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中堅農民的崛起

　　一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不僅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且帶來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在農村也有深刻表現。

　　就全國一般農業型地區而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最大的變化是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農村普遍出現了一個農民家庭中年齡比較大、進城務工經商缺少比較優勢的中老年父母留村務農，而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的家計模式，這種家計模式，我們稱為“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當前農民家庭收入中，大約有一半來自務工收入。目前徹底拋棄了農業收入、全家都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家庭并不多，可能只占到不足10%。全家都留村務農而沒有任何務工經商收入的農民家庭也絕對是當前農村的少數，可能占比也只有10%多一點。絕大多數農民家庭都是年輕人進城務工、中老年父母留村務農的結構。

　　因為中國農村人地關系一直比較緊張，農村中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年輕人進城務工經商，留村務農的中老年人仍然可以輕松應對農地，進行精耕細作。農民家庭的農業收入沒有減少，卻多了一塊務工收入，農民家庭收入增加了。經濟越發展，城市越擴張，城市務工經商機會就越多，就有越多年輕人進城。其中一些人在城市務工經商所獲收入可以讓全家進城而獲得體面的城市生活，這樣的農民家庭就全家進城了，他們的土地就近流轉給鄰里親友。有越來越多年齡比較大的農民也進城務工經商，而留在村中父母年齡已經太大，不再適合種田，他們也將土地就近流轉給鄰里親友。經濟越發展，城市越擴張，進城務工經商的機會越多，就越是有更多農民全家進城，和更多年齡比較大的農民進城，也就有更多承包地要就近流轉給仍然留村務農的鄰里親友。自1990年代以來，這樣一種在農戶之間自發進行的土地流轉面積一直在持續增加，到2013年，全國已有1/5的農地承包經營權發生了流轉，絕大多數是農戶之間的自發進行的不規范的就近流轉。這樣一種自發土地流轉，還會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城市擴張而持續增加。

　　就近的、自發在農戶之間發生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流入土地的主體是仍然留村務農的農戶。有青壯年農民夫妻，因為自己父母太老或子女太小，或正好開有一家小商店，兼有一項副業，當著村組干部，或就是不愿意到城市打工受束縛，而仍然留村務農，這些留村務農的青壯年農民，僅僅種自家“戶均不過十畝”的承包地，耕種規模太小，農業收入不足以維持他們在農村家庭體面的生活。若有鄰里親友進城去了，不愿或不能再種地，這些土地就流轉給仍然留村務農的青壯年農民。這樣，留村務農的一對青壯年夫妻可能會通過流入土地，而有一個適度的經營規模，比如有30~50畝的經營規模。若有了30~50畝的經營規模，這對青壯年夫妻一年農業純收入就可以有3~5萬元，再加上副業收入，這對夫妻年收入就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

　　這樣一種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經濟收入在村莊、社會關系也在村莊的通過流入土地而可以有適度農業經營規模的農戶，就是我們所說“中農”，這樣一種“中農”，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就是留守農村的農民中堅力量，是“中堅農民”，正是這樣一種“中堅農民”，與難以進城的老弱病殘農村留守群體構成了一種相互支持的穩定社會結構，這種穩定結構是當前農村人財物流出背景下，農村仍然保持了穩定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原因。

　　從當前全國農村情況來看，“中農”占全部農戶的比重不大，全國不同地區的比例大約在10%~20%左右，越是人均耕地比較多的地區，中農比例越大，越是土地貧瘠人均耕地比較少的地區，中農比例減小。但從時間上看，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為越來越多進城農民工提供在城市安居機會，就會有越來越多農民全家進城而將承包地使用權流出，從而就可以在農村形成更多“中農”。

　　總體來講，當前中國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大多難以在城市獲得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他們進城務工經商，運氣好，就全家進城安居，運氣不好，隨時可能返回農村。沒有哪一個進城農民敢保證自己進城就有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好運，他們因此就不會將自己在農村承包地的經營權長期地流轉出去，他們傾向以低租金、不規范合同，無固定期限地村內鄰里親友之間流轉。租金高低問題不大，進城失敗回到村里，可隨時要回承包地才是最為重要的。這樣一來，雖然農村“中農”會越來越多，但“中農”卻不一定穩定，而是相對不穩定的形態。

　　農民之間自發進行、沒有規范合同、也無固定期限、租金一般較低的土地流轉，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極強的適應性。農戶之間的土地流轉，是熟人社會內部事務，這種土地流轉看起來不規范，卻受到熟人社會內部規范的強大約束，這種看起來不規范也未簽定正式合同的土地流轉卻極少發生糾紛。

　　因為進城務工經商，對土地租金要求并不高。同時，因為隨時可能返回種地，而對土地流轉期限規定就很靈活，結合起來就是，農戶之間自發進行的土地流轉類似進城農民的風險投資：不要求高額租金卻要有隨時收回承包地耕種的權利。這也充分說明，當前農地仍然具有很強的社會保障功能。

　　當前在農戶之間自發進行的農地流轉類似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秩序，這是一種真正內生社會秩序的市場機制。

　　二

　　農民進城了，但進城農民的承包地卻仍然留在村莊，流轉到具有最強耕作經營能力的青壯年農民，這些流入土地的青壯年農民因為有了30~50畝經營規模，而可以從農業中獲取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有了30~50畝經營規模，這樣的農戶就開始要裝備農機，要關注新的農業技術，要考慮低投入與高產出，因此也就具有與小規模經營有所不同的農業經營品格和農業經營模式。這樣規模的農戶就會更加關注生產基礎設施條件，更加愿意組織起來建設灌溉渠道和機耕道，更有動力承接自上而下的各種資源下鄉。他們是農業新技術的積極吸收者，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推動者，是村組干部和村民代表的最佳人選，是農村社會秩序的維持者。也是農村人情的積極參加者。這樣一個年富力強、年輕力壯的中農，經濟收入不錯，社會地位不錯，自我感覺不錯，又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他們就成為農村人財物流出背景下面，最有生機與活力的建設者，就自然而然成為了“中堅農民”。

　　“中堅農民”的出現，是在中國式農民進城背景下面出現的具有相當獨特性的一種現象，目前這種“中堅農民”的數量還會隨著更多農民進城而增加，且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期。“中堅農民”的崛起，改變了僅僅是農村人財物流出可能帶來農村社會危機與衰落的想象，而使農村社會中具有了一股新生的朝氣蓬勃的力量。這正是當前農村人財物流出背景下，農村社會仍然保持了穩定的原因。

　　全國不同地區，人地關系情況有很大差異，在人地關系較為緩合的地區，因為人均耕地比較多，每個農民家庭都可以有數十畝耕地，這樣的農村，農民就不太愿意進城務工經商，年輕人進城務工也往往受不得約束，進城稍遇挫折即返鄉務農。人均耕地越多的農村，農民進城越慢且越少，而最早到城市尋找務工經商機會的農民，往往是人地關系十分緊張，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的地區。

　　人均耕地在2~3畝的農村地區，戶均耕地即有10多畝，耕種這樣面積的土地，在當下不足以維持體面生存，因此必有大量年輕人進城務工經商，而留村務農的青壯年也很容易通過流入土地來形成適度經營規模，從而形成數量較大的“中農”群體。因為有數量較大的中農群體，這樣的村莊中就會仍然充滿生機，農村社會秩序得以良好維系。

　　因為人地關系情況不同，或人均耕地面積有差異，而形成了農民進城數量的差異和農村中農群體的差異。理解這個差異，就可以理解同樣是農業地區卻有相當不同的村莊社會秩序與治理秩序差異的原因。

　　當然，對中農的理解不能只強調農業經營規模，而應重點看到這些青壯年農民夫婦在農村是否可以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水平。當農村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的青壯年夫婦，其主要收入來源在村莊、社會關系也在村莊時，這樣的農戶就是中農，就是“中堅農民”。也許他們流入耕地面積不大，但若種經濟作物、瓜果蔬菜等勞動投入和資金收入密集農作物，他們也可能獲得比較高的農業收入。再比如他們可以通過養魚、養雞、養鴨、養豬來獲得比較高收入。他們可以在農閑時間搞副業?？梢酝ㄟ^當拖拉機手來獲得服務性收入，可以當村組干部來獲得部分工資收入，可以經營小生意，做些手藝活等等，總之是在農村仍然可以獲得不低收入，可以維持體面生活，這樣的青壯年農民留在村莊，就成為了村莊中最具生機與活力的力量，就成為村莊治理的骨干，就與留守老弱病殘群體形成了一種可以維系和再生秩序的結構。

　　三

　　中農可以是家庭農場。但是，當前國家政策所界定的家庭農場不同于農村土地自發流轉所產生的中農。家庭農場往往強調正規化，強調通過正式、公開、契約式的土地流轉來形成適度規模經營，并且國家給予通過正式公開契約流轉土地形成的家庭農場以政策和財政支持。問題是，這樣一種通過正規土地流轉形成的家庭農場，不僅阻斷了進城失敗農民隨時回村的可能，而且往往是外來資本下鄉形成的規模經營。外來資本與留守老弱病殘群體不可能形成穩定的結構。就是說，即使家庭農場經濟上有效率，在社會結構上卻是嚴重不穩定的，是無效的。

　　自生自發形成的中農是當前農村社會結構中極其值得重視的新生力量。中農的崛起將成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重要現象。研究中農的形成機制、中農的結構及中農在農業生產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將成為政策和學術研究的一個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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