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化村莊發展的可持續性研究

　　【內容提要】新中國6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集體化村莊和分散型村莊發展模式在中國大地上并存，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基礎和環境對它們進行深入、系統、客觀的分析和研究。相對于個體私營經濟基礎上的分散型村莊，以華西村、南街村等為代表的集體化村莊基礎設施完善、社區環境美化、公共事業興旺、社會保障健全、社區福利豐厚。發展集體經濟，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在農民組織化的基礎上發展人民當家作主的基層民主和集體主義的主流文化，持續培育具有奉獻精神、帶領村民共同富裕的領導團隊和領導梯隊，是實現集體化村莊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要素。

　　【關鍵詞】集體化村莊;分散型村莊;可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逐漸走上了一條不同于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業集體化的發展道路，多數村莊以家庭個體分散經營為主要組織形式，集體經濟日益消弱，集體經濟組織日益虛化，村莊資源日益分散化，個體私營經濟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成為分散化程度較高的“分散型村莊”。然而，正如在集體化時期也有單干和包產到戶的個案一樣，在大多數村莊以家庭分散經營為主的同時，許多村莊卻堅持以集體經營為主導，以集體經濟為基礎，以組織化、合作化、集體化為組織形式，依靠集體化和組織化的力量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集體化發展道路，這類村莊呈現出另外一番發展景象，我們把這類村莊稱為“集體化村莊”。

　　隨著家庭經營和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大多數分散型村莊恢復到個體小農經濟狀態，雙層經營變成了只有家庭分散經營，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缺失，集體資產被分光賣凈，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人心渙散，信仰缺失，村莊公共事業、公共福利發展滯緩，出現空殼村、空心村、空巢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征地拆遷群體性事件等各類問題和矛盾層出不窮。然而，以華西村、南街村等為代表的集體化村莊在社區精英的帶領下，依靠集體化、組織化的力量，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和共同富裕。然而，在私有經濟快速發展的市場大潮中集體化村莊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因是什么?是否能夠可持續?是否具有可推廣性?要不要落實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農村和農業改革與發展的方向是集體化和集約化的“第二次飛躍”這一戰略思想和政策?圍繞這些問題，各方爭論不休。新中國6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集體化村莊和分散型村莊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在中國大地上并存，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基礎和環境對它們進行深入、系統、客觀的分析和研究。

　　一 集體化村莊的發展及其共性特征

　　根據集體化村莊的發展軌跡及其與人民公社時期的關系劃分，集體化村莊有傳統繼承型和再集體化創業型。以華西村等為代表的傳統繼承型集體化村莊，在其他村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他們頂住各方面壓力，根據本地實際，在群眾支持下，沒有分地到戶，繼續堅持集體經營，較好地保留和運用了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豐富遺產和有利條件，適應市場化的新形勢，依托集體力量較早地發展二三產業和現代農業，走上了共同富裕道路。

　　以南街村、大寨村等為代表的再集體化創業型村莊，起初和其他村莊一樣實行了家庭承包經營，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根據群眾意愿和村莊發展實際，再次實現集體化。這類村莊根據農業用地的經營方式，又可以分為土地集體統一經營的村莊和土地家庭承包基礎上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的村莊兩種。以南街村等為代表，根據群眾要求，陸續把承包土地又交回集體，再次實行土地由集體統一經營。以大寨村等為代表，較長時期內堅持農業家庭經營，同時，加強和完善集體層面的統一經營與服務。

　　無論是何種類型，何種發展經歷，集體化村莊一般都具有以下特征：

　　1、在農民組織化、合作化的基礎上發展集體經濟，發展二三產業，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

　　集體化村莊類型雖然有所差別，但都比較好地實現了農民再組織、再合作、再集體化。社區共同資源是農民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的資源基礎，社區農民的再組織為發展社區集體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集體經濟的發展為農民組織化、集體化提供了物質基礎。集體化村莊農民組織在集體企業及其他組織中，由村集體統一安排，勞動力和社區共有資源統一調配，農民的自由選擇空間和自由退出權受到一定限制。在社區精英的帶動下，集體化村莊農民組織起來，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市場競爭，在資源共有的基礎上形成強有力的利益共同體，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使農村面貌和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區面貌煥然一新，村莊居民由農民向工人身份轉變。

　　2、集體化村莊適應市場化的環境變化，積極探索與本地區實際相適應的民主管理制度和組織運行模式，不斷完善村莊社區治理機制和管理體制。

　　集體化村莊的農民在社區精英的帶領下，不斷適應市場環境變化，引入合作制、股份制、公司制等因素，努力探索新形勢下農民組織化和社區集體組織發展的新機制，不斷探索適合社區實際的新型社區治理機制和管理體制。這些村莊比較好地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和村規民約，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降低社區治理成本，增加社區集體積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經濟發展和社區治理在一定條件下實現了良性互動，基本建成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比如，南街村在高度公有化和廣泛實行供給制，保證村民廣泛福利的基礎上，創造了“外圓內方”獨特的管理方式，對外，與市場經濟接軌;對內，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實行嚴格的控制與管理。華西村在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大背景下，堅持集體經營、集體經濟為主干的同時，也采用了許多靈活變通的措施，實行了組織內部的若干制度創新與管理創新，更重視從社區成員的個人利益出發來激勵他們關心集體的發展。

　　3、村莊集體企業較多地承擔了社區責任和社會責任，村集體一般都具有較好的社區福利和公共事業建設。

　　不同于私營和個體經濟組織，村莊集體企業帶有更多的社區公共屬性，村莊成員具有更強的認同感和共同利益，在資源共有的基礎上較多地承擔了社區責任和社會責任。伴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集體化村莊為村民提供了較為豐厚的社區福利，并大力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建設，村莊公共設施和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娛樂等公共事業相對于分散型村莊普遍較好，貧富差距相對較小，村民的幸福指數和安全感、歸屬感較強，以社區經濟和社會緊密聯系為紐帶形成了社區強烈的內聚力，依托集體經濟實力，形成了基礎設施完善、社區環境美化、公共事業興旺、社會保障健全、社區福利豐厚的獨特景象。

　　4、努力加強適合本地實際的社區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形成了集體主義、共同富裕為主流價值導向的村莊文化形態。

　　村莊文化建設相對于經濟建設而言，更具有持久性和滲透力。無論是出于集體經濟發展，還是村莊建設和村莊治理的需要，相對于分散型村莊，集體化村莊普遍更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和社區文化建設。這些村莊通過一系列制度和措施表揚先進，鞭策后進，強化對農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導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倡導良好文明的社會風尚和集體主義的精神風貌，集體主義、道德至上、人民民主基礎上的權威決策在村莊治理和經濟社會發展中都起到了較好的作用，形成社區經濟與社區文化相互融合的良性運作機制。社會風氣淳厚、村民鄰里之間和睦相處，呈現出一派和諧、富足、安寧、祥和的氣氛。

　　5、有一個能夠帶領群眾共同富裕、具有奉獻精神的村莊精英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和基層黨組織。

　　集體化村莊中具有奉獻精神的社區領袖發揮著社區農民組織者、發動者、領導者的作用，他們是大家公認的“賢能”，忠誠于黨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集體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有經營管理能力，正是在他們的帶領下，社區居民基本實現了“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以村莊領袖為核心，組建了強有力的村莊領導班子和基層黨組織，成為凝聚村民進行各項建設的力量中心，成為村民可信賴的“靠山”。

　　二 、改革開放以來集體化村莊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因研究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內因是基礎，它規定著事物運動和發展的基本趨勢;外因是條件，加速或延緩事物的發展進程。私有化基礎上資本雇傭勞動的發展道路在中國走不通，而家庭經營基礎上的個體小農生產方式，又內涵著與社會化大生產，以及與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不同于分散型村莊發展模式的集體化村莊不斷涌現和發展。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代替了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個體家庭取代生產隊重新成為中國農村最基本的微觀經濟組織，解決了人民公社體制激勵不足、集體偷懶和監督問題，但是，分散的生產經營狀態則使中國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向傳統小農經濟作了矯枉過正的復歸。個體農民組織化程度低，一個個單獨地站在千變萬化的大市場和風雨難料的大自然中，缺少制約和抗衡各種強勢利益集團的組織力量，在與各類利益主體的博弈中處于不利地位，致使各類利益主體對農民利益的侵犯不斷涌現，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陷入困境[①]。

　　馬克思指出，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②]。個體小農生產方式導致農民長期處于分散、渙散、離散、弱勢狀態，缺乏資金、技術、信息等，具有封閉性、脆弱性、散漫性、自私性、狹隘性、保守性等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和缺陷，本質上難以適應組織化、協作化、集約化、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要求(見圖1)。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與個體小農經濟的矛盾，成為制約農村發展和農民致富最基礎、最根本的矛盾。

　　圖1：個體農民在農業現代化和鄉村社會進步中的博弈困境圖示

　　家庭分散經營的個體農民由于在資金、技術、信息、規模等方面弱勢，力量和信息不對稱，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再加之農產品鮮活易腐等特點，面臨“賣難”、“買難”問題，種種市場風險讓農民苦不堪言，一些中間商或企業利用單個農民的弱勢地位，壓級壓價，使農民的生產剩余變成工商業者的高額利潤，進而造成農民的貧困、農村的落后、農業的滯緩。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市場失靈[③]。

　　在家庭經營和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民個體創業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同時具有一定的經營管理才能、資金和相應的風險承擔能力等幾項條件，絕大多數想涉足風險較高的非農產業，幾乎不可能[④]。當工業走向現代化大規模生產之時，建立在家庭分散經營基礎上的農業由于受到城鄉分割體制，以及自身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的限制，農產品生產鏈條短、加工程度低，附加值低，農業利潤外溢，分散的個體農民自身力量單薄，難以獲取農業產業鏈延伸的效益，參與分享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成果。

　　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長期處于分散化和原子化狀態，生產、生活、娛樂等被隔離開來，相互聯系松散，普遍缺少合作意識、公共精神和集體意識，導致農民內部凝聚力不強，私利性越來越嚴重，金錢關系逐漸取代鄰里親情，從眾心理和“搭便車”的機會主義心理增強，把農民組織起來，加強基礎建設，興辦公共事業，難度越來越大。體小農在缺乏組織依托和載體的情況下，難以在公共品的供給中體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權利，本應為新農村建設主體力量的農民被邊緣化，被上樓、被打工、被強拆、被流轉、被征地。即使有政府善意，在農村“去組織化”的條件下，也無法解決普遍性公共服務供給與分散小農戶之間的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在解決“村治、鄉治、縣治”的“三治”問題上，政府失靈[⑤]。

　　小農生產方式向大生產方向發展，最基本的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在徹底私有化、市場化的基礎上，發展私營農場和私營企業，資本下鄉，大多數農民成為雇傭勞動者。我國農民人口數量龐大，農民工市民化又面臨著穩定就業、子女教育、住房、醫療、養老，以及情感融入等難題，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需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如果按照美國的農業現代化方式，建立私有制、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家庭農場，中國18億畝耕地通過私有化、市場化流轉到種田能手手中，只需要200多萬農業勞動力就可以了[⑥]，剩余的幾億農民既無法到私人農場打工，也難以大量進入城市務工經商，他們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來源和保障。農業大戶、家庭農場、私營企業無法容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失地農民的生活如何解決?由此導致的兩極分化加劇如何化解?如何在私人資本掌控土地的情況下，保障中國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和糧食安全，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私有制必然存在的剝削、不公平、貧富兩極分化、與社會化大生產矛盾等自身無法克服的根本性缺陷，決定了私有制最終消亡的命運。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在本質上能夠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必將最終取代私有制經濟[⑦]。中國近現代歷史多次反復證明，完全私有化、市場化基礎上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在中國農村更是走不通。中國農村走出困境必須堅持“公有制+人民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主體制度框架和社會發展趨向，否則，走“私有化+少數人民主+資產階級價值觀”的道路，必定會導致各類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

　　另一條道路，就是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提升農民組織化、知識化水平，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逐步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從根本上說，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各類矛盾和問題的出現是缺乏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的個體農民難以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難以適應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要求，難以推進農村公共事業發展和村莊建設要求造成的。化解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

　　有兩條根本因素決定我國農業必須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一是配合工業現代化的需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力;二是避免農村兩極分化，實現農民共同富裕。這是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⑧]。人民公社在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大力發展工業、商業、教育等等，實現“工農商學兵”全面發展，這正是毛澤東對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道路的全面探索。只有社會主義的中國才有可能走這樣的路，才可能通過集體化的體制，去組織農民，建設新農村，而不是聽任農村隨著兩極分化的發酵而凋零、破落，農民自發流入城市，流落為城市的弱勢群體[⑨]。雖然由于種種弊端和原因人民公社體制被廢止，但是，集體化探索的經驗教訓對今天仍具有借鑒意義。

　　鄧小平在1990年就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⑩]。當前，我國農村實現“第二次飛躍”的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有些人對此置若罔聞，卻大力倡導土地私有化，片面強調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壯大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通過否定之否定，最終實現更高層次和水平的集體化。這才應是下一步農村深化改革的重點。

　　華西村等集體化村莊在農民組織化、合作化的基礎上，在技術、資金、經營規模、勞動力使用、行政資源、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社區凝聚力等方面發揮了個體農民無法比擬的優勢，產生了協作的生產力，比較容易地介入二三產業領域，推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縮小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深化農村改革明確了方向，提供了樣本和經驗。中國村莊資源社區共有、鄰里互助的歷史傳統和土地集體所有制，為走集體化道路提供了基本土壤。當具備一定條件和機會的情況下，集體化村莊就會不斷涌現和持續發展。

　　三、影響集體化村莊發展可持續性的因素與問題分析

　　首先，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價值在于其組織收益大于組織成本，集體化村莊是否能夠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村民加入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收益大于個體單干的收益，歸根結底，取決于集體化發展道路的質量和效益。

　　集體化村莊農民之間的協作是一種有組織的群體勞動，它彌補了個人勞動的有限性，拓展了勞動的空間與時間范圍，創造出了個體勞動所不具有的新的生產力——集體力，它不是單個個體勞動簡單相加就能達到的，不僅可以獲得規模收益、組織收益、協作收益、分工收益，能更有效地分散風險[11]，而且，可以促進農民之間的互幫互助，增強農民的歸屬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實現鄉村社會的良性治理。

　　然而，把分散的個體農民組成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保持集體組織的良性運轉，也需要支付談判與組建成本、監督成本與管理成本、意識形態灌輸成本、執行成本等，農民作為個體也需要承擔學習與適應成本、心理摩擦成本、自由權受限等成本，只有在農民加入集體組織獲得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條件下，才會有較大的動力。

　　其次，能夠帶領村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村莊領袖或者村莊帶頭人，是集體化村莊的領導者、組織者和集體經濟發展的掌舵者，能否持續培育和建立具有奉獻精神、集體主義精神的核心領導層和領導團隊，對集體化村莊的可持續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這樣的村莊精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威信，而且，具有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能夠帶領村民較好地發展集體經濟，能夠較好地處理各類矛盾，實現村莊的良性治理。持續培育和塑造這樣的村莊精英，需要一定的土壤和環境。

　　我們肯定少數主要領導干部對村莊發展所發揮的決定性的推動作用，但并不意味著集體企業就是“干部們一手搞起來的”，甚至把村莊變成他們的“私人領地”。村莊精英需要贏得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借助集體合作的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和價值。精英不依托集體，有可能個人富裕，但富裕的價值和意義不同。村莊精英沒有帶領村民共同富裕的集體經濟，未必能夠贏得今天的社會聲譽和尊敬。村民沒有精英帶領，集體經濟發展的程度和速度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精英來自群眾，群眾也可能會成為明天的村莊精英。精英和群眾是密不可分的“魚水關系”，離開了人民群眾，“魚兒”就會失掉生存發展的“生命”和源泉;沒有“魚兒”，這汪集體主義之“水”也會失去“生機”和“靈性”。

　　再次，在創業階段，村莊還沒有發展起來，村莊精英還沒有成功成名，他們和群眾同心同德，貫徹群眾路線難度不大。但是，村莊發展壯大以后，威信空前提高，權力高度集中，具有了腐敗的基礎和條件，村莊領袖如何做到不蛻化變質，不腐朽墮落，而是繼續保持昂揚奮進的精神狀態，不斷創新進取?壯大起來后，村莊領導人會不會養尊處優，高高在上，逐漸脫離群眾?如何防止村莊領導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資源，化公為私，以權謀私，變村莊集體財富為家族私有財產?如何防止村莊精英素質不高，脫離群眾，腐化墮落，居功自傲，專橫跋扈，把村莊發展完全歸功于個人，自己變成“土皇帝”，最終身敗名裂，造成天津大邱莊禹作敏式的悲劇結果[12]?如何防止村莊過度依賴個別核心領袖，解決人走村散，人亡政息的問題?因此，能否完善村莊民主管理體制和內部治理機制，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上層建筑，是集體化村莊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政治因素。

　　第四，農村集體經濟是否有活力，是否能夠持續給村民帶來豐厚的回報，是影響集體化村莊能否持續的物質基礎。農村集體經濟是指生產資料歸農村部分勞動者聯合所有，共同受益的一種公有制經濟，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農村非公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依靠，是實現廣大農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證[13]，在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等方面為人民當家作主、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創造有利條件。在市場化、私有化大潮中，以市場規則進行交易的所有企業都存在經營風險。然而，集體化村莊的集體企業承擔著更多的社區責任和社會責任，這就意味著集體企業不能垮臺，也不能由個別人享有大部分集體企業的發展成果。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一旦村莊集體企業經營不善，虧損倒閉，集體經濟出現嚴重問題，不能給居民帶來更多的保障和收益，集體化村莊的持續性就會受到沖擊和影響。

　　第五，市場化、私有化大潮和一部分出于私利或者意識形態偏見的政治勢力的影響，是影響集體化村莊能否持續發展的外界環境和重要外部因素。市場化、私有化環境影響下，人的私心和自利性不斷增強。一些人打著“改革改制”的旗號，打著向發達國家學習的旗號，通過所謂的“產權改革”、“股份制改革”等，實現謀取私利的目的，以權謀私，化公為私，把集體資產賤賣，侵吞。另外，出于種種原因，在國內存在著執著于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勢力，他們或者是出于私利，或者是出于某種意識形態的偏見，干預和破壞集體化村莊的健康發展。他們帶著西方有色眼鏡，凡是集體的、公有的就不好，凡是個體的、私有的、市場的就是好的，一味貶低南街村、華西村等共同富裕的集體化村莊[14]。

　　四 實現集體化村莊發展可持續性的路徑與對策

　　當前，要實現集體化村莊的可持續發展，集體經濟是物質保障和經濟基礎，人民民主專政的上層建筑是政治保障，農民組織化、知識化是力量保障和組織基礎，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化傳統是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發展基層民主政治，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發展農村文化教育事業，是推進集體化村莊發展可持續的模式要素(見圖2)。

　　圖2：集體化村莊可持續發展模型圖示

　　1、發展和壯大集體層面統一經營，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大力發展集體經濟，是集體化村莊發展可持續的根本保障。

　　不具備相應的經濟基礎，單純的政治體制改革和上層建筑建設是蒼白無力的。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本身就是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基層民主，保障和落實農民主人翁地位的過程，是推動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初實行的本意是建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也就是說這種經營體制既有“分”，也有“統”，集體統一經營的主導層次和家庭分散經營的基礎層次有機結合，共同發展。家庭經營綿延幾千年，本身沒有什么新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創新點是“統”而不是“分”，是“公”而不是“私”，深化農村改革，創新和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著力點，應當放在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上[15]。這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傳統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農場的根本區別。黨在農村工作的重心，不是一分了事，而是在加強“統”。

　　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提升集體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需要探索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和管理方式，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改革開放以來，許多集體化村莊引入了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種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和創新，進一步明晰了農村集體、農民個人和其他各類經濟主體的產權關系，使原來社區農民對土地等公有資產“人人有份”但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份的集體所有，變為了“人人有股”而且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股的股份所有，但是，集體共同占有的實質沒有變，提高了村民的責任心和資產運營的效率和質量，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16]。

　　2、在農民組織化的基礎上發展人民當家作主的基層民主和集體主義的主流文化是集體化村莊發展可持續的核心要素。

　　僅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農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并非能夠自然而然地建立，公有制基礎上如果不能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上層建筑和民主管理制度，就容易出現集權和少數人利用權力侵吞公有財富的問題，就容易導致領導干部官僚化、特權化、腐朽化，以權謀私、化公為私，最終導致集體資產被私有化、家族化。集體所有制建立后，集體經濟能否發展，關鍵取決于內部管理[17]。雖然一部分集體企業也可能會經營不善出現虧損、倒閉，破產轉型，但只要同心協力，堅定信念，最終渡過難關，戰勝困難，是完全可能的。集體化村莊持續發展最大的危機，不是經濟危機，而是政治危機，文化危機，信仰危機。對于集體化村莊可持續發展最困難的問題是，完善民主管理體制和內部治理機制，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上層建筑，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弘揚集體主義的文化傳統和精神信仰。充分發揮廣大農民在集體經濟管理和發展中的主體作用，才能為集體化村莊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政治保證和制度支撐，只有組織起來的農民才有能力、有組織載體實現當家作主地位。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根本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鄧小平指出，執政黨之所以容易脫離群眾，原因在于，執政黨手中有權力，有資源的調配權，人事任免權，容易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有些黨員干部稍稍有點成績，就容易驕傲自滿，不能接受批評監督;有些黨員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小集團或個人的私利，貪污腐敗嚴重[18]。貫徹群眾路線的核心，是必須在黨權與官權分離、黨員干部與人民群眾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基礎上，建立群眾對領導層的民主監督和制約機制，實現黨群一體化。“黨群一體化”，是以黨組織為核心，以工會、農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為依托，實現黨的建設、群團建設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相互促進、互動多贏，是黨群組織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重要載體，是持續培育集體化村莊帶頭人和領導梯隊，防止領導干部蛻化變質的根本途徑。集體化村莊成員在公有制生產資料面前本質上的平等，決定了其最大政治優勢是在集體經濟基礎上全體成員形成了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為黨群一體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實現載體。

　　集體化村莊的持續繁榮不僅需要客觀物質環境的不斷改變，更需要廣大干部群眾思想觀念、精神追求等主觀世界的不斷改造與提升。僅僅在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基礎上發展集體化村莊，仍屬于建立在“物”的層面上低層次的發展，在政治上、精神文化上實現農民的組織化、合作化，是實現集體化村莊可持續發展的一種至高境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文化事業，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主流文化地位，唱響主旋律，不斷開展觸及人類靈魂和精神信念的教育文化革命，提升人民群眾科技文化素質，建立與集體化村莊持續發展相適應的組織文化和組織形態，形成人民民主專政的上層建筑和主流意識形態。

　　3、持續培育具有奉獻精神、帶領村民共同富裕的領導團隊和領導梯隊是集體化村莊發展可持續的關鍵要素。

　　無論是私有制經濟，還是公有制經濟，要搞好都需要“精英”，只不過，這兩種“精英”有著本質的差別。私有制條件下的精英是建立在少數精英剝削大多數人而為自己謀利益的基礎上的，他們為了追逐自己的或者是集團的少數人的利益最大化服務，其出發點是“私”和“利”，其利己性遠超利他性。而走集體化道路的社區精英是在公有制條件下，和人民群眾形成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上形成的，他們在為自己爭取更美好生活的同時，更多的是為多數人謀福利，其出發點是“公”和“共同富裕”，其利他性遠超利己性。

　　事實上，像南街村“班長”王洪斌、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等這樣的“人民精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背景下培育和發展起來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這些人表現出來的思想覺悟和非凡才能，是資產階級學者難以理解的，是“傳奇式”的，難以持續，必然“人亡政息”。的確，這樣具有共產主義精神的先鋒模范的涌現需要特定的土壤和背景，在徹底私有化、市場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很難大批量地產生。然而，在集體化村莊公有制環境中，在社區成員結成利益共同體而進行的長期共同生產生活實踐中，只要不斷完善民主管理體制，經過長期的無產階級思想文化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經過實踐磨練和檢驗，具有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的社區精英是能夠不斷涌現的，帶領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領導團隊和領導梯隊也是完全可以建立起來的。

　　關于當前集體化村莊領袖終身制及“父傳子”的問題，在私有化、市場化大環境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像王洪斌、吳仁寶這樣的村莊領袖的出現和成長成熟來之不易，他們堅持終生為民服務，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應該大力提倡、鼓勵。他們如果圖權當官，早已經可以離開村莊“高升”了;如果圖錢致富，也早已經具備成為“富翁”的條件和能力而離開集體了。然而，他們始終不離開無私奉獻的那片熱土，不拿最高的工資，不住最好的房子。像華西村新書記吳協恩等“子承父業”，受父輩的言傳身教，秉承對老一輩帶頭人的精神信仰和發展理念的理解相對更深刻，感情更真誠，他們繼續擔當起帶領村民走集體化發展道路的使命和責任，無可厚非。具有奉獻精神的村莊領袖的“父傳子”，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父傳子”，是發展理念、發展道路、精神信仰、意志品質的“父傳子”。這與私營企業的家族繼承終身制有本質區別。然而，一些媒體和勢力，不反對化公為私的“家族化”和“改革改制”，卻對堅持集體化道路的“父傳子”說三道四，其中緣由值得深思。

　　4、建立和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的組織實施機構和主體，提升農民組織化、知識化水平，是集體化村莊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

　　中央文件和政策中一直倡導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但是缺乏具體的政策、領導、組織和實施。只有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中央的政策和精神才能得到落實貫徹，農民共同富裕的愿望才能“夢想成真”。在思想觀念上，應當擯棄資本主義邪路，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在中央設立集體經濟發展領導小組，在地方成立由組織部門和涉農行政部門組成的集體經濟負責機構，恢復和強化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功能和作用，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叫“村合作社”、“農工商聯合社”等，根據各地的實際和需求，由各地具體確定。

　　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相信有政府層面的組織實施，能夠帶領村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村莊領導人會層出不窮，農民組織化程度和水平也就會不斷提升，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之“花”會越來越多地綻開在神州大地。

　　5、當前，推進集體化村莊可持續發展，還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正確處理集體與個體、利己與利他關系的問題

　　正確處理集體與個體、利己和利他的關系，根源于中華文化中“義和利”的關系。利與義相和相生，利是“義”的聚合。服務自己叫利益，稱“利”;服務他人叫價值，稱“義”。人追逐私利，產生欲望;追逐公利產生價值。一個人的價值是在服務社會和他人的過程中實現的，讓私欲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和需要，才能實現義和利的統一。個體是集體的組成部分，不尊重和保障個人權利的集體是虛無的空殼，不具有持續的內在生機與活力。集體作為個體組成的有機整體和組合，并不是個體的機械合并，有分工協作，有默契配合，這種組合與合作才能夠使得集體具有個體無法比擬的優勢和力量，從而更好地實現和保障個體的利益。滿足個體需要是集體化村莊發展的前提和基礎，集體實力的壯大是個體發展的保障和依托。集體化村莊以多數人的利益和意志為基礎，必須以集體利益為重，應當在大力發展集體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建立馬克思所倡導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2)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關系的問題

　　民主與集中、自由和紀律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統一體，它們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存。不解決好集中、紀律層面，民主、自由會演變為一盤散沙，一事無成，會變成爭吵不休的扯皮，會變成我行我素的無政府狀態;不解決好民主、自由層面，集中、紀律也不可能持久，集中、紀律會演變為集權獨裁，演變為官僚特權專制。

　　毛澤東指出，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19]。從民主的現實效果和實現程度來看，有實質民主和形式民主之分。一個社會是否有實質民主，取決于社會各群體力量對比的相對均衡，取決于是否有保護弱勢群體、削弱強勢群體的社會機制。盡管有看似公平民主的方法或途徑，卻并不能改變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生活狀態，不能改變社會的不公和分化，那么，這種民主只能算形式民主。個體農民以合作化、組織化的方式建設集體化村莊，本質上就是以犧牲個人的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為代價，改變單個農民在市場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弱勢地位，獲取與其他利益集團相對均衡的發展能力和權利。

　　(3)正確處理集體經營與家庭經營的關系問題

　　完善雙層經營體制，是要發揮集體層面統一經營的主導作用和家庭經營的基礎作用，二者不可偏廢，更不可對立。統分結合的不同程度，表現為各種不同形式的經濟責任制。這個“度”，決定于生產力的狀況，決定于生產社會化程度[20]。不能因為家庭承包經營，而忽略了集體經營和集體經濟的發展。發展集體經濟，完善集體層面統一經營，也不是要人為地消滅個體私營經濟，更不是一刀切地取消家庭經營方式。集體統一經營與家庭承包經營都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各有優缺點。單純進行農業生產，家庭經營具有自主性、靈活性強，管理成本低等優勢。如果要進一步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鄉村公共事業，組織化、集體化的農民更有優勢。讓集體經濟與個體、私營經濟競爭共存，逐步增強集體經濟的競爭力、影響力和控制力。

　　(4)正確處理集體企業的發展與改革改制問題

　　隨著環境和條件的變化，集體企業可以引入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可以學習和借鑒各類企業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方法，不斷完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式，提高資產的運營質量和效益。但是，改革改制一定有原則、有分寸、有底線。無論如何“改”，集體所有的性質不能改，企業的控股權一定要掌握在集體手中;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不能改，一定要不斷鞏固和發展農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主流意識形態和共同富裕的方向不能改，不斷弘揚民族文化傳統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念。正如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兩會期間對國企改革作出的重要指示，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使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不能允許有人打著混合所有制的旗號搞私有化，打著改革的旗號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21]。同樣，農村集體企業改革改制的目的是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而不是化公為私，借機謀私。

　　結語

　　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集體化村莊不可能完全復制，但可以推廣和突出主流。在大部分村莊回歸到小農生產方式而陷入發展困境和治理困境，中國農村僅僅依靠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而出現種種亂象的形勢下，華西村等集體化村莊為中國農村實現“第二次飛躍”提供了經驗和樣本。當前研究集體化村莊的可持續可推廣性，對于走出“三農”困局，明確農村改革的趨向，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和鄉村社會的良性治理，具有重要價值。但是，現實發展的復雜性遠超想象，深化農村改革面臨著方向選擇，關鍵還要取決于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占優勢的主流政治力量的價值取向和中國農村社會現實的持續演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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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簡新華：《為什么我國實行土地私有化是有害的》，載《紅旗文稿》，2013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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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0世紀80年代，天津靜海縣大邱莊在黨委書記禹作敏帶領下，堅持集體化道路，發展二三產業，建成第一個億元村，1991年，大邱莊工農業總產值已達18億元。然而，由于缺乏民主管理制度，禹作敏逐漸脫離群眾，專橫跋扈。1993年8月27日，63歲的禹作敏因犯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數罪并罰，被判有期徒刑20年。

　　[13]程恩富：《程恩富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94頁。

　　[14]田力為：《華西村式管理》，載《社會觀察》，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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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曹陽：《當代中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形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66頁。

　　[17]程恩富：《大力發展多樣化模式的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載《中國集體經濟》，2012年第31期。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頁。

　　[19]《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04頁。

　　[20]程恩富：《大力發展多樣化模式的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載《中國集體經濟》，2012年第31期。

　　[21]朱繼東：《為國企改革劃定紅線》，載《環球時報》，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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