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中國工業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資源數量看，工業化的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本土資源所能夠支撐的最大限度。而從中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和多數人口仍然擺不脫農村根基的事實看，中國還需要大大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才能夠解決農民問題。
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國必須準備在城市無法吸納更多農業人口的情況下來解決三農問題。農民的收入問題乃至于全部三農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一個創新思路，尤其要擺脫工業化水平提高-城市化水平上升-農民數量急劇減少-三農問題“自然地”解決的“西方經驗視野”局限。
一、今天中國農民所處的歷史時段
對中國要靠種植糧食為生的多數農民來說，今天已經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來組織生產，第二次農村普查數據顯示全中國有20016萬個這樣的生產單位。說到底，中國18億畝耕地和9億農村人口中間的絕大多數，至少是70%以上，都要靠種植比較利益低下的糧食來過活，討論農民收入問題最好優先考慮“種糧食的農民和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由于技術進步和工業化的成就，與歷史上的家庭耕作相比，今天種糧食的農民能夠從外部得到更多的資源，投入農業，例如化肥、農藥、種子等等，同時，科技進步和工業化的成就，也給農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產潛力。就單個勞動力年生產的糧食數量而言，效率要遠高于歷史上的農民，基本上不存在無法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問題(除非家庭沒有勞動力)，按照賀雪峰教授的概括是“溫飽有余、小康不足”。
考察一下今天中國農業的潛在收入增長潛力，無論是單產的繼續提升，還是市場價格補償的提高，抑或是政府財政轉移的增加，或者是這三個方面加起來所能達到的水平，都難以滿足農業生產條件改善和農民生存條件改善之所需，這其實才是三農問題的困境之所在。從今天中國農民的經濟處境看，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不可能采取日本那種力度非常大的市場價格保護措施，日本讓市場上大米價格高出國際市場10倍，中國農民不可能指望從市場價格中間得到這種巨大的價格補償。
新世紀之初，不僅取消了農民的稅負，還通過財政對農民進行補貼，財政轉移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的一個部分。但與美國相比，從中國財政的轉移支付能力遠遠小于美國，而中國生產單位數目(20016萬個農戶)遠遠多于美國(多出接近90倍)，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看，中國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政府那樣擴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去支持農業生產條件的現代化。所以，從農民從市場獲得的價值補償和政府轉移支付的可能這兩個方面看，中國農民將不能“外部”取得改善自己生產條件和生存資料的足夠資源。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就不得不轉而尋求農民通過合作來改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的潛力;無論合作有多么大的困難，我們就必須去尋求克服困難的路徑和方法。
二、活勞動投入意愿的下降
外出打工的機會增加，較高的日收益，已經在農村地區成為一種更為實際的“機會成本”，農民勞動日機會成本上升，意味著減少土地上的活勞動投入。機會成本的逐步上升，已經降低了農民的勞動投入意愿，有可能導致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遠低于合理水平的可能。如果這種情況在較大的范圍內出現，則有可能威脅到中國的糧食安全，近年來農村地區土地拋荒和不恰當地省略耕作程序，都部分地顯露了農業勞動投入過度下降的問題。
較低的活勞動投入意愿，尤其需要把繁重體力勞動用機械替代。如果有一個適合機械化要求的較大生產單位，就能夠在目前條件下，以部分的機械化替代活勞動投入的嚴重不足，從而在微觀上維持住較好的單產水平，在宏觀上也有利于保障糧食安全。但是，家庭作為生產單位恰恰是不利于引入機械耕作效益的，阻礙了這個進程。如果要在合理的投資效費比上實現較高程度的機械化，從前的生產小隊作為核算單位都顯得太小，大隊或者公社核算可能是合適的。1970年代韓丁曾經批評過“手扶拖拉機”為代表的機械化方向，他認為還應該是大馬力農機實現多項作業一次完成比較有效率。
技術潛力在農民手上能夠實現到什么程度，則明顯與家庭經營的局限性有關系。要實現新技術的潛力，需要新的資本投入，而學習技術要付出時間和金錢(支付學習成本)，新技術新產品的引入還要冒風險。由于沒有辦法實現組織起來，農民不得不以家庭為單位來組織生產上的投入，這就限制了生產條件的改進潛力。而且農民還必須以家庭為受益單位來決定新技術的學習成本上限并承擔引入新技術的風險，過小的學習成本支付能力和過小的風險承受能力是由過小的受益單位決定的，這使得絕大多數新技術的風險與成本之和，超過了家庭單位的最終預期收益，農民就這樣與絕大多數新技術“絕緣”了，這是一個新技術在“制度化”上的困境。
中國農民的困境，還不僅僅在于資本投入能力不足，相比美國農民，中國農民不得不承受數倍的投資額去實現最必須的機械化。河南省蘭考有一個胡砦合作社，他們曾經還打算在灌溉等方面實現集體配備機井和抽水設備，以減輕村民嚴重的重復投資問題。根據合作社調查的資料，機械的重復購置浪費很大，胡砦216戶人家，機動車已經購買了195臺，幾乎每戶一臺，水泵150部，每年的使用小時數都很少，造成極大的浪費，如果是進行協作生產的話，只要幾分之一的投資就可以達到更高的機械化水平。合作社和支書曾經設想每50畝的打一口井，然后在保持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把各家各戶的耕地調整到一起，然后再進行協調，實現每幾戶人家共同打井和配備抽水機器，這樣就可以實現減輕投資負擔的同時不降低抗旱能力。兩年之后，我回去訪問這個合作社，這個設想仍然沒有實現，關鍵就在于土地調整很難解決，土地的肥瘦和距離遠近不同，這中間隱含著難以精確評估和補償的利益，在土地歸屬于家庭長期使用的條件下就無法合理進行調整。而溫總理也一再重申土地承包30年不變，還說30不變就是永遠不變，這些政策的僵硬表達，對于實現這個設想是一個巨大的阻礙。實際上，溫總理這個說法的背景是對于基層干部的極度不信任，1990年代后期沉重的農業負擔和糟糕的干群關系，都是基層干部無法信任的依據，在取消稅費負擔之后，政府出臺的宏觀政策都是瓦解農村基層政權能力的，擴大了基層干部與農民的距離。
對于中國的大多數種糧農民來說，合作除了可以實現以較低的投資實現較高程度的機械化，替代繁重的體力勞動之外，還能夠在較大的生產單位內部引入新技術。比如，中國每年有5-7億噸秸稈，通過引入新技術可以得到更經濟地利用，先利用來養牛養羊，再把糞便用于生產沼氣，殘余物最后還田，這樣可以給農民提供更多的肉食，同時還可以在不降低單產的情況下，減少化肥的使用，增加土壤的有機質實現土壤改良。利用沼氣，若沒有拖拉機運輸廢料的話，今天很少有農民會選擇以肩挑擔抗的方式，去處理每次換料時的成百擔廢料，這個繁重的體力勞動過程本身就會構成對于新技術的阻礙。目前，部分農村地區也已經開始推廣沼氣事業(蘄春縣是每個農戶上交1000元錢，其余部分由政府機構負責并組織修建)，但是，缺乏一個低成本的維護隊伍，很難保證沼氣建設和使用的長期效益，這個方面所存在的不確定性也降低了對農民的吸引力。
對于中國而言，今天稀缺的土地資源往往還得不到充分利用。許多農村地區的山坡地，今天很難得到經濟利用。我的老家在分田之后，就曾經有人利用山地種植水果，但是，遠離市場的地理條件使得產品很難銷售出去。特別是，水果在成熟季節往往吸引一些小孩子來偷食，農村的輿論環境中間這個問題很難處理，往往成為惡化人與人關系的肇因，最后是那些果樹種植者親手毀掉了他們辛苦種植起來的果樹。而在集體時代，大隊是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的，賣不出去的水果，可以分給社員食用;而且，集體的水果與每一個人的利益相關，偷食者會在鄉村輿論中間處于極端不利的地位，在這樣強大的輿論背景中間，表揚和批評會起到很大的保護作用。換言之，在利益按照家庭范圍進行分割的鄉村現實中間，看護并實現山地的林木產品，缺乏一種可行的低成本方案，最終導致這部分土地被無效地拋荒或者低效利用。
三、農民收入增長的空間有限而減支的潛力很大
通過合作，農民可以在不增加投入的條件下，實現更高程度的機械化去替代繁重的體力勞動;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山坡地和秸稈，生產水果和肉食，提升農民自給自足的消費;可以實現沼氣和秸稈還田，減少化肥使用量，增加土地肥力;特別是穩固的集體組織可以實現低成本福利生產，實現低成本的教育和醫療，解除農民在生老病死方面的憂患，極大地減少農民的開支。而開支遠遠快于農民收入數量的激增，已經是今天農民“返貧”的主要原因。
合作能夠實現的最大一部分潛在利益，將來自于低成本生產和供應農民的福利，這可以通過穩定的集體組織內部，抽調專職人員進行系統培訓，然后服務于集體里的社員。按照湖北省長陽縣赤腳醫生制度的完善者覃祥官的說法，合作醫療需要兩個條件，一是集體經濟，二是毛澤東思想(這是一種支持合作的意識形態資源)，兩者缺一不可。毛澤東時代在免費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成就，主要就是依托集體經濟組織來實現的，在集體里面，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都不過是有文化的農民，他們接受了一定時間的專業培訓之后，就開始服務于本大隊(或者公社)的社員，教師和醫生都跟普通農民一樣，在生產隊里拿一份工分，分一份口糧;教育和醫療系統與服務對象的關系，不是通過市場和價格來連接的交易關系，而是作為集體組織提供給社員的一種福利而被生產并供應的，不容許有優勢地位的教師和醫生牟利，通過集體組織內部的分工替代了市場交易關系，所以，這兩種福利可以低成本生產出來，也不通過市場交易過程來出售，很容易覆蓋全體國民。
政府發布的“貧困線標準”，沒有計入農民在福利方面的需要，若計入這一部分需要，農村的貧困人口將不低于80%，甚至城市的貧困人口比較也要超過40%，這將給人們提供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面貌。目前的貧困線標準只包括食品和穿著需要，拿機器做類比的話，今天的貧困線只包括機器運轉所消耗的油料費用，沒有包括修理費用和折舊費用。目前的貧困線標準，唯一的便利是可以體現今天相對于毛澤東時代的成就——人均物質收益提高的幅度，而毛澤東時代開始的免費教育和醫療事業則被排除在統計范圍之外了。
如果從反應農民的實際經濟地位變化的準確性看，在1980年代早期的“收入一次性增長”之后，就再也沒有收入持續提高的機遇了，此后，準確反應農民的經濟地位變化的指標不再是收入變化(農民的收入上下波動幅度很小)，而是由支出數量的持續大幅度增長，持續惡化了農民經濟狀況。錯誤的貧困線標準和統計范圍，就這樣不恰當地遮蔽了觀察的合理視野，此種誤導雖然有利于體現“改革成績”，卻極端不利于準確把握農村的狀況，更不要說制訂出合理的農村政策了。
在農村社會中間，農民還有一項基于“面子競爭”而產生的支出——親戚朋友之間的人情往來，也日益上升，成為農民的沉重負擔。住房建設方面的面子競爭，也使得新房造價動輒二三十萬元之巨，這大大超出農民的實際需要和農業收入所能夠支撐的最大限度。這與大量的打工收入返回家鄉相關，打工收入支撐下的面子競爭，極大地拉高農村地區“可接受的生活”的收入水平，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種植業農民的收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配置了勞動力在工農業和城鄉之間的比例，最終成為維持了“資金和勞動力流出比較利益低下的農業和農村”這個著名的經濟學論斷，最后，選擇種植業變成了那些在城市和工廠中間找不到就業機會的老人、婦女等群體的無奈選擇。
四、合作組織的重要性
從農民通過合作可以實現的生產條件改善，可以增加的水果和肉食消費，可以減少化肥支出，特別是低成本獲得教育和醫療等福利，這幾個方面所能實現的潛在利益很大，遠遠超過通過市場的價格保護和政府補貼所能達到的有限數額。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沒有農民的有效合作，中國大多數的種糧農民將永遠得不到生產和生存條件的真正改善。
如果沒有政府從外部進行幫助，那么實現合作就只能依靠農民的自組織能力的高低了。韓丁的兩部著作《翻身》和《深翻》，都很清楚地展示了農民自組織能力的不足，如果沒有共產黨人的幫助，農民將無力擺脫舊制度，甚至也沒有能力在政府引導下順利地實現合作生產的巨大潛力利益。
農民要實現合作，從韓丁對張莊的記錄看，是很難通過自組織來實現的，需要政府從外部加以幫助。但是，政府在農民組織中間占據過高的分量，將導致另外一個嚴重的后果，那就是基層干部從自身的職業利益出發，過多地關注上級官員的意愿，極端情況下甚至不顧實際需要和農民的意愿，例如大躍進時期的“浮夸風、共產風、干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和瞎指揮”等就集中地體現了來自上級的“長官意志”。
在政府主導的集體化組織中間，如何有效地實現農民對基層干部的監督是重要的，但是，這也往往導致從反面走向極端，1948年張莊土改復查過程中間，若沒有共產黨的強有力的領導，韓丁認為實際上存在著農民毀掉那些最具有獻身精神的最干練干部的可能，而文革期間的派別斗爭也是無原則的，這都表明了農民的監督和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誤用的可能。在另外一個方面，農民自組織能力不足，往往表現為政府主導的集體組織中難以成長起來的健康監督力量。
農民自組織能力差，不能自下而上地實現合作的潛在利益;而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集體中間，往往難以發展出自下而上的健康監督力量，不利于干部面向實際地展開領導工作。溫總理說30年不變和永遠不變，就是出于對于基層干部侵害農民利益的深刻惕戒，基層組織能力在上級政府的政策導向中間趨于瓦解，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也處于歷史上空前低位，而中國的三農問題卻那樣迫切和嚴峻;這就需要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張莊農民的進步和挫折都將有益于我們探索未來;如果不依托一個緊密的集體組織，組織內部沒有良好的上下結合的監督管理，中國農民將永遠無法超越現在的困境——用落后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同時在沒有任何福利保障的條件下渡過一生，那樣，中國的三農問題將永遠沒有答案，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也將永遠不可能成功。
2008年6月4日上午在張莊研討會的發言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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