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一、什么是經驗研究
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研究有兩個目標，一是認識事物的特征、性質及其存在和變化的規律，二是通過對具體對象的研究，來進行理論提煉，提出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題。進行中國農村研究，既要認識中國農村基本特征和性質，還可以通過具體的農村事物來進行一般社會理論研究。這二者并不是統一的。以前者為主要目標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經驗研究，以后者為基本目標的研究可以稱之為理論研究。
持經驗研究立場的學者，研究農村人口、文化、家庭、政治、經濟等等紛繁復雜的社會事物，是為了建立關于中國農村相對全面立體完整準確的圖景，即回答中國農村是什么和為什么是的問題。經驗研究是中國農村研究的最重要傳統之一。在中國早期社會學的三大學派中，綜合學派偏重于一般社會理論研究，而社區學派則將認識中國農村的性質，當做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馬林諾夫斯基在為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作序時，深刻地點透了經驗研究的學術旨趣，“他還希望終有一日將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綜合起來，為我們展示一幅描繪中國文化、宗教和政治體系的豐富多彩的畫面[1]”。費孝通先生自己也曾明確表示，并用其畢生學術實踐證明，他的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中國社會”，而不是如同某些西方人類學者“把它作為表演才華的戲臺，或者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種智力的操練或游戲，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2]”。
費孝通先生所批評的就是理論研究的路徑。理論研究者在進行中國農村研究時，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農村”，僅僅是研究的場所，農村事物是表述理論的材料，研究成果是脫離農村的，是為了生產出抽象的概念和命題。這樣的研究旨趣，目的不是認識中國農村和中國社會，而是為了進行一般社會理論建構。持此研究旨趣者，算不上真正的農村研究者，甚至算不上真正的中國研究者。
在對同樣的農村現象進行研究時，由于旨趣不同，研究成果的意義也是不同的。舉個例子簡單地說明之。林耀華和弗里德曼都研究了中國東南地區的宗族，非別寫出了《義序的宗族》和《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林耀華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經驗研究，因為他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向讀者展示宗族組織的結構、形態，是為了認識宗族這種具體的社會事物;而弗里德曼的研究則是理論研究，因為在弗里德曼那里，“宗族范式只是他的切入點，而不是他研究的目的[3]”，弗里德曼本人并不是想“了解中國社會”，而希望借助研究中國“這個有國家的社會同樣存在宗族”的現象，來反思和修正西方人類學在非洲部落研究中提出的“宗族”理論。為了進行理論對話，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分析中國東南社會的宗族組織與全世界其它地區的宗族組織的材料，都是為了提煉作為親屬制度和社會組織模式的抽象“宗族”理論，這個“宗族”概念具有理論上的普遍性。林耀華的目的是透過具體的義序宗族組織，來認識中國南方農村的宗族的特征、性質和規律，林耀華筆下的“宗族”是具體的社會事物。國內很多學者不能區分二者的差異，造成了很多誤解。
上述哪一種研究取向更可取呢?這要看我們是站在哪個立場上說話的。有些學者認為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國學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引入西方理論和方法，在中國進行應用性研究，而所謂的理論創新，也僅僅是對西方理論和方法進行修補。持此立場者，多數走上了理論研究的道路上去了，因為他們認為學術的目的就是提煉出一般性的抽象理論。而持經驗研究立場者，認為發展中國社會科學的首要目的是為了“了解中國社會”，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作為研究對象，不是表述理論的載體，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的性質和規律才是研究的首要目的。
早期的中國社會科學是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處境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就有較強的實踐性格。馬克思主義學者、鄉建學派和社區學派的學者們，研究學術的目的都是為了探索民族的出路，而不是進行“智力游戲”，他們的問題意識是從現實中來，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中來的。這種經驗研究傳統，在當代社會科學重建以后，反而有走向衰落的趨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當代社會科學者研究時的問題意識來源從改造社會轉向了理論體系，很多學者們選題的目的不是為了增進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理解，而是為了修正某個理論、提出某個概念。從學科上看，進行農村研究時，社會學和歷史學比較偏重于經驗研究，而人類學則比較注重理論研究。
筆者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分關注中國農村建設問題，我們的研究也因此常被誤解為是學術性不強的政策研究。我認為，說我們的研究不具有學術性，是失之偏頗的。這些批評者多數是站在理論研究的立場上的，他們并不真正理解我們的經驗研究路徑。我們從事中國農村研究，首要目的是為了認識中國農村，但是我們是否反對在農村研究中提出理論呢?當然不是。那么，我們所主張的理論與理論研究者所理解的理論有何差異呢?下面就要講講這個問題了
二、什么農村研究中的經驗
在研究中，我們非常重視經驗的重要性，提出了經驗本位的研究方法，強調經驗的質感。那么，什么是農村研究中的經驗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簡單談一點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我認為對社會事物的認識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對現象的認識，也可稱為現象性認識;二是透過事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特性及其存在和發展的規律，目的是認識事物的性質，可以稱之為經驗性認識;三是超越事物本身，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題的認識，可以稱之為理論性認識。在停留在第一個層面上的認識，無法把握事物的本質，獲得的是關于事物的偶然、片面的知識;而第三個層面上的知識，超越了研究對象本身，獲得的是抽象的社會理論。我們通常說所的社會調查(不是社會學調查)所獲得的認識，一般是第一層面的知識，很多新聞報道也是這個層面的知識。而上文所言的理論研究，目標則是獲得第三個層面的知識。
上述三個層面的知識都存在于社會科學研究中。接觸研究對象之后，首先獲得的是現象性認識，我們在研究中收集資料就屬于獲取現象性認識的過程。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無論是經驗研者還是持理論研究立場的學者，都必須以研究具體事物為起點(否則就是邏輯學和哲學研究)，因此，獲得現象性認識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經驗研究路徑與理論研究路徑的分歧始于二者處理現象性性認識的差異上。經驗研究者獲取材料之后，要繼續圍繞事物本身來分析材料，目的是抓住事物的特性和本質;而理論研究者獲取資料之后，將問題意識轉向了理論脈絡中，嘗試通過新的材料來驗證或者修正某個理論命題，指向的是抽象社會理論。
在進行中國農村研究時，如果走理論研究的路徑，最后的成果是提出某些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一般理論。這樣走下去，農村研究就服務于普通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相反，我們認為農村研究應該有獨立的地位，即認識中國農村社會。要認識中國農村，就必須要通過接觸、分析各類農村社會事物，透過現象看本質，獲得關于中國農村自身的知識。這就是經驗研究路徑的中國農村研究。
持經驗研究立場進行中國農村研究時，固然要接觸農村社會現實，分析紛繁復雜的現象，但這還不夠。還必須要對各種現象進行分類、概括、提煉、分析、總結、歸納，把握各種現象中的一般規律，經過此階段，我們獲得就是關于中國農村的經驗性認識。現象性認識是偶然、片段的知識，經驗性認識就是關于事物規律的抽象知識，但其抽象性與脫離事物自身屬性的理論性認識不同，經驗性認識是具體的抽象。
有一種批評聲音說我們是樸素的經驗主義，即只會搞一大堆材料，講一堆新奇的故事。的確，我們的研究不提倡、甚至是反對搞出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詞匯。但是，我們也并不是停留在現象性認識的層面。可以說，我們過去所做的農村社會性質、區域差異、家庭、文化、政治、宗教、治理等等方面研究，都提出很多全新的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這些認識已經上升為經驗性認識。這種經驗性認識是否具有學術性和理論性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認為這種經驗性認識，屬于莫頓所說的中層理論[4]。按照莫頓所區分的理論的三個層次，中層理論是介于“抽象的宏大統一性理論”與“對現象的純粹經驗性描述”之間的。“抽象的宏大統一性理論”就是本文所說的理論性認識，“對現象的純粹經驗性描述”就屬于現象性認識。經驗性認識是剔除掉現象的偶然性后，獲得的關于事物性質的抽象認識，且又沒有脫離事物自身屬性的知識。中層理論與理論研究者所指的抽象社會理論并不是一回事。
我們之所以持經驗研究立場，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國農村社會極其復雜，任何脫離事實的純粹理論建構，都是無法獲得準確認識的;第二，如果我們承認無論多么復雜的理論都是為了更好的認識事物的話，那么，中國農村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為了認識中國農村。如果持理論研究立場的學者要批評我們的話，那么，就要從我們是否可以有可能通過努力來實現這個目標的角度來進行建設性的批判。然而，如果非要從他們的立場來批評我們理論性不足的話，我們是不服氣的，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要樹著農村研究的旗號來搞一般社會學理論研究。
站在我們的立場上看，理論研究路徑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就是他們的研究是無法回答中國農村是什么的問題。持此研究立場者，進行農村研究時，僅僅是為了獲取某些材料，去表述他們的理論。這種研究傾向在當前越發嚴重。很多具有很強理論情緒的學者，帶著滿腦子的概念和理論，去農村中收集資料，然后炮制出看似高深的論文。他們看不起經驗研究，認為這沒有學術性，豈不知他們作為一個農村研究者，對農村的認識只有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兒時的記憶(有些也沒有)+采風式的調研。這種研究直接從現象跳躍至理論抽象，很可能是空洞的抽象。且不評論這樣的研究是否真正能夠生產出有解釋力的一般社會理論，我敢肯定的是，這樣的研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農村研究。
三、如何做經驗研究
圍繞這認識中國農村這個目標，我們在長期的研究中，逐步摸索出一套相對成熟的研究套路。
以具體問題為研究導向。經驗研究的目標是認識事物，在研究中，只要是與農村有關的事物都有可能成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從事農村研究時，我們的問題意識不是源自教科書，不是源自對理論脈絡的梳理，而是源自“經驗的意外”。所謂的“經驗的意外”就是，只要是我們覺得有意思的、值得解釋的農村社會現象，我們都抱著極大的興趣去考察和理解。因此，我們發展出了15—30天的“村治模式”調研模式，即對調查村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全方位的調研，在調研過程中提出問題和研究假設。由于中國農村是紛繁復雜的，我們的研究就可能是發散的，能夠不斷地提出新的認識。
以中層理論為目標的研究。既然我們的目標是認識中國農村，那么，就必須不能奢望提出某種抽象的統一理論。將我們的認識保持在中層理論層次，可以實現知識的積累。首先，對某一農村具體現象的認識，是可以不斷豐富的。我們已獲得的經驗性認識，在接觸新的現象之后，可以不斷被補充和修正，一直到達一定階段，得到關于該現象的相對準、豐富且抽象的認識。當我們在農村不同領域進行研究時，將這些經驗性認識匯聚起來，就可以得到一幅不斷被豐富的農村圖景。當我們發展出一定數量的中層理論之后，中國農村社會學就不止“差序格局”這個孤零零的詞匯了。
實用主義的研究態度。經驗研究不排斥理論，但也不迷信理論，而是對所有的理論持“拿來主義”的態度。當某個理論對于我們解釋具體的事物有幫助時，我們就去運用之，反之就不去理會馬克思是怎么講的、韋伯是怎么樣講的，在寫作時，我們尤其厭惡那種拉大旗作虎皮的風格。還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經驗研究既可以用定量的方法，也可以用定性的方法，還可以用文獻的方法。各種方法都是接觸事物和獲取資料的手段，并不決定研究的性質是經驗研究還是理論研究。比如，運用間接材料的歷史研究，比運用田野調查方法的人類學研究的經驗研究色彩更濃。實用主義態度還表現在，農村經驗研究沒有學科限制。由于任何農村社會事物并不專屬某一規范學科的對象，同一事物可以進行不同學科分析，只要能夠增進對具體事物和中國農村的認識，任何學科都是可以的。
上述大概可以反映我們關于中國農村研究的立場、方法和觀點。我們相信做中國農村的經驗研究大有可為，并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費孝通：《江村經濟》，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7頁。
[2]費孝通：《費孝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頁。
[3]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頁。
[4]莫頓：《理論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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