隨著經濟的增長，社會中的各種人群，各個階層和階級的利益訴求也快速提升，經濟增長的剩余在各種人群和各個階層、階級之間分配，所有分配的利益都成為既得利益，都形成不可逆的剛性利益結構，結果是，經濟剩余增長的速度趕不上各種人群和各個階層、階級利益訴求的增長速度，不同人群、階層、階級之間產生激烈的利益爭奪，硬的利益碰撞，從而產生嚴重社會分裂、政治斗爭。發展導致不穩定，經濟增長受到政治沖突的影響，中等收入陷阱遂告形成。
中國城鄉之間存在著對農民的保護性結構，這樣的結構使中國社會結構保持了彈性，使國家有能力相對自主地分配經濟增長剩余，從而使中國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并不限制農民進城，農民能否進城和在城市安居主要不再是制度問題，而是他們能否在市場經濟尋找到機會的問題。或者說，當前農民能否進城的唯一障礙是他們有無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但城鄉二元結構卻仍然限制城市人下鄉，限制資本下鄉，比如城市人不能到農村買農民的房子。
有人說，不讓城市人下鄉限制了資源的有效配置，不是市場經濟行為，會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是，當前農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究竟是市場經濟的生產要素，還是兼有農民的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若是農民的基本保障與社會保險，則基本保障能否自由交易?顯然，基本保障是不能自由交易的，因為這是生存底線。城市人到農村買房子，是因為要為過剩資本找到儲值手段，或要在農村多一個休閑去處，而對農民來講，一旦他們失去農村住房，他們進城失敗就不再能返鄉，他們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不是一個農民，而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9億農民絕大多數都不可能在城市體面安居，農民失去返鄉退路，中國當前的彈性社會結構也就不存在了。在城市這塊狹窄局促空間中，激烈的不同人群、不同階層、階級之間的沖突也就會習以為常。那個時候，因為失去了農村這個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再談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沒有可能。
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再是剝奪農民利益的結構，而是對中國最龐大弱勢群體農民的保護。這一保護性結構是中國社會結構至今仍然可以保持巨大彈性的關鍵。
六、
當前中國學界和政策部門對城鄉關系存在嚴重認識誤區，這個誤區最典型表現就是所謂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根據收入來計算的，在一個現代的市場經濟國家，所有要素都可以計算為收入，就可以比較準確地統計出這個國家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并計算出基尼系數來。但當前中國農村不僅存在著龐大的自給自足經濟，而且還有未能進入市場交易的農村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些沒有進入市場交易從而未能計算進農民收入的利益，當然不是本來沒有的利益，而是實實在在提高了農民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這樣一種福利若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當前中國基層系數恐怕就會大有不同。而若簡單用市場經濟國家的基尼系數來比較中國，當然就會產生西方媒體不斷發問的中國為什么還不崩潰的困惑了。
以對農村農民生活的誤會始，試圖通過城鄉一體化的政策實踐來破除當前事實上是在保護農民的城鄉二元結構，其結果必是將當前中國最為重要的保持了社會結構彈性的“制度紅利”破壞了。一旦不再有保障性的城鄉二元結構，一旦作為農村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的農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被當作了財產可以拿到市場上交易，以“有效實現”農民財產權，則進城失敗的農民就失卻了退路，中國在發展進程中再出現任何一次危機，都會有一個巨大的缺少彈性的結構性力量來加強其烈度，其結果就是，中國社會陷入不同群體不同階層階級劇烈沖突的中等收入陷阱及發展導致不穩定的鐵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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