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正處在千年未有大變局中，農村變化尤其劇烈。世紀之交，一直相對穩定和封閉的中國村莊同時在三個層面處在巨變中，一是國家取消了延續2000年的農業稅，徹底改變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二是隨著大量農民外出務工經商，村莊邊界開放，一直構成農村社會秩序基礎的基本結構(血緣地緣組織)迅速解體;三是農民價值觀念發生變化，活著的意義正在重新定義中。這三個層面的巨變，構成我們所謂的“治理之變”、“基礎結構之變”和“價值之變”。
華中村治研究是從1990年代村民自治開始進入農村研究的。由村民自治到鄉村治理，再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華中村治研究很快就意識到，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差異巨大，甚至村治基本結構也存在區域差異。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不同地區實踐的過程、機制與結果都可能有巨大差異，華中村治研究因此由政治學轉向社會學的研究，由制度研究轉向社會基礎結構與基本秩序的研究。
大約到了2006年，華中村治研究進一步認識到，無論是制度研究還是社會基本結構的研究，都要涉及到構成制度與社會基礎結構運行前提的人，要涉及到有血有肉的蕓蕓眾生。而在世紀之交，農村劇烈變遷，恰好將一般只是隱藏在行動背后的價值因素凸顯出來了。人們關于生命意義與價值定義的變動，對社會基本秩序會產生重要影響。這樣，華中村治研究就從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進一步進入到鄉村秩序的價值基礎中來了。
從價值的角度來看農村，不僅擴展了華中村治研究的視野，而且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農民生活，理解鄉村治理。在持續的農村調研中，我們嘗試去理解農民對生命價值的體驗，逐漸積累了一些認識，并訴諸文字表達而形成了我們自己的一些觀點。比如，我們對農村自殺現象的解釋，對農民生育觀念的解讀，對農村宗教傳播現象的關注等，都漸漸聚焦到農民價值的問題上。基于對這些現象的理解，我們提出了一些與學界不同的概念和命題，比如我本人提出的“農民的價值觀類型及其關系”，楊華對中國婦女意義世界的解釋，劉燕舞對中國農民自殺行為的解讀，等等。
也是基于對農民價值問題的關注，桂華在確定博士論文選題時，雖然他希望以國家政權建設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但我還是強烈建議他研究農民價值問題，以延續和深化華中村治研究關于農民價值的既有研究。他接受了這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二、
在由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禮與生命價值》一書中，桂華想完成兩個目標，一是“接續”，在一個方向推進華中村治學者的研究話題，開辟屬于我們的研究傳統;二是“轉化”，將華中村治學者這一研究領域的積累轉化為學界普遍能夠理解和接受的學術產品。應該說，《禮與生命價值》在這兩方面都做的不錯。
與我們之前的研究相比，桂華的提問更直接，農民的“終極關懷”為何?他將這個問題操作為“生命價值”，并嘗試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提出后，用于對復雜瑣碎農村現象的分析，以至于從農民活著價值的角度構建一套認識農民生活的整體框架。
然而，“生命價值”畢竟算不上一個學界通用的分析性學術概念。為了讓他人理解我們的努力，桂華將人活著的問題轉化為宗教問題研究。關于中國人宗教生活的研究已經有很多，這些研究大多存在外部視角的局限，原因是這些研究很少切入中國人的心靈世界，而習慣用西方宗教學(宗教社會學)理論切割中國人活著的真實。西方宗教學(宗教社會學)理論是對“圣經—先知型”宗教傳統及其歷史經驗的概念化，很多時候并不適用于對中國人的解讀。針對此，桂華基于中國農民活著的經驗，提出“禮”的二維一體性這套分析性概念，解釋中國人生活的“社會性”與“宗教性”之統一，以區別“圣經—先知型”宗教傳統下的“神圣”與“凡俗”的割裂。《禮與生命價值》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人“宗教”生活基本形式與西方的實質差異，并進行理論化地表述，比較好地將華中村治學人的相關研究呈現出來。
稱這本書為“農民宗教”研究，是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定義“宗教”的。參照“圣經—先知型”宗教形式，中國人并沒有“宗教”信仰，然而卻也不能說中國人就執迷于“巫術”活動。桂華有志于揭示中國人的獨特“終極關懷”實現方式。這一追求與當代中國新儒學相似。不過，與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桂華的研究是社會學的進路，這一社會學解讀的意義并非在于方法與概念上的差別，而是在于它解決了我們學術發展長期以來的一個困境：中國社會科學資源基本取自西方，而中國具有獨立的文化傳統。因之，我們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一直存在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的背離，前者以一種“價值中立”的姿態對待中國文化，后者則嘗試恢復中國文化的“普世”價值。這是一個值得引起全面反思我們學術“方法”的現象。《禮與生命價值》帶有這種自覺性。
在這本書中，“禮”是從社會學角度切入的，并最終從人文角度出來。能將社會學與人文學溝通起來，關鍵在于中國的“禮”不僅是社會制度，而且它也包含實質價值。“禮”是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是實證與規范的統一。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認識中國社會現象時，前者只關注其“社會性”范疇，并用隱藏在“價值中立”方法背后的西方價值進行實質判斷，后者只關注其“價值性”范疇，卻無視中國現實變化。以“禮”為例，桂華比較好地在如何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現象，及如何將中國文化價值注入社會科學實證分析這兩個方面，取得了突破。
每個人都需面對活著的問題，并且每個人都是在文化體系下獲得活著的意義的，因此作為從現實生活出發的研究者，我們不能不為當前中國轉型及其“逝去”而焦慮。在這本書中，作者透露了這種焦慮，即對中國人文主義傳統走向的焦慮。但作者也意識到，文化實踐形態變遷帶來人文傳統衰落的不可挽回之勢。中國正走向世界，這是中國文化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在如何開辟面向未來的新傳統這個問題上，作者沒有給出答案，他也沒法給出。
吳飛先生評價這項研究“兼顧古今中外”，我覺得妥帖。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相信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那就是，“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因此，我們一直堅持做經驗研究，堅持將所有的理論放到實踐中檢驗。一切從實踐出發，一切理論以經驗為本，讓這本書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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