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調查發現，在一些純農業型地區的村莊，稅費取消后，由于黨組織與農民之間硬性關聯不存在后，黨組織與農民群眾的關系也逐漸疏遠，黨組織功能較稅費時期明顯弱化。主要表現為政治領導功能弱化、服務群眾功能弱化、利益整合功能弱化、政治錄用人才功能弱化;而黨組織自身建設滯后和黨建脫離群眾路線共同形塑了當前村級黨組織功能弱化的內在邏輯。當前，在村級黨組織與農民不再發生緊密關聯的情況下，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機制，使黨建轉化為黨組織的自覺行動，以更好的發揮村級黨組織功能，是當前農村黨建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關鍵詞：當前;村級黨組織;功能弱化;黨建;群眾路線
一、問題的提出
稅費取消后，農村基層黨組織不再為收取稅費的行政任務所累。從理論上看，基層黨組織將脫離具體繁瑣的行政事務，而應強化自身功能的實現。但從實踐中來看，在一些農業型村莊，農村黨組織并沒有把握好現有的機會，反而隨著稅費取消這個外部壓力的不存在，黨組織與農民群眾關系開始疏遠，不僅如此，黨組織的功能也較稅費時期明顯弱化，農民群眾對黨的認同降低，農村黨組織在村莊中的權威進一步降低。為什么現實與理想出現偏差?而當前學界對此問題仍缺少關注與解釋，現有研究更多的側重于從宏觀的角度去考察農村基層黨組織功能的變遷和定位問題等[1]，而對農村黨組織功能的具體實踐現狀缺少微觀研究。基于此，筆者于2012年的11月份對湖北H村進行了為期20天的駐村調查，訪談了村干部、黨員和大量的普通村民。本文雖然采用是個案研究的方法，但根據筆者近一年多來的調查經驗，H村代表了中西部一些農業型地區村莊的一般形態。
本文調研的村莊——H村是位于江漢平原之濱，屬于半丘陵地帶，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型村莊。距離Y鎮約3公里，離縣城大概20多公里，緊挨省級公路，交通便利。全村共有780戶左右， 總人數3200人左右，13個村民小組，村占面積 12.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為5147畝。H村是一個雜姓村，除了有楊、劉、陳、田四個較大一點姓氏以外，還有郭、顏、張、鄭等一些小姓。村民居住結構是比較分散的，認同和行動單位主要是以核心家庭為主[2]，屬于典型的原子化村莊。目前，全村共有黨員51人，其中村兩委干部5人，全部是黨員。筆者通過黨員干部和普通黨員的分析，結合有代表型的案例，力圖展現當前農村黨組織功能弱化的四種主要表現，并進一步探索其弱化的內在邏輯。
二、村級黨組織功能弱化的表現
村級黨組織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承擔了黨在農村的政治領導功能;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直接與農民接觸，因而又承擔著服務群眾的功能;同時，作為政黨的一般功能，村級基層黨組織還應該具備利益整合和政治錄用人才功能等。當前，從實踐中來看，村級黨組織的這些功能均存在一定的弱化趨向。
(一)政治領導功能弱化
村級黨組織的政治領導功能是由黨在農村中的領導核心地位所決定的。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是與黨組織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相適應的。從當前農村實際看，黨組織主要是動員和組織農民參與到新農村建設中來，尤其要解決與農民農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供給等問題。但在實踐中，黨組織卻很難將村民動員和組織起來達成一致的集體行動，以致于新農村建設完全成了村干部自己的事情。村級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進一步弱化，其政治領導功能也難以實現。
以農田灌溉為例，稅改之前，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除了各個小組以外，基本上都延續了集體化時期以小組為單位的集體灌溉模式。農業稅取消后，由于村級組織難以克服少數人搭便車行為，最終由于水費難以收起來，不得不放棄了集體灌溉模式，而由農戶自己解決農田用水問題。以小組為單位的集體灌溉，可以實現與大水利的對接，而以家庭為單位，由于農村田地較少，一般都不超過7畝，且田地分散，不可能實現與大水利對接，只能使用小水利，H村村民的做法就是打井灌溉。這種打井灌溉與集體灌溉相比，不僅費力，費錢，也費時間。特別是當前，H村大量的中青年勞動力選擇常年在外打工，農業生產的主體主要是老人和婦女，因此，每次抽水灌溉，對這些農田農戶來講成了最困難的事情，這也筆者在調查過程中反映最多的問題。筆者訪問了一位楊姓老人，70歲，種有兩畝地，分為三塊，近的一塊田需要用四節橡膠管(一節大概50到60米)，遠的一塊則需要用六節。每次抽水老人都要挑兩擔管子到田里，由于年紀大了，要挑兩次。三塊地，一塊地抽水幾乎需要一天一夜。由于小水利抗旱效果較差，從拋秧到收割至少需要抽六次水。個人抽水灌溉一年每畝田至少需要電費一百多元，這還不包括水泵和管子的成本和折損費用。而集體灌溉，一畝田農戶一年只需要交納20多元即可。很多村民包括普通黨員都很懷念集體灌溉模式，但是作為黨在農村中領導核心——村級黨支部卻由于無法動員和影響那么搭便車行為的農戶，最終導致“少數決定多數”的結果。特別是當前在新農村建設中，國家實施“一事一議”財政獎補制度來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問題，但是由于村級黨組織無法組織和動員全部受益農戶，“一事一議”難以在村莊中落實下去。據調查，H村到目前為止，“一事一議”一次也沒有進行過。
(二)服務群眾功能弱化
服務群眾功能是指村級黨組織以群眾現實需求為中心，通過不同渠道利用不同載體，將抽象的組織關懷轉化為具體的服務供給，通過服務于農民以改善民生和滿足農民生產生活需求的能力。由于村級黨組織直接與農民接觸，是黨聯系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因此，其服務功能發揮程度直接影響到黨在農村的權威。特別是黨的十八提出“以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為主要任務，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發揮也越來越受到政界和學界的重視。
然而，隨著稅費的取消，村級黨組織并沒有如文本設計的轉向服務型黨組織，而是從農民的生產與生活中退了出來，黨群關系逐漸疏遠。稅費時期，村黨組織為了能夠順利完成稅費任務，主動為村民提供生產和生活等方面的服務。而隨著稅費的取消，黨組織與村民之間的硬性關聯似乎不存在后，村民的普遍反映是“他(村干部)不找你收積累(三提五統)了，也就不找了。現在，村民添人，開證明，辦手續找干部，他們也沒什么事情找老百姓。每年收合作醫療的時候，包組干部會去找農戶收，一交錢就可以了，任務就算完成了。”而對于普通黨員，年經的幾乎都出去打工了。H村，50歲以下的黨員有16人，除了4名黨員干部和兩個普通黨員在村，其他10人則常年在外打工。年紀大的，一般都是在“考慮自己的問題，生活過得去就行了。”例如，筆者訪問了一個曾任職多年的村副書記，61歲，在家主要是種地和幫忙照看孫子，幾乎不會去關心村莊公共事務，而只想著把自己的生活過好就可以了。像他這樣的老年黨員在H村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說，黨員與群眾不再是骨肉相連，而成了兩張皮，各自做各自的事。黨員不為農民服務，農民也不信任黨員，甚至很多人連誰是黨員都不清楚。不僅如此，一些黨性差的黨員干部和普通黨員還與農民爭利益，主要表現在村莊資源分配方面和向國家索取低保指標。例如，張宏發，56歲，曾任過村主任，副書記，身體也比較健康。有兩個女兒，一個嫁人了，一個在讀研，是公費，張本人做人身保險，土地全部流轉給別人，家庭條件在村莊中屬于中上等層次，卻利用關系給自己申請了低保。像張宏發這樣本身不具備申請低保資格的黨員，村里還有五六個，包括現任書記。對此，老百姓怨聲載道。由于黨員干部與普通黨員的服務意識的雙重弱化，造成黨群關系的疏遠，嚴重弱化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
(三)利益整合功能弱化
利益整合功能就村級黨組織而言，就要成為“整合的工具”，即在維護所代表的階級和階層利益的基礎上，協調利益關系，緩和矛盾沖突，整合分歧，而不是成為“沖突的力量”。而當前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轉型之中，農民之間分化為不同的利益群體，并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對這些利益群體進行有效整合不僅關系到黨自身的安全，也關系到整個農村社會的穩定。特別是近年來，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農民的維權意識也不斷增強，這就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相應的提高其利益整合能力。然而，稅費取消后，黨組織特別是黨的領導班子卻很少介入到村莊利益糾紛中，黨在農村的利益整合功能進一步弱化。
例如，90年代末，七組小組長將村里的一個約十多畝大堰塘承包給了外地人，租期為五年。五年到期時，組里劉姓的三個人一夜之間就把外地人趕走，將堰塘據為所有，而不讓其他農戶用水。由于劉姓是組里面的大姓，這三個人又是堂兄弟關系，身強力壯，性格霸道，是村里的狠人，一般老百姓也都不敢惹他們。但是堰塘是集體時期，由村民一起挖的，理應歸集體所有，而他們卻占為私有，農戶對此很不滿。特別是堰塘附近的土地，農戶進行灌溉還要到很遠的地方引水過來。2009年，組里黨員顏大叔和幾個村民就去找書記，反映這個事，希望能夠解決，但書記則表示沒有辦法，也不敢惹這三個人。據村民講，這三人主要是有親戚在縣里當官，書記怕得罪他們，丟帽子，所以也不愿管。而2011年，上面搞農田開發時，占了堰塘的一半面積，他們就要求村里用耕地作為補償，書記最終也老老實實的把田補給了他們。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方面一些黨性強的無職黨員為了大多數村民的利益還會向組織反映，但是卻起不到作用，村民也逐漸對他們失去信任，另一方面作為村支書在村民眼中還是村中的最高權威，正義的維護者，所以，出了問題還會去找他，但事情的結果卻是面對村莊的強勢群體時，村支書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選擇置身事外，進而也弱化了農民群眾對黨權威的認同，黨組織的利益整合功能難以實現。
(四)政治錄用人才功能弱化
政治錄用人才功能對農村基層黨組織來講，是從農村社會中吸收優秀人才到黨的隊伍中，并把黨員中的優秀分子培養成后備干部，通過法定程序使黨員在鄉鎮政府、人大、村委會中擔任領導工作，以實現黨的主張和意圖的能力，其核心就是發展黨員問題。當前，很多年輕人或將土地流轉出去，或由父母代種，選擇長年在外工。而在村的一些優秀年經農民，由于一些劣質黨員的表現，嚴重影響黨在農民心里的形象，也不愿加入黨組織。然而，由于稅費取消后，黨員一方面不用再協助村干部收取稅費，另一方面，國家轉而向農村輸入大量的資源，村干部不僅可以從原來的稅費任務中解脫出來，而且還掌握了國家資源下鄉的分配和使用權力，村干部職位因此也變成一些人眼中的香勃勃，從而致使村莊中一些動機不純的人想要入黨，進而進入村莊權力結構之中。而當前面對大量的年經人外出打工，在村的年輕優秀人才又不愿入黨的情況下，村干部為了完成發展黨員任務，村莊中的富人就成為黨組織培養的首選對象，這也符合了國家“雙帶”話語。但是否帶領群眾致富，是后續的問題，帶頭致富卻是能看到的，村干部為解決眼前問題，而不再考察其入黨動機和政治素質等問題，更不去考慮其財富的來源，以及在村民中影響，于是我們看到了把村莊里有名的混混引入黨內，并進一步培養成黨的后備干部，嚴重損害了黨的純潔性。
例如，楊一明是H村從2006年到目前唯一一位從村里培養出來的黨員。08年申請入黨，2011年轉正。今年43歲，小學文憑，是村里數一數二的有錢人，據村里人估計家里資產至少不低于500萬。從1990年代初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混混，近幾年主要以承包工程和經營苗木生意為主。筆者在H村的第二天還訪問到了他，問他對入黨的想法，他也直言不諱說“入黨主要是為了積累一些政治資本，為自己合作社生意積累信譽度，并不是想進村部。”但晚上筆者跟所住的農戶聊天時，發現他本人還是很想當書記的，而且現在已經開始運作這件事情了。但是由于前段時間，村里要進行工程建設，包工程的是外地人，楊也想干，就把包工程的人打了，這件事對他本人影響不好，所以，現在正到處找黨員拉關系。據調查，村干部還把楊作為后備干部來培養。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稅改之后，一方面由于村級黨組織自身凝聚力和號召力下降，對在村優秀人才很難產生吸引力，另一方面，村黨組織為了滿足國家的“雙帶”話語，將一些富人混混引入黨內，嚴重影響到黨在群眾中的形象。
三、村級黨組織功能弱化的邏輯
村級黨組織自身建設滯后和黨建脫離基層治理共同形塑了當前農村黨組織功能弱化的內在邏輯。[①]
(一)黨組織自身建設滯后
首先，黨組織的思想政治建設滯后，疏于對黨員進行教育。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提出，思想建設是把作為農民出身的黨員改造成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途徑。稅費時期，黨支部為了完成稅費任務，需要黨員發揮帶頭作用，并協助干部做群眾工作，所以黨在這段時期也非常重視黨的政治思想建設，會經常召開黨員大會，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而隨著稅費的取消，黨組織需要動員黨員完成的任務也越來越少，原來經常召開的黨員大會現在也很少召開，就連正常的“三會一課”和組織生活會也幾乎不開了，而只是在年終對黨員干部進行民主評議和選舉黨員干部時才會召開黨員大會。黨員失去了思想提升的平臺，黨組織與黨員關系也開始疏遠，以至一些黨性較強的的老黨員說，“現在黨都不管黨了”。有的人則說：“也不是找不到黨組織，在村部的墻上和黨建的臺賬里面不是有嗎!”沒錯，農村黨建的紙面工作越來越完備了，但是現實中的黨組織卻基本處于癱瘓的狀況，嚴重影響了黨組織功能實現。
其次，黨內民主建設滯后，損害了普通黨員對黨的政治認同。稅費時期，村干部為了讓黨員配合開展工作，需要召開黨員大會，找黨員商量。而當前，在資源下鄉背景之下，特別是在資源如何使用和分配方面，則往往是由書記一個人或是跟書記關系好的干部說了算，而普通黨員和在村被邊緣化的干部連知情的權力都沒有，更不可能參與其中。就連發展黨員問題，雖然也會按照程度進行，而作為一把手的書記總會有辦法讓自己的看中的人選入黨內，普通黨員則很少有能力和權力去反對，以至于一些黨員感覺，“現在黨員沒地位，當得很窩囊”。作為生活在村莊場域中的普通黨員，在村莊公共事務和權力結構中，是否有參與權力，不僅關系到黨員自身對黨的政治認同，也關系普通老百姓對黨員的信任問題。而當前由于黨內民主建設到滯后，黨員權力難以實現，從而降低了自身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致使農村中優秀人才不愿向黨靠近。
最后，黨員隊伍建設滯后，制約了黨組織功能的發揮。黨員隊伍建設滯后，主要表現黨員隊伍老年化，文化程度偏低，黨員隊伍結構不合理。例如H 村，全村共有黨員51人，35歲以下有5人，占黨員總數的9.8%; 35歲至55歲有15人，占黨員總數的29.4%; 56歲到69 歲有26人，占黨員數的50.9%;70歲以上有5人，占9.8%。初中及以下有36人，占了70.5% ;中專及高中有12人，占23.5%;專科有3人，占5.8%。長年在外打工的有16人，這16人均為55歲以下的中青年黨員，且大部分都是高中及以上學歷，由于這些黨員常年在外打工，幾乎不關心村莊的公共事務，因此，也很難在村中起走到先鋒模范作用。除了這些外出黨員以外， 55歲以上的黨員占據了在村黨員的88.7%。可以說，老年黨員成了在村黨員的主體，老年黨員由于自身身體原因和文化水平較低(大多為小學文化程度)，以及以城鄉代際分工為主的家庭生濟模式，造成了老年人在家庭中地位降低，在村莊中更處于邊緣化的位置，因而，也無力影響和動員其他村民進行新農村建設。因此，黨員隊伍建設滯后直接損害了黨組織的功能發揮。
(二)黨建脫離群眾路線
當前，除了黨組織自身建設滯后導致其功能弱化直接原因以外，根本原因在于農村黨建與群眾路線相脫離。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實現“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根本要求，是黨在群眾當中建立權威和信任的基石，因而是提高黨組織功能實現的根本保障。而當前的農村黨建與群眾路線相脫節，導致黨群關系疏離，進而弱化村級黨組織的功能。
首先，脫離群眾路線使得農村黨建陷入形式化的困境。群眾路線是連接黨群之間的重要紐帶，是確保黨建工作“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不變。在農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基層黨組織猶如一艘大船。只有當黨的工作是以群眾的利益為中心，并且接受群眾最廣泛的檢驗，農村黨組織才能夠在農村全部工作中處于領航者的地位。而一旦黨建脫離了群眾路線，農村黨組織就會失去根基，為群眾所拋棄;農村黨建也就喪失了具體的目標，只追求在文本上滿足上級的要求，將形式做到最完美，最終只能走上形式化和“做作業”的窠臼。黨建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固然重要，但是一旦脫離了具體的實踐內容，就有可能將黨建推向空洞的文本循環，陷入“空轉”的尷尬局面[3]。然而，失去群眾根基的形式化不僅使得黨建喪失方向，同時也危及黨在農村的政權穩定性，極大地降低了黨組織領導農村黨建工作的能力。
其次，脫離群眾路線使得農村黨建走向利益化的困境。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合法性是建立在“一切為了群眾”的政治訴求之上的，群眾的利益就是黨的根本利益，兩者是相互統一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村黨組織不應該成為一個單獨的利益集團，甚至與群眾的利益相抗衡。然而，隨著群眾路線的空虛，農村黨組織開始不斷尋求自身的利益。這集中體現在黨員干部不按政策要求分配國家資源，以及普通黨員急切要求國家照顧兩個方面。黨組織的利益化嚴重損害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導致農民對于黨員和黨組織的信任。于是，農民就會不斷想象國家的好政策與自己卻沒有得到照顧歸結為基層黨組織的貪污腐敗，從而引發“到底是共產黨還是自私黨”的討論。可以說，脫離群眾路線是造成農民對黨組織不信任的根源，這極大地影響黨在農村的政治領導功能實現。
最后，脫離群眾路線使得農村黨建走向孤立化的困境。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最重要經驗是“放手發動群眾”，充分依賴群眾的積極性來獲取各項事業的成功，這是群眾路線的核心內容。當群眾路線逐漸遠去之后，農村黨組織就陷入孤立無緣的境地，所有的農村工作都難以得到農民的支持。尤其是在村莊公益事業建設中，黨組織很難再將所有農民動員和組織起來。黨從群眾中抽離出來，實際上就使得農民再次成為一盤散沙，從而喪失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動力。從當前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表現出來的“等靠要”思想，表明了農村黨建已經嚴重脫離農民群眾，從根本上損害了黨組織的功能實現。
四、結論
胡錦濤同志指出：“黨的基層組織，是我們黨實現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領導、鞏固執政地位的組織基礎。基層穩固，黨的整體才有強大的戰斗力，我們才能經得起任何困難和風浪的考驗，立于不敗之地。在歷史性的重大轉變時期，在當前改革的攻堅階段，尤其是這樣。”[4]而當前在我國還是以農業人口為主，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黨的基層組織中仍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加強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建設，使其更好的發揮功能，不僅關系到農村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也關系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實現。然而，如筆者所調查H村一樣的一些純農業型村莊，當有稅費任務這個外部壓力存在的情況下，村級黨組織還會注意加強自身的建設。而隨著稅費的取消，黨組織與農民之間的硬性關聯不存在后，黨組織就開始放松對自身進行建設，一方面表現在黨組織就很少再介入農戶生產與生活中，為農民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黨與農民群眾關系逐漸疏遠；另一方面由于村干部不再需要黨員協助收取稅費，也放松了黨員的教育與管理，黨員與黨組織之間的關系也進一步疏遠，黨員意識弱化，先進性難以體現。而當前，國家越來越重視黨建，并按“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標準對基層黨建進行一票否決考核。在這種壓力型體制下[5]，負責黨務工作的村干部，為了迎合上面的檢查和考核，把黨建完全當成了作業去完成。所以，在村部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各種關于黨建制度、黨員的設崗定責和承諾上墻，以及黨建的檔案也做得越來越精致，黨建走上了一條形式化的道路。由于黨組織不再進行實質性建設，黨組織功能與稅費時期相比反而降低了，黨組織在農民心目的權威進一步下降。因此，當前，在村級黨組織與農民不再發生緊密關聯的情況下，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機制，使黨建轉化為黨組織的自覺行動，以更好的發揮村級黨組織功能，是當前農村黨建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1]吳梅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功能定位 [J].中州學刊，2009，(06);王鵬程.我國農村基層黨組織運行機制和功能發揮研究 [J].社會主義研究，2011，(06);肖純柏.農村基層黨組織功能實現途徑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賀雪峰.村治的邏輯 農民行動單位的視角 [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3]鄭長忠. 基層黨組織轉型：走出“邊緣化”處境的根本出路 [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05).
[4]胡錦濤. 胸懷全局 突出重點把黨建工作做得更好[J]. 黨建研究，1994，(03)：12.
[5]榮進本等. 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注：本文的部分觀點是與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林輝煌和郭亮兩位博士討論產生的，在此表示感謝!
[①]農村基層黨組織功能弱化除了本文所討論的上述原因以外，并不排除市場經濟、社會轉型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但本文主要以討論影響其功能弱化的內在原因，以期更好的應對和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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