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農所導致的經濟發展困境和鄉村治理困境，已然成為21世紀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需面對的主要問題
在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如何避免“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如何保障近7億農村留守人口的就業和增收、農村社會的良性治理和可持續發展?這是在生態文明戰略指導下，突破小農困境達成新型農民合作的一個基本命題。
從村莊層面探索農民綜合合作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顯然，中國改革開放之始的“分”——家庭承包制，對當時的設計者而言，其實只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本應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進行“統”的制度創新，然而這方面的改革顯然是忽略或滯后了。廣大農村已形成“小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其特點表現為資金、土地、勞動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細碎化、兼業化，和與之相適應的急功近利、得過且過的小農文化心態。“小農”狀態很難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甚至與國家的關系也存在一定的危機，“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緊張性對接，易引發種種鄉村治理的問題。
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已出現逐漸“空洞化”的現象，即人員以“389961部隊(婦女、老人、兒童)”為主;每臺農機具耕作面積至多10余畝，大都處于過剩狀態;村民的收入和經濟狀況也比較分化，大農、中農、小農等不同階層分布其間。在信用社、供銷社系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各自為營的大環境下，對于大多數普通村莊的發展前途而言，已經到了夯實村級層面農村基本制度“統合”功能的時候了，即亟需探索“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現實中得以完善和穩定的好辦法。
“三位一體”的農民綜合合作經驗
我們在長期實踐中認識到，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投入確實是個好政策。但是，面對新形勢下村里大量青壯勞力外出務工賺錢、老人婦女兒童“留守”勉強維持農業生產，規模資本下鄉與民爭利、村兩委結構功能弱化、大多數村莊蕭條破敗等問題日趨復雜的局面，“自上而下”的好政策委實難長期生效。以河南省蘭考縣長達10余年的村莊建設試驗為例，筆者認為，以村莊為單元通過群眾路線把村民組織起來，建設“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社將會是一個好方向。
“三位一體”，即是綜合性經濟合作組織建設、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這“三位”，服務于作為“一體”的美麗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以村兩委為主導力量，從村莊資源實際和群眾利益出發，動員村莊能人和積極分子，自覺帶動村民做一些草根性的綜合經濟合作以及相關社會文化建設工作，再加上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的盤活作用，必會為村莊可持續建設與國家宏觀政策的長效對接打好基礎、接好茬口、找好抓手。
關于村級綜合性經濟合作組織建設。村莊是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社區單元。村兩委是集“體制優勢和自治優勢”于一體的、具有完備制度設計和組織農民優勢的社區正規組織。欲突破小農困境，把小農合作成相對規模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綜合體，需要村兩委主導。這一方面是基于以農村血緣地緣為邊界的、內部化的“兩級構造”(村集體和農戶)、“兩權分離”(村集體共有，使用權歸農戶)的土地產權關系;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為村兩委等村莊正式組織在后農業稅時代、生態文明時代的功能轉化提供一個契機。
與城中村或城郊村以賣地和工商業發展而迅速致富但社會沖突多發狀況不同，絕大多數普通村莊，無論怎樣下功夫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其產業也只能是多樣化并存的“豬糧經工”型——在幾畝責任田里種些糧食、搞點經濟作物、在院子里養幾頭豬、農閑時打工賺點錢。這是任何制度探索推廣實踐的現實基礎。在村兩委的體制性和自治性支持下，以生態農副業多樣化經營為基礎、以聯合購銷為流通手段、以資金互助為核心的村級綜合性生態農產品合作社，是新時期完善家庭承包制與集體所有制“統分結合”的有益探索。作為農村經濟基礎的一個組織載體，它具有以組織重構方式解決傳統農區村民就業增收和村莊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重大價值。
關于村莊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結合村莊留守群體實際狀況，以老年人協會和文藝隊的形式把多元的鄉土社會文化重建起來，滿足村民文化需求，既可以與生態型合作經濟相輔相成、合和相生，又能夠為生態文明扎根鄉村提供社會基礎和輿論氛圍。
以文藝隊為基礎的鄉村群眾性文藝組織，是一種健康的、包容性的大眾文化，既沒有宗教所具有的排異性，也沒有市民文化在鄉村的脫根性。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華，反映著農民對生命意義、生活過程的闡發，文藝隊滿足了生態型農民合作經濟發展的文化需求，也助推了農民經濟合作社的生長。在蘭考，2005年儀封鄉胡寨經濟發展合作社和2008年儀封鄉農民生產合作聯社的13家專業合作社，都是在村級文藝隊、鄉級文藝隊的基礎上成立的。
此外，面對村莊留守老年人愈來愈多的現實，村兩委動員和發揮“鄉村五老”——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軍人和老模范們的群體力量，成立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協會以最低成本和最高熱情成為村兩委的工作助手，能夠發揮很多高成本的體制內組織難以具有的社會作用。
關于黨政主導下的群眾路線。在傳統農業地區，一盤散沙的小農很難自發地合作起來，根據多年從事鄉村建設的經驗，筆者將農民綜合合作動員機制總結為“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這種在地方黨政主導下，以組織起來的農民為主體力量，從農民合作的實際需求和問題出發，堅持從農民中來，到農民中去，一切為了農民合作，一切依靠農民合作，支持并鼓勵社會上尤其是市民的參與性，就是黨政主導下發動農民綜合合作的群眾路線。
先是黨政主導。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鮮活的經驗，筆者總結出了黨政主導的四大作用：一是對農民合作骨干分子進行政策法規、合作制度、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培訓;二是政府相關部門對農民合作社的指導和服務;三是相關部門的資金扶持;四是監督管理。
再是農民主體。農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綜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農民自主合作為基礎的。農民合作社的本質是民辦、民管、民受益，本質是組織起來的弱勢群體。新農村建設主體的本質是組織起來的農民，當他們在外力促發下內力漸長漸成之后，將以自我需要和發展為本，根據村莊現實的農業條件和內在發展階段動力，與外部各種力量和資源，包括購銷、信用和政府涉農部門合作，走上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之路，即“內引促外聯”。
然后是“社會參與”，包括各種涉農企業、市民消費者團體、NGO組織和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多元外力支持和介入。
村莊綜合合作所面臨的挑戰
村兩委主導的綜合農民合作，是國家從宏觀上突破小農困境從而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工程。當前的現實問題是：農業利益受自然條件和市場規律影響較大，農民經濟合作成本尚缺乏一定的保障。此外，壓力型體制、財政“包干”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方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不得不以地方工業化和“招商引資”為重，從而使得地方黨政部門農村群眾路線的持久性和深入性在普遍意義上難以真正實現。而社會參與階層往往顯得理念充足而實際經驗和力量不足、作用弱小。城市和發達地區對鄉村人才“離土”行為的“誘惑”也是基層農民綜合合作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
(作者分別為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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