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老家在豫東，春節返鄉聽母親說村莊有了一個新的變化，村里成立了腰鼓隊。不過村里的腰鼓隊有些奇怪，平時不在村莊表演，一到禮拜堂，就表演的熱火朝天。
母親說的禮拜堂，是鄰村按照三自原則辦起的基督教會點，輻射有附近6個村莊。到了禮拜堂才發現，表演的不僅有本村的腰鼓隊，還有其他村八十歲的老太太打快板、六十多歲的老人組合耍扇子、三四十歲的大姑娘小媳婦兒表演小品、甚至還有小學生跳舞唱贊美詩。表演之投入，氣氛之熱烈很具有感染力。
相比禮拜堂，村莊里的氣氛就淡多了，集體文化活動是看不到的，甚至有村民跟我說連炮仗都懶得放了。村道上稀稀疏疏站些人，看見我顯得很高興，聚攏來跟我聊，“別說平時很冷清，現在過年也沒有氣氛，大人沒感覺，小孩也不興奮了”。他們把這歸結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衛星電視的普及。“每家人平時都能吃肉喝酒，誰還稀罕過年呢?”，“家家都安裝了接收衛星信號的‘天線鍋’，都窩在家里看電視呢”。村民們說4里外的石村有一個文化活動大院，是由我原來的初中母校舊址改造而成，但因為缺乏資金，沒有文化活動設施而荒廢，平時大門緊鎖，被一些種植大戶占據放置機械等雜物。那么村民閑暇做什么?也只有打打麻將、玩玩撲克、聊聊天了。
聊天也不能瞎聊，村莊里的事情是不能亂聊的，聊不好會出事。一位大娘跟我說，“現在的人都很惡，你比他們強，他們要找你茬;比他們差，他們看不起你欺負你，關系太緊張，不好相處。”不聊村莊人和事，那就只能天南海北天馬行空，談談習主席的出訪，聊聊日本首相的不靠譜。閑言碎語、家長里短不見了，村莊里發生的事一律成為別人的私事，盜伐河堤上的樹木、偷采河里的淤沙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談，久而久之村莊失去了“公共性”。
公共性指涉的是個體參與公共活動，維護公共利益和公共價值取向的精神，失去公共性的村莊是沒有吸引力的。我有個表妹在廣州讀研究生，她來我家走親戚時說，她過年回來不是因為村莊，而是因為家庭。很多小時的玩伴也對我說，要是能夠把妻兒老小接到城市去，那肯定不再回村莊。
二
與大多數中西部村莊一樣，老家惠村是一個農業型村莊，家家的青年人要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是在家帶孩子的婦女和不便外出打工的老人，在這樣人財物大量流出的村莊，咋看起來，文化活動還真是難搞起來。
但是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為什么禮拜堂就可以搞起紅紅火火的文化活動來呢?這個很難用宗教的感召效應來解釋，因為大多數所謂的信教者其實并不是真的信教，我問過很多老人，她們跟我說來禮拜堂不是要聽講經人講經，想聽也聽不懂，她們去基督教點就是因為那里熱鬧，還有那里教人向善、孝敬父母、人人平等、不打人不罵人，這些他們不但聽的懂，而且還津津樂道。
意思很明白，禮拜堂之所以能聚攏起人，首先是成了一個交往的平臺，可以使留守的婦女老人們在一起相互傾訴，相互安慰。更重要的是這里存在著一種公共性，一種平時在村里要回避的公共性，在這里可以公開教訓那些不孝敬父母的兒媳婦，偷雞摸狗損害他人利益的二流子，私下偷情不遵守倫理道德的越軌者，仗勢欺人的為富不仁者，因為這里不是以私人的名義，這里是以“基督”之名，以基督之名是不怕得罪人的。
禮拜堂能組織起文化活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這種村民對“公共性”的需要。在社會學里有個“安全閥”機制的概念，這里的惠村也一樣，平時的激烈競爭和緊張關系、對村莊事情的不滿總要有個釋放和表達的空間以避免公開的沖突，這時候文化活動往往是最好的途徑。例如有個節目表演的是四個人從不信教到信教的故事，拋開形式不講，這里面的內容其實是對四種人的批判：一是挑撥離間，喜歡嚼舌根的人;二是仗勢欺人，倚強凌弱的人;三是只想著掙錢，置窮親戚于不顧的人;四是看不上老人，認為老人是“廢品”的人。小品批判了這些不顧集體利益和道德規范的行為，強化了村莊中的公共價值理念，因為不指名道姓，被批判的人往往能夠悄然接受并有所醒悟，觀眾也在潛移默化中完成了對共同價值規范的溫習。在這里，公共性和文化活動構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強化的關系。
禮拜堂能辦起這樣的文化活動還在于其活動保障。除了有場所、有簡單的道具之外，他們還注意培訓挖掘骨干和積極分子，例如出資培訓活潑大方的青年婦女學習鋼琴樂器、發動退了休的老校長擔任文化活動組織者等。另外，他們的劇本也很貼近村民的日常生活，注意運用廣受村民歡迎的表演形式，例如當地農民都耳目能詳的豫劇曲目《抬花轎》。這些節目不但是農民自編自演的，而且也是經過各基督教點廣泛交流篩選的，這些都使其文化活動保持了較強的吸引力。
三
農村文化建設是培育農村公共性的重要途徑，農民對公共性的需求又能使農村文化建設更具人氣、更可持續。禮拜堂的文化活動僅是副業，其目的是要以“基督”之名來吸引更多人信教，且僅在圣誕、春節兩個時間點舉行。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當以“人民”之名辦起農民喜聞樂見的具有公共性的可持續的文化活動。
農民的智慧是無窮的，群眾的文化細胞也是無窮的。在座無虛席熱鬧非凡的演出現場可以體會到，即使在人口大規模流動的中西部農業地區，公共文化活動也完全大有可為，婦女能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力，老人也能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主要依靠力量。
農村文化建設要彰顯公共性，這不僅是文化建設的主要功能，更是吸引農民廣泛參與的原因所在。通過文化活動，村民們能夠充分展現自身的才華和價值，表達自己對村莊事件的態度和意見，喚起村民對公共規則的關注;同時還可以舒緩因競爭導致的緊張的心理狀態，調節因分化產生的潛在的階層矛盾，這才是農村文化活動能夠長久有力持續下去的關鍵。
要在農村文化建設中彰顯公共性，不是修一座書屋，放一場電影那么簡單，更需要調整當前的農村文化建設政策：重點支持開展農民集體合作的文化活動，例如文藝匯演、運動會、日常廣場舞、節慶舞龍獅等;重點支持開展體現公序良俗、群眾喜聞樂見、貼近農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動，例如彰顯倫理道德規范的戲劇曲藝巡演、弘揚集體道德風尚的“文明農民”、“好婆婆”、“好媳婦”評選評比活動等。還需要撬動社會資本、加大資金投入，保證文化場所、基礎設施到位;加大人才培養，挖掘農村文化活動骨干，并通過劇本寫作比武、村莊展演等方式提高水平;加大組織保障，通過成立婦女老人文化活動協會等方式發育文化合作組織，確保公共文化活動的可持續。
這樣的農村文化建設，能使留守村莊的村民多一層生活的意義，使漂泊在外的游子多一份縈繞的鄉愁，使村莊不再是一個亟待逃離的地方，而真正成為一個心可歸宿的精神家園。
（作者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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