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農村調查發現，有些地區老年人自殺問題十分嚴重。尤其讓我震驚的是，2008年調查時問一個老年人“最近村里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回答竟是“這些年我們村沒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調查不到一個月，竟然遇到三例老年人自殺。
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原因當然不是缺吃少穿，或主要不是物質貧困，因為現在農村物質生活條件比過去要好得多了。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僅僅是被子女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虐待，而往往可能有很溫暖的因素在里面：老年人生病了，感覺不能拖累子女。既然不再能為子女作貢獻了，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尤其是在農民之間存在激烈競爭情況下，農民家庭之間競爭的壓力最終由老年父母承擔起來，從而出現了相當普遍的老年人自殺問題。
農村自殺當然不只是老年人自殺。在有些地區，青壯年男子與年輕媳婦也是兩個重要的群體。青壯年男子自殺，是因為家庭擔子太重，作為家庭主要責任承擔者的青壯年男子在人生競賽中沒有成功，村莊中沒有面子，家庭里沒有地位，因此自殺。年輕媳婦自殺，是因為嫁到夫家，不適應身份轉換，受到壓力自殺。
而且，不同區域不同群體自殺率有顯著差異。南方宗族村莊年輕媳婦自殺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華北小親族地區青壯年男子自殺率明顯較高，而中部原子化地區老年人的自殺率明顯偏高。我們所見到的“這些年我們就沒有正常死亡的老人”，顯然是中部原子化地區才容易出現的情況。
以上關于不同年齡性別群體在不同區域具有不同自殺傾向，正是燕舞所著《農民自殺研究》一書試圖討論的問題，因此，他的學術抱負是，致力于揭示和理解農民自殺在空間和時間兩維上的分布差異，并嘗試克服自殺研究領域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問題。我以為，在本書中，燕舞以詳實調研資料和細致理論疏理，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隱藏在農民自殺這一行為背后的秘密。
二、
燕舞所研究的農民自殺的區域差異是從村莊結構層面進入的，上面講到南方宗族型地區、華北小親族地區和中部原子化地區，其中一個意思就是，我們在常年農村調研中發現，中國南方農村至今仍然普遍受到宗族結構的影響，這與南方農村的歷史、地理、種植結構、文化等等都有關系。總體來講，在當前中國南方地區的相當部分農村，仍然存在聚族而居、村莊與宗族合一的結構，宗族至今仍然是影響農民生活和村莊治理的重要力量。
而以黃淮海流域為代表的北方農村，村莊內一般都會有若干相互競爭的家庭聯合體，一般是五服內的宗親關系，各地叫法不同，比如叫做“門子”、“門份”、“門房”、“房份”等等，我們統一稱之為“小親族”，華北農村，一個村莊即使只有一個姓，這個姓也會分化為互不統屬關聯的“小親族”，“小親族”對內合作、對外競爭。一個村莊就是若干相互競爭“小親族”的集合體。這與南方農村通常是一個村所有家庭都統屬在一個宗族之下是完全不同的。
以長江流域為典型的中部地區，在農民家庭之上大多不再存有結構性的血緣聯合體，甚至兄弟分家之后也很少有聯合行動的能力。這樣的地區，我們稱為原子化地區，原子化地區村莊不存在超過家庭的血緣結構力量，村莊治理和村民生活的形態因此與南方宗族村莊和華北小親族村莊都有很大差異。
當然，并非長江流域都是原子化村莊。比如鄂東南地區，至今宗族力量仍然在發揮重要功能，甚至新農村建設也必須要借重宗族力量。相反，地理上處在北方的東北農村，在結構上卻與中部原子化地區完全一樣，其中原因之一是東北地區開發歷史很短，以血緣為基礎的結構性力量還沒有得到充分發育成長的機會。
因此，我們所講南方農村、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又不純是地域概念，而是一種兼有地域與結構兩方面含義的分析性概念。在我們的視野中，我們一般將至今村族一體的宗族仍在發揮作用的農村稱作南方宗族型地區，將村莊內明顯分為若干相互競爭血緣聯合體的地區稱作北方小親族地區，而將村莊內不存在任何強有力的超家庭血緣聯合體的地區稱作中部原子化地區。
不同區域內村莊結構不同，所以村莊治理與農民行為方式都不同，所以農民自殺也會有不同表現形式。如此說來，燕舞這部著作是對我們過去研究的成功應用。
但燕舞并非簡單運用我們的研究成果，因為具體到自殺這一特殊問題，大而化之地運用我們已有研究成果肯定是不夠的，燕舞必須要深入說明農民自殺行動與村莊社會結構之間是如何互動互構的這一問題。因此，燕舞又找到“社會互構論”這一理論資源，在這一理論資源之下，燕舞又做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工作：
其一是，他將我們所說的南方農村、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的概念進一步理論化為對應村莊社會的三種結構類型，即我們所說的團結型社會、分裂型社會和分散型社會。但是，燕舞并沒有泛泛而談，而是中西融匯、兼收并蓄、抽絲剝繭，從而逐步呈現他的精彩分析。就西方理論資源來看，他發現，關于社會結構的理論脈絡最主要的是關于關系結構和規范結構的討論，而這兩個維度又充分地體現在西方自殺社會學的理論資源中，如涂爾干根據社會整合(關系結構)強度和社會規范(規范結構)強度對應討論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四種自殺類型分布的研究工作;就本土的理論資源來看，他發現關于社會結構尤其是村莊社會結構的討論同樣與西方理論資源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我們提出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概念，他認為實際上“行動單位”具有關系結構的理論要素，而“認同”則具有規范結構的要素，對于農民自殺的討論來說，農村代際關系及其變動的分析進路基本對應著關系結構，農村價值觀及其變動的分析進路基本對應著規范結構;就中國農村的自殺經驗材料來看，燕舞發現，農民的自殺主要發生在家庭內部，與家庭內的血緣聯結和規則維控具有十分緊密的關系，因此，他創造性地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貼近中國農村的自殺經驗現實的兩個概念：血緣聯結度和規則維控度，并根據這兩個概念的強弱程度區分了團結型社會、分裂型社會和分散型社會的村莊社會結構類型。
其二是，他對自殺行動的分類，既借鑒了西方理論資源，同時也充分地吸納了本土文化資源，并在經驗研究中成功地具體化和操作化了。一方面，他發現，就本土自殺研究來看，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充分的田野調查來收集有分量的經驗材料，從而使我們具備從目的或動機的角度區分自殺行動類型的可能。應該說，這較之涂爾干因為缺乏自殺的經驗材料而從病因學的角度討論自殺的類型來說是很具有創造力的。燕舞將自殺分類研究的這種研究順序的“顛倒”并非隨意而為，除了農民自殺的經驗材料外，另一方面，他還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關于自殺的討論就是更注重自殺的目的或動機的，而很少對自殺的直接原因感興趣。例如：孔子說，伯夷和叔齊因為不食周粟而自殺的做法，就是求仁得仁的自殺，因而值得肯定，顯然，孔子討論的方式就是看自殺的目的或動機是否符合抽象的仁義原則的;反過來看，像管仲這樣的人物沒有自殺的做法，在孔子的視野里，同樣因為其符合抽象的仁義原則而得到他的肯定，因為管仲不自殺的動機是為了天下福祉。燕舞并沒有滿足于此，他還進一步討論了與孔子等基本處于相同時代的西方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關于自殺的觀點，他發現，他們主要討論自殺與城邦的關系時是基于自殺的權利和犯罪二元對立的，因此，在他們的視野里，自殺并不存在亦可亦不可的可能，而是被認定為對城邦的犯罪。燕舞的這種扎實的理論梳理工作，既很好地體現了他的理論素養，也反映了他不迷信任何具體觀點，這種對待本土資源的理論自覺和對待西方資源的不卑不亢的態度，無疑值得肯定和鼓勵。
正是有了上述這種穿梭于理論與經驗之間的能力，燕舞構建了社會結構與自殺行動兩者互構共變的理論框架“結構—行動論”，并運用這一框架很好地分析了農民自殺在空間和時間兩維上的差異性分布的機理。
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燕舞這部著作不僅通過對區域差異理論和社會互構論的成功運用與操作，進一步驗證了這些理論，而且也為這些理論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拓展。當然，他的研究也有效地大大地拓展了當前學界對中國農民自殺的理解。
三、
燕舞2006年跟我讀碩士研究生，2008年考入鄭杭生教授門下讀博士生，我作為他的副導師繼續指導他的研究。六年研究生生活，燕舞是與我們團隊共同成長的，他既從鄭老師那里學習到了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又在我們團隊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從自殺研究來看，燕舞并非我們團隊最早關心自殺研究的，他的師兄陳柏峰、楊華之前都在自殺研究上寫過有份量的論文，提出了有洞見的觀點。他的師弟桂華、王德福等人也在研究農民價值、農民宗教和農民自殺問題。他同級同學郭俊霞、王會也寫過關于農民自殺的論文。燕舞的長處在于吸取了我們團隊關于自殺研究的精華，并系統地有創造地將我們團隊的自殺研究推進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我相信，燕舞這部著作一定可以深化學界對農民自殺的認識，并期待他著作的出版可以進一步推動農民自殺研究。
希望我們的研究可以減少農民自殺，并最終增進農民的福利。
2014年4月13日上午
于清遠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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