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農業現代化的來龍去脈
當我們在21世紀把農業現代化寫進國家戰略、寫進各級文件的時候,很少有人注意,農業現代化的提法在中國源于何時,什么背景,為什么會這樣提,以及提出以后,它的實際演變過程。寫文件的同志顯然沒時間多關注歷史背景研究,可作為一個從事學術研究、強調客觀立場的學者,搞清楚來龍去脈是我們的責任。
我要提醒大家,以往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內涵是規模化和產業化。而最初“以土地規模經營”為主要內涵卻是伴隨著西方殖民化而產生的。
從16世紀開始,西方國家向美洲拓展移民,外來殖民者不承認當地原住民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權利,甚至不承認當地的人是人(按照西方宗教的教義,不信上帝者就沒有靈魂,那就不是人),所以殖民者可以大量殺戮當地的原住民而不必有罪。在占領美洲、澳洲和非洲的殖民者對原住民的權利完全不承認、甚至對基本人權也完全不承認的情況下,外來殖民者按照在歐洲的傳統封建莊園的模式占領美洲的土地,就有了大規模的農場。這時的勞動者,是被束縛于土地的奴隸。因此,后來者認定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兼并土地,形成土地規模經營的農業現代化思路,在歷史上并不是主流。
以舊中國為例,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在完全市場條件下也并不成集中的趨勢,而是人口越多的地方土地越呈分散趨勢。當1947年解放戰爭全面向南方推進到淮河以南要求土改配合的時候,中央農工部的領導鄧子恢就已經發現無地可分,很多村莊找不到地主,于是他給毛澤東寫信,希望土改暫停2年。因為,如果說土改是為了改變過去“地主占有土地剝削農民勞動”這種所謂封建關系的話,那么淮河以南很多村里不僅找不到地主、連富農都找不到,土改理應暫停。
可見,即使在解放前,淮河以南的土地集中度并不高,盡管那個時候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買賣。
后來我們90年代調查,到了珠三角這一帶,農村土地所謂的“公田”、“祖宗田”、“族田”這些形式存在的土地占比超過絕對比重,很多地方超過80%以上,村社土地共有制這種財產關系,是以村社地緣為產權邊界的。
說這些主要是告訴大家,如果“以土地規模經營”為農業現代化的內涵,那么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到證據,土地規模經營的現象在南方很少。而在世界歷史上看,則主要靠殖民化——外來白人殖民者不承認土著的權利,把土著人口趕盡殺絕,剩下的圈入保留地,才有殖民者搞奴隸制大農場的規模經營。如以世界上最大規模農場為例,我們都應該知道:世界上大規模農場出現在白人殖民者占領的新大陸,北美有兩個——加拿大、美國,大部分人可能都去看過加拿大大農場,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加拿大、美國的農場主都不是原住民,都是外來白人殖民者。原住民在哪?在保留地里。還剩多少?美洲原來8000萬人,現在剩50多萬。
所以我提醒大家,誰想在亞洲大陸上搞土地規模經營,那先把原住民趕進太平洋。所以“以土地規模經營加入全球農業競爭”這套思路,經驗上不支撐。亦即,雖然理論上成立,但找不到依據。
再看南美,也有兩個大農場國家,一個阿根廷、一個巴西,白人占比都很高,巴西的白人及其后裔占比達60%以上,白人與當地人的混血人口占30%以上,剩下的原住民不到10%,阿根廷的原住民不到5%。阿根廷、巴西這兩個國家的大農場很多人去看,沒錯,很好,但是大農場的農場主也一樣不是原住民。
我們再看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仍然一樣!澳洲的農場主也不是原住民。
看清楚了!整個亞洲只有一個國家有大農場,被殖民化了400年的菲律賓,也同樣是外來白人擁有土地權利。去看看菲律賓的大農場主,是不是原住民?
中國是一個幾乎100%的人口是原住民的國家,亞洲是原住民大陸,所以在整個亞洲幾乎找不到一個大農場國家,唯一有一個菲律賓也是一個白人占領400年的殖民地,前350年是西班牙殖民地、后50年是美國殖民地,白人占有本地資源,不承認當地人的財產權利,才有所謂大農場。
因此,教科書上可以寫土地規模經營,但至少到目前為至,還是找不到足夠經驗依據來支撐的理論邏輯。
接著我們看,到了近現代,在產業資本嚴重過剩條件下,產業資本進入農業從而帶動了農業所謂的機械化,這就要求土地規模化,因為只有規模化才能產生絕對地租總量增加,只有絕對地租總量增加才能支持機械化的高成本。
因此,盡管意識形態是對立的,卻幾乎在同期出現了美國福特主義的大農場農業和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大農場農業。美蘇兩國都屬于殖民占有資源、開疆拓地形成的世界最大國土疆域的國家,因此它們有條件以絕對地租增加,也就是以土地規模經濟支持機械化,也就從此開始有了農業機械化作為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新提法。
那么,這種農業現代化在中國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1956年,當斯大林主義的重工業,特別是軍重工業為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落地(這點不是我說的,毛澤東也好、國家其他主要領導人也好,都承認我國從1953年開始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只不過現在教科書上看不到,但查看歷史資料都寫著呢),國家資本主義階段用蘇聯模式的工廠生產出來的斯大林50號拖拉機沒法下鄉(農民在50年代初期搞的是只有20、30戶的初級社,接受不了大馬力的拖拉機),于是各個工業部就要求中央在農村推進農業現代化,以鄉為單位建立高級社。
所以,“農業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最早提出的。主要是1955年我們在“一五”時期開始能夠生產大型農業機械的條件下,工業各部門提出要求推進農業現代化,而根本不是農業部門。當時農業部門基本上是持反對意見的。以鄧子恢和杜潤生(就是我們后來中央政研室的老領導)為代表的農業部門,1954年向中央提出的建議恰恰是“請放慢推進合作化的速度,不要過早的侵害小農利益”。他們是被毛澤東批評為“小腳女人”的人。而在他們之前,是梁漱溟向毛澤東提出批評,毛澤東把他叫“婦人之仁”。
什么叫做“男人之仁”、“婦人之仁”呢?“男人之仁”就是國家得工業化,得反帝,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就是“大男人之仁”。那么誰要為此作出犧牲呢?中央反復研究,只能農民讓步。這些大家若有興趣可以去查,比如說薄一波寫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回顧》,講的很清楚。中央反復研究,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只能有一部分人作出犧牲,那么誰作出犧牲呢?農民!
于是乎,1956年農業實現了全面的土地規模經營。以鄉為單位集中土地,一個鄉為一個接受拖拉機的單位,當時9萬多個小鄉,建立了9萬多個高級社,每個高級社能夠集中幾萬畝土地。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看河北的周家莊,現在還是以鄉為單位,當年就是第一個接收大型拖拉機的以鄉為單位的高級社。
所以高級社的背景,主要是農業機械化的要求,是工業各部委的要求。1956年提出農業現代化的兩大內涵:一是以鄉為單位的集體化形成土地規模經濟;二是以鄉為單位建立拖拉機站,接受城市大型工業品下鄉。
現在,我把早期農業現代化怎么提出、怎么回事和大家說清楚了,都有據可查。
我們實行以鄉為單位的規模經營,從1956年開始到1961年,這5年確實是農業規模經濟。所以說不要講中國人沒有搞過大規模農業,也不要講我們沒有搞過土地規模經營,搞過!5年后改成了什么呢?“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退回到以自然村的地緣作為產權邊界,來重新界定土地財產關系,同時,允許農戶留下大約12%到15%的土地,也就是“三自一包”,允許農民搞庭院經濟、搞拾邊地、小塊地、自留地,就是把整個農村原來以鄉為單位形成的規模經營退回到以自然村為單位,也就是以生產隊為單位,國家再允許雙層經營,就是農民可以占有12%—15%的農業用地,用于維持家庭生活的小生產。
這是1961年的政策調整。調整的原因是5年的所謂“農業規模經營同時配套以機械化”這個政策造成的過高成本農業承受不起。
為什么承受不起呢?因為我國人口太多,沒有像西方殖民到美洲那樣把當地人干光,才有殖民者的大農場。我們是人沒減,人力成本不可能減,還另外追加了拖拉機成本,當然就導致農業承受不起。
這一點我們插過隊的人其實都知道。我自己在村里插隊的時候,每當按照縣和公社兩級規定,一定要把公社拖拉機站的拖拉機派到我們村來耕地的時候,村里大隊書記、隊長(當時我是知青隊長),就發牢騷說“這得多少斤麥子啊!”,那意思就是說上級給我們村加重了負擔,公社來一回拖拉機,所有的油料、拖拉機折舊都納入機耕費,得拿麥子去抵,但是上級命令不得不執行。后來葛優演過一個片子:“讓你們家大騾子大馬都歇了吧”,我們村里就養著大騾子大馬不讓使,讓我們使拖拉機。當年的那個工業化制度成本我們都清楚,并不是因為農業自身不經濟,而是因為農業承受了工業化的制度代價,導致了農村的相對貧困和農民收入過低。
所以,那個年代不是農業本身效益不行,而是農業承載了過量的工業化成本。于是導致集體化調整回雙層經營。可見,雙層經營早在1961年的那次調整中就已經實現了。
由于中國在60年代外部全面封鎖條件下的工業化完全自力更生,由于沒有外資,必須靠自主。于是,各個公社還得建立拖拉機站,還得配套建立“五小工業”,把城市產業資本生產的工業品強制用人民公社體制下鄉,然后公社再通過國家金融與統購統銷相結合的體制從各個大隊抽取農業剩余,于是乎,城鄉之間出現了一個城市長期抽取農村剩余的二元體制,這才是導致“三農”困境的根本原因。
80年代后期,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下設的農村發展所曾做過一個測算,稱20多年的集體化期間,城市和工業通過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業提取了8000億左右的剩余,而到改革開放之前,國有工業的固定資產總量只有9600億,那就意味著80%是從農業提取的。人大的嚴瑞珍老教授也算過賬,大約也是在7000億—8000億。并且,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完全改變從農業占有剩余的發展模式。
當我們說農業現代化遭遇的種種困境的時候,人們很少去注意背景,這個背景就是當年工業化原始積累所形成的向“三農”轉嫁代價這套制度至今仍然在延續。有一位年輕一點的教授,是農發院黨委書記孔祥智,他帶著學生又做了一個測算,認為 60年期間國家從“三農”占有的剩余總量是17.3萬億。
到現在為止,新農村建設以來,國家已經向農村投了7萬億,但過去從農村拿走了17.3萬億。也就是說“三農”向國家現代化、工業化做了巨大的貢獻,是以農業現代化為名,但其實農業現代化是一個長期從“三農”占有剩余(或者說是提取剩余)的過程。
我們不是批判現代化,只是說由于這個國家不能向西方人那樣通過對外掠奪來形成自己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那么就在這個約束條件下以農業現代化為名采取了對內的內向型積累來實現工業化。
第二次農業現代化的高潮
第二次農業現代化的高潮非常有研究價值!
這是1998年開始的。背景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工業對外的出口訂單大幅下降,出現產業過剩危機。這時候,產業領域中收益下降的企業家們開始要求產業資本進入農業。當年開兩會的時候,有20多個大型企業聯名寫了個提案要求大型工商企業要進入農村,理由就是今天文件上都寫到的“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技術含量”,“延伸產業鏈”以使得農業產業化收益增加,等等。提案轉到我這兒處理(我當時在農業部工作)。
今天我們都會說的這套話是1998年提出的,這就是農業的第二次以產業化為主的現代化高潮。
第二次農業現代化之所以被稱為農業產業化,因其主要背景在于城市中發生的產業過剩。要求城市資本下鄉以產業方式對農業做車間化的改造。由此而不再是第一次農業現代化主要是產品下農村,搞拖拉機站及其配套的五小工業。現在到處推進的是設施農業。
連帶發生制度演變上的不同,在于90年代末期這次是產業資本下鄉,試圖把土地兼并變成企業資產,把農民變成農業工人占有其剩余價值,這也是各級政府要求農村做的事情。其實質,無外乎是使得農業去資源化而實現資本化。因此,這是一次農業遭遇的資本深化過程。
如果做去價值化分析,第一次和第二次農業現代化過程無所謂對錯好壞,只是這個國家發展過程的一個客觀經驗。
如果說第一次農業規模化有利于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那么第二次產業化確實有效地提升了農業的裝備系數和技術貢獻,使得全世界80%的大棚建在中國了。
過去我也說過農業現代化沒實現!但,若從這次大力推進二產化高潮看,中國農業現代化幾乎是世界之最,我們的農業產量在這次產業化改造之后,很多達到了世界之最。比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淡水產品生產國,全世界70%的淡水產品在中國生產;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蔬菜生產國,全世界67%的蔬菜在中國生產;還有全世界51%的生豬、40%的柑橘和蘋果等大宗農業產品中國都是世界第一生產大國……
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9%。也就是說大宗農產品中國的人均占有量都是世界2倍以上。結果是否發生農業過剩呢?
一是糧食過剩。最近中央電視臺已經講了,中國現在浪費的糧食夠養活3.4億人,那我們還有多少人口增長的區間呢?按現在測算最多是15.6億,但如果很多變成丁克族,不生孩子了就會下降到15.2億,那就是說現在13.4億,未來頂多增加2億人口。現在浪費的糧食夠多養活3.4億,也就意味著不用再追求糧食增產,也足夠養活15.4億中國人,還能再多養活1億。這就是說糧食其實是已經過剩了。
二是蔬菜過剩。據有關部門測算,蔬菜浪費一半以上。
中國以這么有限的資源生產出世界最大規模的農產品,然后浪費掉很大一部分。現在每年浪費掉的農產品幾千億,大大超過國家財政的種糧補貼。
第一次我們叫做一產化的農業,第二次叫做二產化的農業。這兩次都走到頭了。第一次是走了5年就基本上走不下去了,第二次1998年開始提出到現在走了15年,再繼續沿著二產化農業道路是否走得下去,各位自己研究,我不給結論。只是告訴大家,這兩次農業現代化經驗豐富,教訓多多。只不過主流習慣講經驗不講教訓,因此大家了解不全面。
其實不光中國這樣,在世界發生產業過剩的時候都幾乎同步發生農業過剩。我們只不過現在連產業過剩都沒怎么承認,更惶論承認農業過剩。
第三階段農業現代化是三產化的農業現代化
今天我們的第三步農業現代化應該怎么看?第三步的農業現代化,其實是三產化的農業現代化。50年代的一產化的教訓,90年代二產化的教訓,和現在開始強調的三產化(我已經強調了五六年了),希望各地搞農業的同志注意:要一二三產農業都追求現代化,而不是單打一的追求一產的規模化、二產的車間化。
那么三產農業是什么呢?是生態化。正好符合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兩型農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符合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十八大確定的生態文明發展戰略,并且中央正在強調其他幾個戰略都要和生態文明發展戰略有機的結合,以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為主導來統籌其他發展戰略。這是新一代領導集體對世界文明作的重要貢獻。
傳統農業本來就是生態化的,我們只不過是經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這兩次比較單一的農業現代化。第一次我們叫做規模化、機械化;要靠集體化來保障,所以維持了幾十年的集體化。集體化不是空穴來風,不是誰腦袋發熱搞出來的,而是國家工業化要求搞土地規模化、農村集體化,才能讓農業機械下鄉,否則分散農民拒絕接受,這是集體化的本質原因。第二次搞產業化則是因為城市工業產能過剩,面對城市形成的龐大產業資本,只能找到農業這個資源領域做去資源化而改為資本化,才能有農業產業化收益。
所以說,第二波產業化搞了十五年,基本告一段落。
剛才我只講了一個問題——農業生產的相對過剩;還沒講另一個問題,這十年的農業產業化是農業資源破壞最嚴重的,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水、土、大氣這幾大農業基本資源的大規模破壞。到現在為止,越是農業現代化程度高的東部發達地區,土壤的污染高達40%以上,大城市郊區44%。水污染呢?也在40%以上。越是發達地區推進所謂二產化的農業現代化,越是大規模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因為發達地區勞動力價格早就上去了。
結果,就是農業的雙重外部性。第一重,資源環境嚴重破壞;第二重,食品質量嚴重的不安全。我們去各地,政府都愿意讓我們看好的項目。說,“看,我這里是百萬頭豬的農業大縣”。好啊!可是百萬頭豬一年5-8%的死亡率,百萬規模養殖的另一個結果就是一年要死5-8萬頭豬。死豬哪去了?燒還是埋?其實都是死豬產業鏈處理掉的。這樣不可能有食品安全、環境安全。
2011年國務院公布全國面源污染源普查,農業成為面源污染貢獻度最高的行業,遠高于工業,遠大于城市。農業在總磷的貢獻上高達67%,總氮的貢獻接近60%,都大大超過了絕對比重,這些確實是農業產業化派生出來的。
最典型的農業產業化典型——諸城,幾乎被大棚扣滿,現在得挖地三尺把土掏出來。為啥呢?土壤已經完全喪失有機質,甚至毒化了,就得掏出來,從東北買土再往里添。這是不是可持續生態文明?用這種農業現代化生產方式還走得下去、走不下去?
剛才跟大家講歷史教訓,第一次農業現代化搞五年就不得不調整了,第二次搞了十五年,現在還不知調整,還要繼續這樣下去嗎?
中央已經在2007年,其實在2006年的一號文件就提出了農業是多功能性的,2007年的十七大就已經提出生態文明,2008年指導未來到2020年農業發展的一個文件,就已經強調了兩型農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麻煩在于,中央提出的方針并沒有在農業政策部門得到貫徹落實。再不思調整,就嚴重違背了中央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文明戰略,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兩型農業的發展目標。
據此認為,第三波農業現代化從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應該算是一個開端。假如說1998年是農業產業化的開端,那么2008年本應是三產化的農業現代化的開端。
為什么叫三產化農業呢?簡單說點經濟學道理,就是因為每一個產業層次會帶來要素的重新定價,亦即所謂產業升級的內生增長機制。三產農業能夠有對要素重新定價所產生的增量收益,大大高于二產對要素定價比一產增加的那個收益。
這個理論大家可能聽得累。不如這么說:第一產業多種地、多投入勞動、多打莊稼,這是一產化農業規模收益。二產化則是把農業裝備系數提高,這時候就要按工業要素來定價農業要素。但農業產品不可能按工業的產品定價,定不上去,于是要素價格上升就是成本上升了,大量農業用地被二產化扣上了大棚、還得把農民當成雇傭工人來支付全額工資,這樣的農業產業化企業現在紛紛找政府要補貼,否則還不了貸款。為啥呢?因為大規模生產出來的產品多了,價格只可能下降;但,要素價格都按二產定價。企業就虧了。
比如說,現在到農村去辦企業再說“給農民500斤玉米把地租給我,一租十五年”,農民還會干嗎?早就不干了。他會參照工業用地的地價地租要錢。一般城市郊區每畝地沒1500塊錢他不租給你。過去說500斤稻谷或是500斤玉米就能解決了,現在得要800斤、1000斤,否則不租給你。因為土地要素價格被二產定價。因為大量出現工商業和房地產占地而導致土地要素價格顯化,很多當年大規模租地的企業都虧了,因為農民要重新要價。企業說已經簽了合同,應該按500斤稻谷支付地租;但農民人多力量大,誰也沒辦法。
這又有一個道理要說,經濟學講得很清楚,當你的交易對象大到一定量的時候交易無法進行,一個企業面對著成千上萬農民,農村人均1畝多地,企業去占了1000畝地,就就要對付1000農民,要占10000畝地,就要對付上萬農民,怎么對付?找地方政府派警察嗎?哪個官員這么做,就離雙規不遠了。
為什么大量二產化農業項目出問題,我認為主要是因為要素被重新定價,甚至被三產定價了。房地產價格現在這么高,土地被三產定價,就有“烏坎村事件”,其實是烏坎村聽說再來一個房地產公司說要開發這村上千畝地的時候,農民其實是業主,就要求村兩委其實是物業公司去跟地產公司談判,得拿到商業地價。可這時候村沒建設用地,外來房地產的只能按年給地租,農民業主就覺得受騙,就組織起來要求換物業公司。這在本質上是小土地所有者們聯合起來要求換村級物業公司,以獲取更高收益的一次斗爭。跟學者說的那些西方制度可以有關,也可以無關;只不過現在官員、學者的水平大都降低到了媒體小記者的水平上,看不透這回事。如果說二產化農業走不下去的原因是因為農業不能對產品做更高定價,只能使二產要素市場對農業要素做了重新定價,收益差導致農民提租,企業就虧損了。仍然還搞農業產業化的地方政府紛紛開始頭疼。
現在三產農業現代化是時候,因為幾個基本變化。
第一,中國崛起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像我們這樣的,像徐部長這樣的,包括你們在座的各位中層以上干部,都屬于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消費特點要個性化。現在網絡這么亂,想用傳統意識形態來控制網絡做不到,因為中產階級靠網絡來表達個性化的言論。而中產階級在農業消費上也是個性化,請問各位管農業的干部,有研究過“當代農業生產為誰?”當然,為人民。這都會說。注意,如果研究市場消費,一定要知道什么類型的農產品所對應的消費主體是什么。那中產階級在中國有多少呢?中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人群。中等收入群體也叫中產階級,它產生了,我們卻視而不見,這部份人少說5個億,多說,按照亞洲開發銀行說中國有8.17億中等收入群體。我們中國社科院陸學藝老先生現在去世了。他老人家去世前做的研究說中國有3億多中產階級。亞行的和陸老先生的兩個數取其中是5億左右。那是美國中產階級的2.5倍,歐洲中產階級的2倍。多大的消費需求?憑什么讓中產階級吃大路貨?我們現在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消費占比)下降多少?占比很低了。中產階級食品消費也是理性選擇。第一要安全,再給地溝油和轉基因,再給那些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的農產品,肯定不干,這個群體到處找安全食品,愿意出高價;安全是全世界中產階級消費的共性要求。
為啥歐州綠色主義興起,是因為歐州是中產階級個性化最強,安全需求也是最強的,那就帶來了第一需求——安全農產品的需求。而我們這種大規模的產業化農業能安全嗎?誰都知道不可能,就像剛才講到百萬頭豬農業大縣,能安全嗎?如果做到了,請給個學習機會,我好好學,全國中產階級都該買你的安全肉。
剛才張青老師介紹她到北京市郊區參觀了那個市民農園,市民農園主要起什么作用?食品安全。沒錯,是貴,可安全啊!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已經有5萬多人去參觀學習了。當時我們認為第三輪農業現代化是三產化,該開始了,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2008年召開之前我們就跟海淀區簽合同,搞社會參與式的三產化市民農園。
現在我出一個題目,就是農業現代化第三階段——三產化農業,把一、二、三產結合,不僅用三產對農業要素重新定價,并且促使它的產品價格能夠達到三產水平,這才是一個相對投入產出合理的農業現代化。
總之,21世紀進入生態文明新時代,再用工業文明時代的觀點、思路、政策來推進“三農”發展已經過時了。農業現代化發展迎來了第三階段——三產為主的農業現代化——主張“農業進城、市民下鄉”,使一、二、三產有機結合,用三產對要素和產品同步實現重新定價,成為一個相對投入產出合理的多功能現代農業。
中國新世紀大量崛起的中產階級對農業消費的要求除了安全,還有鄉土文化的復興。中產階級的鄉村旅游也比較具有個性化特點,不會愿意跟著產業資本時代風行的那種旅游團大撥哄,而是對農家樂消費講究“四洗三慢”(新鮮空氣洗肺、山溪清泉洗血、有機食物洗胃、鄉土文化洗心,以及慢食、慢城、慢生活)。現代都市人向往的鄉村農業生活,導致陽光、空氣、石頭等千差萬別的鄉村資源環境都成為生態文明時代可被定價的要素。
因此,21世紀生態文明時代與中產階級崛起,意味著對有山水風光和有機農業資源潛力的地區,都將成為中小資本投資的重要領域。各地黨委政府要抓緊對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宅基地的確權,為吸引市民下鄉打好財產關系基礎;同時抓好農民合作組織建設,為城鄉融合的農業三產化的現代化發展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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