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對于解放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繁榮，解決農民溫飽和保障城鄉農產品供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村經濟發展要求的提高，通過家庭分散經營而使農業增產增收的潛力不大。實踐表明，由家庭分散經營承包土地，可以解決農民的溫飽，卻難以實現廣大農民共同富裕。因此在改革中，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農地制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就必須使農業逐步走向適度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否則，我國農業就難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于是在我國農業深化改革和長遠發展上，就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基本思路：一種是鄧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和反復強調的遠景規劃，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這就是我們黨必須堅持的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前進方向和正確道路。
與此相反，也有一種頗有影響的錯誤主張，就是少數人要照搬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和經營模式，即通過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讓少數農戶集中和壟斷大量土地，搞私營家庭農場，實現西方式的農業現代化和規模經營。例如，有少數堅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極力宣揚我國農地私有化，力陳所謂農地公有之弊，認為農地私有化具有所謂普世性,說“迄今為止，凡是采用市場經濟的國家都采用土地私有制，所以，土地私有是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今天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采用農地私有。……反映了全人類反復試驗后的經驗教訓和智慧結晶”。認為“農村土地私有化是解決農村土地制度中存在問題的有效途徑”。并提出：“如果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絕不可能有那么多對農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奪”。此外，有的學者雖不明確地講土地私有化，但在論及農地各項權能中，過于強化農地所有權之外的其他權能，從而含蓄地表達了他們對農地私有化的主張。在關于農地制度改革的爭論中，雖然觀點和看法多種多樣，但在實質上，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經營模式之爭：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發展之路;抑或是照搬西方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和經營模式。而后者的基本觀點和政策建議，就是主張我國農地私有化和土地自由買賣。顯然，這是他們主張改變我國現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在生產資料上實行全面私有化企圖的一部分。因而在法理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第一，農地私有化主張缺少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我國在改革和發展中必須始終堅持農地公有(主要是集體所有)性質，具有權威的理論和法律依據。從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看，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農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變。”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中，都對我國農地必須堅持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已有明確規定。
我國現行法律對農地公有制規定的直接理論根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其基本文獻。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江澤民指出：“要支持、鼓勵和幫助城鄉多種形式集體經濟的發展。這對發揮公有制經濟的主體作用意義重大。”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斷是：“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中強調“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2013年黨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要求“因地制宜探索集體經濟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不斷壯大集體經濟實力”。
既然黨的基本理論和國家法律對農地集體所有制都有如此明確的論斷和規定，那么它們作為我國農村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理論指導、法律規范和不得突破的“底線”，就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必須遵循和貫徹落實，而不允許隨意更改。
第二，離開我國國情搞農地私有化，不僅無益于而且勢必會阻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農業現代化。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是使廣大農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而不是以社會兩極分化為基本特征的西方式的農業現代化。主張農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并在農地私有化基礎上，走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道路，也可能搞成少數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但決不可能實現我國廣大農村和農業的全面現代化。照搬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現代化道路，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
解決一切“三農”問題的出發點，必須考慮我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在這種情況下，搞農地私有化既不符合廣大農民的現實利益，也不代表農民的長遠利益，有悖于共同富裕原則。農地私有化的第一步看似公平，農民都“耕者有其田”。但如果一旦農地私有化，不僅是對當年我國農業合作化的全面否定，而且按照其客觀經濟規律，大量土地會通過自由買賣，而向少數人集中和被私人壟斷。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演變的必然過程。
從其演變的過程看，它首先表現為農地產權及其權能的暫時統一，即把農地的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等都歸個體農民支配，其直接后果是實行農地私人所有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截止2012年，我國大陸人口有13540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6422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47.4%;2011年中國耕地保有量為18.2476億畝，人均不足1.4畝;而在人口密度較大的江蘇、浙江、四川等地，人均耕地不足0.5畝，人多地少的現實將長期存在。美國現有3.3億人，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1.8%。1998年，美國農業人口僅有500多萬人，約有219萬個家庭農場，每個家庭農場平均有176公頃耕地。如果我國像美國那樣，搞以農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基礎上的家庭農場，那意味著絕大多數農民將失去土地，而沒有基本的生活依靠。
同時，目前農民已不再是一個統一整體，而被分化為若干層次。對那些從事非農產業并且收入較高的少數農民，土地不再是其生存之本，農地私有化意味著其資產性財富的增多。而對于那些未能或沒有完全脫離土地，并在從事農業和兼業生產的億萬農民來說，農地私有化意味著他們在面臨各種風險時，可能將土地出賣或抵押，從而成為失地農民，即喪失勞動對象和生活來源。因此，廣大農民從農地私有化中獲取所謂完整的土地權益，是轉瞬即逝的。農地私有化的過程，必定是大量農民的小塊農地向少數人集中和兼并的過程。這種農地壟斷不同于其他可以再生或可移動的生產資料的壟斷，其后果比其他任何壟斷都更為嚴重。農地私有化并不能真正給予廣大農民以現實利益，也不代表他們的長遠利益。正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言，中國“土地私有化的壓力不是來自多數農民，而是來自想從中漁利的新興政治和經濟精英”。
農地私有化不利于國家糧食安全、新型城鎮化的有序推進和統籌城鄉發展。我國土地資源極為有限，各地土地的質和量分布很不均衡。這表明，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糧食生產主要依賴于特定和有限空間上的土地資源。為此，從保證糧食生產和供給的戰略高度看，農地的集體所有更有利于國家加強土地的規劃和管理。如果搞農地私有化，那么我國18億畝耕地的“紅線”，將更難保證，全國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就缺乏必要的保障。
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只有堅持農地的集體所有，并逐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才有利于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一個國家農業發達程度以及能否實現農地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與農地私有，是沒有必然的聯系。例如，印度的農地是私有的，但其農業很不發達，農業規模化經營水平很低。我國能否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關鍵不在于農地的私有化，而主要在于：一是能否實現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有效流轉(同時農地流轉不一定導致土地的連片規模);二是能否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種植業的大量轉移;三是能否促進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應用。誠然，農地私有化可以促進土地流轉，能為農地規模化經營提供可能，但“在土地權利越來越屬于農戶個體，甚至要求土地私有化的背景下，土地流轉是可能的，但土地調整連片卻是困難的”。因為，同一片土地極有可能屬于不同的所有者。同時，農地私有化并不能直接促成農村勞動力非農化。只有當工業和服務業獲得大發展，而使大量農民在城鎮能夠穩定就業，而不再依賴土地，并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時，才能實現大量農民的非農化。此外，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應用，主要取決于整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和農村集體經濟力量的實力，而同農地私有化沒有直接和必然的聯系。既然農地的私有化不可能創造出我國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的基本條件，那么農地私有化對于我國農業現代化有何意義呢?
第三，主張農地私有化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背道而馳，它將會毀掉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主張農地私有化的實質，是要否定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毀掉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因為，一旦我國農村和農業被私有制所支配，那么勢必會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而這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歷史進步的總趨勢。馬克思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經歷了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那里，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后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無論小地產或大地產方面的情況都是這樣。因此就必然地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
所以，體現在生產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所有制及其實現形式始終是基于生產力的發展而演進的。從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到階級社會的各種形式的私有制，再到社會主義社會新的公有制，是所有制形式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農地私有化不符合世界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更不符合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要求，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動搖和歷史性的倒退，是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偉大目標和任務相背離的，也會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全局。
總之，在適應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改革和完善農地制度之時，社會多方關注農地改革的走向，農地制度改革面臨多個路口，從根本上說，我國所面臨的是通過改革，堅持和完善現有的法定的農地制度，還是實行農地私有化，這個抉擇是不可避免的。堅持和完善農地的集體所有制，以利于我國農業的長遠發展，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必須始終堅持的原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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