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階段為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那時的村干部大多是“毛式干部”，對干部的要求主要是“紅”、“權威”;第二階段是在1980年代末特別是1992年之后，這一時期的村干部大多是“鄧式干部”，看重的是經濟;第三階段是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強人式干部”。
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村干部經歷了從“毛式干部”到“強人式干部”演化的過程。經過這種演化，農村許多村官也由最初的淳樸變得匪氣，而在一些有公共資源或土地資源的農村里，有的“強人式干部”直接蛻變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里的頭目。據《人民日報》報道，截至2014年4月底，全國有將近10%的基層黨組織被排查為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多位研究農村治理的專家學者，梳理農村村官的進化史，分析農村村官涉黑和農村治理問題，希望可以找出農村治理中的問題和解決思路。
“強人式干部”治村
146份樣本中，多個有村官參與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均最早形成于1992年。而這恰巧也是我國村干部代際變化的關鍵節點。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肖唐鏢教授，將我國村干部代際變化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那時的村干部大多是“毛式干部”，對干部的要求主要是“紅”、“權威”，這一時期遴選村干部最看重個人品德;第二階段是在1980年代末特別是1992年之后，這一時期的村干部大多是“鄧式干部”，看重的是經濟，用的是“富人”;第三階段大約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強人式干部”，這一時期“重勢力、用強人”。
每一階段干部特點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強人式干部”時期，特別是農民負擔比較嚴重的時候，村干部要完成基層政府的稅費、計劃生育等征收任務，往往就要任用自身比較強勢、家族勢力比較大，能夠完成任務的人。“在權力約束比較軟弱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為霸一方，演變到現在，就會有村干部涉黑的情況。”肖唐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種村官的演化不僅停留在理論上，在田野調查中肖唐鏢也領教過。讓他最感慨的是：“官場的壞習慣都傳下去了。”肖唐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帶年輕女老師和女學生下去調研，村官都會有騷擾的行為。以前村官在我們面前顯得比較規矩，淳樸，這幾年就會問，能不能去KTV唱歌、喝酒。”
而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在取消農業稅之前，地痞化的村干部還是非常多的。”賀雪峰認為“強人式干部”治村不僅是基層政府的需要，也是農民的需要。
“之前要繳納農業稅，許多農民本來是不愿意交的。如果再是好人收稅，就收不起來。取消農業稅之前，老好人當村干部是不可能的，一般都是強人治村。”賀雪峰說，強人式干部也有一定的群眾基礎，“農村的小規模經營需要集體給他提供生產生活的集體設施(如農村公路、農田水利設施等)，而軟弱的村干部是無法為村民提供的”。
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每年有上萬億的資源(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投入，2011年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下鄉，這更需要“強人式干部”來管理。賀雪峰說：“比如國家給村莊十萬元修路，村民就會把這個錢當成唐僧肉，村民要求高額補貼，村干部要是不強硬這個錢就沒法用下去，村民們也希望村干部把錢用好。”
涉黑案件普遍存在保護傘
“強人式干部”治理農村，容易滋生黑社會性質組織。
公安部前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在讀博期間就曾關注過農村黑社會犯罪的情況。據其博士論文對30個犯罪組織的統計，犯罪組織首犯或骨干中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鄉鎮干部、企業協會負責人，具有合法身份和享有特殊保護待遇的15人，占50%，其中，鄉鎮基層干部占10%。
賀雪峰曾在浙江、江蘇、廣東和山西等地做過田野調查。相比而言，廣東經濟發達，比較嚴重。而山西因為煤炭資源比較豐富，也容易出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也認同這一點，他認為村官涉黑的重災區在鄉村都市化程度比較高的珠三角、長三角。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磊也在東北和蘇北兩地做過相應的實證調查。他在蘇北某市調研后發現，近3年來，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村官涉黑案件有5起，接收的舉報幾十起。陳磊說，“村官涉黑的情況確實比較猖獗”。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吳毅更愿意把村官涉黑理解為：用非公共化權力來解決公共事務。吳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帶來的危害就是所謂的合法化危機，在學術上被稱為‘合法性流失’”。
那么為什么村官涉黑，這么多年來一直屢見不鮮呢?站在有關部門查辦的角度，陳磊認為是涉黑案件普遍存在保護傘，黑惡勢力能夠借助政治力量干擾案件查辦的因素。除此之外，他覺得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構成要件有著嚴格的界定，涉黑案件查處和認定難度很大也是原因之一。
而這種干擾的無奈，在田野調查時，賀雪峰就已經親身體驗過。“我們一般出去調研都會在農民家里住一個多月，但是在山西調研的時候三四次都住不下來，總覺得有種奇怪的力量逼著我們走”。因此，賀的團隊在農村沒待幾天就撤回，“在里面待著都覺得自己人身不安全”。
“奔著利益下鄉爭搶工程”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學者們還認為村官涉黑難以根除的原因是農村黑社會性質組織滋長有著深厚的土壤。自我國村民自治制度實施后，由于歷史原因，農村治理實際上奉行的是“鄉鎮政權+村民自治”的模式，帶來的結果是，國家行政權力雖然收至鄉鎮，但是功能性權力下沉到村。
農村利益的蛋糕不斷變大，村委會權力的高度集中則為村官涉黑提供了動力和可能性。陳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村委會實際上直接掌握了包括用水用電(指農村的水利和電網)、公共衛生、道路交通、小型水利、土地征用等所有的集體資源分配的決定權。”新世紀之后，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包括村村通工程、改水改電等項目下鄉，讓可供瓜分的“蛋糕”變大。而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集體土地被政府征用又變成了另一塊更大的“蛋糕”。
“黑惡勢力奔著利益下鄉爭搶工程，染指村級班子的情況層出不窮”。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綜合改革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項繼權2014年7月28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而黑惡勢力可以入侵農村治理，項繼權認為這與農村的基層體制有很大關系。這種關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不分;二是基層的權力過分集中，往往是兩委一肩挑。
另一方面，村官涉黑與市場經濟本身發展和發展中不夠完善的利益分配機制也有很大關系。賀雪峰說，黑社會就是要去追逐這個社會的灰色利益空間，而村干部涉黑的動力主要是公共利益中還沒有界定清楚的那一部分利益。因此，他們便通過或者借助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力量來攫取。
陳磊還發現，同樣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在城市居民委員會中很少發現社區領導涉黑的問題。而2011年溫州開始推行“三分三改”政策(“三分”政策將政經[村“兩委”組織與村集體經濟組織]、資地[土地資產與非土地資產]、戶產[戶口與產權關系]分開)，似乎也讓憂心農村治理的學者們看到了希望。“村委會轉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重新走向合作社。經濟上無利可圖，黑惡勢力也就不會滲透了。”項繼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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