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工資該不該漲的問題最近炒得很熱，而村干部的收入問題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村干部是農村秩序得以維系的關鍵。村干部能不能干得下去，他們的收入能不能支持他們干下去，是中國鄉村治理的一件大事。
在一般的中西部農業地區，村莊缺少資源，村集體經濟也十分薄弱，作為行政體系末端的村干部，不是國家公務員，不能獲得公務員工資，而只能作為不脫產干部獲得誤工補貼。
如果村莊相對封閉，農民收入主要來自農業和農村工商業，村干部一方面從事家庭經營，一方面兼職當村干部，獲得村干部誤工補貼，村干部的收入就不低于一般村民。但在當前農村社會全面開放，農民進城十分方便，且農村絕大多數青壯年勞動力都已進城務工經商的情況下，作為村干部卻因為在任無法進城務工經商，他們只能繼續在村莊經營。若沒有足夠的村莊經營收入，村干部的經濟收入就會遠低于外出務工經商的普通村民，村干部就很難繼續當得下去。
筆者前不久在湖北羅田縣調查，順便調查了村干部收入問題。羅田縣大河岸鎮屬于大別山區，經濟不發達，按目前的村干部報酬，主職村干部如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一般每年有一萬元左右，一般村干部8000元左右，平均起來，村干部報酬(含全部的獎勵)每月不足1000元，這與當地公務員每月大約3000元工資有很大差距，甚至遠低于大學生村官每月2000元的工資。
當前一些地方為了提高村干部積極性，考慮將村干部正規化，提高村干部報酬，讓村干部可以脫產化和專業化，以解決當前村干部兼業問題。但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都有一個中間地帶的緩沖。正是村干部非官非民的身份和以此為基礎的村民自治制度，為國家政策提供了較好的管理彈性空間。村干部一旦正規化，村民自治就失去基礎，農村社會的復雜性、多樣性，國家力量也就難以面對。
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仍然由村干部不脫產來解決基層治理基本秩序問題有其合理性。其前提是農村社會本身在經濟上的多樣性。可以說，小農經濟需要有以不脫產村干部為核心的基層組織體系“統籌”，同時又是小農經濟為農村基層組織體系的運轉提供了經濟空間。▲(作者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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