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65華誕
共富村的城鄉一體化
——要公有共富不要城市戶口
賀普霄
前 言
最近，網上熱炒的九成農民要地不要城市戶口。這說明他們希望能像劉莊、南街村、周家莊人民公社、華西等成千上萬的公有共富村、社的社員那樣，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消滅私有、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消滅城鄉差別。因為土地不僅是農民生存發展之本，也是國家生存發展之本。沒有土地，在哪兒去發展。這就是土改時講的：“土地就是鐵飯碗，有了土地就有飯;土地就是剮金板，有了土地好發展”的道理。共富村社的社員其所以能綜合發展成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學商五倍一體，社員都過上了沒有貧富差別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就在于在自己廣闊天地的土地上發展的結果。比那國企被賣的下崗失業有城市戶口的工人老大哥可幸福多了，也比那一刀切個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出去打工的農民兄弟幸福多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永遠是根本，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因之，城市戶口不是解決中國九億農民的根本問題，只有公有共富城鄉一體化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共富村社的社員是林中鳥，在廣闊的森林中自由自在地休養生息，傳宗接代，興旺發達地生存著;不是下崗失業工人、土地被賣成了城市戶口的籠中鳥，自己的生活都很難保證，那怎能考慮子孫后代的安危。這就是九成農民要地不要城市戶口的緣由——要公有共富，不要城市戶口。
在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之際，現將筆者十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等有關文章匯集成《共富村的城鄉一體化》一書，請網友指導。
目 錄
姓公的蛋糕是人民受益的柱石
——一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敢走別人沒有超過的路
——二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的關鍵農民領袖
——三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用公有共富核心價值觀精忠報國
——四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持續發展
——五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不忘過去牢記土老祖宗持續發展
——六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毛澤東思想/公有共富 中國唯一正確的旗幟/道路
——七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三不一少為腐作倀
——八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反對三不一少就是反修防修
——九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共富村人的公心公有共富
——十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共富村正道是滄桑
——只有堅持公有才是真正的改革
姓公的蛋糕是人民受益的柱石
——一談共富村的城鄉一體化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
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毛澤東
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放棄公有制，一定完蛋!
——錢學森
在網上看到總理“李克強《求是》刊文：談做蛋糕與分蛋糕”一文中提到：
城鄉二元結構是不合理經濟結構的突出表現和重要根源。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必須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為此，要進一步放活農民，放手讓農民去闖市場，形成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相輔相成的局面······促進農業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
從以上文字上看不出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原因。這也是喊了30多年(用總理的話說是36年)的化公為私不但尚未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因為一刀切包產到戶的農村已經成了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城市成了國企被賣性質即變，領導階級包身工現。工農聯盟已被拆散，兩極分化(含二元結構城、鄉內部都在擴大)那是必然。讓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掌握70%社會財富，2012年5%最高收入群體與5%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超過234倍(中國社科院)，基尼系數0.61(西南財經大學)不少農村成了993861(老人·婦女·兒童)部隊的戰爭景象(抗戰時青壯年男子被抓兵，現在被包產到戶所致的新三座大山逼得進城掙錢謀生)——“放手讓農民去闖市場， 形成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相輔相成的局面······促進農業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這不是在開天大的玩笑嗎!只能是36年私有化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吧!只有將城鄉二元結構原因找到了才能對癥下藥，否則這樣的“談做蛋糕與分蛋糕”比馬列主義還馬列主義。因為馬列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此文可指導一二三世界了。文中無共產黨信仰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那只能將剩下的那些公有制繼續私有化而已。
城鄉二元結構的真正原因
筆者認為，城鄉二元結構通常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農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在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特別是包產到戶(當時就有包產到戶，農業機械入庫的標志)以后;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高于人口眾多的農村等。這種狀態既是我們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農村相對貧困和落后的主要原因。這種二元結構是舊社會留給中國的。以前說的“三大差別”在二元結構里以城鄉差別突現出來。因而建國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經過土改、鎮壓、三年經濟恢復后，用過渡時期的總線實行了一化三改。將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變成以公有制(國營和集體)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就為城鄉一體化奠定了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搞機械化、現代化的大農業和多種經營。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美帝國主義為首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們不但支持蔣介石時刻夢想反攻大陸，還發動侵朝、侵趆戰爭，支持印度侵占我國領土，迫使我們不得不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擊印度侵略者、西沙之戰。還有赫魯曉夫叛徒集團制造的中蘇邊界沖突······我們還要支援被壓迫人民革命斗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多余的資金發展農用企業，使農業機械化、現代化受到嚴重影響而滯后，但農田建設和水利建設卻搞得很好。即使在帝修反重重包圍、壓力和經濟那樣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建成獨立自主不斷強盛的新中國，并打破了帝國主義核壟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就在這樣困難時期的教育除義務教育外所有的學校都不收費，對貧困的工農子弟學生實行全包下來;醫院是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職工干部和大學生全部為公費醫療(連掛號費都沒有)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大學畢業進北京比西安工資還低2元(不是現在人為地搞城市越大，工資越高地二元結構)，干部廉潔奉公(毛主席的干部，兩袖清風，現在的干部腐敗成風)。這些現在多被改革掉了而市場化發展三大資產階級。但劉莊、南街村、周家莊人民公社、華西等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就是在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柱石上發展成城鄉一體化。他們頂著復辟的壓力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才敢于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而建成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民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城鄉一體化的基層組織;社員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詳見筆者《共富村宣言》、《共富村是好黨校》、“共富村三部”、《社會主義本質征文選集》)。這就是城鄉一體化的榜樣。但李總理在文中卻念念不忘地將鳳陽贊揚成：“改革開放初期，安徽鳳陽農民在全國率先搞大包干，就是因貧困和饑餓所迫。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體制一改就大變樣，溫飽問題迅速得到解決。我們黨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及時在全國農村推開這項改革，隨后又在城市和其他領域進行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
這段話實質就是李總理對中國改旗易道搞私有化、兩極分化的如實寫照。一刀切學了安徽鳳陽的和你宣揚的安徽鳳陽，也沒有舉出一個村、社能和劉莊、南街村、周家莊人民公社這些共富村、社相比。這就是改旗易道用“三不一少”將其系統成私有化綱領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的根源——36年的土豆燒熟了，經總理這樣的贊揚就再加牛肉······試看(共富村城鄉一體化)天地翻覆。這也是“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為什么能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成讓世人羨慕向往的農村都市，外國人稱其為第二代延安，到這些村來是在中國看共產主義!如果說是“我們黨尊重群眾首創精神”，那共富村才是真正的首創精神，安徽鳳陽是化公為私的“首創”。可見中國的總理卻不知道中國還真正有這樣的城鄉一體的村、社。這就是李總理對其避而不見，聽而不聞，講話、開會、寫文章守口如瓶的結果。但中國人民卻知道，改旗易道起于何地?安徽鳳陽首名狀元;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即變，領導階級包身工現;工農聯盟已被拆散，兩極分化那是必然。這就是一刀切學小崗不學周家莊的必然結果。十八大后的七位常委除了李總理而外，沒有人對安徽鳳陽這樣頌揚過。聯系從今年兩會到現在李總理不斷地給鳳陽這“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人們就更可想而知李總理 “深化改革”的底牌了。
不能再用人均數字來糊弄人
當談及中國經濟增長時李總理說：“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十位躍居第二位，現在我國人均GDP近6800美元，改革和發展的路子走對了，到2020年就會超過1萬美元，以后還會更多。我們通過發展、通過增量來理順利益關系、優化利益格局的余地很大，讓人民群眾普遍受益的空間也很大”。只提這個數字，不提化公為私(將公有制為主體已經優化到公有制不到1/4)致兩極分化收入差234倍以上、基尼系數0.61。既然回避這個現實，那就不提怎樣縮小這個差距，只提“讓人民群眾普遍受益的空間也很大”。那對人民只能是畫餅充饑，就像網友評論的：“有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不走，非要在私有化道路狂奔，等翻車了看你能撈到什么好處!除非當XX”;“那種飲鴆止渴式的所謂改革注定是死路一條”!“誰是‘人民群眾’?是少數投資人，還是大多數的工農群眾?這個才是問題的本質。簡政放權，是需要的。問題是簡政放權放給了誰?是放給了投資人，還是放給了工農大眾”······中國的蛋糕已經做到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分配差距——兩極分化已經到世界之最。這就是筆者多次提到的：改革開放是對的，化公為私搞私有化是錯誤的，官商勾結致兩極分化是最危險的。后兩句已將前一句糊弄成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希望于十八大解決化和怕——打鐵還需自身硬，寄希望于習近平。
只有姓公的大蛋糕才能分得公
文章是“談做蛋糕與分蛋糕”卻避而不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本質)道路。因為社會主義能共富，公有制才是柱石。包賣私有談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如果這樣能實現，馬列主義就多余。這個道理很簡單，分配取決所有制。偉大領袖早說過，有了橋船好過河。共富任務像過河，公有才是船和橋。沒有船橋河難過，共富只能是說客。中國革命勝利后，一化三改橋船造。小崗拆橋把船賣，學它都在河那邊。兩極分化背三山，根在集體被解散。劉莊南街能共富，緣于扎根公有制。學習大寨舉紅旗，自力更生靠集體。“一消二決”要實現，勞動剝削劃清限。根深葉茂富得快，差距縮小村康泰。數十載無刑事罪，那有上訪被收監。路不拾遺村風好，夜不閉戶無偷盜。社會治安自然穩，還是公有共富好。這些村社千萬個，只要愿學能學到。誰家橋船上檔次，定過黃河跨長江。不搞帶色私有化，就靠本質抓住了。這才是：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既不姓社也不姓資，不爭論少數富則資。三不一少罪惡滔天，私有化主變奴根源。共富村其所以能過上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就在于黨組織的成熟——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個人都不占有生產資料，沒有老板，更沒有老板黨員和書記，社員都是村、社三大產業的主人，大家齊心協力做大蛋糕，分蛋糕刀柄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自然能分公。這是中國農民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偉大創舉。和安徽鳳陽的“首創精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是吸取蘇聯解體東歐蛻變、中國改旗易道所致的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賣江山的發了，坐江山的富了，社會主義完了的慘重教訓中覺醒后對著干的結果。如果不信，請總理親臨這些村、社看看，因為筆者已經建議過三次了。再將馬賓等2993人去年兩會前致中央的“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挽救中華民族于危難的呼吁書”(已給總理用掛號發去)看看，就會一目了然。
至于文中提到的“糧食產量超過1.2萬億斤”，人民對其劃了個大問號。但愿它不是《糧倉》電視劇就好。
以上只是讀了李克強總理“談做蛋糕與分蛋糕”一文后，實話實說的一些感想，敬請總理、網友思考、批評、指導!
敢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
——二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同魔鬼結成同盟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
——馬克思
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兵、學、商
合在一起，便于領導。
——毛澤東
敢于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
——習近平
前文提到：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在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特別是包產到戶以后;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高于人口眾多的農村等。這種狀態既是我們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農村相對貧困和落后的主要原因。
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將包產到戶后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導致的993861部隊的“戰爭景象村”回歸到像共富村、社那樣，也就是毛主席教導的：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兵、學、商合在一起，便于領導。(《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這就是成千上萬共富村、社敢于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將城鄉二元結構建成城鄉一體化。只要面對現實、尊重歷史而不是昧著良心的民族虛無主義，就會一目了然。
大家都知道的陳永貴領導大寨社員依靠集體的力量群策群力，戰天斗地治理七溝八梁一面坡的事跡，成為農業戰線上敢于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的一面紅旗，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
吳仁寶下決心帶領華西(江南兩大寨之一)社員用“八年抗戰”搬掉了984條田岸，削平了57個寺墩，填平了39條廢河溝渠，挑走了110多萬方土，用工27萬，把原來的1300多塊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塊改造成400多塊能排能灌的高產穩產大田。從1972年連續6年糧食畝產超噸而成了名震全國的農業先進村，以后多業綜合發展而成為天下第一村。
包產到戶的“釘子戶”、當代愚公史來賀，領導劉莊社員，用20年、投工40萬、挖土200萬方，將黃河古道1.5平方公里上留下的4條3米多深，縱橫穿插的荒溝和河灘七八百個蝦蟆窩、鹽堿洼變成現代化農業園區，使解放前有名的“長工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進入全國溫飽線行列。將解放前“十里草木香，最窮數劉莊，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糧”而有名的“長工村”創建成現代化農村都市的新劉莊。村民依靠現代化集體農場、畜牧場、食品廠、機械廠、造紙廠、制藥廠等企業，堅定不移地走亦工亦農、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村上的產值2008年已突破20億，村民享受住房、醫療、上學、養老等幾十項福利，村民住上了單元含地下室四層470多平方米的樓房。
龍泉村黨支部學劉莊，依靠農業社集體力量花八年時間用黃河水淤灌等大搞平整土地增加農田。2006年龍泉村有13個村辦集體企業中，工業以造紙為龍頭，年生產能力為20萬噸，擁有玻璃卡紙、銅版紙、凸版紙、書寫紙、單雙膠紙、瓦楞紙、黃版紙等四大系列20多個種類的造紙王國。
黑龍江興十四村，1956年由山東移民到這兒，依靠集體的力量人拉犁開荒種地，在搞好農業的同時，林牧工多種經營全面發展，2005年被聯合國冠名“國際生態農業示范基地”。
浙江奉化滕頭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窮根，現在搞生態農業、立體農業，已有“全球生態500家”稱號。
毛遂自薦當生產隊長要“補天”的巾幗英雄劉志華上任后，從“莊稼一枝花，要靠肥當家”入手，先讓地吃飽“肚子”多打糧，人就吃飽了。現在村上擁有食品加工、化工、商貿、房地產、旅游、療養院、養生園等11個經濟實體的“河南省京華實業公司”。
南街村吃包產到戶“后悔藥”后，15年產值增長2000多倍，有 26個廠(公司)、一個現代化農場和旅游公司，2013年年產值突破20億，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建共產主義小社區。北徐莊、龍堂村、土古洞村學南街精神吃“后悔藥”同樣走向共同富裕。看來這包產到戶的“后悔藥”吃比不吃好，早吃比晚吃好。
······
這些村原來都是“莊稼人吃糧，還要國家管”的窮鄉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體力量戰天斗地改土造田把現代化農業搞好的同時發展多種經營，今天都建成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公有共富的農村都市。現在他們對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說是寸土必爭。因為村上的經濟要發展，后代也要發展，沒有土地在哪兒發展。就以村上統一解決村民住宅、土地統一經營這兩項，每家起碼可節省莊基地三分以上和包產到戶的小塊地界也不是一個小數字，再加上機械化、無公害綠色種植、專業化、產業化經營，那土地的利用率、產出率、生產潛力比包產到戶不知要高多少，投資不知要少多少。
江南兩大寨之一的浙江紹興紅山公社上旺大隊，在黨支部書記王金友的領導下，大打造田翻身仗，從1958年開始大戰三年，在11座癩頭山上開出了560畝新茶園的基礎上，緊接著移墳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時還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庫和11座高山水庫。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畝“大寨田”。全村由過去每年吃國家返銷糧9.3萬斤變成每年向國家上交3～5萬斤，且每年還儲存幾萬斤，到1980年，村里儲存糧已達68萬斤。當年的華國鋒、紀登奎、陳永貴、陳慕華等領導人都曾到過上旺，86個國家元首和領導人曾踏進過上旺的土地。將近20年時間，每天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上萬人從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斷地涌進上旺參觀學習。然而這些從1982年包產到戶、企業轉制走回頭路后已成為歷史。上旺和華西，這一對當年江南農業學大寨的老典型，因為在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中國農村改革興起時，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漸行漸遠，最終拉開了無比巨大的差距。(《夕陽紅》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頁)這就是走了私有化老路不吃“后悔藥”的必然結果。
在村辦企業時，這些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和公有的社會主義原則，絕不把村上的地賣給私商和外商，或讓新地主辦“家庭農場”，讓村民在“法律的保護”下，受他們的剝削當殖民地或新長工村。如果這樣把地一賣，就給后世留下不可饒恕的罪惡，只能給人家當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讓人家剝削。即使引進外資和私企老板投資，但其比例、控股權和主動權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體手里。絕不讓私企和“洋”老板牽著鼻子走，更沒有用污辱國格、人格、傷風敗俗之類的“娼盛”來達到所謂的“繁榮”。就像馬克思說的：同魔鬼結成同盟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列寧-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華國鋒時代的中國正是這樣。絕不允許將世界不安寧，特別是對中國周圍不斷搞顛覆活動的美帝國主義這個魔鬼同中國的關系說成是夫妻關系，怕魔鬼怕到連抗美援朝的電影片都封存起來不敢上演的軟骨頭。
這些共富村不僅有現代化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交通、教育、通訊、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等，有的連一些特區就是首都北京不一定能趕得上，僅幾十年無刑事犯罪就是例證。這不僅消除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差距，真正建成安定團結、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的城鄉一體化。城市戶口對這些村社有何用?
這就是敢于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農民的骨氣，也是幾千年封建社會最下層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前無古人，今有來者沒有丟掉老祖宗指出之路的偉大創舉!
城鄉一體化的關鍵農民領袖
——三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 ，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
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毛澤東
人常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 “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書記”。
這話說得多好呀!小到一個村、公社——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大到一個國家——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和列寧-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中國革命從井岡山到毛澤東-華國鋒時代，朝鮮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古巴的菲得爾·卡斯特羅-勞爾·卡斯特羅都是這樣。這就是一個黨的開國領袖及其接班人、一個村社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及其接班人打鐵先需自身硬的必然結果。古巴、朝鮮就是汲取蘇聯解體東歐蛻變、中國改旗易道搞私有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慘重教訓——致國際共運處在低谷的情況下，才應了中國“打虎不離親弟兄”、“上陣不離父子兵”兩句古語。否則，古巴就會被美帝，朝鮮就會被美、韓吃掉，或被其和平演變。那還有社會主義國家嗎!?因為治國先治官，道理很簡單。官是民之首，民是國之本。官民魚水情，力量大無窮。上梁若不正，后患則無窮。腐敗成癌癥，一目了如鏡。“三不一少”患，歷史倒退轉。公有能共富，道理在里邊。要斗私批修，不化公為私。別看莊稼漢，他都能實現：工分副總理，大寨陳永貴，靠集體力量，向窮山宣戰，梁溝坡全治，農業一面旗。抗日英雄漢，晉州雷金河，三次進京城，找中央領導，誓死保公社，人稱“老堅決”。包產(到戶)“釘子戶”，劉莊史來賀，不坐鎮“知府”，兒子“非轉農”[注1]。天下第一村，華西吳仁寶，能上又能下，作為在廣闊。創共小社區，南街王宏斌，為村共富裕，扔掉鐵飯碗。第二南街村，北徐徐德全，南街精神學，北徐偉業創。巾幗女隊長，小冀劉志華，學女媧“補天”，自薦隊長當。不愿當干部，龍泉梁修昌，回隊修地球，“蔡倫”美名揚。“魯班”共富村，韓村河田雄，建筑王國冠，集體做貢獻。特區共富村，南嶺張偉基，人家都分田，他卻在合田。紹興上旺村，金友領路人，學大寨出名，引86國元首[注2]，包產到了戶，已走上歧途。人拉犁開荒，華廷繼續干，國際生態地，龍江興十四。兩代傅書記，相承在一脈，農業搞立體，浙江滕頭村。領袖萬萬千，在此說不完。兩個三十年，涇渭很分明。望共富星火，在全國燎原!
中國改旗易道搞私有化的三十多年，已經充分地驗證了毛主席1939年在《五四運動》和《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所提出的革命者的唯一標準：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革命不革命，標準在民眾：今朝魚水情，你就是革命;明日魚離水，那就不革命;后天劊子手，就是反革命。無論官大小，永遠都適用。誰想來否定，起碼糊涂蟲。廉政和腐敗，一目明如鏡。農民領袖們，根在群眾中，天天照鏡子，五官自端正，隨時可洗澡，健康能防病。
歸根結蒂，共富村、社為什么能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而建成城鄉一體化的農村都市，是在這些土生又土長，斗爭中成長;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黨支部領導下，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跟“三不一少”私有化不斷斗爭的必然結果。在這些村、社，個人都不占有生產資料，沒有老板，更沒有老板黨員和書記。不存在黨的領導沒力量，社會主義沒方向，斗私批修沒對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再商量。一句話老祖宗不能丟，馬列主義本國化開國領袖的旗幟(指導思想)和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根本，農民領袖是關鍵。
[注1] 1970年代，省上讓史來賀農轉非去新鄉坐鎮市委書記，他不但未轉，在當時隊辦企業無技術人才的關鍵時刻，卻反其道而行之將他上大學的兒子史世領“非轉農”回家當農民辦藥廠。劉莊的制藥企業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年產值十多億，成為劉莊的龍頭產業。
[注2] 紹興紅山公社上旺大隊和華西是當年“江南兩大寨”，86個國家元首和 領導人曾踏進上旺土地。將近20年時間，每天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上萬人，從全國各地和國外源源不斷涌進上旺參觀學習。但搞了包產到戶后就成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用公有共富核心價值觀精忠報國
——四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在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階級矛盾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貫穿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在政治戰線、經濟戰線、思想和文化戰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澤東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習近平
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放棄公制，一定完蛋!
——錢學森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不管怎樣描述，都離不開這四個字。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也是共產黨干革命要消滅私有建立公有才能防止歷史興衰周期率，最終建成共產主義而與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的根本區別。如果離開了它，不管在其前面加上什么樣漂亮的詞匯來修飾都是變色。即是初級階段也不例外。因為它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不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絕不能用初級階段來掩蓋化公為私復辟資本主義。特別是打著改革開放旗號，在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三不一少”私有化綱領毒害下，用“一刀切”包產到戶和大賣國企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既不姓社也不姓資，不爭論少數人富的實質就是資——抹殺立黨為公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公有共富社會主義同私有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富資本主義的區別;剝奪黨章、憲法規定的人民的發言權和監督權;讓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官商勾結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三大資產階級剝削有功搞私有化合法化。從而導致0.4%三大資產階級掌握70%社會財富，2012年5%最高收與最低入群體的收入差超過234倍，基尼系數已達0.61的世界之最。這就是改革開放可用三句話來概括的鐵證——改革開放是對的，化公為私稿私有化是錯誤的，官商勾結致兩極分化是最危險的。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用“三不一少”創造者的旗幟并作為指導思想改旗易道，使后兩句已將前一句旗號糊弄成，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這就是人民渴望的以習近平為首的十八屆黨中央解決“化”和“怕”的愿望。
劉莊、南街村、周家莊人民公社、華西、韓村河、興十四村、滕頭村、南嶺村、洪林村等成千上萬共富村、社，其所以能成為城鄉一體化的榜樣，就在于這些村、社在以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成熟黨組織(劃清勞動與剝削界限)領導下，用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公有共富精忠報國的結果——共產黨人精忠報國的典范。要用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公有共富精忠報國，必須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共富村的城鄉一體化——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富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高舉DSK的旗幟，走“三不一少”私有化道路，必然是兩極分化、背“三山”——包賣私有奔小康，兩極分化民遭殃，動蕩不安。這就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旗幟、兩條道路的必然結果。前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精忠報國，后者則是復辟倒退(在此不再贅述。請網友參閱筆者的“共富村宣言”、“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真頂用”、“捍衛人民公社的‘老堅決’雷金河”、《共富村是好黨校》、“渴望十八大解決‘化’和‘怕’”、“老祖宗不能丟”、“狠批‘三不一少’迎兩會”、“到共富村看社會主義”等)。
在那些共富村，只圖個先富的人是不能入黨的，共產黨員必須是帶領群眾集體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中國的共產黨員，只有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有共富精忠報國，我們黨才能一脈相承。黨內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資本家，黨代會就不會有胡潤富豪榜之首700多億和數百億、數十億的數十名代表，還不算更多的多少億的這個書記、那個長的官僚資產階級代表。這些都是“三不一少”使黨變色的寫照。因而，要用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精忠報國，首先必須純潔黨，徹底清除黨內占相當比例并掌握實權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指“土買辦”——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加入外國國籍，但仍在國內盤剝人民血汗)。盡管大部分黨員是好的，但很多實權卻在那些人(包括裸官)手里，這已被懲治腐敗所驗證。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持續發展
——五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毛澤東
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我們共同的未來》
1951年，在我們老家土改時，有這樣一副人人皆知、家喻戶曉的標語口號：“土地就是鐵飯碗，有了土地就有飯;土地就是刮金板，有了土地好生產”。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所致的兩極分化，朝庭腐敗、苛捐雜稅迫使農民走投無路，才揭竿而起。希望造反后能實現均田地、均貧富的平等愿望。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也有此意。現在的國企、礦產、商業、交通運輸等其所以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旗號下，被賣而基本私有化后，就官商勾結逼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的農民賣地(只要能賣地就能當官)。可見有史以來，土地不僅是農民、國家生存發展之本，更是當今官商最后大撈一把暴富的絕招。不少城市附近地區將農民的地賣完后，將蓋得整整齊齊的村民樓房硬拆掉逼其住上高層，再將莊基地官商勾結，發最后一次橫財。有的地賣掉后多少年荒蕪，還美其名曰：這就是城鄉一體化——實質是讓農民變成與“裸官”正好相反真正的裸民。因為“裸官”是將不義之財和親屬都弄到外國，他自己還在中國盤剝，一旦有對其不利的風吹草動，他就偷跑了。然而劉莊、華西、南街、興十四村、周家莊人民公社等成千上萬共富村、社，在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一分地都不能賣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僅綜合發展成為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城鄉一體化的榜樣，而且還是可持續發展典范。
對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的明確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發表的《世界自然保護大綱》。1987年以布倫蘭特夫人為首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表了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份報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并對之做出了比較系統的闡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有100多種，但被廣泛接受影響最大的仍是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的定義。該報告中，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它包括兩個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國人們的基本需要，應將此放在特別優先的地位來考慮;限制的概念，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對環境滿足眼前和將來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的戰略。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社會可持續發展，生態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真正實施者是仍然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共富村、社，并給全國做出了榜樣，也引起世界的關注。包產到戶和賣國企的發展，只能是兩極分化民遭殃、三代同下崗、祖孫都流浪的“裸工”、“裸農”的倒退——地下資源被浩劫完，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國家財富三大資產階級壟斷(0.4%者占70%社會財富)，人民身上新三座大山(5%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群體差234倍以上)。
共富村、社的社會可持續發展：他們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理直氣壯地按當地的天時地利人和，在解決吃飯問題的基礎上，綜合發展。頂住來自左右的干擾，特別是包產到戶搞私有化的干擾。長工村里長工后代史來賀寧當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在報上點名受攻擊、批判，也要走一化三改后自己確信的公有共富的“集體富，群眾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讓美國女記者兩次來劉莊，在社員家住一個多月后，非常感慨而激動地向世人說出了：“還是劉莊好，還是社會主義好!”抗日英雄十七烈士慘案唯一幸存者雷金河，寧三次進京找抗戰時結交的中央領導，死也不怕地不包產到戶，終于捍衛住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周家莊人民公社，成為研究中國人民公社的活教材;王宏斌吃包產到戶的“后悔藥”后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連寶島臺灣省的電視臺也專門采訪報道南街村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這些村一分地都不能賣給外商和開發商，即使引進資金(含外商)，也是在村集體的統一領導和控制下。就象馬克思教導的：同魔鬼結成同盟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這些村已經或初步建成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民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城鄉一體化的基層組織。社員們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餋，病的所醫，居有其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幾十年無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因為這兒無老板和老板黨員，社員都是集體三大產業的主人，在公有制三大產業平臺上平等上班，蛋糕越做越大，分蛋糕的刀柄在自己手里，分配當然公平。
共富村、社的生態可持續發展：他們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視生態環境的治理，現已建成人與人、人自然和諧相處，空氣新鮮，環境優美，生態相對平衡的美好環境。因為社員都是三大產業的主人，不存在承包期限，將眼前和將來統籌安排，規劃長遠。如黑龍江興十四村，1956年由山東移民到這兒，依靠集體的力量人拉犁開荒種地，在搞好農業的同時，林牧工多種經營全面發展，2005年被聯合國冠名“國際生態農業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頭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窮根，現在搞生態農業、立體農業，已有“全球生態500家”稱號……然而，李克強總理宣揚的安徽安徽鳳陽卻榜上無名。
共富村、社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各自都有數個到數十個現代化的一、二、三產業，產值在數億、數十億，華西則更多而成為天下第一村。在此不再贅述，請網友參看筆者相關文章。這些村、社的干部和社員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鼓，充分發揮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威力，正如毛主席1955年農業合作化初期，對《對多余的勞動力找出了出路》一文的按語所贊揚的那樣：“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這些村、社已經初步或基本發展成“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
但包產到戶、國企被賣的各行各業，那一個能和這些共富村相比。就連李總理從“兩會”到《求是》的文章“談做蛋糕與分蛋糕”僅兩個月就幾次念念不忘安徽鳳陽，也沒有舉出一個村建成了城鄉一體化，更不能與這些村、社相比而自我贊揚改旗易道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改革開放初期，安徽鳳陽農民在全國率先搞大包干，就是因貧困和饑餓所迫。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體制一改就大變樣，溫飽問題迅速得到解決。”然而，這些共富村、社“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仍然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解決溫飽不在話下地為城鄉一體化做出了榜樣。這些村被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多種媒(連祖國未統一的臺灣媒體)炒得火熱，難道我們的總理還不知道嗎!?
總而言之，國企是社會主義工業生存發展、可持續發展之本;土地不僅是農村生存發展之本，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城鄉一體化之本;二者都是社會主義中國生存發展、可持續發展之本。賣國企、包產到戶-賣地將大多數工農群眾必然搞成“裸工”、“裸農”。這就是“三不一少”改旗易道給公有制社會主義中國帶來的災害難——首先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宣揚他們自己失去民心的信仰，把人的思想搞亂——信仰危機;再搞包產到戶、賣國企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讓四五千萬工人下崗、失業成為名符其實的裸工;讓兩三億農民工為謀生妻離子散到處流浪，讓農村成了老人和近兩億婦女、留守兒童的993861部隊的戰爭景象。因而，中國要讓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必須正本清源。首先狠批、徹底清算三不一少，且越早越好。這樣才能像共富村、社—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斗私批修，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讓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共富村、社，在960多萬平方公里的東方中國大放光芒，永放光芒!
不忘過去牢記老祖宗
——六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
南街村、劉莊、華西、周家莊人民公社成千上萬共富村、社，其所以能建成農村都市而成為全國城鄉一體化的榜樣，就在于以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成熟的黨組織沒有忘記過去，就能牢記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共產黨人的領袖——老祖宗，就能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背叛。
炎黃子孫有五千年歷史，是世界文明古國。僅以造紙、印刷、指南針、火藥四大發明和航海、絲綢之路為例，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與世界人民的交往都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暫不詳談，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天安門廣場建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三個時間段為例。即三年解放戰爭時期(1946—1949);三十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1949);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是指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整個民主革命時期(1840—1949)。而1840年則是中國受侵略的開始，1840年鴉片戰爭，讓中國從此彌漫著滾滾硝煙，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標志著中國近代史開端。內部敵人：反動派，清政府;外部敵人：侵略者。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化三改，終于讓中國人民走上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奠定了基礎。
捍衛人民公社的老堅決雷金河與中國共產黨同年生，1943年參加抗日工作就是民兵隊長，次年入黨，用地道戰、地雷戰等多種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痛擊日本侵略者。他以過人的膽大不怕死而著稱，曾孤身一人腰插兩把盒子槍闖入偽軍駐守的炮樓，對偽軍警告教訓一番后，又大搖大擺地走出來，嚇得偽軍不敢吭聲。他的英勇更讓日本鬼子聞風喪膽，因而對他恨之如骨，曾懸賞多少大洋要買他的頭。更令人敬佩的他是當地“十七烈士慘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他帶頭走一化三改的道路并任農業社、人民公社黨政領導。他把農業社和人民公社有關政策、章程，結合自己公社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將社員的勞動工分搞得精細明確。其中特別明確地規定，干部的待遇不許高于社員的平均水平。這既貫徹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體現了巴黎公社精神——為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對公職人員只付給相當于普通熟練工人的工資，也調動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創造性，并培養了全心合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個人先富起來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畜牧業、榨油廠副業、社隊企業等多種經營，使農產品就地加工增值以增加社員的收入和人人都能享受的福利，也就是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萌芽。
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是新鄉黃河邊“十里草木香，最窮數劉莊;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糧”人稱“長工村”長工的后代 。解放戰爭時他就是支前民兵。解放后為實現他“跟黨走，拔掉窮根，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誓言，依靠農業社、人民公社的力量，用“華北老愚公”的老辦法，花了20年時間，投工40多萬，挖了200多萬方土(將這些土方連接起來，相當于京廣鐵路的長度)，硬將劉莊1.5平方公里黃河古道不毛之地變成良田。在糧棉雙豐收，解決溫飽問題的同時，史來賀又帶領社員發展畜牧業，食品加工，辦機械廠、制藥廠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劉莊的農業全部實現了機械化、水利化的旱澇保收。這個包產到戶的釘子戶是永不生銹的釘子，牢牢地釘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和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上。2003年，史來賀去世后，史世領(1970年代由大學“非轉農”回家當農民)被黨員全票直選為村黨委書記，接過班繼續干。年產值2008年超過20億。
王宏斌頂不住包產到戶和個人承包企業風而違心地隨大流后，發現承包讓群眾受了騙，承包者賺了錢，黨支部落了懶。在社員大字報的轟動下，村黨委立即開“遵義會議”吃“后悔藥”并總結出：“我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體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這是南街村黨委不忘過去、牢記老祖宗，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政黨學說，特別是執政黨學說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一個農村的基層黨組織，連自己村的集體經濟都領導不好而讓個人承包，那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干革命奪取政權就沒有意義了。化公為私就是背叛。
1982年，河北武安白沙村侯二河在老書記突遭車禍離世后被推舉成白沙村帶頭人時，雖然年僅28歲，竟然發誓：“讓白沙村父老鄉親們早一天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侯二河之所以這樣信誓旦旦，因為他生在白沙長在白沙。是白沙這塊熱土孕育了他的生命，是白沙的父老們撫育了他長大，是毛澤東思想哺育他成長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他不能忘本，更不能傷根。他要和白沙人一起奮斗，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做好眼前的工作，要帶領村民共同富裕，在白沙村小區域向共產主義過渡，過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結合的半共產主義或者初級共產主義的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這就是他向來的宏愿和一生的追求！從2003年開始，每個村民都能享受到16項福利待遇。幼兒入托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免費，考入大專以上院校的學生一次性獎勵3000—10000元。18—60歲村民免費參加新農保，60歲以上的村民每人每月獲得200元養老金，每年兩次免費體檢，全體村民免費參加新型合作醫療。······
共富村人的不忘過去，就是不忘從鴉片戰爭到一化三改這段中國人民深受外敵侵略，清政府和反動派的無能，內外勾結的三座大山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和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并實現一化三改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牢記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共富村城鄉一體化的實踐已向世人宣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共是中國人民唯一正確的旗幟和道路——只有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才能先建成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3周年
毛澤東思想/公有共富 中國唯一正確的旗幟/道路
——七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火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這首歌在改革開放前30年是人人皆知、家喻戶曉的革命歌曲。唱出了人民對黨和她的開國領袖毛主席、中國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深厚感情，唱出了黨群關系魚水情……然而改旗易道以來，用“三不一少”私有化綱領來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以權謀私、官商勾結化公為私，讓0.4%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掌握70%社會財富，兩極分化差距超過234倍，基尼系數達0.61的世之最。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的否定其實質是對共產黨的否定、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但他們還要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喊著社會主義口號做虎皮來迷惑、嚇唬人。然而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其所以能興旺發達地成為城鄉一體化的榜樣，就在于堅持走毛主席“一化三改”后的正確道路，依靠集體的力量團結一致，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已建成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農工商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可持續發展的城鄉一體化的基層組織，社員都過上了讓世人羨慕向往的沒有貧富差別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環境優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幾十年無刑事犯罪，那有貧困戶和上訪被收監。
在國企被賣、商業流通、交通運輸諸行業搞私有化和包產到戶所致的993861部隊戰爭景象村，盡管也有黨組織，卻成了深受其害的人們所講的：黨的領導沒力量(其中多數黨的領導是腰纏萬貫)，社會主義沒方向(私有少數人富那能是社會主義)，階級斗爭沒對象(階級斗爭熄滅、取消修正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帶色的DSK來代替。
然而南街村、劉莊、周家莊人民公社這些共富村、社卻是與其完全相反的另一種情況：黨的領導有力量，社會主義有方向，階級斗爭有對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航向。
黨的領導有力量
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的區別在于立黨為公。這些村、社，在以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能劃清勞動與剝削界限而成熟的黨組織領導下，對黨員的要求是，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只求個人選富的人，是不能入黨的。因為共產黨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共產黨員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特殊材料(姓公不姓私)組成的先鋒戰士，是帶領社員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帶頭人。村、社的三大產業均為集體所有，個人都不占有生產資料，沒有老板，更沒有老板黨員和書記。這就是1956年召開的“八大”指出的：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是我們黨成熟的標志。有了成熟的黨組織，就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就能成為領導人民群眾實現黨的宗旨的堅強戰斗堡壘，就能旗幟鮮明地提出消滅私有、消滅剝削走向共同富裕。現在的深化改革，若再將剩下的國企等公有制搞成混合型所有制(其實還是用“三不一少”第二次搞私有制)，那黨內占相當比例(比工、農、兵、知識分子那一個階層的比例都大)的三大資產階級就難以清除，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我們的黨怎能純潔呢!?
社會主義有方向
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在于，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本質)和私有少人靠剝削多數人富。這就是社會主義能共富，公有制才是柱石，包賣私有談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這些村、社，就是靠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威力充分調動起廣大社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結果，就是殘疾人在公有制的平臺上也有合適的崗位，還能當上模范。那有貧困戶!?僅以最新資料：6月20日新華網特發稿報道周家莊：唯一幸存的人民公社; 23日新華社再發專電：“定格”人民公社的周家莊文中提到， 2013年周家莊1.3萬社員除去十多項福利，人均純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農民，高出全國農民純收6000元。這是萬人以上一個公社，其它幾千人的共富村則更高。56歲社齡的人民公社終于讓筆者多次提出的：“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要進天堂雖很難，公有共富是飛船”有了依據。
階級斗爭有對象
這些村、社盡管沒有資本家剝削的明顯的階級斗爭，但仍有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主要是社會大氣候以兩極分化表現出來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實質是公與私的斗爭。那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核心是斗私批修——蘇聯解體東歐蛻變和中國的現實，就是修正主義搞私有化。現在并不是沒有階級斗爭，而是有意回避。“三不一少”取消了修正主義，并不是沒有修正主義，而是和修正主義劃等號了。因而，斗私批修既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核心，也是實現“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的關鍵——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思想領域的綱領。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航向
這些村、社，其所以有成熟的黨組織，黨的領導有力量，社會主義有方向，斗私批修有對象，歸根結蒂是高舉中國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用毛澤東思想育人，與“三不一少”抹殺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本質區別，剝奪黨章、憲法給予人民的發言權和監督權，讓剝削有功在中國合法化不斷斗爭的結果。因為改旗易道，特別是從十四大政治報告開始各屆黨代會政治報告都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作為指導思想的內容，逐步被失去民心的帶色的DSK代替。錢學森于是1989年血雨腥風后就特別強調：“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并留下手筆：“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放棄公有制，一定完蛋!”十八大習近平剛一上任就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這就是對共富村人的所作所為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也是人民希望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寄希望二習近平!
現在讓我們共同放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這首革命歌曲，迎接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93周年。
三不一少為腐作倀
——八談共村富城鄉一體化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在撥亂反正，特別是嚴懲腐敗振奮人心。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不斷落馬，這就讓更大的老虎，甚至虎王的畫皮也隱隱約約的被撕開，不斷地驗證群眾對建國六十多年來干部隊伍的議論：毛主席的干部兩袖清風，華國鋒的干部勞而無功，以后的干部億萬富翁/國庫掏空/腐敗成風(盡管有些夸張)，習近平的干部(指億萬富翁-腐敗成風)鳥在驚弓。
建國初期，當腐敗剛一抬頭，毛主席就發動群眾搞“三反”、“五反”運動，嚴懲了黨內的腐敗、打敗了不法資本家向黨的猖狂進攻，促進了經濟恢復、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國家安定了30多年。當時號稱第一大案的劉青山、張子善，對現在來說，只不過是小菜一碟。7月1日《中國剪報》報道，截止5月底，全國監察機關已發現違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線索188件，已建議將暫予監外執行條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監執行，其中副廳級以上職務犯罪18名。這說明十八大后的反腐不僅要對一些冤假錯案要進行撥亂反正，而且對漏掉的、輕叛的、死了的、退休的、跑到國外的腐敗分子都要進行撥亂反正。這樣才能正本清源，得民心，讓腐敗分子處于驚弓之中。然而群眾紛紛議論并希望，像前公安部部長陶四駒是也能像18名副廳級罪犯一樣重新審定。
據網上資料，1989年陶駟駒接替公安部長職務到1998年為止。在任職期間，他親自批準了公安部下屬經濟實體的資金和沒收的走私款項，挪用來購買房屋。他在94年到97年，用了大概5.5億元，在北京、天津、青島、大連、煙臺、蘇州、杭州、上海、廣州、珠海、深圳、武漢、成都、海口、廈門等15個市城，購買了320套豪華住宅、別墅。又將這些每幢價值一、兩百萬元的豪華住宅、別墅，以每幢僅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當時國務院領導、各部委領導、退休黨政軍高級干部及其家屬、子女等。另外他還用地方海關查收的那些走私販私等款項1.5億多元，供這些高干和家屬到美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或者香港等地去旅游，或者買東西。他還同樣用這筆錢買了三百多塊，多數都是勞力士等名表，以每塊表100～500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當時的中央各部的高干，還有退休高干和家屬。這個案是當時一個非常大的案子。接受禮物的人群中，在公安部黨組的11名成員當中，有7個人接受了禮物;在李鵬為總理的第八屆國務院各個部委辦中，只有5個部的領導沒有接受豪華住宅和名表;在國務院的領導當中，只有4個人的夫人沒有接受名表。也就是說陶行賄的范圍相當廣泛。當副部長李紀周出事后，陶駟駒的問題被揭出來了。但干了一輩子公安工作的陶駟駒手段極為老辣，氣焰十分囂張，一直拒絕交代。他對中紀委副書記何勇說：“沒什么大的(問題)。要叛就叛，要殺就殺，我早已有準備”。陶駟駒“雙規”審查期間，中紀委、總參保衛部曾對陶駟駒在京的兩所住宅搜查過四次。前三次，包括地板、墻壁都搜過了，但僅搜到了一些“禮品”、“首飾”。第四次采用高科技x光探照器，終于在電視機內抄到了數額巨大的匿名存款單、債券(大到多少，未公布)及七萬美元等。在犯罪的證據面前，陶駟駒不得不做出了交代和揭發。被迫交代了這個問題以后，接受了巨額賄賂的這些高官，包括國務院領導、各部委、退休黨政軍高干這些人，是在得到了中紀委的通知以后，才把這些贓物和贓款上交的(都是被迫的，只交一萬元以上，以下則不交)。高官們上交的財物經清點有：121幢住宅、別墅，現金4500多萬元，170多萬美元的外幣，530多件名貴禮品，240多幅(件)國畫、油畫、古玩，200多件名貴裝飾品，85輛歐、美、日高級轎車、旅行車，12艘70噸至120噸的游艇等。其中，12名副總理級(網上有名)高官上交、上報的非法擁有的資金、財產、禮品，價值達1.7億元;52名部級(公布部分姓名)高官上交、上報的非法擁有的資金、財產禮品，價值近4.5億元;兩項合計6.2億元(相差8000多萬元)。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住宅、別墅、3塊名表、2輛轎車(一輛敞蓬寶馬、一輛日制越野);收受賄賂210多萬元人民幣、不記名債券，7萬美元。
對陶的問題是怎樣處理的呢?是中紀委報中央批準，建議對他的問題免于法律起訴和追究;建議停止他的中央委員會職務，建議停止人大常務委員的職務，建議留黨查看兩年。這么大的一個案子最終處理的結果就是這樣。據《法制周報》7月3日以“會計挪用公款1800萬死緩減刑為無期 湖南高院首次公開審理減刑案”報道：現年41歲的劉迪，1998年始任益陽市赫山區地方稅務局計劃財務科經費會計。10年間，她利用職務之便貪污挪用公款1800多萬元。2011年9月1日，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劉迪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當月18日，湖南省高級法院核準益陽市中院的判處結果。“劉迪入獄以來，能認罪服法，服從管教，能積極參加生產勞動，較好地按時、按質、按量完成勞動定額，累計獲得考核分88.3分，無故意犯罪。”經公開審理后，當庭宣布減刑裁定：“罪犯劉迪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刑罰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這是1800萬、行政級別最低與7億巨款部長相差之大——死緩、沒收全部財產與免于法律追究，且上交的比貪污挪用相差上億元，放在1800萬級別最低的死犯緩犯上，還得判處幾個，更不用說那7億涉及到的那些高官了。
這是不是當時的第一大案，現在要不要復查?人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要復查。如果當時把這個案子嚴辦了，受賄的副總理、部級官員一分不少(所有都退，不是萬元以下不退，最低也得按銀行貸款利息加在一起)該退的全部退回，對受賄的高官并根據情節按黨紀、政紀、國法該咋辦就咋辦，對陶駟駒必須依法承辦。那現在的大官就不會有這么多的腐敗。人們下邊也紛紛議論，為什么后30年官員腐敗越來越嚴重，貪污的數值越來越大，級別越來越高，且級別越高腐敗的比例越大?就在于有改旗易道變公有為私有的綱領和護身符“三不一少”。資本家的發家還有個創業過程，然而三不一少的賣國企官商勾結一夜將多少億、幾百億就會變成自己的(如以2006年山東魯能集團改制為例，將738億資產被幾大巨頭官商勾結用38億鯨呑——張宏良等向中央上書);打著“要解決工人吃飯”旗號，將有的國企干脆送給他們。這是對前30年國企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否定。記得當時開會時，大家對賣國企、包產到戶搞私有化很有意見，社會主義究竟是公有還是私有，共產黨究竟是搞共產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主持會議的領導不能解釋。不少領導且多數就只能違心地拿出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絕對權威，讓大家只能服從組織，不許再問，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有的領導引用中央文件說，總書記對權威的話都是完全同意，我們就不許爭論了。有的同志只能氣憤地說：槍桿子在誰手里誰就有理!這就是總書記之外，中央還有比他更大的掌軍權的官。因為自華國鋒的軍權被奪之后，一個相當長時間總書記不是中央軍委主席，黨的最高領導還得聽軍委主席的。人們心里明白，這就是“搶指揮黨”而導致的改旗易道。然而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卻正好相反。以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成熟黨組織是村社工、農、兵(民兵)、學、商一元化的領導者。黨組織是跟“三不一少”斗爭的堅強的戰斗堡壘，黨員是帶領社員走公有共富的先鋒戰士。史來賀就當了51年村黨委書記、雷金河也是幾十年如一日······因而才能頂得住“三不一少”一刀切搞包產到戶，才有了今天的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城鄉一體化的農村都市。社員都過上沒有貧富差別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可持續發展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李克強總理念念不忘的安徽鳳陽及所有包產到戶的村、社，國企被賣的工廠那個能與其相比。上文提到的僅以最近新華社和新華網專稿周家莊人民公社，2013年1.3萬社員除去十多項福利，人均純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農民，高出全國農民純收6000元。這就充分說明公有制的優越。用56歲人民公社的事實批判了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必變，兩極分化那是必然。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既不姓公也不姓私，不爭論少數人富的實質就是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三不一少的滔天罪行。
1964年2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了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同志時，批判赫魯曉夫的“三和一少”，并特別強調，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其實“三不一少”是“不似”三和一少，“勝似”三和一少。共富村就認清了它的本質，才不搞修正主義。
反對三不一少就是反修防修 ——九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
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毛澤東
上文提到“三不一少”“不似”三和一少，“勝似”三和一少。共富村認清了它的本質，才不搞修正主義。這就是說，反對“三不一少”就是反修防修。
“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就像對尼赫魯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一少是，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要少支持世界革命。”(1964年2月29日，毛主席會見金日成的談話)這就是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三和一少”。赫魯曉夫對帝修反要和，少支持人民革命，最后發展成和帝修反同流合污鎮壓人民革命的社會帝國主義的美、蘇兩霸，想稱霸世界。不過好夢不長，早就完蛋了。三不一少則將其一脈相承成地發展成抹殺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界限(不姓社、不姓資)，剝奪人民的發言權和監督權(不爭論，將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批判三不一少改旗易道的《真理的追求》、《中流》兩份雜志，毛澤東旗幟網等硬讓其停刊、關閉)，讓走資派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官商勾結鯨呑國家財富合法化(少數人先富起來)——資產階級不敢公開講的剝削有功的話卻在共產黨內成了有色的理論。讓走資派一夜變成多少億的官僚資產階級(上文提到的2006年山東魯能集團改制，用38億將738億資產被幾大巨頭官商勾結鯨呑了700億。數億、數十億、數百億的資本家、這個長、那個書記都是17大、18大代表。那個資本家的發家史有這么快。然這僅是中國改旗易道中的九牛一毛。難怪他們要舉三不一少的旗幟而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走私有化的道路而否定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大鍋飯”、“餋懶漢”)，致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掌握70%社會財富，兩極分化達234倍以上。
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狠批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不僅在兩次世界各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上,面對面地對其進行斗爭，而且還發表了“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等等，對赫魯曉夫以迎頭痛擊。讓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認清了赫魯曉夫叛頭集團的反動實質和丑惡嘴臉。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對赫魯曉夫叛頭集團的批判斗爭，那蘇聯會解體得更早，國際共運中的問題比現在更多。然而三不一少的創造者，利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世界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崇高威望，口頭上承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實質上絞盡腦汁，利用毛澤東時代我們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甚至是他們自己的錯誤，如1958年的浮夸風、社教中打擊一大片的形“左”實右)，大力加以渲染 ，統統都說是毛主席的錯誤。將社會主義公有制說成是“大鍋飯”、“養懶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是第一個否定修正主義存在的無產階級執政黨。實際上不是沒有修正主義，而是三不一少和修正主義劃等號。盡管有的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已經對其進行批判，但國小力薄。未執政的共產黨內就分裂成兩派(即毛主義派和修正主義)。因而三不一少，不僅給中國革命和建設(改旗易道搞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也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極大的危害。要不為什么這幾十年沒有一個共產黨在其國內奪取政權出現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說與其無關。
劉莊、南街村、周家莊人民公社成千上萬成熟的共富村黨組織，在她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寧當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幾次進京找領導······寧死也不包產到戶，與三不一少對著干，終于才有了今天的共同富裕、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的城鄉一體化。這就是旗幟和道路永遠是根本，私有化歸根是禍根。
當今中國的兩極分化和腐敗，特別是高官的腐敗和侵占財富的驟增這么嚴重，為什么沒有出現“葉利欽”呢?
第一，在于上有數以萬計的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干部(包括在職)，盡管大部分已經離退休，但他們退而不修，以馬賓(鞍鋼憲法起草者、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現已百歲)為代表和多數老部長及數千人聯名、多次給中央寫信，批判改革開放走邪路。在2006年“兩會”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和4000多名離退休高干也都疾呼)揭發《物權法》違犯憲法的公開信，獲得200人簽名而使其“擱置”;據有關資料，2007年“兩會”前夕，鞏獻田再度成為熱點人物，公安部門和北京大學找他談話，要他“閉嘴”，停止串聯簽名，不要再在網上發表文章……兩會期間鞏獻田終于“消失”了。與此同時，兩會前上邊還派出數十個演講游說團，前往各地游說五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甚至在投票上……終于讓這部違憲而保護鯨呑國家財富的三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物權法”通過了。
第二，是共富村在全國各地的實踐，不僅讓中國人民羨慕向往，也引起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臺灣省)的關注，各種媒體多次采訪報道，并稱到這些村社來參觀、旅游、采訪，是到中國來看共產主義。這就是世界人民對中國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建設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寄予的希望。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全國人民的極力反對。日本侵略者，那么猖狂;蔣介石有美式裝備的800萬國軍，也招不住全國人民齊參加的“小米加步槍”的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特別是后者兵敗如山倒，讓日本人回到老家，蔣介石跑到幾個島上去了。
這就不難看出，即使有“葉利欽”也不敢輕舉妄動，寧肯在群眾意見多時，將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話請出來做掩護，讓三不一少作護身符，再通過法律特別是《物權法》來保護他們剝奪國家的財富和人民的血汗，也不敢走蘇聯最后的道路(正如有的順口溜所揭發的那樣：共產黨把法制全了，大蓋帽把天遮嚴了，人民沒有四大了，腐敗分子不怕了)，先將人們的思想信仰，特別青年人的思想搞亂，即使不走蘇聯最后的道路，其實質也就是蘇聯的道路。蘇聯變成社會帝國主義，中國就可成為社會資本主義。然而，三不一少的算盤打錯了，正如毛主席預言的：“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成千上萬共富村、社的蓬勃發展，軍內徐才厚的清除就是這樣。
顯而易見，共富村反對三不一少，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是從戰術上入手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以達到戰略上的反修防修。從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的撥亂反正，人們相信，共富村的星星之火，定能在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在全國燎原!
共富村人的公心公有共富
——十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
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
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毛澤東
共富村其所以能夠共同富裕，除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外，還必須有公心(為公)的思想政治基礎。如果沒有這個思想政治基礎，那公有制也會變成私有。改革開放前人民公社和國企的公有制為什么能變成私有制，就在于讓個人先富起來的私有化綱領“三不一少”作指導，使人的私心，特別是走資派的私心泛濫而失去公心，利用他自己掌握的特權以權謀私、官商勾結化公為私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化三改”，為什么能將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改造成以集體、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在于公心的作用。要讓人們樹立為公的公心，并很好的發揮作用，那就離不開公心的老祖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有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為公的公心才能不斷地深入人心，讓私心變公心，并得到鞏固、發展和提高。才能先建成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毛主席預言的“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上文已論證了中國地方大，人口多。中國人民解放軍悟高，就是思想政治上公心的集中表現。領導秋收起義的毛澤東同志，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放棄攻打長沙，將秋收起義的余部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對部隊進行改編(著名的、劃時代的部隊“三灣改編”)后上井岡山，并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班有黨小組，連有黨支部，營團建立黨委。這支部隊就在他親自締造、領導和直接指揮下，以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而成長起來的真正的人民軍隊。七八十年來的實踐證明，這支軍隊是不可戰勝的。就連到處稱王稱霸的頭號帝國主義——美帝也不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就怕毛澤東思想化。還有大慶、大寨這個工業、農業戰線上的兩面紅旗和辦好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法寶的“鞍鋼憲法”等，都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在公心、公有的基礎上集體智慧的結晶。改旗易道后為什么不提這些，甚至還受到歪曲批判，甚至誰想稱王稱霸，首先在奪軍權，想用搶來指揮黨(不過“也不要緊”)，就在于私心和私有制與公心、公有制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不僅解放軍反對，人民也不答應——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筆者在三談共富村城鄉一體化中，特別強調“城鄉一體化的關鍵農民領袖”。這些農民領袖不是李闖式的農民領袖，而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上京趕考”的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立黨為公(公心)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農民領袖。這個“公心”既不是共富村人頭腦里固有的，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正確的旗幟和道路上，從土生又土長，斗爭中成長的社會實踐中鍛煉、培養起來的。他們不忘過去、牢記老祖宗(《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因而就能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共產黨就是要干共產主義，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步一個腳印為實現這個大目標而奮斗;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而成熟的黨組織，就能成為實現這個大目標堅強的戰斗堡壘——只圖個人先富的人是不能入黨的——黨員是帶領社員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特殊材料組成的先鋒戰士;就能旗幟顯明的消滅私有、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為共同富裕掃清道路——村、社的三大產業均為公有，個人都不占有生產資料，沒有資本家老板，更沒有老板黨員和老板書記。因而，就能充分地調動起組織起來的為公的社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地制宜地發展成各具有自己優勢(劉莊是制藥王國、南街村是食品加工王國、韓村河是建筑王國、北徐莊是飼料養豬王國、龍泉村是造紙王國等等)的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基層組織;社員都過上了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已經成為中國城鄉一體化的榜樣而受到世人的羨慕和向往。
上文提到的鞍鋼憲法的起草者百歲老干部馬賓同志，他的八榮八恥，很能說明共富村人的公心、公有和共富。
一，以維護公有制為榮，以鼓吹私有制為恥;
二，以依靠群眾為榮，以依賴“精英”為恥;
三，以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榮，以迷信帝、資、修為恥;
四，以勞動神圣為榮，以剝削壓迫為恥;
五，以集體主義為榮，以自私自利為恥;
六，以忠誠革命為榮，以忘本變節為恥;
七，以“造反有理”為榮，以甘當奴才為恥;
八，以自力更生為榮，以賣國投降為恥!
馬老用前后對照將前三十年真善美的河東同后三十年假丑惡的河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主人同奴才，勞動同剝削，愛國同賣國，忠臣同漢奸，以人為本同以官為本，公有共富同私有兩極分化，共產黨同法西斯，群眾路線同官商勾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修正主義改旗易道……入木三分地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前三十年的八榮，已被后三十年的八恥顛倒成“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正如錢學森同志在血雨腥風的1989年后警告的：“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其手筆“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放棄公有制，一定完蛋!”一句話，只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改旗易道的修正主義針鋒相對地斗爭，才能用八榮戰勝八恥，中國才有希望。人們相信，在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隨著反腐深入的撥亂反正，以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精忠報國，打鐵先需自身硬，那共富村的星星之火定能在全國燎原!
共富村正道是滄桑
——只有堅持公有才是真改革
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認為，比較容易改革的都已經改了。剩下是難點，可實際上是兩個大問題。第一個是利益集團。他們認為，改革有損于他們的利益，因此，有各種不同的反映。第二個是制度慣性。老路走慣了，走新路總是這兒不合適，那兒也不合適。將二者稱為“硬骨頭”(中國剪報，2014年3月11日)。
什么是利益集團?人們下邊紛紛議論的是0.4%的人掌握中國70%社會財富的三大資產階級——以官僚資產階級為軸心的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后者有洋買辦和土買辦。洋買辦指外商，土買辦即為中國的兩大資產階級轉入外國國籍，但仍在中國盤剝。
建國后的前30年已經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但為什么能出現這種情況?其答案就是改旗易道——在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私有化黑綱領指導下，將個人凌駕于黨中央和中央主席華國鋒之上，大搞“一刀切”的包產到戶、大賣國企并給其上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戶口，再用違背憲法的《物權法》將其“合法化”。從而導致0.4%的三大資產階級掌握70%社會財富。《中國剪報》2013年10月22日，以《前400名中國富豪總財富34746億》為題摘登《國際金融報》10月18日《福斯特》2013年中國富豪榜顯示，排名前400位富豪的總財富達34746億，相當于全國13.4億人口上半年GDP的1/7(14%)。盡管未涉及這些人的身份，但可以肯定他們是三大資產階級。再聯系2013年7月23日，《生活文摘報》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最低收入的5%家庭收入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0.1%;最高收入的5%家庭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2012年全國家庭人均收入13033元，最低收入的5%家庭人均只有1000元，5%～10%家庭人均2000元，最高5%家庭人均343000元，是前者人均343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于2012年底，中國基尼系數為0.61，中國收入不均和兩極分化嚴重，已經超過美國。這說明現在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了，那還能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現在絕不能回避這些問題而空喊深化改革。只有睡在公有制床上的共富村、社的社員，才能完成共富夢——中國夢。否則，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黃粱美夢。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革命戰爭的艱難困苦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根據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得出：“東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何況經過半個多世紀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中國人民，經過新舊社會、公有與私有兩層天的對比，堅信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不是夢。以抗日英雄捍衛人民公社的“老堅決”雷金河為代表保住了周家莊人民公社、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為代表保住了劉莊的公有制、吃包產到戶“后悔藥”王宏斌為代表讓集體經濟又無可奈何花又開，并提出創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等8 000多個公有共富村、社，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咬住公有制不放，頂住“三不一少”私有化的歪風邪氣，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并以實際行動與其進行堅決地斗爭。經過30年河東、河西的對比，終于讓公有共富的真善美使私有化的假丑惡在實踐面前顯了原形——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包賣私有奔小康兩極分化民遭殃動蕩不安——涇渭分明。賣賣賣廠賣完祖孫都下崗;搶搶搶地搶光三代同流浪——必須維穩。這些共富村、社不僅讓中國人民羨慕向往，而且讓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種新聞媒體采訪報道，稱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來這些村采訪、參觀學習、旅游是“到中國來看共產主義”。用“延安”、“共產主義”非常中肯而崇敬的語言將這些村、社舉什么旗，走什么路，跟什么斗的問題講清楚了。
今天，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發展著的大寨村、劉莊村、周家莊人民公社、南街村、華西村、興十四村、滕頭村、南嶺村、杭民村、洪林村、韓村河村、北徐莊村、小冀鎮東街五隊、龍泉村等8 000多個真正社會主義榜樣的村、社。它們在土生土長，斗爭中成長的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基層黨組織領導下，從各自的天時、地利、人和出發，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都建成有自己優勢的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的數個到數十個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一二三產業，年產值分別達數億到數十億元(華西村則更多)。當年的人民公社社員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環境優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幾十年無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將中央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標準，完善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的24個字，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然而用“一刀切”搞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賣國企搞私有化只能是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不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必變，兩極分化，那是必然。那怎能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據筆者親臨南街村、劉莊、小冀鎮東待五隊、龍泉村、韓村河等村學習調研，并參考周家莊人民公社等大量資料，對這些村、社的發展歷程可莊嚴地向世界宣告：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不是夢，只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始終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堅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狠批“三不一少”，永葆姓“公”不姓“私”定能實現。因為他們沒有利益集團，是跟制度慣性——私有制的斗爭中才走上新路——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本質正道。
毛主席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時明確地指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讓帝國主義這種預言徹底破產。” 30年的改旗易道正好是第三代和第四代所為(兩代為首的是一、二代)。盡管已經搞了私有化，黨代會有數十億、數百億的代表逐屆增加，還不算比其更多的這個書記、那個長的官僚資產階級。據有關資料，不少資本家入黨已在黨內占相當大比例，甚至超過工農比例;公有制大約只占20%(數千人給中央上書)。但由于黨內的先進分子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與其進行堅決的斗爭，中國還未走上蘇聯最后的道路。要讓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寄希望于以習近平為首的十八屆黨中央。一年多來的反腐敗、撥亂反正，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要反腐徹底，必須堅持發展壯大公有制，在私有化(三大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官僚資產階級是制度的慣性的主要代表)上動刀子——真正改革的難點和阻力。絕不能再讓僅剩下的公有制再搞私有化。因為私有制是三大資產階級入黨、掌握黨、政權的“法寶”——“三不一少”黑綱領的必然結果。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榜樣就在劉莊、南街、華西、周家莊人民公社這些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筆者已經兩次建議習近平七常委去這些村、社調查總結，并讓他們在兩會上答中外記者問。這算第三次建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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