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壟斷資本進軍中國嚴峻形勢下，2014年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強調要把飯碗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糧食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糧食安全不僅依靠糧食生產能力提高，而且依靠保護糧農糧食生產利益的政策，在目前國家各種惠農補貼和糧食保護價收購是兩個重要工具。目前國家各種惠農補貼直接進入農戶賬本，但是由于基層糧食流通部門改制，基層糧站缺乏自主收儲權力，糧食流通嚴重依附于市場力量。但是農戶通過純粹市場難以落實國家許諾的保護價收購，引起糧農利益損失。
調研基層糧站發現改制后的基層糧站已經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基層糧站改制后糧食流通的基層組織體系解體，分散的糧農無法組織起來與糧食企業進行價格談判，因此國家糧食保護價難以落實，這降低了糧農本已微薄的糧食生產利潤，造成新“谷賤傷農”問題，即使糧食豐收，糧農也無法增收。糧農是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基礎的力量，國家不僅要要生產上給予農民補貼，還需要在糧食市場中切實保護糧農利益。本文提出我們需要反思“一刀切”的基層糧站改制，重新建立糧食流通收儲的基層組織體系，把糧食流通的主導權緊緊握在自己手中。下面以江漢平原某產量大縣坪鎮為例展開本文的論證。
一 新“谷賤傷農”
由于基層糧站已經改制，臨時聘用工人沒有接到上級糧食主管部門通知，不能主動收購糧食，因此農民只能把糧食賣給私人。這是江漢平原農民經常反映的問題。農民對國家糧食保護價是十分滿意的，但是農民認為“地方糧站不落實國家政策”。先來看最近的一個極端的“谷賤傷農”例子。
恰好坪鎮廟村集中居住之后，農戶缺乏曬場和臨時儲存糧食的附房，因此2013年9月份收割完的糧食在馬路上晾曬后，農民就需馬上賣掉，糧站不開倉則農民只能把糧食賣給私人糧商，糧商按照每斤稻谷1.15元收購，低于國家收購價2毛。按照廟村5000畝按照每畝生產糧食700公斤商品糧，廟村農民就要虧損140萬元。老鄭是原廟村農民，現在是糧食局聘用的基層糧站臨時工，正式名稱“最低收購價糧油報關員”。他曾經和該村范書記商量，說基層糧站倉庫可以暫時借給村里使用，只要村里付給2萬元的電費和少量的租賃費，等到基層糧站開倉收糧后就可以直接賣給糧站。
范書記說這個事情麻煩，不想操這個心，因為村集體要集中所有農戶的糧食，要雇傭工人把數百萬公斤運到糧站，且要等待半個月之后才能夠獲得現金。當前農村形勢是組織農民相當麻煩，“一事一議”在2010年之后就沒有農民愿意交錢了，集體水利則從稅費改革之后就不再運行，家家戶戶依靠機井“單干”。由于范書記怕麻煩，因此老鄭出的這個辦法村書記并沒有采納，廟村農民因此損失了140萬元。老鄭說這個140萬元被中間商人賺跑了，替廟村農民可惜。
這是一個普遍發生的事實，當基層糧站不能充分收購農戶糧食時，販子和農業公司進入了糧食販運系統。他們壓低收購價格，由于農戶收入相當一部分依賴賣糧食(在務工普遍的今天這在江漢平原依然重要，占50%)，且預期到國家糧站無法收購糧食，為了防止糧食價格進一步下跌。再說一家一戶賣2萬斤糧食，他們對糧食價格敏感程度遠遠不如規模經營者，因此農民們往往選擇吃虧賣掉。
二 基層糧站改制及后果
坪鎮屬于江漢平原典型的糧產區，原來有2個糧站，位于集鎮上的一個糧站倉儲能力達750萬公斤，另一個分站可以儲糧300萬公斤，兩座糧站均是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為國家糧食統購統銷服務，是基層農村唯一的國有企業單位。筆者訪問的集鎮上的較大的糧站：馬坪糧站。糧站負責人是上文提到的老鄭。老鄭今年59歲，是糧站招工正式工人。他在1972年進入糧站，2008年8月31日基層糧站改制，糧站工人被買斷工齡，全部下崗。他和其它工人10多人全部自謀職業，有的下崗職工辦了退休手續，年輕人則領了一次性補償之后自行外出務工，老鄭年紀大了則有幸為糧食局返聘為臨時工人看管倉庫，保底工資為1000元每月，按照年收儲糧食來付績效工資，1000公斤付給1元的看管費用。
曾經伴隨老鄭36年的糧站對于他而言是一種歷史，而不再是光榮，曾經的糧食人“寧流千滴汗，不損一粒糧”，他們保護了糧食這一戰略物資。在以糧為綱的時代，糧站是非常紅火的一個單位，“企事業單位一個月配給27斤糧食，而糧站工人一個月配給34斤糧食”。在那個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中心的時代，糧站是許多人希望就業的單位。糧站是基層的中心：糧站站長很中心，地方政府書記和村莊干部有求于他，基層缺乏工商業稅收，因為他們都要從糧站與村莊中獲得政府和村莊運轉的資金，農戶把糧食賣給國家，糧站與村莊“村賣村結”，地方政府和村莊獲得稅費、三提五統滿足機構運轉，農戶則獲得剩余部分。
今日的糧站無人光顧，老鄭說街上的幾個小米廠已經壯大為民營企業。對這一種國家新政策，老鄭沒有說不理解。在糧站廣場上已經長滿了雜草，糧站常年無人維修，已經明顯破敗，沒有門牌，像樣的辦公場所也沒有。倉庫建于上個世紀70年代，但是已經有十幾年沒有維修過。倉庫已經出現漏雨，但是每年打報告也沒有維修資金，老鄭說“國家現在支持民營糧食企業，而不支持基層糧站，基層糧站有許多倒塌，已經無法再儲存糧食了”。老鄭對基層糧站是富有感情的一代“糧食人”。
糧站改制之后，收儲糧食不再穩定，而是隨著國家收儲政策波動而波動。與農民打交道的更多是販子和企業。賣給販子和企業，農民獲得是低于國家保護價的價格，一般一斤糧食低國家保護價1毛，在糧食豐收年份，農民并不增收，糧食市場收購價低至1.1元,甚至1元零幾分。農民種植糧食，一家一戶十幾畝，他們作為市場主體是軟弱的，他們希望把糧食賣給基層糧站，但是事與愿違。例如集鎮上的馬坪糧站每年開倉時間一般不確定，糧站收儲一定量糧食就關閉倉庫，每年的糧站收儲量并不穩定。2011年，該糧站只收儲50萬公斤糧食，在2013年，糧站收購糧食500萬公斤糧食。到收糧季節，農民常常發現糧站關著門不再收購糧食，他們只有把豐收的糧食賣給私人糧商，不得不忍受低價。
雖然更深遠的糧食危機并未爆發，調查卻卻可以發現基層糧食流通體系改制的一些不良后果例如基層糧站解體、糧農利益難以由自由市場保障。建設上個世紀六七時代的基層糧站失去國家財政支持和地方政府保護后日益破敗，倉儲能力下降。老鄭說他明年就不干了，因為干了一輩子糧站，現在是這個下崗的結果，沒有身份和待遇。就國家層面而言，糧食生產能力上去了，糧農利益沒有得到國家有力保護。一個重要原因是糧食收儲流通在改制后日益解體，國家糧食安全已然面臨“最后一公里”短板。這指的是：國家糧食儲備體系再怎么完備，如果不解決好從農戶那里收儲糧食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即繼續任由基層糧站及其組織體系潰敗下去，則國家糧食儲備體系最終是要潰敗的。
即使從短期來看，國家有豐富的儲備糧食，然而長期來看這個基層組織體系徹底解體之后，這個體系是脆弱的，因為再也難以低成本地從農戶哪里收購糧食。在工商業資本日益占據糧食收儲體系主導地位的中國糧食市場中，國家糧站系統邊緣化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以來一批農業資本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這是非常脆弱的。基層糧站改制導致了一個高風險的糧食安全體系，而這本身是基層糧站系統已經克服的。
三 重建基層糧食流通的組織體系
目前我國糧食安全遭遇的挑戰既有傳統的土地資源稀缺，更面臨新的挑戰，即上文指出的基層糧食收儲流通體系的解體。一個國家的基層組織體系建立起來體系艱難，而取消它卻十分容易。地方政府打著“改革”的旗號破壞歷經幾十年建立起來的糧食安全的組織體系，一朝就取消它，從目前來看是非常短視的一個改革，是“為改革而改革”。
糧食安全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載體。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核心主題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一切改革均要堅持是否有利于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這一目標。筆者認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并不僅僅指的是是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的現代化，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執行國家政策的組織體系的現代化。韓毓海曾經總結我國革命的勝利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基層組織體系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完備得多，國家得以自上而下整合基層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服務，從而能夠在基層建立新秩序，改革舊的經濟社會結構。
我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城鎮化背景下我國的糧食安全仍然脆弱，糧食安全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場自發調節，否則就必然把糧食安全拱手讓與強大的國際資本，因此糧食安全必須由國家自上而下建立基層組織體系來落實國家主導的糧食安全體系。盡管原來的糧食流通組長體系的確存在人員臃腫、官僚主義、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等弊病，然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也必須再“改革”。當務之急是依托既有遍布基層鄉村的糧站和既有組織資源重建一套能夠最大限度的保障糧食安全的基層組織體系。如果再遲緩一步，則既有的遍布鄉村的糧站和依然忠誠的“糧食人”就均失散，再要重建一個過去五十年建立的體系就困難了。
2014—5-1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