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抽象的談論要站在農民和底層的立場來制定政策和研究問題，但是很少有人在學術上在實踐中理解什么是農民和底層立場，以及怎么堅持農民和底層立場，大多數時候農民和底層立場是一個道德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站在弱勢群體的道德制高點上來損害農民的利益的人也不在少數。賀雪峰教授的《小農立場》一書為我們揭示了什么是農民立場，以及農民需要什么。農民立場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不僅指導我們如何認識三農問題，還啟發我們認識中國的宏觀發展問題，促使我們進一步的把握中國模式的內核。
一
很多學者、媒體、政府部門都聲稱站在底層、農民、弱者群體的角度發言，但是對于這些群體是什么，他們的特征以及他們需要什么并不清楚。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他們僅僅以此為道德制高點宣揚自己的主張和意識形態，甚至是借農民之名，行為農業資本、為小部分的優勢農民代言之實而損害了農民的、底層的、弱勢群體的利益。我想少部分人是別有用心，大部分人是無意識的犯了這個錯誤。處于社會上層的學術界、媒體、政策部門的人生活在不同于農民的生活方式中，且鮮有人真正到農村調查或者走群眾路線，要超越自己的階層限制和階層意識來理解農民階層的想法和需求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是為農民階層的利益搖旗吶喊。如何站在真正的農民立場上來思考問題，除了對農民的極深感情以及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深刻關懷，還有一個基本的條件是作者十幾年來一直扎根在農村，研究農民的所思所想所盼，關心農民的喜怒哀樂。
農民立場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中國最被忽視、最發不出自己聲音的群體，是中國的底層和中國的農民，不僅如此，他們還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本結構性條件，因此農民立場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更重要的是站在現代化穩定發展立場上思考問題，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立場上思考問題。建立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基礎上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中國經濟能夠迅速發展而能夠保持基本穩定，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內涵。從某種意義上講，理解中國農民，也就理解了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也就理解了中國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當前中國農村絕大部分的家庭維持著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在家種植十畝左右的土地，不僅能夠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且能夠維持整個家庭在村莊社會中的人情禮節等日常開支，解決小孩撫養和老人養老的問題，實現家庭和勞動力的再生產。年輕一代外出打工的工資收入則可以積攢起來，用于婚姻、建房、看病等家庭大宗開支，能夠實現溫飽有余的生活狀態。這樣務工農民就可以接受極低的勞動力價格，源源不斷的向工業輸送廉價的勞動力，使得中國可以發展大規模的外向型的加工制造業，在國際制造業競爭中保持優勢，這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秘密。當經濟發展速度減慢或者金融危機，或者農民的城市化失敗，就可以退回到農村，維持基本的生存，等待有機會再回到城市，這樣就沒有在城市中生長出一個巨大的貧民窟，這就極大的降低了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風險。
相反如果推行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和發展所謂的現代農業，就會減少農民的務農收入，那么中國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會極大的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將消失，且將農民推入到更加弱勢的境地，農村老年人養老問題將對中國老齡化社會構成嚴峻的挑戰。
西方現代化理論認為農民是落后的、愚昧的，遲早會被歷史淘汰，農民立場不是要阻止歷史的發展嗎?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討論的是具體的、中國式的農民，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國際環境中形成的，即未來20年農民在中國占據絕大多數，三農問題仍然具有極度的重要性，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這與歷史上西方國家的農民不一樣，也與抽象的農民不同。
二、
很少有人從農民經濟的角度來總結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創造歷史的主體—農民被忽視了，更別提在改革的過程中如何維護他們的利益。因此弄清楚中國的底層、農民、弱者是哪部分群體，他們的需求是什么就很重要。
《小農立場》所要回答的就是以上的兩個問題，作者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過程中涉及到了農村所有的領域，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等，可以歸納為農業、基層組織、城市化、農村文化和農民價值四大主題。作者所思考的不僅僅是三農問題，還有很多的中國戰略問題，如資本下鄉、農業現代化、城鄉結構、中國現代化等，可見作者視野的廣泛以及思考的深度，這也表明農民立場也是民族戰略立場。
首先要清楚的是農民的特征。農民最基本的特征是他們的家計模式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可以據此分為兩個群體，一是年輕子女進城務工，二是年老父母在家務農，這兩個群體是相互依存的，從而構成了農民群體。這種特征是由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階段決定的，即在這個階段農民的收入離不開務工收入和務農收入，人為的減少一方面的收入，如激進的城市化，都會極大的減低農民的生活水平。從這個角度來講，農民的存在有其歷史必然性，農民的存在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農民的特征決定了他們的需求：在生產上他們需要不斷調整土地以實現耕者有其田和公平正義，需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解決產中環節的合作問題，同時注意不要讓農業資本家組織起來使得農民和中國大多數人成為資本家的剝削對象，從而陷入組織起來的陷進，堅持基本經營制度是基礎，反對資本下鄉和激進的土地流轉;在村莊治理上需要加強基礎組織建設解決產中環節的合作問題，警惕富人治村和邊緣群體的崛起;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尤其合理性，農民要能進能退才能穩定推進城市化，建立在現代農業基礎上的城市化會形成貧民窟;在生活上農民的本體性價值正在快速的失落，生活方式發生極大的變化，處于迷茫之中，當農民的價值觀被貶低為愚昧落后而被徹底打碎，社會上主流的價值觀是中產階級的生產生活方式，而又沒有給農民提供實現新的價值觀的經濟基礎時，這對農民來說是最深重的災難，需要重建農民的本體性價值，倡導“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模式。最后作者通過G村的幾個故事生動而比較全面的展示了農民的生活，表達了農民對農業生產上的合作和服務、生活上的休閑和基礎設施建設、村莊治理和選舉等方面的需求。
資本下鄉、現代農業、城市化、農村文化建設都是重大的國家戰略問題，政策和學術界連農民的需求都不清楚，更別提基本的改革方向，無法形成共識，更別提實踐效果，政策上常常反復無常，讓基層的干部群眾不知所措。有了對農民需求的認識以及中國的戰略選擇的思考，對這些問題才有深刻的把握，才不會如墻頭草那樣沒有主體性，今天追捧這個時髦觀點，明天又換成另一套說法。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中國的制度也沒有定型，未來的幾十年中國將逐步的定型，站在真正的農民立場上凝聚我們的共識，形成對農民和中國有益的政策和實踐。
當然農民也不是鐵板一塊的，農民之中有分化，農民之中也有特殊的利益群體，那些能夠發出聲音的往往是村莊中的強勢農民，如城郊村農民的利益訴求，如謀利型的上訪戶，那些最普通的農民是真正的沉默者。為由特殊利益群體的農民代言肯定會損害大多數農民的利益，當我們在講為農民代言時，是在為哪部分農民代言?
中國的歷史舞臺是王侯將相的，平凡人的生活從來不被歷史記住，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一本真正站在普通民眾的立場描繪他們的生活、家庭、生產的書，這些正日益被所謂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我想也有很多的思想家正在做這方面的嘗試，但是借普通民眾之名的倒是不少，名副其實之人倒是不多。這本書告訴我們真正的普通民眾的立場是什么，讓我們不會被假之以名者所迷惑，也告訴我們三農問題的解決方向，不被學術界和政策界的盲目爭論所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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