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應告別激進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自序
賀雪峰
一、
城市化，簡單說就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并融入城市，農村人口減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過程。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從歐州開始的現代化帶來了全世界高度的城市化。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過一半生活在城市，歐美日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更是高達80%左右。
從城市化的效果來看，歐美日國家的城市化，可謂又好又快，即不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進城人口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即使失業也有國家提供的保障。歐美日以外的廣大亞非拉國家，無論城市化率高或低，進城人口都有一個極大比例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國家也無能力為他們提供充分的保障，表現出來的就是觸目驚心的城市貧民窟。
歐美日與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效果之所以會形成如此整齊鮮明的對比，根本的方面不是制度安排，而是經濟發展階段及其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所處的位置。歐美日是老牌的發達國家，人均GDP遠高于亞非拉國家，產業也集中在高附加值部分，因此，歐美日國家能為進城人口提供大量高收入、有保障的就業機會，少數進城失敗者，國家也有能力進行救濟。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產業附加值低，城市只有有限高收入就業機會，大量進城人口無法獲得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下來的就業與收入條件。因此，在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進城卻無法獲得穩定就業與較高收入的人口就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就出現了觸目驚人的貧民窟。
這樣一種只與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階段有關，而與制度和政策選擇無關的城市化效果，幾乎是一條鐵律。
二、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產業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人均GDP也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卻在城市外觀上與一般發展中國家差異極大，而與發達國家有得一比，即所謂中國“城市像歐洲”，且中國城市中并無發展中國家都有的大規模貧民窟。中國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條與一般國家極為不同的道路。
與一般國家城市化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其秘密恰在于中國獨特的政策與制度安排，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個基本制度，一是小農經濟，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鄉二元結構。當前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制度安排保證了進城失敗農民仍然可以選擇返鄉;土地制度安排保證了建設用地“漲價歸公”;而城鄉二元結構也已由過去的剝削性結構變成了保護性結構。理解這三個基本制度，就可以理解中國城市化與一般國家城市化相當不同的原因。
至少從目前來看，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因為中國城市化為進城失敗農民留下了返鄉的權利。當農民進城失敗而不得不落入到貧民窟時，他們可以選擇返鄉。相對于貧民窟中毫無希望的生活，農村家鄉不僅足以解決溫飽，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會的支持網絡。或者說，相對于貧民窟生活，返鄉是不錯的選擇。正是農民可以返鄉，中國城市沒有出現一般發展中國家都有的大規模貧民窟。
媒體乃至學界習慣于將中國城市化與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其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更應比較的對象是亞非拉國家，尤其是人口規模與中國接近的印度。在城市化方面，中國要比印度成功得多，甚至比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成功，原因恰是廣受批評的中國獨特的制度。普遍的觀點是，中國要向歐美日學習，與歐美日不同的制度就不是好制度。
但是，我們也許可以反過來看，中國在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就遠好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其中原因可能正是受惠于中國獨特的制度，中國獨特的制度并非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負擔與累贅，而是制度紅利。正是這些廣被詬病的制度為中國提供了現代化的穩定器，為利益調整提供了彈性空間，為國家政策提供了優選可能。若我們可以真正進入中國國情，真正做深入的國際比較，我們應當不難得出這個制度紅利的結論來。
與一般認識不同，我認為，中國未來30年城市化和現代化戰略，必須充分關照國情，充分利用制度紅利。中國應當同時驅動傳統農業、加工制造業和現代科技的三個輪子來推進中國現代化，也即本書所說“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
當前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上，不僅媒體和學界存在誤讀，而且政策部門的認識也存在誤區。當前國家似乎正將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中的成功經驗棄之不顧，正將產生中國奇跡的制度紅利棄之不顧，而盲目學習歐美日的經驗，這種學習缺少時空限定，越來越被概念甚至意識形態話語所遮蔽。我們開始忘記了城市化的中國道路是中國成功的基礎及未來發展的條件。
三、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其實也是現代化的中國道路，這是一個發展經濟學的命題。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問題是，20世紀以來的一百多年，發展中國家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的，除冷戰背景下面“四小龍”的成功崛起以外，鮮有成功的先例。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自20世紀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一直在努力進行現代化的建設，進入21世紀，中國越來越接近實現現代化的夢想了。這個時候來總結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來思考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就不只是可以豐富發展經濟學、豐富現代化理論，而且可以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指明方向。
本書擬討論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以提出中國式城市化與現代化道路及其建議。第一章與第二章會一般性地討論中國城市化的模式、基礎和可以選擇的道路，第三章力圖回答關于中國式城市化的若干“為什么”，第四章重點分析了中國城市化需要警惕的一些激進觀點和政策，第五章試圖提出認識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模式的中層理論，第六章是我近年來發表的自以為還不過時的調查評論文章，第七章則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涉農條款的解讀。
希望本書有助于學界與政策部門在發展戰略上更加深入地討論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道路。沒有發展戰略的清醒，沒有道路上的清晰，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就容易誤入歧途。
讓人憂慮的是，目前中國城市化道路似乎正被誤導，正在誤入歧途中。
是為序。
2014年3月12日上午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后記
還是在剛上大學第二年的1988年，因為讀了費孝通先生的著作，而寫“中國現代化的小城鎮途徑”，以為通過發展小城鎮，就可以獲得現代化所需的規模經濟，同時保留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田園牧歌生活。這種認識中，城鄉關系是一體的。
此后對城市化的認識要比讀大學時深入。田園牧歌式的城市化看來不可能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選擇。那么，城鄉之間是什么關系呢?2002年在寫《新鄉土中國》一書結語時，我提出了鄉村建設的三重意義定位，其中第一重是：“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農村能否充當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定器，對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將具有決定性意義”，“如何才能讓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鄉村治理研究和鄉村建設運動的第一重意義即在于此”。這種認識中，城鄉關系是互補的。
2003年，我系統發揮“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觀點，寫了6萬字的長文“中國農村發展的中長期前景及目前的對策”，寫的是農村，關注的是城市。
此后直至今天，我一直從事農村調查，討論的問題也大都是農村的，但是，一直以來的關注點卻是城市，卻是現代化。一方面，不理解城市化，不理解工業化和現代化，就無法理解農村、農業和農民，另一方面，農民進城、資本下鄉，城鄉之間聯系越來越密切了，研究農村的同時也會更加深入和深刻地認識城市、認識中國特殊國情，包括中國獨特的制度安排。
正是長期從事農村調研，形成了我對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的與主流認識差異頗大的觀點。從城鄉互補的角度看城市化道路，當前政策中強調的“四化同步”就實在值得商榷。在我看來，未來30年，中國現代化應當是三輪驅動的，即同時調動三方面積極性，在三方面下功夫，這三個方面即傳統農業、加工制造業和科技進步，這三者之間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而是相互補充的關系。
深入到對中國廣大農村的理解中，真正進入到中國國情脈絡，有了城鄉互補的認識，再來看中國城市化道路，就不會情緒化，就會比較自信。基于這樣的認識，最近幾年，我尤其在土地制度方面下了點功夫，寫了一些文章，出了兩本書。
及止2013年底，感覺自己對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道路有了一個比較系統的認識，遂決定寫一本專門的書，以求教于學界和政策部門，而在2013年9月草成本書。
這本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書，雖然是討論城市化與現代化的戰略，其底蘊卻仍然是農村研究。王紹光教授說“不了解中國的農村與農民，就沒有資格談中國的城鎮化”，信哉斯言。
本書的寫作和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
本書出版有一定偶然性。2013年7月，有出版社擬將我所寫與城市化有關文章結集出版。之前寫過城市化的一些論文和調查報告，有一些想法，但很不系統。因此決定寫一個比較系統的文字來表述一直以來在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問題上的思考，因此有了本書五章的內容。第六章是之前所寫部分相關文字。第七章則是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涉農條款的體會，正好通過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可以系統地表述我對農村的認識，又正是這樣一種對農村的認識，使我有了對中國城市化的獨特理解。
書稿寫成后，東方出版社的李治華先生希望能由東方出版社來出。2013年治華編輯出版拙著《地權的邏輯II》，精雕細刻，十分專業，現在相邀，盛情難卻，就只好再次煩擾東方出版社了。
本書成稿后曾向一些師友請教，陳錫文、溫鐵軍、王紹光、鄭永年、汪暉等我一直敬重的師友還為本書寫了推薦語，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當然還要感謝一直與我共同奮斗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師生。中心已經成立10年，未來的奮斗還要繼續!
最后還要感謝我的妻子和兒子。
懷念故去多年的父母。
賀雪峰
2014年3月12日下午
于華中科技大學東七樓附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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