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過剩催生最大污染源
今天，我們各級官員、學者，經常不假思索地，簡單地把以土地規模經營，作為農業改革和農村制度建設目標的時候，大概少做了一項工作——索引歷史文獻。
1955年，隨著國家工業化的推動，中國開始批量生產50馬力的拖拉機，因為不被廣大農民所接受，工業各部門普遍要求中央提高農業組織化的程度，讓工業品有條件下鄉。1956年，為了國家工業化，從農業部門順暢地提取原始積累，中央正式提出“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目標， 同時將農村合作社由 “初級社”升級為“高級社”，以鄉為單位集中土地，形成數萬畝土地的規模經營，開啟了中國28年的農業集體化歷史。
結果怎么樣呢?在此不多作論述，有能力的人自己思考。
當我們判斷農業的未來時，該以什么現狀為出發點呢?
根據國務院2010年公布的全國污染源普查結果來看，農業已經超過工業和生活污染，成為第一大污染源。三四十年前，農業可能不是那么現代化，自身收益很低，但它和資源、環境之間的結合是正向的，呈現出“正外部性”的狀態。現在則呈現出雙重負外部性，一重是造成嚴重的自然環境破壞，另一重是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
原因在于全球三大資本 ：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都過剩。
首先看金融資本，我們都知道當下世界資本市場熱錢橫行，它的特點是要求短期回報，進入農業這樣需要長期、持續投資才有穩定回報的部門，很可能產生嚴重的問題。比如我們的牛奶制品行業面臨的危機，就是由當年一筆不到5000萬美元的熱錢引發的。
當年這筆要求短期回報的熱錢，投到某知名企業之時，不可能拿去種植操場、建設基地和培養農戶，而是去搶奶源，把奶牛市場搞亂了，供需關系嚴重扭曲，奶牛養殖戶開始添加三聚氰胺。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丑聞曝光后，中國的牛奶制品行業受到摧殘性的打擊，也由此引發了政府信任危機——即使保證牛奶制品沒有問題，老百姓也不信。
其次看產業資本過剩。這個時間更長，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時，中國就已經出現工業生產過剩的問題，為了防止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我們引導工業資本進入農業，拉長產業鏈，以遠期過剩掩蓋當期過剩，在工業和農業同時擴大投資，拉動經濟連續增長。
當金融資本過剩，產業資本過剩，商業資本也出現過剩，表現在農村中的商業環境中，不可能構建一個所謂的契約關系，于是市場失靈、政策失靈。
聯合國糧農組織組織54個國家的專家作了一份報告，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過剩問題，但卻未能引起國內各界的關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業界常講的設施農業)，集中在中國，全球67%的蔬菜、50%以上的豬肉、50%的蘋果、40%的柑橘等等，都由中國人生產，但我們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
三大資本促使農業生產過剩，直接導致當下農業生產的雙重負外部性。就污染而言，最近的一個案例是“河里漂死豬”，當地生豬年產量大約是700萬頭，在規模養殖條件下，生豬的正常死亡率，按最低3%算是21萬頭，按最高8%算是56萬頭。管理部門要求對死豬進行填埋和焚燒處理，在那個寸土寸金的地方，往哪里埋;燒一頭豬比燒一個人還貴，養豬的農民怎么負擔這個成本？
至于食品安全問題，1998年之前，我們很少聽到成規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這之后的15年的時間，幾乎每年都會有成規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集中發生。
農業現在和資源、環境的關系越來越緊張，當我們強調以大規模集約土地為目標，實現農業產業化時，必須要從現狀出發——它會加劇這種緊張，還是會緩解?
鄉土中國的基本常識
農業的演變，具有自然過程和經濟過程高度結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過殖民化推進工業化的資本文明史中，農業的這一內在特質不可能被根除，因此客觀分化為三個異質性很強的不同類型。
首先是前殖民地國家為代表的大農場農業。我們的官員和企業家們，到美國一看，覺得大農場很漂亮，工業化生產也是高效率。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從世界范圍看，大農場農業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可以做到，北美的美國、加拿大，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亞。
它們是怎么做到的呢?這些國家原住民只占人口比例的5%不到，這是大農場進行工業化生產和集約經營的基本條件。如果我們也要搞大農場，是不是要把95%的中國人都趕到太平洋里?
其次是前殖民主義宗主國（歐盟為代表）的中小農場農業。因歐洲人口增長絕對值大于移出人口絕對值，致使資源越來越有限，只能實現農業資本化與生態化相結合，并且60%的農場由中產階級市民兼業經營，這導致一方面其農業沒有自由市場體制下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與農業生態化高度相關的綠色社會運動從歐洲興起。
歐盟每個農場每年要得到1.8萬-2萬美元的補貼，再加以各種形式的貿易壁壘、技術壁壘和社會壁壘，歐盟各國的農場才能維持經營，這是客觀現實、普遍現象，也是常識。
第三種是未必徹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為主的東亞傳統小農經濟國家（日韓為代表）。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唯有在國家戰略目標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預，通過對農村全覆蓋的普惠制綜合性合作社體系，來實現社會資源的資本化，才能維持三農的穩定，鄉土中國正屬于這種原住民為主的東亞小農村社制經濟基礎。
2011年，中國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是36.3和40.4%，分別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個百分點，食品消費占比下降趨勢非常明顯，無論農業怎么發展，靠農業來維持農民收入的客觀條件是越來越難。
但是，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確實在提高，2002-2011年，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電冰箱61.5臺，增長3.1倍;空調22.6臺，增長8.9倍;擁有移動電話179.7部，增長12.1倍。這些收入是靠農業發展而來的嗎?當然不是，而是進城打工得來的。
小農農業要實現自我循環，幾乎只有一個辦法：把各種與農村經濟相關的產業，裝進綜合性的大產業，農民才能在其他細分產業領域獲取利益，達到社會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會幫政府種糧，糧食安全才有保障。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補貼太多，沒有激勵機制，沒有形成可以圍繞農業形成多種產業并存的綜合合作社體系。我以前跟媒體朋友開過一個玩笑，我說現在只有總理抗旱，農民才不抗旱呢，他們巴不得旱災再重一點，反正政府有賠償有補貼，讓農民自己抗旱，有機制激勵嗎?靠農業發展不能實現農民增收，靠補貼更不可能，我們的不少官員，就是不接受這個現實。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是農業產業化政策的首批研究人員之一，當時我就在研究報告中指出，通過拉長產業鏈的方式增加農業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經濟理性，但檢驗農業產業化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是看產業資本的收益，也不能簡單看農業裝備系數提高了多少，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為第一生產力的農民，在這個過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組織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農民達不到這個產業的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認為農業產業化成功了。
如今城鎮化又成了熱點話題，有人說，把中國70%的農民變成市民，農業就變成規模農業了，這是中國夢還是美國夢?
在中國，農民進城要考慮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現在按照國家規定，農民工上“四險”的比例不到20%，為什么?因為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的成本要低于城市，農民工一般不需要在城里再額外付費，另外購買一套自己的社會保障，更何況城鄉二元分割，農村的保障帶不進城市，城市的保障也帶不回農村，各地政府讓進城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其實是加重他們的負擔。
二是農民進城前后的身份變化。在農村，農民有房子有地，相當于“小資產階級”，你讓他變成產業工人，意味著變成無產階級，有人愿意從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嗎？改革開放前，農民沒有地、僅有房子，城市工人卻生老病死有依靠，工農之間的差別相當于中產階級跟貧民的差別，所以農村才會出現一人當工人，全家都幸福的情況。現在還是這樣嗎?我不反對城鎮化，只是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多做實際調研，別拍腦袋下結論。
近年來，為了解決三農問題，國家不斷調整戰略，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發展是多功能農業，2007年提出了生態文明的理念，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兩型農業的道路：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這幾年慢慢開始強調農業的轉型，
解決農業問題要靠國家調整戰略，要看天時地利人和。農民增收不再靠農業，這已被事實所證明，所以現在講新三農的時候，也有了新概念，不再是農民增收、農業增產、農村發展的“GDP農業”，而是穩定農村、合作農業、安全農業的新概念。
另外一個現實是，中國是世界上中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國家，社科院公布的數字是3.4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可能會導致“逆城市化”，或者叫“去城市化”。如果這個趨勢形成，將帶來很大的經濟機會，中小企業和中小資本，或者中產階級市民的資本流向農業和農村，與農民合作，將會帶來農業發展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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