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的變化——從建房說起

　　(湖北 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今年回家，一個最深刻的感受是發現家鄉蓋起了越來越多的新房子。這些房子都蓋在我家的周圍，使得這個區域漸漸地成為了一個新的農村聚落。而在此之前，我家周圍都是農田，給人空曠的印象?，F在，越來越多的樓房建起來了，空曠的感覺沒有了，周圍卻也越來越熱鬧了起來。因為我一直在關注農村建房這樣一個現象，所以在回鄉期間就對家鄉的建房情況進行了一個簡單的了解，以此試圖觀察家鄉的變遷。

　　一、

　　我所在的村子在當地鄉鎮算是最大的一個行政村了，總人數有2000多人。在我的記憶里，大家居住比較分散，形成了小聚居的居住形態，每一個小聚落就是一個小組。我所在的小組叫3組，全組大概有30戶左右，以田姓為主，本房之內再分為6個左右的小分支。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村里組織建成了一條進組馬路，接通了外面的縣級公路，這才使得大家外出不再需要走那條約半米寬的小路了。但由于大家居住還是比較分散，進組公路只修到了井水邊，大多數農戶要想出去，還需要走平均寬度約在50米左右的小土路。2000年，渝懷鐵路開建，鐵路線剛好經過我所在的小組，涉及到沿線農民的搬遷。我家剛好在鐵路規劃范圍內，于是就搬遷到了現在所在的地方。這個地方就在進組公路的邊上，外出十分方便。

　　這塊宅基地原本是我家的責任田。由于家鄉地處山區，農田稀少，十分珍惜，所以在很久以前村里的每塊農田就基本上都被命了名。我家建房的這塊農田叫做“luan田”。這塊田是在我的家里也有明確的權屬，是我的母親的田。因為我的家鄉自分田到戶以來，一共分(調)過3次田。這塊“luan田”，是我的母親在80年代初嫁過來后，在八十年代中期村里第二次分田(調田)得到的。與我家類似的還有8戶人家，他們也因為渝懷鐵路搬遷，在自己的責任田里建起了房子。其中，有3戶是徹底重建，蓋起了樓房;還有7戶跟我家一樣，是將原來的木結構的房子遷到了新的宅基地上。由于那個時候大家都不是很富裕，征地補償款每畝1萬多元，僅夠搬遷支出。農民若是要想在縣道兩邊建房，就需要要購買別人的土地，而縣道兩邊的土地都是另一個小組的責任田，買賣土地比較麻煩。在我的家鄉，購買土地的價格沒有一個市場價，市場價格往往是隨著國家征地價格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即使要買土地，也是按照當時的征地款支付，這對于搬遷農民來說根本就不可承受。因此，在那個時候，沒有哪個農民會想去買別人的農田建房，絕大多數是自己在自己的責任田里建;少數是用置換的方式，用自己的責任田與別人的責任田置換。這種置換一般也是在一個小組范圍之內的事情，絕少在不同的村民小組之間進行置換。

　　渝懷鐵路修建的時候，征地單位最終同意搬遷農民自行選擇地塊建房，涉及到農田轉為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的，由征地單位會同基層有關部門幫助搬遷農民辦理相關用地和建設手續。十多年過去了，大家的宅基地還是原來未搬遷的時候的宅基地使用證書。好在大多數農民是搬遷，房屋的結構沒有變化，地基受到房屋主體結構的限制，使得宅基地的范圍基本上與原來的土地使用證書上的面積沒有太大的出入。但是，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農民新增了一些附屬房屋，還是占用了一些農田面積。不過，由于是附屬設施，因此所占的土地面積并不大，而且也比較容易復墾。而且，大多數農民并不覺得需要辦理相關手續和持有證件，因為我的家鄉在深山溝溝里，土地和房屋均很少有機會被交易出去，反正都是自己居住，有沒有證件根本就沒有什么關系;而且是一個熟人社會的圈子，真有買賣房屋的情況，自然有村里的一套交易規矩，這套規矩不同于通過法律這套繁瑣且代價高昂的規則系統。

　　二、

　　隨著這幾年家鄉經濟條件的改善，越來越多的家庭里有年輕人外出務工掙錢，村里逐漸地還出現了一批開車的師傅。他們有的是開運貨的農用車，有的則是開載客的“慢慢游”。能夠買車的，一般是家里有外出務工的，且因為精打細算，又沒有大項的支出，所以就結余出了錢用來買車。買了車的話就基本上不需要外出打工了，在家里也能夠掙得農業之外的收入，而且還不耽誤農業生產。因此，有些開車的師傅，同時也成為了村里的農機“專家”和生意人。

　　開車師傅最關心的是在自己休息的時候車輛擺在哪里。要是自己的房屋離馬路太遠，車卻只能停在馬路上，要照顧車輛就很不容易；而總是請在路邊的農戶幫忙照看也不是長久之計。于是，這些家里有車的農民，往往就成為了鐵路搬遷之后的新的搬遷戶。他們為了車輛能夠有照看的地方，就會選擇在馬路兩邊建房子。當然，也有一部分農民是在把房子搬到了馬路兩邊之后，就買了車輛。我不清楚他是因為要開車才搬到馬路邊上來，還是因為搬到了馬路邊上來才去買了車開的。

　　除了開車師傅搬遷到馬路兩邊以外，還有一些農民是因為家里之前居住在半山腰，出行和生活都十分不便，于是也會選擇搬到山下來。山下最平整的土地就是在馬路兩邊的土地，所以當然是選擇在馬路兩邊建房子。沒有自己的責任田的話，就是采取土地不等面積置換也要換過來。在以前，國家強調“以糧為綱”，建房不準占用農田，所以很多農民都是開荒建房子，對于山區，很多農民就把房子建到了半山腰上。而且，對于農民來說，把房子建到半山腰的最大的好處是，離自己的山坡比較近(離田遠了則無所謂，因為這里的農田本來就不多，而且有很多農田本來就在山頂上)，干農活的時候不用爬山下的那段路程。但是，隨著絕大多數家庭越來越依靠外出務工獲得家里經濟收入，種田、種坡僅能夠維持家庭溫飽，不可能致富。所以山上越來越荒蕪，種山上田和種坡的人越來越少。這時候，住在半山腰的優勢沒有了，劣勢倒是更加明顯了。比如，在幾年前，村里從附近的一座高坡上引來了甘甜的山泉水，自來水管鋪到了絕大多數農民的家里，但是由于水塔的高度有限，水壓不夠，半山腰的農民要想喝上這自來水，十分的不容易。大多數時候——尤其是在大家都要用水的時候，這些住在半山腰的農民，都只能靠人力去山下的井里挑水。自來水成了擺設。另外，由于山上的農業生產逐漸荒蕪，越來越少的人經過這些半山腰，生活在這里的農民一方面覺得沒有了人氣，另一方面還增加了很多的不安全感。因為家里的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來年人在家，夜半風嘯竹林、貓頭鷹在樹林里鳴叫，確實有幾分的恐怖。正是由于這些生產、生活方面的不便利，使得這些居住在半山腰的農民也紛紛往往交通便利的平地上搬遷。于是，沿著馬路和縣道的兩邊，慢慢地也建起了他們的房子。

　　三、

　　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向馬路沿線搬遷，沿著進小組的這條馬路漸漸地有了人氣。平時，留守在家里的中老年人在這里玩耍、乘涼、開會、休閑;過年的時候，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回家，也會聚集到這一家或者那一家，打牌、賭錢、喝酒、做壽等等。由于這條馬路是進小組的必經之地，一年到頭，馬路上的人、物和事情都被這些在沿路兩邊的農民盡收眼底，所以他們也是小組里面消息最靈通的一群人：哪家新買了什么家具、哪家領進了新媳婦、哪家今年糧食打了多少等等，都是大家飯后和牌桌上閑談的資料。從縣道下車，沿著馬路進來，在一個拐角的地方，逐漸形成了一個公共的娛樂場所。這個公共娛樂場所，交通比較便利，而且恰好有一個小賣部，小賣部里面有至少一臺麻將桌，且麻將桌必然是擺在抬頭就能夠看到外面馬路發生的事情的地方。這樣，每一臺車經過，都知道是誰的車、去干什么了;每一個人走過，都知道是誰，時不時地還要搭上幾句話、說一個什么事情。去年，這家小賣部的男主人得到鼻癌，而且是晚期，所以就沒有外出打工。女主人在家里照顧他，所以也沒有出去，在家養豬。閑來無聊，于是她就組織幾個牌友在家里跳起了廣場舞。她的屋前恰好又有一個十平米左右的曬場，于是6~7個婦女，一臺DVD加音響，就在這里跳了將近一年的廣場舞。每天的晚飯后，只要不下雨，她們就會跳2個小時的廣場舞。

　　跳廣場舞不僅對于跳舞的婦女們是一種新的娛樂，她們跳的廣場舞本身也很快變成了村里的一項常規性的文藝演出活動。以至于小組里基本上每家每戶，晚飯過后，一放下碗筷，即使不自己跳舞，也會到這里來走走，看別人跳廣場舞。婦女們中，有的在邊上比劃著步子和動作，但因為掌握不住要領，學得有些走樣，別人一看她，就會羞羞答答地。有的膽子大一點的，就拉著領舞的婦女，要她來一個現場教學。教的人很熱心，而且也覺得很有面子;學的人也很認真，而且也顯得很有興趣。而村里的男人們，忙完了一天的農活，坐在路邊，一邊抽煙、聊天、擺龍門陣，一邊看她們跳舞，自是另外一種飯后的休閑。因為在這以前，他們就只能是在家看天氣預報，計劃明天的生產勞動，然后就洗漱一番準備睡覺了。

　　對于那些留守在家的小孩子，這時候則更是歡樂的時刻。沒有了媽媽或奶奶的管束，基本上玩“瘋”了。有的小孩——尤其是小女孩，跟著大人們有板有眼地學跳舞，她們學習能力很強，很快就能把舞步和動作掌握了，可謂無師自通。還有些小孩子則成群結隊地在玩著一些什么，比如，有時候是玩彈珠，那是男孩子的普遍愛好;有時候則是打“紙板”，這個活動男女皆宜;還有的時候是“秀”新衣服，比一比誰的衣服更漂亮，這當然是女孩子們的興趣。而更多的時候則是玩跳房子、過家家、捉迷藏、跳繩、踢毽子等等常規游戲，我們農村“80后”小時候玩耍的項目，似乎他們“00后”都要再玩一遍。同時那些我們沒有玩過的項目，他們也并不拒絕。比如拿出自己的親人在城里買來的時尚玩具，與玩伴們一起分享。

　　鄉村公共空間既有結構性，又具有很強的建構性。它的出現很突然，但是卻又很必然。每個參與者在這個空間的活動都會具有很強的疊加效應。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這里，這里就越來越具有人氣，就創造出了越來越多的公共活動，從而吸納更多地人在這來參加活動，共同構建這樣一個屬于每個參與者的公共空間和新的生活方式。這個農村中的公共空間，不像人工打造出來的新農村那種“樣板工程”所表現出來的標準化、異質化和昂貴，而且也并不是像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主觀上所想象出來的那樣散亂、簡陋和落后。這是村民自發地形成的具有內生性的公共文化和實踐，是真正屬于農民自己的文化生活，是面向農民的公共文化活動。

　　新農村建設戰略中提到了農村文化建設的戰略，可以說是回應了農民的現實需要。農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十分強烈、供給卻很匱乏這一點，在我的家鄉表現得很明顯。正是越來越多地人來到這里參加公共生活，才使得這種公共文化能夠惠及到越來越多的具有文化需要的農民群體。他們看不懂那些電視上扭動著腰的年輕演員們所表演出來的的優美的舞姿，但是卻流連于廣場舞上那些熟人們作出的并不標準的動作。對于他們來說，舞姿標準不標準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在觀賞、品評、參與甚至假裝漠視廣場舞的過程中，切身地體驗到了一種參與到共同體社區的存在感，是一種社區身份的不斷再確認。這種感覺是與那種在電視機前被動地接受屏幕不斷地供給畫面所完全不同的一種感覺。因為這電視屏幕面前，觀眾是誰并不重要。電視屏幕里也并不關心具體的觀眾。然而，在人財物大量地流出農村的現狀之下，在現代性不斷地瓦解地方性傳統的時代背景之下，農民的身份焦慮卻是他們最為緊迫的一種焦慮，這種焦慮表現在每個農民都需要在意識里不斷地證明“我是誰”這個亙古彌新的哲學命題。

　　留守在農村的農民不會等待著別人來給自己提供這種證明，于是公共空間的再生便具有了必然性。對于我的家鄉的農民們，他們聯合起來不是像潘維講述蘇南地區農民那樣去闖市場，而是聯合起來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或者說他們聯合起來是要闖文化這個“市場”。而這種聯合是以渝懷鐵路征地搬遷這樣一種很偶然的方式啟動的，是在市場經濟不斷地侵入到鄉村，甚至深入到家庭勞動力的配置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不斷地深化的，也必然將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而更加深入下去。

　　四、

　　于是，沿馬路兩邊搬遷來了更多的人農民。這些人并不是因為家里有車輛需要安放照顧，也不是因為住在半山腰，甚至也不是因為出行交通的不便利。但是，他們卻也搬遷到了馬路兩邊。原因無他，熱鬧而已。盡管住在平地上，距離馬路也只有500米左右的距離，一條半米寬的土路可以走。但由于距離公共生活場所還是有些距離，“熱鬧”的程度還是不夠。趁著要木房改磚房，就搬遷到了馬路兩邊來。然而，就“熱鬧”來說，鎮上和縣城豈不是更熱鬧?問題在于，搬遷到鎮里或縣城，成本往往要高昂得多，部分農民很難支付購房費用;另外，對于有些農民來說，在城鎮買房容易，生活下去卻很難。在城鎮生活，不僅原來的農業或副業收入減少了，而且“喝口水都要錢”，生活成本將會增加，生活質量還不如在農村。更重要的是，城鎮里的熱鬧，是一種農民不熟悉的熱鬧，或者說對農民來說是一種表面上的熱鬧；而在這里的熱鬧，卻是一個熟人社會里面的熱鬧，這樣的公共空間是嵌入在鄉土的行為邏輯之內的，每個人的來龍去脈都十分清楚，大家知根知底，這種熱鬧對農民來說就是一種真熱鬧。在這種熱鬧的場合，你要是說一句春晚每年都鼓動觀眾說的“我愛你(們)”，那就成為農村的笑話了，因為在這里，這種感情是凝結在你的意識里和日常的生活之中去的，而城市文化里那種過于形式化的表達，在這個場合反而會變得很生分、很僵硬，雙方都會覺得很不自在。

　　在我的家鄉，目前房屋的主流結構還是木制的，山區“就地取材”。這種結構一般建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現在已經有30多個年頭了。那個時候恰好也是一個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達了結婚的年齡，由于農村結婚往往是與建房子同步，因此在當時出現了一波建房潮。大家普遍將原來的草房、土坯房改建成為木結構的房子。這一波結婚潮的到來同時意味著生育潮的來臨，也就是“80后”一代的出生。到本世紀初，這一波生育高潮下的“80后”進入婚齡階段，于是便迎來了農村新一波的結婚高潮，結婚高潮的同時也就是新一波的建房高潮。這一次，農民開始將原來的木結構的房子改建成了磚瓦結構或樓房。對于離馬路稍微有點遠的農民，他們往往會借著這一波的建房潮，搬遷到馬路兩邊建房。

　　從目前來看，在我的家鄉，這一波熱潮剛剛開始。而他們之所以選擇在馬路兩邊集中，主要考慮的就是熱鬧。這里的“熱鬧”，不僅僅只是那些留守在農村的中老年農民的追求，也是那些目前還在外面打工的年輕農民的追求。須知，后者才是這一波建房熱潮的主體。而農村中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之所以這樣選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永遠在外面打工，他們知道自己終究有一天還需要回到農村來。絕大多數的外出務工者，都有一個回家的預期或時間表，于是他們在城市里打工，主要的目的就是掙錢。掙到錢以后拿到家里來消費，其中最重要的消費內容之一就是要建一棟漂亮的房子，以此既解決兒子的結婚問題，又解決自己老年以后的安身之所問題。

　　在我的家鄉，農民要建一棟新房子十分不容易。建樓房往往都不是一次性就建好了的，而是多次建房。多半情況是要依靠舉家外出，賺足了搭框架的房子錢，就回來搭個框架;然后繼續舉家外出務工，賺到了裝修錢再回來搞裝修。裝修好了之后，老年一輩基本上就耗盡了自己的體力，不再能夠在外找到工作，于是就回家務農，而他的兒輩們則繼續外出務工，為家里添置更多的家具、電器，或者掙錢償還前面建房、娶妻所產生的巨額債務。正是因為在農村建新房子不容易，所以把房子建在哪里，農民就會很重視。在農業生產越來越不重要的情況下，農村公共文化活動和日常生活上的便利，就越來越成為農民選址的主要考慮因素。自然，馬路兩邊就是最好的選擇了。但是馬路兩邊并不是想建就能建的，因為馬路兩邊的農田都已經分到戶了，而有些農民的責任田根本就沒有再馬路兩邊。農民想要在馬路兩邊交通便利、熱鬧的地方建房，但是在馬路兩邊卻沒有自己的土地，于是農村中的土地交易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五、

　　土地交易，按理來說，應該是按照土地的農業產出來計算土地的價值。比如，一塊農田，一年產多少斤谷子，然后按照多少的比例進行補償，自然就算出了這塊土地的價值。而且，本地通行的農田置換就是按照糧食產量的多少進行計算的，而且在當初分田到戶的時候就是按照農田的產量對土地進行分等級的。這種算法大家都能接受，不會犯迷糊。另外，計算土地價值還可以按照馬克思的經典定義，以土地的市場租賃價格除以年租率，自然能夠算出土地價格。但由于我們這里的土地租賃往往是給親朋好友，租賃價格基本免費。因此，要是按照上面的公式來計算土地交易價格，土地價格必然很低，從而賣土地的一方自然是不愿意的。比劃來比劃去，大家普遍能夠接受的是政府征地的補償標準。前面說過，渝懷鐵路征地的時候，補償是以每畝1萬元左右的價格補償農民的，所以當時的土地交易價格也就在1萬元左右。但由于當時大家都沒有錢，土地交易的情況很少。而在前幾年，銅信溪水電站建設，電站的水漫了上游的部分土地，政府當時按照征地標準以每畝3萬元的標準進行了補償，于是村里的土地交易價格就變成了每畝3萬元的標準。大家都比較認可這個價格，只有那些買土地的人在購買了之后口頭上表示不滿，原因無非兩條：一是土地原本就不是賣者的，而是生產隊集體的;二是土地出售的價格貴了，寧愿用自己的產出同樣糧食的別處農田置換。但是這樣的怨言一般是不敢當面在賣者面前說的，在交易沒有發生之前就更不敢說了。因為話一旦這樣說，就有可能出現賣方取消交易的情況，這樣買方就很可能沒有建房的土地了。

　　在馬路兩邊的每一塊土地上，都有多個農民想要購買土地，在土地交易中，賣土地的一方明顯地處于優勢的談判位置。然而，這里的土地商品并不是簡單地按照價高者得的市場交易原則，因為這里的交易各方都是生活在一個村落里的熟人圈子。有時候，是因為買賣雙方有親戚關系，這樣其他的買家自然而然地退出交易競爭，這里的親疏是按照差序格局的模式不斷地推演出去。這樣買賣邏輯，大家都能夠理解和接受，因此也沒有什么意見。還有的時候，是采取誰先來提起買土地這個事情就賣給誰的模式，這種“先到先得”的邏輯也能夠被眾多買家所理解和接受。當然也有少部分交易采取的是價高者得的邏輯，但是這樣的情況，賣者往往就會在村莊輿論中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被貼上“愛占便宜”的不良標簽。

　　比如，這里就有一個土地買賣案例：

　　代華家在我組農田比較集中的一個畈上，周邊都是優質的農田，僅他們一家住在田中間。以往，由于他們家最靠近農田，因此是大家放置農具、組織生產的重要集聚地。而且，代華自己就是一個農業生產的能手。一到收割季節，家里往往十分熱鬧。平時由于需要進行田間管理，去他家的人也是絡繹不絕。后來，農民的經濟收入主要靠外出務工，于是越來越少地人從事農業生產，農業就越來越成為了50歲以上的老人的事情。因此去他們家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他家成了小組里面最邊緣的一戶人家，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堆季節性地荒蕪的農田中間。

　　代華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已經結婚，現在在縣人民醫院當醫生，在縣城買了房子，已經順利成為了一位城里人。代華的三個女兒也都已經出嫁，最小的女兒嫁在一個比我村更偏僻的一個村子。這樣，小女兒一般是住娘家，很少回婆婆那邊。小女兒的意思是想在這邊安家了。去年，代華的兒子開著自己的私人轎車回家，發現自己的小車開不進家里來，只能停在馬路上面，很不方便，就抱怨了幾句。原來，代華家距離馬路約有1華里，是一條不到半米寬的田埂與這條馬路相連，外出十分不便。別說小轎車進不來，下雨天，空著手走路都很容易滑倒甚至掉進水田里。好幾次家里的孫輩、外孫輩放學回家，都不小心摔到水田里，弄得一身泥巴。這要是在冬天就更危險，往往需要老人接送孩子上、下學，老人、小孩都很不安全，兒女在外也不放心。所以，代華也早就有了要搬遷的愿望。見兒子埋怨小車開不進來，轎車晚上放在馬路上不安全，于是全家就組織開了一次會議。最后確定，擇地搬遷房屋。由兒子出建房子費用的大頭，算是孝敬父母，給父母養老用;由小女兒出小頭，等到父母去世以后，房子歸小女兒一家。

　　確定了建房子以后，需要找地基，因為代華家在馬路沿線沒有責任田。他們看中了7隊鄧某的一塊農田。這塊農田就在馬路東側，地勢雖然比較低，98年大水的時候還被淹過，但是這塊土地卻很平整，很靠近其他幾戶農民，而且邊上還有一條三面均已經硬化了的小溪。是養老生活的理想去處。選定地塊以后，代華就去找鄧某商量。

　　代華與7隊鄧某事先商定好了以18000元購買后者馬路邊一塊土地的(不到一畝)，當時村書記都到場做了見證，但由于沒有帶紙和筆，就沒有當場寫買賣協議，說好了下次再補上。但是沒想到第二天早上，鄧某就找到代華，說自己想了一個晚上覺得18000元賣給他很虧，明確表示不愿意賣了，因為還有人提出了更高的價格。代華聽了之后很著急，由于已經決定要建房子了，所以就把錢加到了24000元，最終鄧某才答應。代華當場就要鄧某簽字畫押，以免再出現反悔的情況。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傳開了，大家從中得到了兩個重要的告誡：一是以后土地買賣一定要寫協議，不能再搞傳統的口頭打招呼那一套了;二是交易一旦商量好了就要馬上簽訂協議，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有趣的是，經過這個事情之后，7隊鄧某的名聲受到不小的影響，“一個晚上就加了6000元，怎么好占這個便宜?”言下之意，是說這就是一個小人了，不值得大家去效仿。

　　其實，真正促使代華一家搬遷的原因還是“熱鬧”。兒子是基層醫院的醫生，平時忙得不得了，縣城距家里60多公里，而且這60多公里可不是平原地區的60多公里，而是山路十八彎式的60多公里，下班回農村不現實。因此一般都是住縣城家里。兒子一年回不了幾次家，轎車好不好停其實無所謂，為了兒子好停車只是搬遷的一個順便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孤獨，兒女成家以后都在外面，原來的大家庭就這樣只剩下兩個老人。兒女的女兒交給父母養，家里還有點人氣，這些孫輩、外孫輩讀到小學三年級以后也就要住宿了，家里就又是兩個老人了。老人就經常到馬路邊上來玩，打打麻將、看大家跳廣場舞。但是又不能玩得太晚，因為晚上還要打著手電筒小心地走那不到半米的土路回家。所以就不能玩得太盡興。都這么一大把年紀了，兒女都有自己的事業了，也該遷就一下自己了，于是就搬遷吧!

　　六、

　　正是因為老人、兒女都有搬遷的意愿，才造成了目前小組馬路兩邊建房的熱潮。但是，在這股熱潮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規劃問題。2000年左右渝懷鐵路征地之后，征地單位原本規劃了一塊土地用于搬遷農民集中居住。但是由于該部門僅僅出具規劃意見，并沒有涉及到被規劃土地的現狀權屬關系處理，導致規劃失敗。簡單說來，就是規劃部門規劃了一塊土地作為搬遷戶的安置區，但是這個規劃范圍原本就不是本組的土地，而是七隊的土地;而且七隊已經將這個區域的土地分配到了個人。這樣，搬遷戶要想按照規劃集中建房，就需要花費一定的資金購買規劃區的土地。按照當時的征地標準購買土地，被征地的農民當然就不愿意。因為在山區，而且是在農民開始傾向于放下鋤頭進城務工的情況下，農民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于是，渝懷鐵路征地之后，基本上沒有被征地農戶按照規劃要求在規劃區范圍內建房，絕大多數都是選擇自己的責任田或自留地建房子，少部分選擇的是土地置換的方式建房。直到最后，搬遷戶均已搬遷完畢，占用農田已經成了既成事實，相關單位也就默認了這種規劃失效產生的結果。好在當時涉及到的農戶不多，通過調整規劃，還是可以彌補一下的。

　　但是，渝懷鐵路搬遷僅僅是家鄉農村建房熱潮的一個開端，當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在馬路兩邊建房的時候，相關政策對農村宅基地的管理和供給卻處于一片真空的狀態，農民的建房行為處于一種沒有機構進行管理和引導的境地。政策和制度越來越趕不上農民迅猛的現實需要。于是問題就出現了：

　　首先一個問題是，基層政府的規劃和管理缺乏基礎條件，政府提供的規劃根本沒有辦法落地或落實，規劃的權威和嚴肅性自然得不到保障。稅費改革以后，基層政權受到削弱，部分基層機構連維持自身的基本運轉都成問題，哪里還有組織力量和物力財力去發揮職能?以我的家鄉為例，基層國土所沒有幾個人，不僅要管好幾個鄉鎮的土地(所謂地“劃片”)，還要兼任鄉鎮或縣里的其他職務，哪里有一個健全的國土資源管理的組織隊伍呢?另外，自分到戶以后，中央的政策傾向是不斷地強化農民對于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利，并且在具體的政策上不斷地穩定甚至固化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這使得農村中的地權不斷地趨于“私有”，地方政府很難通過與集體或農民進行實質性地協商和溝通，形成對于土地的正當有效地利用規劃和管理。從而造成這些規劃往往都是只能寫在紙面上，掛在墻上，或交給上級，卻往往不能夠落實，不能夠得到有效地保障和維護。

　　正是因為政府的規劃沒有能夠制定，或者制定之后沒有能夠有效實施，規劃的作用就不能夠得到體現。從而出現了農民建房雜亂無章、布局無序的情況。由于個體的農民都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條件和預期建設房屋，從而造成村莊整體缺乏統一性，房前屋后的設計缺乏有效的控制，很容易引發安全隱患和鄰里糾紛，也很容易造成后續建設的問題。比如，由于大家都在沿馬路兩邊建房子，房基側與馬路之間沒有隔離區域，從而鎖定了馬路的寬度，造成馬路很難再擴寬了。這條馬路建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寬度不到4米。平時單行走“慢慢游”或轎車基本夠用，但是走大型的農用車就顯得比較狹窄。雙向行駛則根本不可能。若是以后家家戶戶都有車輛，行車就會是一個問題。有的農民建房蓋瓦的時候，還可能把空間伸到了馬路上空，從而限制馬路的上空。家鄉農村里有打柴火的需要，農民上山砍柴都是滿車滿車地往回拉，上空限制了就可能造成車輛進不去。道路的優勢發揮不出來，里面的農民還得在搬出來。于是就會出現“外擴內空”的空心村。這種空心村的出現完全是規劃缺位或規劃不當的產物。

　　另一個問題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凝聚村莊共同體的一個基礎性制度，農民私自處理集體土地，將造成村莊共同體的徹底瓦解，從而瓦解我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盡管國家政策不斷地強化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但是即使是農民的土地承包合同也明確規定了土地不得改變用途。其實，家鄉的農民也并不是不知道農田不能改變用途，關鍵是，農民同樣也有改善自身居住條件的現實需要和正當權利。當有關政策不能夠為解決農民改善居住條件提供有效回應的時候，我們很難要求農民去遵守相應的制度安排。畢竟管理土地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為人民服務。

　　同樣，當農民合法地取得宅基地的渠道被人為地關閉了以后，土地交易的出現就是必然的。但是這種土地交易的方式確實很有問題的。土地承包法規定了農民30年的土地承包期，在這30年內，土地的承包關系基本固定，國家保護這種具體的承包關系。問題是，一旦農民將這些并非自己所有的土地交易出去之后，等到30年到期，土地承包關系進行調整之時，這些賣了土地的農民如何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規定?又如何進行下一輪的土地承包關系的配置?只有短暫任期的地方官員可以不考慮這個問題，但是長期在農村中生活并將長期生活下去的農民需要考慮這些問題。到了30年期限之后自動延期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卻可能是一個暫時逃避問題的借口。因為土地并不是那些承包了土地的有限農戶的，而是集體的。集體在這里不僅僅包括那些現在擁有這承包經營權證書的農民，還包括了那些曾經擁有承包經營權的人和那些將要具有或應該具有承包經營權的農民。土地是集體的，這至少意味著，土地不是個人的。至于集體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土地是集體的，至少已經明確了土地不是私人的，這其實也就夠了。土地是屬于一個共同體的。然而，既然土地不是私人的，但是私人卻把土地賣出去了，這在我國現有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邏輯里面就沒有辦法自圓其說。而且，在一個集體內部出現了買賣土地的情況，將極大地瓦解農民對于土地集體所有的觀念，強化農民對于土地私有的意識，從而瓦解我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瓦解了，國家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也就沒有了制度基礎。

　　七、

　　毫無疑問，農民有巨大的建房的需求，國家政策確實應該對這些農民的現實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但是，通過土地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的方式，也就是以瓦解黨和政府在農村的政策基石，來滿足農民建房需要的做法，無疑是極其危險的。其實，在現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內，并不是沒有滿足農民建房需要的空間。問題是，現在的地方實踐，往往是將這個本來有的空間壓縮到了極致——很多基層國土所都不在新批宅基地了，倒逼農村進行土地的交易活動。其實，只需要將家鄉的馬路沿線土地規劃為建設用地預留區域，并對這些建設用地預留區域的建設方案進行規劃控制，同時將這些預留區域的宅基地地塊的分配權力和分配規則交還給農民自主、民主協商，就可以有效地解決問題。但是，這個方案還需要國家對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進行適當地調整，歸還原本就屬于村集體的調整土地的權利，從而為建設預留區的占地補償提供必要的騰挪空間。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之內，坐實農民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將能夠有效地避免土地利用私人化傾向，避免土地變現、成為私人謀取利益的工具，并能夠維護村莊共同體，從而有利于超出農戶個體層面對土地利用和管理進行長遠的規劃和安排。

　　就基層政權建設來說，一方面，國家要加強對于基層相關職能部門的支持力度，保障這些職能部門的有效運轉。不應單純依靠地方政府為這些職能部門提供經費來源，可以嘗試設置相應的專項資金，支持基層職能部門的村鎮建設規劃和管理工作。這還同時需要加強基層政府的能力建設，盡量減少基層站所工作人員的兼職工作量。另一方面，基層政權和相關部門應改進工作作風，走群眾路線，深入到群眾之中，結合實際情況、站在當地農民的現實需要和可承受能力范圍之內來制定相關的規劃，同時要創新規劃編制的體制、機制，注意調動農民和村集體的積極性，順勢而為。

　　寫于2014年2月10日

　　修改于2014年2月11日

　　田孟，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南懷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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