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在《北京日報》發表題為“雙向城鄉一體化顯露生機”(2012年11月12日)的文章，以他最近調查為基礎，討論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 因及縮小城鄉差距的對策。他認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障礙，應該通過城鄉發展一體化來縮小城鄉差距。他尤其強調了鼓勵資本下鄉的重要性。厲以寧教授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他的觀點具有極大社會政策影響，因此，筆者對厲以寧教授此文主要觀點進行評論。
一
厲以寧教授的文章首先討論了資本與城鄉差距的關系，他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結合創造了財富，從目前來看，三種資本中的任何一種資本都是城市占優勢，農村屬于劣勢。
更嚴重的是，農村有本事的人都進城了。留在農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殘。這些人留在農村種地，產量低，收入少，跟城市相比，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怎么辦?厲以寧教授認為，能人外遷是對的，留在農村的老弱病殘，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將土地流轉出去，比如出租，同時，由政府給他們安置，有些人還可以進行社會救濟，這樣可以縮小城鄉差距。
能人進城了，老弱病殘的土地流轉出去了，將來誰來種田?厲以寧認為今后種田的主要是以下三種人：
一種是種植能手、種植大戶。他們通過轉包、租賃的辦法，擴大耕種面積，實現規模經營。其他農民要么進城務工經商，要么當雇工。
第二種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社由農民自己組成，土地入股、民主管理、賬目公開，領導人員是選出來的。
第三種是農業企業下農村。農業企業下鄉租地，采用高新技術，帶資本下鄉，帶技術下鄉。農業企業下鄉，其中有民營企業，有港資企業，還有臺資企業，從農民手中租到了土地，規模經營。要鼓勵更多的農業企業對農業進行投資。
厲以寧得出結論：今后中國要改變農民進城這種單向的城鄉一體化，要走向雙向城鄉一體化，愿意來農村經營的就來農村，農民愿意進城打工的就到城里去。這樣不但農業生產率會提高，城鄉收入差距也會進一步縮小。
二
厲以寧教授的觀點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資本下鄉，農民進城，國家養農村老弱病殘。這樣既可以縮小城鄉差距，又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
但是厲以寧教授的觀點有若干缺乏操作性的方面，且似乎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當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狀況。當前中國有大約9億農民，其中2億多人已經進城務工經商，留在農村的大約有7億人，這7億人以386199為 主，即以婦女、兒童和老年人為主，就是厲以寧教授講的老弱病殘。但我們要注意，這個老弱病殘，不僅僅是人數眾多(占到全國人口一半)，而且大部分是具有農業生產能力的勞動力或半勞動力，數量大約是3億，這些人，要么是因為年齡比較大，不合適城市務工，但務農正好，要么是因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無法離開而呆在農村。這么龐大數量的農民，國家安置得了?養得起嗎?
更重要的是，當前中國農村中的農民家庭，一般都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一家兩代，既務農又務工，獲得務農和務工的兩筆收入，從而可以維持相對較 高的生活質量。如果沒有務農機會，中老年父母隨子女進城，在目前農民工有限的工資收入下面，他們不可能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與就業條件。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農民全家進城，在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上，要遠低于目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生活質量。
在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進城農民都很難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和有保障的收入，農民進城往往是與城市貧民窟的擴大聯系在一起的，原因與制度和政策無關，而只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無法為所有進城人口提供體面生活的收入保障。中國之所以沒有大規模貧民窟，是因為中國還有廣闊農村地帶，農民可以從農業中獲取收入，尤其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使在城市無就業優勢的中老年農民仍然可以從農業中獲得收入。且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隨時返回農村生活。進城成功，有了穩定就業和有保障收入，農民可以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可以安居樂業，當然好。若達不到?那不要緊，那就返鄉，因為返鄉可以務農，可以在村莊這個穩定的有預期的熟人社會生活。返鄉的基本人權，使中國至今避免了城市出現大規模貧民窟。
在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國家根本不可能為如此眾多人口提供有效的社會保障的情況下，讓農民退出農業，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資本下鄉。從筆者調查情況來看，資本下鄉，一般是不愿種糧的，因為種糧不賺錢。且筆者調研發現，幾乎所有規模經營的種糧，單產都不小農經營。厲以寧教授在文章中所列舉的資本下鄉，也都是租地種經濟作物。資本下鄉越多，種經濟作物越多，之前可以靠種經濟作物賺錢的農民就越少。在農業GDP 份額不超過GDP總額10%且相對固定的情況下，資本下鄉，無論資本能否賺錢，客觀上都是在與9億農民爭奪農業GDP的份額。本來農業蛋糕就不大，9億農 民來分，9億農民所得就少，現在資本又在政策鼓勵和政府扶持下，進入到農業里面來，資本就將農業GDP的蛋糕切走一大塊，所剩更少，農民可以分到的就更 少，農民因此只可能更窮。
也就是說，無論資本下鄉能否提高農業生產率（這個存疑，至少在糧食生產領域是不存在的），資本下鄉都會擠占農民本來不多的農業收益，這個大賬算起來并不困難，遺憾的是，厲以寧教授及很多人都不愿意算，很奇怪。
再次，厲以寧教授認為，雙向城鄉一體化，讓資本下鄉，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個結論有陷阱。我們一般講縮小城鄉差距，是要縮小市民與農民之間收入及社會保障的差距。現在厲以寧教授的辦法卻是：讓農村窮人進城，讓城市資本下鄉，這樣一來，城鄉差距不是縮小了嗎？但這樣的城鄉差距即使縮小，又與弱勢農民生存條件的改善有什么關系？反過來，之前農民在農村還至少有一個熟人社會的關系，有穩定的生活預期，有一個農家小院可以居住，生活可以維持溫飽，現在進城了，生活不穩定，居住無定所，漂泊、孤獨，在城市貧民窟煎熬，這樣一來，就導致中國出現城市內的二元結構，這樣的城市二元結構不僅對農民有害，而且城市穩定恐怕 也會大有問題。
資本有逐利的本能。如果農業領域有利益，資本下鄉逐利是一定的。但當前中國農業擔負著9億農民生存的巨大責任，農民需要通過農業GDP來維持當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這一模式不僅是中國可以成為全球化中優等生的廉價勞動力的原因，是農民維持基本生存條件的理由，而且是中國農村可以成 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重要前提。在農業GDP仍然擔負著如此巨大的社會甚至政治功能的情況下，在農民人數仍然極其龐大且必須要以農業收入來獲得 生存保障的情況下，限制資本下鄉就應該是當前中國農村政策和農業制度安排的基本方面。
厲以寧教授認為應該鼓勵資本下鄉，其中理由是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樣“目中無人”的縮小收入差距，與農民何干？與中國的社會安定和諧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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