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本文將結合如上精神，談談生態文明與工業文明、農業文明的關系。筆者認為：生態文明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建設生態文明，本質上是對傳統農業文明的溯源;如何繼承歷史上精耕細作的農業觀，對踐行“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至關重要。
生態文明，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
生態文明的推進，是對工業文明成本轉嫁生態環境造成可持續生存危機的必然應對，是區別于工業文明、具有質變意義的文明層次的超越。
執政黨認識到，當前現實中關乎人民福祉和中華民族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嚴重問題，是“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
那么，為什么中華民族文明有著綿延5000 年的巨大活力，有著萬年之久的農業發展史，而沒有形成明顯的生存環境退化;然而僅僅經過百年的近現代工業文明發展史，尤其是改革開放幾十年，就造成了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危機?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百年中國問題的本質是“一個資源秉賦較差的、發展中的農民國家，通過內向型自我積累追求被西方主導的工業化、資本化發展的問題”;百年中國現代化制度變遷就其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成本轉嫁機制”。以改革開放時代為例，作為中國融入新時期的全球化、以各種產業資本進行資源資本化的時代，它一方面高擎發展主義大旗，以現代化的制度變遷方式，追求地方工業化、國家現代化和資源資本化的過程;另一方面表現為成本積累和轉嫁機制的“致貧”“致亂”“致害”效應，也即所突顯出來的各種嚴峻問題。其中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就是新時期“三農”問題的突出表現。推行市場經濟的各級政府和各種資本實體，面對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沒有談判地位的億萬小農，以一切可能方式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其由強勢群體轉嫁于弱勢群體、弱勢群體轉嫁于土地和資源環境的成本轉嫁破壞性之大，超過近現代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中共十八大會議提出“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是執政黨在一個人多資源少的東方大國以制度劇烈變遷的方式發展工業文明100 多年以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能源短缺、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嚴峻現實問題之時提出的歷史性戰略目標;也是工業文明發展到資本文明的危機及轉機使然。由于工業文明發展的內在規定性所導致的嚴峻生態環境問題，危及到了人們的基本生存條件的安全與否。所以，執政黨與時俱進，提出了有別于工業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態——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對工業文明的深刻變革和超越，是在工
業文明內在發展機制矛盾激化之日，取而代之并將引導人類社會繼續向前發展的新文明，是人類社會跨入一個新的時代的標志。
生態文明，須尋根于傳統農業文明
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新式文明，其得以實現的兩個必要條件是：從理念上，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從舉措和行動上，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之中。
一個曾經創造了人類最成熟最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偉大民族，在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中否定了自己。在追求工業文明的時代，傳統農業文明作為一個現實的、需要改造的對立面，經過百年中國“一波四折”式的現代化制度變遷，似乎被沉沒于中國歷史的“黑洞”里去了。然而，任何文明形態都是處于歷史的、具體的場域之中的，現實中總有歷史的影子。生態文明所倡導的“尊重自然”之理念，難道不是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的傳統道理的呼應嗎?其相關舉措的倡導，難道不是以某種姿態呼應了“敬畏生命”，人道、社會道、天道“道器一體”的中國文化道統嗎?生態文明建設，冀望于“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就從這個目標宗旨的實現上，也得對中華民族曾經擁有的數千年農業文明持續發展之原理心懷敬仰才是。
古語云：“源遠流長”“根深葉茂”。生態文明建設若想流長，則必要溯源;若要繁華永續，則必憑滋潤根本;或者說，為了未來，必須尋根歷史。中國的農業文明是早熟的超穩定文明，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留存下來的完整古文明。以黃河文明為例，黃河人與黃河的關系史，即農業文明史。在一定的氣候、地貌和地質環境的綜合作用下，黃河流經之處，將泥沙一遍遍、一層層地挾下來，鋪就了今日之中原大地、華北平原和黃海、東海大陸架。千萬年來，黃河岸邊的居民，長期與自然環境和河流相抗爭、相適應，演繹著人類文明與河流自然交融、相互滲透和抗爭的哲理，生成了傳統農業文化。黃河人世世代代興修水利，因勢利導地引黃河之干支流用以灌溉改良田地，促進了農業文明的燦爛發展。
中國的農業文明內涵了農耕技術、農村和城市的社會結構，以及相關政策、思想與文化，體現為不同層次的和合性與適應性。從政治上說，農業是歷代王朝的立國之本，在歷朝歷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中，重農、憫農的民本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從文化上說，農耕技術衍生出中華文明的文化源頭和最為質樸的文化范疇——農桑文化，也衍生了適應農耕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的內涵高度智慧和整合功能的儒家傳統文化。
總之，中國高度統一成熟的農業文明，與中華民族生存圈特有的天時、地理、人文環境和生存方式密切相關;是一個超穩定的以“農業為本”的文明形態系統，因而達至數千年之相對永續。歷史規定著未來，未來回應著歷史。中國的生態文明若要實現永續，其有效可信的方式是溯源，是某種程度上復興從技術到制度再到文化不同層次的農業文明支撐體系。
生態文明，須弘揚精耕細作的農業發展觀
對于一個傳統的、延續了幾千年的小農村社制的中國農村而言，要解決其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可以借鑒日韓的“小農村社經濟條件下的綜合農協模式”，這種體系已有效地維持日本韓國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穩定長達100年。顯然，借鑒日韓的農業發展經驗相比歐美而言要相對可靠些，借鑒歐美的公司化、產業化農業發展模式，必然形成社會、環境等成本轉嫁的嚴重后果。
只是，借鑒東亞、借鑒西方的，畢竟屬于外部參照，縱然有益可學，卻也屬于有著不同時空條件差異的制度變遷層次，我們需要理解和發揚中國村社農業的基礎性經驗，那才是我們采用何種制度以及如何采用的根本。以根本經驗為基礎，以立己為本位，缺什么補什么，損掉了什么又能修復什么，這才是一個正確的農業發展方法論。
存在了數千年的精耕細作農業，作為“靠天靠地更靠人”的農業發展觀，是中國農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內涵了一系列的傳統農業耕作技術、經驗以及中國自然條件和中國社會中軸相關聯的道理。無論是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還是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均是以“精耕細作”為道統的杰出之作。
首先，精耕細作是中國古代農業體系的特點和主流。戰國以前的農業，以黃河流域的溝洫技術(即以畎畝農田和壟作、條播、中耕配套技術改造低洼鹽堿地的技術)為標識，精耕細作的農藝已經萌生;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精耕細作農藝已經成型，如為了緩解春旱多風的威脅，古人建立了北方旱地“耕-耙-耢-壓-鋤”防旱保墑的耕作體系。古人還總結了適用于小農經濟的小塊土地精耕細作的“區田法”，進行種子處理的溲種法和區種法等等，證明此時農作已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園藝工程。直到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旱作農耕，本質上還與此類同。
其次，精耕細作對本土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其變遷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中國生產生活方式甚至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基因。中國成熟的精耕細作經驗與因之而生成的相關社會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其上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崇尚節儉的美德，美國農學家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一書中有著豐富的描述：生活在三角洲平原的人們建造堤壩，挖掘運河，利用攜帶豐富養料的河水灌溉，利用富含有機質的淤泥肥田;東方農民翻新土炕時，替換下來的廢棄磚成為珍貴的肥料;人們還將燃燒木材后產生的煙灰儲存起來，用于培育土壤;中國人會定期種植一些樹木作為燃料以保護森林;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廣泛使用稻草、高粱或小米秸稈以及用泥土燒制成的磚等作為建筑材料等等。
顯然，中國傳統農業文明之精髓——精耕細作，正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農業之道，作為立足于本土的曾經有效可信的在地化經驗性知識、技術和制度、理念，內涵了當前文化理念所推崇的中間性、大眾化和安全永續性，符合“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現代農業要求，其效果與生態文明下的農業發展觀目標一致。
然而，由于改革開放以來產業化的農業發展，工業化、城市化對土地、人才、資金的抽取，由于人們翹首擁抱工業文明而對腳下的農業文明視而不見、遺忘有加，支撐幾千年的精耕細作方法體系已然支離破碎了。生態文明如何超越工業文明，尋根農業文明;生態文明下的農業發展，如何在新時代以政府為主導，建立以小農村社為基礎的綜合農協模式，弘揚精耕細作的農業觀，以我國農業立身之本為主，再結合東亞乃至世界先進經驗，這些都是新文明內在規定的重大課題。
(該文發表于2013年《有機慢生活》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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