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指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機器大工業的出現，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必將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除小數農民上升為資產階級外，大量的破產農民會隨著同一過程而轉化為雇傭工人。但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小農經濟還要不要經歷這個過程，馬克思恩格斯給出了否定的回答。馬克思認為奪取政權之后的無產階級“將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從而把他們吸引到革命中來;這些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的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恩格斯也認為，“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恩格斯在1894年寫的《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不應用暴力方式剝奪小農，而應采取示范和提供幫助的方式使小農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共同占有。恩格斯還認為如果農民還沒有下定決心變為合作社的占有方式，就要給農民一點時間，向農民解釋合作社占有方式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使農民逐步理解合作社的占有方式。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后，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設想具有了實現的可能。列寧于1923年口述了《論合作社》一文，闡述了通過實行合作社把農民引導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列寧指出：“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使俄國居民充分廣泛而深入地合作化，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斯大林繼承了這一事業，1924年提出：“循著通過合作社吸引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循著把集體主義原則逐步應用于農業。”1927年聯共(布)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后，蘇聯加快了農業集體化的步伐。聯共(布)十五大認為，農業集體化的條件已經具備，應全面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到1929年末，蘇聯開始由限制富農的政策變為在集體化的基礎上全面消滅富農。針對在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現象，斯大林明確指出不能用暴力去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應采取鼓勵和引導的方法。到1934年，蘇聯“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占全蘇聯總農戶數的3/4左右，集體農莊的耕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90%左右。”
一、關于農業集體化的爭論
中央在明確要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前，在1951年夏，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論。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份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指出：“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后退”。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不是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經濟的方向發展。這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根本原因。必須要在互助組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引導它走向更高一級的形式。所謂新因素，就是指要在互助組內部增加公共積累和加大按勞分配的比重。而更高一級的形式指的就是初級農業合作社。但劉少奇和華北局不同意報告中的觀點，5月4日，華北局在該報告中批復：“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5月7日，劉少奇也批評了山西省委的報告，認為用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中國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6月3日，又進一步指出，不能發動農民搞生產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組。認為農村的階級分化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將來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強調農業集體化要等先有了機器，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使農業能用機器耕種和土地國有為條件。劉少奇的想法概括說來是這樣的，先讓農村個體經濟再發展一段時間，富農經濟也讓它發展，這樣有利于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等到國家工業化建設能提供大批農業機械的時候，可以依靠政權力量，下個命令剝奪它，一舉實現集體化。
劉少奇的這種意見，當時在黨內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但毛澤東知道此事后，明確表示不贊成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贊成和支持山西省委的報告。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爭論中涉及兩個根本問題：第一，能不能通過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來實現個體農民向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第二，能不能在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之前，根據農民自愿原則，組織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蘇聯的經驗是在實現了一定的機械化之后依靠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力量強制地消滅富農階級，一舉實現了全盤集體化。中國要不要走蘇聯的路子，要不要在不同的國情和不同的階級力量對比之下簡單地重復蘇聯經驗，這是中國共產黨要回答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由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與農民建立了比較緊密、比較信任的關系，黨在廣大農村有強大的各級黨委組織，這是蘇聯共產黨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一段時期所不具備的條件。因此，依靠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各級組織，發動貧下中農，就可以擺脫富農經濟對農民的誘導，在富農經濟獲得優勢地位之前就通過農業集體化來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由中蘇之間不同的國情和黨情所決定的。
在經過黨內的爭論之后，于1951年9月召開了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形成了《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草案分析了農民在土地改革基礎上產生的兩個生產積極性，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決議強調：“要使廣大貧困的農民能夠迅速地增加生產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食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就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銷場，就必須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決議還總結了各地農業互助合作的三種形式：1、臨時性、季節性的簡單勞動互助;2、常年互助組;3、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前兩個主要是不觸動私有制前提下的換工互助為主，即以“共工”為特征，后一種則具有了初步“共產”的性質，從共同勞動逐步過渡到共同所有，即觸動了個體農民的小私有制。
1953年2月15日，在中共中央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將這個決議草案通過為正式決議，3月2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從1953年秋季開始，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時還實行了兩大舉措：一個是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切斷農村經濟同城市資本主義經濟的聯系，為把農村經濟納入國家計劃經濟軌道，創造必要的經濟環境;另一個是制定《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定》。這是第二個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的決議，為進一步提高農業合作化運動確定了方向。這三件事標志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全面展開，農業生產合作社從1953年冬的14000多個發展到1954年春的90000多個。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發展的情況下，中央農村工作部于1954年4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6月7日毛澤東在審閱這次會議的報告時做了這樣的修改：“這種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以及農業技術的落后性質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了，困難越來越多了。這是兩個帶根本性質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勞動農民個人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個方針，就是實行技術革命，即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毛澤東雖然破除了蘇聯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過渡道路，開辟了一條中國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新路，但毛澤東認為要真正解決這個矛盾的，僅僅有合作化、集體化還是不夠的，必須進行工業化和機械化才能保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成果的鞏固。
1954年10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于黨在農村的依靠階級上出現了分歧。有人認為，“土改依靠貧農，生產依靠中農”;有人認為，新中農不能依靠，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制社會主義，有人主張以“依靠新中農”來代替“依靠貧農”的口號;又有人主張“貧農和新老中農都應成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最后經過討論和毛澤東的指示下，確定了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新的階級聯盟，即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聯盟。決議明確了“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是：依靠貧農(包括全面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在內，這樣，貧農占農村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鞏固地團結中農，發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
二、張莊的農業集體化進程
農業合作化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甚至是世界歷史上生產方式的一場規模巨大的革命。在從1953年到1958年的短短的5年中，幾億農民放棄了他們古老的個體生產方式，參加了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總的來說，這場革命沒有流血，沒有任何財產遭到重大破壞，而且從未停止過生產。
張莊是一個老解放區，1946-1948年就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建國初張莊一共有農民250戶共960余人。貧雇農169戶共605人，分到2078畝地，其中貧農29戶共82人，人均占有土地5.1畝。貧農不可能通過重新分配土地而變成富農，因為土改后其耕畜、馬車、農具、住房都不夠;貧雇農中另外140戶地稍多，人均5.8畝，發展成為新中農。舊中農76戶共341人，人均占有土地6畝，他們在耕畜、馬車、農具、住房方面要好些。地主、富農12口，人均4.6畝。土改后普遍出現了中農化趨勢，1951年長治地委對張莊附近地區5個村莊的調查顯示新產生和原有的中農占95.02%，富裕中農2.2%，土改后發展的富農占0.6%、雇農為3.84%，其它0.44%。土改后5年期間，其中96戶農民為了婚喪用錢，賣出了284畝土地，有99戶農民買入耕地。單干戶中遭遇嚴重困難的占37.7%，但其中只有一半人認識到問題所在，愿意逐步用合作化辦法自救;單干戶中42%情況稍好，還愿意繼續單干下去。很多原來革命時期的黨政干部接受了“革命成功論”而成為新富農。張莊村民委會主席李全忠就是一例，李全忠一家5口人，土改后分到30畝地，跟另外一戶共同擁有一頭驢。李全忠家后來又購置6畝地，擁有了2頭牲畜、6間房，李全忠開了磨房，雇傭雇貧農申水生在磨坊干活。申水生家里孩子多、勞動力少，為了全家喝上小米粥只能出來打工。富農還會雇傭貧農做其他工作，例如拉煤，干一天給3～4升谷物。1950年長治地委對15個村莊共3394戶農民做的另一項調查顯示：13.7%農民賣地，9.6%出賣勞動力，靠剝削別人勞動增加收入的新富農占1%;3個縣的農村手工業情況調查表明有50戶手工業家庭雇了142名工人，雖然每戶平均不到3名雇工，但也足以說明他們已經靠剝削雇工的勞動來增加收入，而不再是靠自己的勞動了。
（一）四大自由
1948年張莊土改后，在農業生產者之間就對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占用方面創造了基本的平等關系。但接下來，他們就要做出一個選擇，是個體單干還是組織起來?個體單干無疑是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因此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繼而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集體經營則可以通過共同勞動、共同所有在集體內部消滅一部分商品交換關系而建立其集體經濟從而朝向社會主義過渡。但剛解放后百廢待興，因此一句“發家致富”的口號暫時掩蓋了這個分歧。另外，剛分到土地的農民當時也只能依靠自己，因為他們沒有“鐵飯碗”，沒有“口糧配給”，甚至沒有任何退路。過去能借給他們種子、租給他們農具的富農以及能賒給他們一季口糧的地主或貸給他們應急用錢的財主都已經被消滅了。因此，這個時期的小私有制在農村成為壓倒性的產權制度。黨也重申了新民主主義的“四大自由”，即租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和貿易自由。這“四大自由”極大地調動了作為小私有者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對當時迅速恢復國民經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號召每一個人都“發家致富”和這“四大自由”顯然是矛盾的。“發家致富”只能是一部分人，因為富裕的農民只有通過雇傭別人的勞動才能真正地富起來，也就是說必須通過成為剝削者才能發家致富。這種發家致富的方式不外乎通過租賃、雇工、借貸和貿易。要把一定的生產資料租出去，那么就必須有承租人支付租金;要雇傭他人來為自己勞動，則必須有被雇者出賣勞動力;要把一定的貨幣貸放出去，則無疑需要貸款人支付利息;而要購買一定的生產資料如置地則必須要有人因經濟困難甚至破產而不得不去賣地等。總之，這四大自由不僅以兩極分化為基礎，而且還進一步擴大了兩極分化。因此，能夠發家致富的只能是少部分人，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必然以另外多數的人變得貧窮為基礎。那些在解放后不僅沒有富起來而且還變得窮了起來的人該怎么辦呢?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提倡的出路是“組織起來”。
但當時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組織起來”，許多人包括一些黨員都有意無意地接受了“革命成功論”，滿足于土改后的國家形勢，認為已經沒有必要再繼續在所有制方面進行斗爭和改造了。土改結束也就意味著革命的完成，以后的事情就是埋頭生產、發家致富、享受生活。比如張莊有3戶農民在1948年以后就開始一心搞生產從而日子過得非常好。在這3戶農民中最富裕的是師家兄弟，老大師方元，是八路軍退伍軍人，張莊黨支部領導成員;老二師福元，也是共產黨員，1947年以后一直是區委干部;老三師二則，在家里種田。土改前，他們都是中農，但也受盡了壓迫和剝削，都懷著仇恨和冤屈與張莊的地主進行了斗爭和清算。方元和福元解放前都是張莊的積極分子，他們入黨很早，一直擔任領導職務。由于政治上的優勢，他們在財產分配時分得了較多的財產，土改后他們有70畝土地、兩頭驢、兩輛車。農忙時節，特別是秋收時，他們雇人干活。只要身體健康，肯吃苦，這哥仨就一定能發家致富。還有一個富裕戶叫李全忠，人稱“李胖子”。他很早就參加了民兵，當過小隊長，1949年入黨，之后當了村民委員會主席。李全忠小時家里曾在災荒時賣了一個兒子只換了幾升糧食。他自己還把4畝地賣給了富農郭春旺，這地還是他來種，不過得給人家交租。1942年糧食災荒，他交不了租，郭春旺便把他家的糧、布和其他物件統統拿走了。但是，在土改運動中李胖子的情形翻了個個兒，5口人分得了差不多30畝地、半頭驢，正處壯年的他辛勤勞作，不久，他就攢錢從一個林縣人那兒買了近6畝地，這個林縣人賣了地要回老家。后來不久，李胖子又買了一頭騾子，后來又把另外半頭驢也買了過來，這樣，他就有了兩頭耕畜。他為別人拉煤取暖，為街坊鄰居犁地種田，許多人欠下了他的債，所以，在他地里需要幫忙時，那些欠他債的人總愿意來為他干活，以此抵債。他的辦法是每次下雨后都叫8—10個人來為他干活，趁土地松軟、野草易鋤，24小時內就把地鋤完了。他總是很快付給報酬，干一天活給3—4升谷子，人們在他地里干活時，總能吃飽吃好，因此，他要找人幫忙是沒有問題的。他當了干部，威望和權力對他更有利。人們，特別是青年人發現很難拒絕干部們提出的任何要求。李胖子還辦起了一個磨坊，繼續增加其收入。農忙季節他雇貧農申水生白天在磨坊干活。申水生家人口多，土改中分得的土地不夠養活全家，所以不得不出來當雇工，為了“老婆孩子吃得上小米咸菜”。很清楚，如果沒有像周增福、申水生這樣，光景不好，不得不出賣勞動力的人，就不可能有富裕和興旺的人。
使得一些家庭興盛而另一些家庭逐漸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耕畜的所有權。一個擁有兩頭好耕畜的農民根本不用勞動就可以維持生活，他只需飼養和照料牲口，然后把它們租出去就可以從別人那兒換回足夠的勞力來耕種他所有的土地。以上情況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牲畜的畜力要比人的體力在生產的某些環節中更有效率一些。一個男全勞力勞動一天可以掙4升谷子，租一頭牲口犁一畝地要出5升谷子，兩頭牲口一起一天能犁8畝地，所以要出40升谷子，如果靠人力來犁地，不論是誰必須勞動8—10天才能完成同樣的工作。這樣每收一季，光犁地就得花去全部收獲的5%。耕畜的所有者占的便宜還不止這些。由于耕畜相對不足，在春耕和秋收農忙季節他們還能從其它方式的交換中得到好處。
因為農民和工人不一樣，他們不掙錢，只是以勞力換勞力，但是勞力的價格是不一樣的。交換要對等一直成問題，農忙時幫工和農閑時幫工，重活和輕活，不同的季節工錢大不相同的。這樣，一個沒有牲口的貧農，如果愿意付出勞動為人家犁地來掙固定的工錢，那他付出的將比得到的多很多，特別是當以小時計算時。很明顯，牲口干活的要價比人工高，特別是在農忙季節。這是由于耕畜暫時的缺乏造成的，而缺乏又是因為常年戰亂造成的，結束戰亂也不能很迅速就能夠增加牲口的數量。然而，即使牲口數量不斷增加，即使繁育成本和牲口價格在逐漸下降，買一頭牲口仍是一筆不小的投資。
因此，土改后一些人興旺了，一些人衰敗了。張莊有幾個農民干脆就放棄了自己種田，干起了小各種各樣的買賣、租賃和信貸等，從而徹底脫離了生產勞動，僅僅依靠手中已有的一點生產資料就開始了發家致富的資本積累過程了。
（二）互助組
新中國建立伊始，毛澤東就警告說，階級分化的條件仍然存在，如果黨和政府任其過快發展，那么嚴重的階級對立在所難免。如果黨和政府奉行無為而治，繼續推行“四大自由”政策，那么階級分化將會愈演愈烈。這種分化的結果只能是產生出一個不同于封建社會的新的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時，那個在經濟上取得統治地位的農村資產階級必然要求獲得政治上的統治權，而農村無產階級由于其深受剝削而無法富裕起來同樣也會對黨和政府不滿。此時，共產黨在農村的領導權也就不穩固了，這樣資本主義就會上演一出新的農村包圍城市，繼而共產黨在城市里的統治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因此，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加強共產黨對社會生產方式改造的領導，必須建立新的階級聯盟。依靠城市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聯盟，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一方面縮小和防止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把農民也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
“組織起來”的第一步是成立互助組。農民自發的互助合作形式由來已久，但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它卻具有了不同的意義。一開始并沒有誰來號召，農民之所以愿意用這種互助合作的形式來開展生產建設，純粹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要求。剛剛經過土改，人們把地主老財的生產資料重新分配給每個農民，但卻并沒有足夠的驢、牛、耬、車用來平均分配。因此，有些人有了牛，卻未必有車。因此他們必須互助合作，不然就只有租借別人的，這樣的話就又要受那些有實力的舊中農和開始富裕起來的新中農的擺布。
在張莊，互助組里最成功的是楊忠盛小組，這個小組有22戶組成，耕種480畝土地。這個小組之所以能夠興盛起來，是由于執行了毛澤東制定的互助合作原則。這個原則被總結成了三條：一是自愿;二是以工換工，等價交換;三是實行民主。這個互助組還避免了三個常見的缺點：什么都互助;互助組過大;組織太復雜。由于互助組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在張莊，以至在整個華北都不斷地發展壯大起來，最后發展到具備條件的全國各地。不過，互助組內部也存在許多矛盾。
首先，互助組不能阻止兩極分化。互助組的原則是以工換工，只有對等的人才能組織在一起，例如強勞動力家庭和強勞動力家庭組合，老弱病殘組合。完全按照以工換工原則，強勞動力是不愿意和老弱病殘組合在一起的。山西大寨原是一個“三窮五多”的地方，即人窮、地窮、村窮，羊倌多、雇農多、乞丐多、賣孩子的多、自殺的多。實行互助合作以后，村民認為“兵對兵、將對將”是理所當然的。因此，12個青壯勞力家庭組成好漢組;4個無兒子的老人家庭和6個只有小孩的寡婦家庭組成老少組。如果沒有陳永貴，兩類互助組的分化是必然的，關鍵在于陳永貴出于階級感情推翻了以工換工原則。陳永貴原是游擊隊員，他的一些戰友在戰爭中犧牲了。陳永貴看到這些孤兒寡母，認為解放后不能把她們撇在一邊，于是從好漢組退出參加了老少組。陳永貴參加老少組以后，馬上成為老少組的核心，所有成員都圍繞在他周圍一起勞動，勞動后大家也都端著碗去陳永貴家，邊吃飯邊聊生產。到1953年底，生產結果讓人大吃一驚，這時老少組經過吸收新成員一共達到了49戶，畝產也達到了230斤，幾乎是過去的3倍;而好漢組的畝產卻仍然只有100斤。這其中的原因在于好漢組各自為政，僅在春耕時集體勞動，夏秋都是各顧各;而老少組始終都聯合在一起，平時就可以在土地上投入大量勞動。即好漢組是臨時性、季節性的簡單勞動互助，而老少組則是常年互助組。正是由于老少組比好漢組在互助合作形式上高一個層次，因此才提高了生產效率。在好漢組，青壯年之間是要彼此交換勞動力的，甲在乙的土地上勞動一天，同樣甲也會要求乙在自己的土地上付出對等的勞動;在老少組，陳永貴沒有讓孤寡為自己付出對等勞動，不實行以工換工，所以充分的調動了大家的勞動熱情，并獲得了成功。當然像陳永貴這樣的例子，在互助組中僅是少數。在大范圍內，以工換工是一個通行的原則，例如張莊師才元的互助組就不接納老人戶。互助組不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部分人擁有大量生產資料，有些人只擁有少量生產資料，有些人則根本沒有生產資料，擁有一定生產資料的人僅愿意跟條件對等的人交換勞動力和交換使用耕畜、農具，因此互助組無法根本改變兩極分化的局面。此外，互助組也沒有辦法抑止投機鉆營者的影響，比如大寨就有一戶老地主，土改后不靠農業勞動，主要靠長途販運發財，他雇了6人、12頭驢從邢臺貨棧運1440斤棉花回來賣。陳永貴等人日夜兼程辛辛苦苦運棉花，卻看到這個老地主住在客棧里，睡到天大亮才起床，然后賣棉花時還往棉花里澆水充份量，陳永貴非常氣憤，想為什么解放了農民還要受這樣的剝削。
其次，互助組也阻礙生產工具的改進，這一時期長治地區的農業機械化嘗試就遭遇到挫折。一是長治地區引入水車，一頭驢或幾個人繞著井口推動水車，提水量大大超過肌肉力量，但農村沒人愿意買。因為一臺水車雖然可以大面積灌溉，服務范圍遠超過一戶農民或互助組的土地面積，但其成本和耕畜、勞力投入卻不是一個互助組能夠解決的。為了促進農民買水車，長治地區的人來到張莊，招集每家每戶開會，會議開到晚上還是沒人買，于是不讓睡覺繼續開，還是沒人買。到第二天終于有人受不了，買了幾臺，水車是通過向國家貸款8000元買的，這筆錢后來也沒有還，實際上是白要了，但水車還是沒用上，荒廢在那里了。二是聯合工廠生產出單把犁、靠沼氣的小型氣體發動機、馬拉雙鏵犁等新型農具，耕作范圍都超過互助組的土地面積，同樣沒人愿意買。即便是靠上面下達的命令也無法使農業機械在互助組里推廣開來，當然也就不能使互助組恢復活力并體現出集體經濟的優勢。
最后，互助組還造成了很多人民內部矛盾。比如雨后先種誰家的地或趕誰家的牲口干重活這樣的小問題。一個好的組長會說：“最后種我的。”但有些組長就會擺出一付很抱歉的樣子說：“我家的地最近，還是先種我家的吧。”等輪到最后一塊地時，土已經全干了。種子在干泥塊里是不易發芽的，這時，這塊土地的不幸的主人就會要求全組給他的地里澆水，可這意味著，在最后一塊土塊上付出的勞動比第一塊土地要多得多，因此，常常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于是就引起了爭端，于是互助組因此而分裂，于是各人又不得不走自己的路，靠自己的勞動去耕作，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起從天亮干到天黑。在大范圍內，問題在于有些人擁有大量的生產資料;有些人只擁有少量的生產資料;有些人則根本沒有生產資料，而互助組又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均衡的狀況，特別是耕畜的占有狀況。那些有牲口的，特別是擁有整頭牲口的人仍然可以利用其他人的勞動。實際上，只要出租牲口，不管是以公開的還是隱瞞的形式都能換回了大量的勞動。同時出租牲口也同樣引起了很多矛盾。如果趕牲口的人不是牲口的主人，在坡道上他就會用鞭子抽趕牲口，一天要干那么多的活兒，他只能這樣。但如果被牲口的主人看見了。他就會提出抗議：“他媽的!你打我的騾子干什么?你不花錢你不心疼噢。”這種抗議引起的必定是一場爭吵，這種爭吵動搖了互助組的穩定。然而，對于那些沒有牲口的人來說，互助組確有好處，那些仍舊很窮的貧農加入了互助組后，日子總比不入互助組靠自己單干時好過了。
總之，如果這些問題協調不好，就常常會發生爭端，互助組也就面臨著解散的危險。正因為互助組面臨這些問題，因此要么遵從富農的意愿，回到個人發家致富的道路上，要么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支持下，由國家創造外部條件，鼓勵先進分子聯合起來走進一步合作化的道路，進一步解放勞動生產力。
（三）初級社
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實際上是由互助組內部的矛盾所導致的。互助組只是“共工”而沒有“共產”，大家只是共同勞動，而不是共同所有。因此，在活勞動與勞動工具等生產資料之間就發生了矛盾，即合作勞動和小私有制發生了沖突。因此互助組的前途有兩個，要么回到從前，從合作勞動退回到私人勞動，滿足小私有制的要求。要么再進一步，從小私有制發展到集體所有制，滿足集體勞動的要求。初級合作社的成立就是向后一步邁出的關鍵一步。
成立合作社的第一步就是合并土地。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農民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土地問題。把分散的農民小塊土地集中起來，交給合作社，這比成立互助組要困難得多，因為它觸動了農民的小私有制。但是互助組不得不在合作社和私人經濟之間做出抉擇。無論轉變為哪種經濟形式都是困難的，因此互助組內部會產生不同的意見分歧也就很正常了。那些在互助組里占有生產資料較多的農民，當然不愿意把生產資料交給合作社所有，而那些在互助組里占有生產資料較少，投入勞動較多的農民也就自然很愿意把互助組提高到合作社了。因為前者是迎合了小私有制的要求，后者是迎合了集體勞動的要求。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堅決支持把互助組提高為合作社。
因此，中共中央首先于1951年12月，在總結50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驗基礎上作出《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的決議》。幾個月內全國出現1.3萬個合作社。長治市成立宋家莊、紫坊兩個合作社，鄉黨委書記王京和動員所有黨員帶頭加入。成立合作社，要對中農進行補償，因為中農擁有農具、牲畜較多，而貧農缺少勞動工具，所以必須團結中農，對中農作出一定讓步;還要對單干戶進行反擊，貧農加入初級社后善于投機鉆營的富農找不到給他們打工的雇工，也找不到租賃他們農具的承租人和借貸他們資金的債務人，擋住了他們發家致富的道路，因此，必然散布各種初級社要解體的輿論。為了團結中農，初級合作社不僅在經濟上對中農進行補償，在勞動產品的分配比例上土地等生產資料占60%、勞動占40%。而且在政治上也對中農做出讓步，領導權實行“三三制”，即貧農、中農、黨員一起分擔領導權。入社后農民的勞動回報不是以工資的形式獲得，而是開始賺取工分。工資制和工分制的區別就在于工資是事先給定的，最后的產品收益與勞動付出無關，只與出資人和經營者有關;而工分制就不同了，在農業收成中依據每個人所賺取的工分來分配勞動成果。宋家莊合作社開始嘗試發工票，但一開始農民對工票持懷疑態度，加之單干戶散播工票是廢紙的言論，合作社一度只剩6戶農民。在合作社最低谷的時候，黨員干部發揮中堅作用，黨干部郭全德說：“誰把合作社搞垮就開除誰的黨籍。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帶兩戶，今天做這一戶的工作，明天做那一戶的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底!”1953年秋張莊也建立了“前進社”，但70%是黨員干部，合作社一開始都是黨員干部帶頭加入的，所以被稱為“老虎社”，誰都不服誰，“我們每天晚上都吵架”。縣里也對合作社進行扶持，派來工作隊，對經營、會計進行指導，工作隊中的申雙富是個老會計，對形成合作社章程的起到很大作用。
另外，中國共產黨通過國家政權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更進一步支持了合作社，使合作社在大范圍內成為可能。1953年秋天，全國開始實行糧食計劃收購、計劃供應。因此，農村中善于投機鉆營、不依靠農業勞動的人便失去了收入來源，切斷了他們與城市資產階級的聯系。同時合作社的生產優越性日益體現，糧食畝產量遠超過單干戶。所以張莊原來凈說風涼話的地主、富農都轉而說合作社好，要求加入合作社，還埋怨合作社的干部說為什么不早讓他們加入進來。王京和這樣評價統購統銷政策：“這就創造了一個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增加收入的唯一辦法就是多出產品。統購統銷斷了個人發財的路，參加集體組織沒有什么犧牲，除了參加集體，別無選擇。從農村政治的觀點來看，統購有利于重建階級團結和與富農階級對抗的基礎。它以這種形式為迅速的集體化贏得了廣泛的支持者。”實行統購統銷后，很快80%以上的農民都入社了，只剩下以前的地主和富農，他們也派人過來問能不能入社。
總體上看，在較為平等分配土地的基礎上，小農經濟的自發趨向仍會產生新的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剝削。互助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雇工，但生產資料還不是公有，互助組之間差別也很大。自發發展下去缺少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互助組將不得不求助于富裕的互助組，以工換工原則仍會導致新的剝削。初級合作社給貧苦農民找到不用打工的出路，實行土地入股分紅，根絕了土地出租和兼并的可能，富農想要雇工也越來越困難。除了農村中貧苦農民的合作化要求和黨干部對此進行的動員和示范外，國家政策的支持是合作化的重要外部條件。國家政策包括幾方面：一是建立信用合作社和政府低息貸款消滅了高利貸等生息資本的盤剝，小農遇到意外風險時可以通過國家幫助渡過難關，而不必借高利貸并因此被弄得破產;二是統購統銷杜絕了糧食投機倒把，使得原本靠買賣糧食的農民不得不依靠生產糧食來增加收入;三是國家相關部門如農機站的機械工具和農技站的生產技術也對合作社進行了一定的支持。正由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的幫助，農業合作社的所有優越性都顯示了出來，個體單干變得越來越困難。當時的干部們說合作化是：“擋資本主義的路，堵資本主義的洞。”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合作社如果擋不住個人發家致富的路，也就邁不開集體經濟的步。
但合作社內部也并不是沒有矛盾的。在初級社階段仍然存在著大生產的要求與小私有制的矛盾，但這一矛盾主要是在分配方面集中體現了出來，即表現為按資分配和按勞分配之間的矛盾。由于農業生產需要勞動組合，但土地等生產資料仍以個人私有權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這就需要對這些生產資料給予一定的分紅。從大多數缺少生產資料的貧下中農立場出發，必然要求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所有，減少按資分配的比重。
初級階段的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在它的內部像在互助組內部一樣仍然存在剝削現象。初級合作社在收入分配上，每年總收入扣除生產費、預留公積金和公益金后實行土地分紅，最后再按勞分配。因為土地的股份基金不同，即使所有的社員都在一起干一種活，他們的收入也會大不相同。事實上，在初級合作社階段，一個人不勞動就可以生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他的土地股金很高，或如果他有兩頭好牲口，他完全可以不勞而獲。在大寨，成立了合作社的貧下中農們抱怨說，一旦合作社發展到了全村規模，他們還會受那些土地大戶的剝削。大隊在付了土地股金、耕畜租金、馬車費、農具費等費用以后，剩下來的供勞力分配的已經很少了，那些土地少、農具少、沒有耕畜的社員看著自己的鄰居依仗他們的“鐵飯碗”變得越來越富了，而他們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就像剝了皮的高粱稈——光剩下芯了。因此，在初級社階段，在土地報酬和勞動報酬所占的比例方面就開始了矛盾運動。以張莊“前進社”為例，最開始牲畜歸社員所有，后來合作社買回牲畜;開始土地報酬占40%、勞動力占60%，不久以后改為土地報酬占20%、勞動力占80%，到高級社則取消土地報酬，由合作社買回了全部土地。這種分配方面的矛盾必然會使初級社面臨兩種發展的可能，要么擴大按資分配的比重，要么滿足生產資料私有權追逐利潤的要求。如果追逐出資人的利潤，初級合作社的這種發展前景就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如果加大按勞分配的比例，初級社的發展前景就是慢慢的過渡到高級社。
（四）高級社
合作社內部矛盾的主要表現，一是按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矛盾，二是工分制自身的矛盾。在從初級社過渡到高級社時，主要由前一個矛盾所推動的，但在高級社階段，第二個矛盾就凸現了出來。
盡管初級社根絕了土地出租，但初級社并沒有消滅不勞而獲，那些地少、無工具的社員看到自己的鄰居依仗他們的土地、農具入股分紅變得越來越富，于是產生不滿情緒，僅憑這種不滿去推斷合作社搞早了是錯誤的，解決這種不滿恰恰需要限制按資分配、推動合作社向更高階段發展。
從1955年秋，張莊開始大規模合作化，向高級合作社邁進。11月上旬，張莊開大會對牲畜、馬車和大農具進行估價收歸集體所有。在這一過程中，中農需要作出一定讓步。中農的牲畜、生產工具很多，如果按高價買，對于剛剛開始經營的合作社，無疑是非常困難的。趙根則有一匹大騾馬，在長治地區都是最好的，他的這批騾馬相當于別人的8頭驢，開始時很多人都說這匹騾馬要值1000多元，后來長治市委找他談話，趙根則主動把價格降到800元賣給合作社，由于他的騾馬是最好的，所以長治地區其他人的牲畜都要按照最高800元來折算，為成立高級合作社節約了一大筆資金。由于分配上的矛盾，人們都愿意把合作社發展到較高級的階段。在高級合作社，土地不計股金，所有耕畜、大農具及其他生產資料都被合作社買去，只根據計算工分來分配收入。
因此，初級社過渡到了高級社就解決了按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矛盾，逐漸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但按勞分配本身的矛盾，即工分制的“死分活評”的矛盾逐漸顯露了出來。以張莊為例，從縣里派來的申雙喜在第一次召集合作社預備社員討論示范章程草案時強調：合作社第一按照土地分紅，第二實行多勞多得，“如果你生產的多就賣得多，就存的多，就能吃得多”。土地分紅好辦，丈量一下土地就可以了。可對于多勞多得的部分，工分該怎樣計算?中國的農民創造了“死分活評”的辦法。開始時每晚開碰頭會，首先由每個農民上報自己的勞動量，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共同評價每個人一天的工作量，最后給每個農民登記工分。合作社發展到90戶后，就每周干部、會計開一次會登記。可即便是“活評”通過這種民主的方式來進行解決，但“死分”就比較難確定了。比如，張莊合作社把每天分成5段來考察社員工作，耕地一天標準1.2-1.5畝，壟數也可以計算，所以工作任務是可以計量的。但土質不同耕地的難度不一樣，牲畜質量不同耕地付出勞動也不一樣，每天完成同樣壟數或同樣面積的勞動量是不同的。最難考察的是送糞，土地距離糞源有遠近，運糞的牲口質量也不同，糞車大小也不一樣，簡單按照每天運幾趟糞計量工分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光為了賺工分，社員可以有很多辦法做足“面子功夫”，例如糞車裝糞少些、每天多運幾趟，或者耗竭性地使用牲畜，超載拉送大件，這樣就可以多記工分，但對高級社長遠發展卻是非常不利的。開始時張莊社員制定了70多種標準，50年代末發展成160多種標準，但仍然問題重重。因此，張莊積累多年經驗后，便總結了“工分掛帥”的8點不足：一是把工分而不是政治覺悟放在首位，人們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視的長遠的目標;二是只獎勵體力勞動的完成，日工作量的完成，不獎勵創造精神、集體主義精神和合作化思想;三是最初標準只考慮數量、不考慮質量，人們只重工分、只重表面工夫、不重實際效果;四是為了工分加重了牲畜負擔，長遠對生產不利;五是牲口、農具集體所有，人們不愛護、瞎糟蹋;六是制定標準，檢查工作，調解糾紛占用干部事件太多，有些實際上靠政治覺悟就可能解決的問題，白天黑夜拴著干部，到頭來誰都不高興;七是不管標準有多周到，總有不合適的地方;八是記工分的工作太復雜，普通人干不了。張莊前任黨支書張興發說：“工分掛帥最主要的問題是，人是消極的，被動的……為了掙得一天的工分他們經常為怎么干，干多少而爭吵”，“為什么每次整風運動群眾對干部都有那么多意見?因為工分制把群眾變成了對立面，當然雙方都有難處，干部們有干部們的難處，群眾經常罵他們工作作風壞，是工分制迫使當‘惡人’，遇到懶漢他們只能用標準來威脅，不按標準做就不給記工分，這就是‘管、卡、壓’，可沒有別的辦法。”這些問題導致了領導干部頻繁變動，1948-1958年張莊9次更換7位黨支書。所以如果高級社繼續發展，必然否定工分掛帥，而實行政治掛帥，按照大生產的要求，在考慮長遠利益、愛護集體農具和牲口的前提下實行“死分活評”的工分制。
合作社除了有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外，還有一個高級社所特有的矛盾，這個矛盾的實質還是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和集體化程度不高之間的矛盾。相對于個人而言，集體所有是一種公有制;但相對于全民而言，集體所有又是一種私有制。這個集體所擁有的財產是以否定其他集體對該集體的所有權為前提的。也就是說集體與集體之間仍然存在差別，互相承認對方對他自己所擁有財產的所有權，互相否定對方對我自己所擁有財產的所有權。因此隨著生產力進一步的提高和交往的進一步擴大，集體與集體之間在共同開發和利用某些自然資源的時候也會存在原先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矛盾。
首先，從所有制方面來看，當時這個矛盾的集中體現就是在農田水利建設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土地雖然已經歸合作社所有，但在農業生產方面，不僅僅有土地問題，還有水利問題。因此首先在改造河道和興建水庫方面就需要幾個合作社來共同勞動，這種共同勞動也就必然要求共同所有，即這些河道和新修的水庫歸幾個合作社共同所有，同時也由幾個合作社的共同勞動來完成。不然的話，由富合作社來雇窮合作社集體為自己修建水利工程，修建好了之后窮社如果要使用這些水利工程則必須向富社支付一定的費用，那么這樣就會在合作社之間引起兩極分化，導致富社越來越富，窮社越來越窮，發展到最后也會引起富社和窮社本身的解體。
另外，從勞動分工合作方面來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然導致一部分勞動可以從土地上游離出來，這部分游離出來的勞動力也就不能從土地上提高糧食產量，要么轉移到興修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要么轉移到其他勞動部門，而這都是高級社內部所不能完成的，特別是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必然使產品越來越豐富，也會使交換在合作社之間擴大起來，這時就必須使農村集體經濟從單純的農業擴大到其他產業，一旦合作社除了從事農業勞動外，又發展出多種產業的話，那么合作社本身就要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如果高級社的外部環境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話，那么高級社的發展前景就是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類似于改革開放初期的鄉鎮企業。農田水利設施可以雇他人來做，自己則專門從事商品生產以換取貨幣就可以了。合作社內部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的勞動力也可以發展其小商品生產，從事各種各樣的副業。這種情況有點類似于原始社會解體時期的部落或氏族，商品經濟在合作社之間發展起來。除去都生產糧食外，這個社成為了專門加工麻布的，那個社成為了專門加工棉布的，然后社與社之間，社與外部經濟之間進行商品交換。這樣久而久之，合作社的解體過程將會與原始公社的解體過程一模一樣。但如果合作社的外部環境是社會主義的話，即在合作社集體經濟外面占統治地位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形式。那么合作社的另一個發展前景就是人民公社，然后再通過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
張莊的合作化從小規模的、季節性的互助組發展到全村規模包括7個小隊的大隊(6個小隊搞農業，1個小隊搞副業)。村里的合作化從小到大相對平穩發展，每達到一個新水平，生產就會上一個新臺階。到50年代中期糧食畝產量幾乎是上黨盆地傳統畝產量的2倍，住房、教育、文化、保健、商業、私人財產和儲蓄一年比一年發展。
三、曲折、反復和斗爭
從整個國家來看，合作化的發展并不十分順利，解放后的10年，尤其是從1953年到1957年，在高級合作社的要求和發展速度等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論和斗爭。毛澤東一再催促加快合作社的建立和由低級向高級形式的過渡，而其他領導人，最著名的有劉少奇和農業部長鄧子恢，卻多次強調要放慢速度，暫停下來鞏固一下已取得的成就，甚至要把一些較弱的社砍掉，因為他們認為運動超出了群眾的覺悟水平、人民的支持和物質基礎。
毛澤東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數單干的貧下中農的貧窮上，他相信，合作社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并警告說，除非共產黨幫助他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然他們就會對共產黨喪失信心，這種信心的喪失會破壞工農聯盟。(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被認為是新社會的政治支柱)。而劉少奇卻把注意力集中在有較多土地和財產的中農身上，在合作化的優越性尚未顯示出來之前，他們會對共產黨喪失信心，這樣會從另一方面破壞工農聯盟。
毛澤東很清楚這個問題，他不僅反對硬拉中農入社，而且一再告誡要給他們一段考慮的時間，讓他們自愿入社。但同時，他又懷疑他們的政治立場，因為帶頭搞資本主義經營的富裕中農無論怎樣也不會高興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怎樣也不會滿足他們的要求，除非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毛澤東強烈要求合作社要“上馬”，大膽向前奔;劉少奇則極力主張要小心、謹慎，有些合作社應“下馬”，至少是暫時“下馬”，免得摔跤。
“這里看來只有一字之差”，毛澤東說，“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
1953年，中國有近14000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有些黨組織按照劉少奇的主張，以不穩定、不鞏固為借口解散了幾百個合作社。據說，大批的社員是在壓力下入社的，現在想退社。1955年，各級黨委組織的幾十萬個合作社又一次遭到了大幅度“堅決收縮”的厄運，人們按照上面的指示解散了幾萬個新成立的合作社。1955年7月，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堅決收縮”的方針，“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來臨。”他說，“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可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
平順縣委給勞模李順達的西溝合作社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要他們把合作社分散開，分成較小的規模，李順達的合作社1955年已經發展到了包括南寨在內的那么大的規模了。省里派來的一個工作隊要求他們重新組織，李順達不在家(到北京開會去了)，工作隊就給當地的干部施加壓力，但兩溝的干部和群眾都拒絕放棄他們已經成立起來的大規模的合作社，“我們是自愿組織起來的”他們說，“如果分開也得自愿，誰也不能強迫我們。”斗爭最激烈的時候，李順達從北京回來了，他帶回了毛主席7月的報告，報告要求發展而不是減縮合作社。西溝和南寨的社員沒有解散而把他們的合作社從較低的水平變成了更先進的社會主義集體。
毛澤東批評黨落在群眾運動的后面，強烈要求黨的干部要迎頭趕上，帶好頭，通過建立合作社，來學會怎么建立合作社，不要解散它們。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本質是大多數農民有在農村建立合作社的愿望，他強調指出，黨有能力領導這樣一個運動走向勝利，運動過程中的錯誤、困難、疑問和退卻都不是問題的主流，不是主要的方面。確實，這些問題不容忽視，應該逐個加以解決，但不能把它們當作眼下工作的中心內容。為了增強大家的信心，指出前進的道路，毛澤東親自從全國各地收集和整理了許多關于合作社(包括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性質)是如何成功地組織起來的報告，這些報告中有積極的和反面的例子，告訴人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但主要講了如何調動廣大農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還有那些干得很出色的合作社所得的寶貴經驗。
毛澤東1955年7月的講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發表以后，合作社得到了驚人的發展。毛的路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盡管劉少奇“收縮”、“清理”了200000個合作社，但1955年又有550000個新的合作社相繼成立，到年中就達到了650000個，到1956年發展到1300000個，雖然1958年報道只有740000個，但合作社的規模從平均幾十戶發展到平均160戶，這意味著中國所有的漢族農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合作化運動起步較晚)，選擇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僅如此，到1958年這些合作社中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半社會主義的、土地合股協作的合作社了，而成了全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合作社，所有土地、牲畜和大農具歸集體所有，所有收入按勞分配。
四、人民公社和大躍進
從高級社向人民公社的過渡，直接的推動力是農田水利建設和興修水利工程。1957年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于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后，許多地方開始突破合作社的規模，試圖通過并社解決統一規劃和集中勞力、物資、資金等方面的問題。因為修建比較大的水利工程不僅需要投入大批的勞動力和資金，也要求站在社會化大生產的角度，對工程進行安排和規劃。同時，考慮農業機械投入和農村工業，也只有在相當大社的范圍內才能興辦。于是從河南省遂平縣查岈山公社開始，全國農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人民公社發展的主要基礎是我國農業生產全面的不斷的躍進和五億農民愈來愈高的政治覺悟”，“說明幾十戶、幾百戶的單一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村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了公社化，原有的75萬個農業合作社改組為26000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99%以上。
不同于原有的合作社只是一個生產組織，人民公社還取代了原先的鄉政府，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人民公社下分幾個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又分為若干個生產隊，實行三級管理。人民公社統管全社生產安排、勞力調配、物資調撥、產品分配和經濟核算，生產大隊負責生產管理和部分經濟核算，生產隊則只是一個具體負責組織生產的單位。在分配制度上，人民公社也突破了原有的按勞分配，具有了一定的按需分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當然，一些地方由于超越階段地對按需分配過于強調，甚至干脆取消了按勞分配，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
在經過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出現的挫折和反復，1961年中共中央制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1962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正式規定了公社一般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指導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營體制逐漸穩定下來，中國農村的發展總體上開始比較平穩地穩步發展。“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指農業生產仍然處于小生產水平，尚沒有達到規模經營的要求，所以在生產隊水平上聯合勞動就足夠了，將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獨立經營，組織生產;一些在生產隊的范圍內難以容納的生產經營項目，如水利的興修和管理、農村工業的發展、大型農機具的使用和管理，以及發展農村的醫療衛生和教育事業等種種，還需要根據不同情況選擇在大隊和公社的層面上來加以解決。1964年毛澤東又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農田水利與農業生產條件產生質的飛躍，改變了靠天吃飯的面貌，上世紀70年代基本結束“大旱大澇必大災”的歷史。同時，國家對農業扶持力度也逐步加大，從1957年到1978年，國家對農業投資占全部國家投資的百分比從7.8%上升到12.5%，對農業工業投入品生產的投資占全部國家中工業投資的百分比從3.0%增長到11.1%，而農業稅占全部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從9.6%下降到2.5%。農業與工業產品的交易價格比也逐步向有利于農業的方向改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逐步縮小。加之人民公社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工業生產，農民轉變身份為公社社員，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也逐步縮小。
人民公社在上世紀60年代以后雖然穩定下來并穩步發展，但是卻并不穩固。除去部分公社領導的官僚主義以及敵對分子的蓄意破壞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矛盾是農業機械化的水平沒有跟上農業集體化的要求。除部分地區外，許多地方仍然以手工勞動和有機化肥為主，機器耕地、收割，科學播種、施肥等都還沒有大規模地推廣開來。因此，人民公社由于其生產的物質客觀條件所限，一開始就存在著單干的要求。在某些地方，特別是比較窮的人民公社，加之部分農民的落后意識，必然要求把人民公社的田地分給每戶農民實行單干，有些地方雖然不敢明目張膽地實行分田到戶，但也開始偷偷嘗試著包干到戶或包產到戶。因此，毛澤東始終認為，“重要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業合作化要不要?是搞‘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鬧單干的是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余，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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