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影響

　　內容提要：農民的社會階層不同，利益訴求不同，對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態度也有不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現象越來越明顯。當前的農民可以劃分為五個不同的社會階層：脫農農民階層、亦工亦農農民階層、在村兼業農民階層、規模化經營的大戶階層，以及一般的農業經營者階層。其中，在村兼業階層和大戶階層的農民既有可能是合作社發展中核心社員的主要來源，也有可能成為合作社里的邊緣社員，而亦工亦農階層和一般的農業經營者階層的農民則是合作社中普通社員的基本來源。只有深入理解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特征及其對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影響機制，才能更好地認識合作社發展的復雜現實。

　　關鍵詞：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專業合作社;社員結構

　　一、合作社發展的復雜現實

　　目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實踐動態備受爭議。從公開的資料上看，截止2011年6月底，僅在工商部門注冊的合作社數量已經達到44.6萬個，入社農戶達3000萬戶。然而，數量上的可喜狀況難以掩飾合作社發展的復雜現實。

　　有學者認為，在已有合作社中，存在著數量龐大的“空殼合作社”與“假合作社”，真正運轉比較規范的合作社只占5%～20%(劉老石，2010)。偽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義爭奪國家的扶持資源會擠壓名符其實的真合作社的利益空間，不利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良性發展，需要加強運作的規范化建設(張穎、任大鵬，2010)。但是，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范化程度非常低，制度的“名實分離”現象顯著，不僅合作社的實際制度與法律規定之間存在明顯差異，而且不同專業合作社之間的實際制度差異也很明顯(熊萬勝，2009)。在西方合作社16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合作社的原則也曾歷經變遷，但其核心內涵始終沒有改變：成員民主控制;盈余按交易額返還;資本報酬有限(潘勁，2011)。《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制訂的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應當遵守的基本原則也基本上反映了這些合作社的內涵。可是，實踐中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卻在諸多層面背離了以上規定性內涵：企業家和大戶能人掌握了合作社的決策權(張雪蓮、馮開文，2008);按股分紅成為合作社盈余的主要分配方式(鄭丹，2011);少數核心社員擁有了合作社的主要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林堅、黃勝忠，2007)。同時，在合作社的發展中，還出現了一些背離合作社基本宗旨“制度益貧性”的社會事實，比如“大農吃小農”現象(仝志輝、溫鐵軍，2009)和“去益貧化”現象(吳彬、徐旭初，2009)。由此，有學者提出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社出現了內卷化的現象，在合作經濟組織制度化的過程中，農業產業經營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并沒有出現預期的由低級到高級的變革過程，中國農村小農戶經濟的性質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樊紅敏，2011)。

　　面對合作社發展實踐的復雜現實，學界的研究以提出問題為主，尚缺乏對問題背后深層次原因的分析(潘勁，2011)。鑒于此，本文擬結合近些年來的農村調查經驗，從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引發農民利益分化的角度入手，重點分析階層分化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影響機制，以此為基礎對合作社發展中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嘗試性解讀。

　　二、農村社會階層分化與農民利益結構的變化

　　分田到戶以來，農村社會階層分化趨勢日益明顯，早在1990年代，陸學藝等人就認為農村社會出現了八大階層(1990)。稅費改革以后，農村社會的階層分化又出現了新的變化，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的社會階層(賀雪峰，2011)。借鑒已有的分層研究成果，本文從農民與農業(包括種植業與養殖業等)[2]的關系及農戶專業化經營的程度出發，將當前的農民劃分為五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是脫農農民階層。脫農農民階層的主體是舉家外出務工的農民群體，其典型特征是不再耕作土地，他們原有的承包地或是已被村集體收回轉包給其他農戶，或是流轉給與其有緊密關系的其他農戶，也不再從事家禽家畜的養殖。這一階層農民的生活重心在城市，對村莊里的事情缺乏足夠的關注，對農業發展的趨勢也不關心。

　　二是亦工亦農階層。這一階層的農民家庭同時可以獲得兩份收入：務工收入和農作收入。細加區分，亦工亦農階層又可以區分為兩種比較普遍的類型：“子工父耕”型與“男工女耕”型。前者建立在代際分工的基礎之上，年老的一代在家經營農業，年輕的一代出外務工;后者建立在男女分工的基礎之上，家庭的男勞力出去務工，女主人在家從事農作，并照顧父母，撫養孩子。亦工亦農階層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非農就業收入，農業經營基本上是為了維系家庭的日常開支。所以，他們對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對農業專業化的發展并沒有過高的期望。

　　三是在村兼業農民階層。這一階層涉及的范圍極廣，包括農民企業家、農業經紀人、鄉村干部、農資經營者、鄉村醫生和中小學教師等。雖然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不是農業勞作，但是仍然居住在村莊，有的也同時經營著少量的土地或飼養少量的家禽家畜。他們是鄉村社會里的精英分子，對當地農業的發展狀況非常熟悉，對各個農戶的家庭狀況乃至每個農民的性情品質都知根知底。并且，他們也有遠比一般農戶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關系網絡，對國家政策的敏感度很高。

　　四是規模化經營的大戶階層。大戶階層的家庭收入主要依賴于農業勞作，他們通過擴大土地的經營規模或擴大家禽家畜的養殖規模來彌補務工收入的空缺，以獲得滿意的經濟收入。隨著農民流動規模的擴大，外出務工的農民家庭，往往將土地用口頭協議的形式，以較低的價格流轉給在村居住的務農階層，造就了土地耕作中大戶階層的出現。而對利潤的追求，也會不斷推動養殖戶擴大經營規模。大戶階層生活在村莊，利益重心在農業經營，對改進農業勞作的內部條件與改善農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寄予較高的期望，是農業專業化經營的基本主體，也是村莊公共事務的主要參與者和國家治理鄉村可以依賴的重要力量。

　　五是一般的農業經營者階層。他們像規模化經營的大戶階層一樣，幾乎沒有非農就業收入的來源。相比于大戶階層，從事種植業的農戶耕種的土地規模比較有限，主要經營的是自家的承包地，部分農戶也有可能通過土地流轉等形式還耕作著其他農戶的少量土地。而從事養殖業的農戶的經營規模也非常有限，主要依靠自家勞動力從事日常經營管理活動。在這一階層中，部分農戶依靠種植業與養殖業還能勉強獲得與亦工亦農階層相當的經濟收入，能夠在村莊里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但也有部分農戶受制于家庭勞動力的結構，無力擴大農業經營的規模，僅能獲得有限的經濟報酬，只能過上“有飯吃，沒錢花”的日子。對于那些有富余勞動力的家庭，他們往往難以滿足當前的生活狀態，正在籌劃出去打工。而對于那些處于人多勞少周期階段的家庭來說，他們就會淪落為村莊里的貧弱群體。這一階層比較關注農田水利條件的改善，關注農資價格或飼料價格的漲跌，也關注農產品或家禽家畜銷售價格的市場行情，但是力量有限，參與合作社的積極性也不高。

　　三、不同階層農民對發展專業合作社的態度

　　農民的階層不同，利益重心不同，對農業收入的依賴程度自然不同，專業化經營的訴求也有不同，這就必然影響到他們成立或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以及將合作意愿轉化成實際合作行動的能力。

　　1、脫農農民階層。脫農農民階層暫時或永久地搬離了村莊，他們與土地，與農業經營之間的聯系近乎中斷，很少有成立或加入合作社的意愿。這個階層中的富裕群體，家有閑余資金，也有可能在其信任的合作社負責人的積極動員下，投資合作社以獲得利息收入或按股分紅的收益。但從整體上來講，脫農農民階層對發展專業合作社的態度不積極，不關心。

　　2、亦工亦農階層。這個階層的農民從事農業僅僅是為了滿足家庭日常消費的需求，盡可能地減少村莊生活中的貨幣性支出，或是盡可能地增加一些貨幣收入，補貼家庭日常生活的消費支出。隨著勞動力市場結構轉型的加快，外出務工的收益不斷增多，務工收入大大降低了他們對農業收入的依賴程度，也降低了他們轉變經營方式的積極性，使他們在農業耕作中甘于維持現狀。在家庭內部分工模式的制約下留守村莊的農民，也能看到成立合作社后通過統購統銷降低生產資料購買價格和提高農產品銷售價格所可能帶來的潛在收益，有一定的合作意愿。不過，在他們看來，與其出資分攤制度運行成本以追求帕累托最優的合作收益，還不如搭便車“裸身”加入合作社以坐享帕累托改進的有限收益。

　　對于亦工亦農階層來說，他們最需要的是解決農業生產中的高風險與高成本問題。因此，對于從事種植業的農民來說，他們追求生產的方便，期望能夠改善農田水利設施等基本的農業生產條件，降低旱澇災害所帶來的經營風險;也追求生產環節的低成本，期望能夠購買到價優質廉的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對于從事養殖業的農民來說，他們希望能夠提高防疫的水平，減少流行病疫所帶來的損失;也期望能夠降低飼料的購買價格，以較少的貨幣支出購買到較好的飼料。這個階層農民的合作需求主要集中在生產環節，對改善家庭經營結構，提升農業經營的專業化水平缺乏足夠的動力。生存理性優于發展理性，是這個階層農民的典型特征。受制于此，亦工亦農階層的農民也有可能會將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轉化成實際的行動能力，但是卻往往只愿意分享合作的收益而不愿分攤合作的成本，他們是合作社里普通社員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3、在村兼業農民階層。這個階層的農民雖然從農業勞作中獲得的直接收益有限，但是對類似于農民企業家、農業經紀人和農資經營者來說，他們從農業經營中獲得的間接受益是非常巨大的。總體來講，在村兼業農民階層是鄉村社會里的精英群體，他們的經濟基礎好，關系網絡廣，市場信息靈通，政策嗅覺靈敏。對于他們來說，政策優惠也是一種收益(潘勁，2011)。即便不能從成立合作社中獲得足夠的“合作收益”，他們也有可能通過合作社獲得令人滿意的“政策性收益”。僅從當前國家推出的扶持政策來看，如果能夠成立一個合作社，哪怕是“空殼合作社”或是“假合作社”，依靠自身爭奪資源的優勢，他們就可以從四類國家政策中獲取大量的物質資源：傳統的財政項目、針對農業大戶的補貼、針對龍頭企業的扶持政策，以及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政策等(熊萬勝，2009)。當然，如果能夠將合作社經營得當，他們就既可以持續獲得數量越來越龐大的“政策性收益”，也能夠通過為其他農戶提供服務而獲得一定的“合作收益”。所以，這個階層的農民往往能夠成為合作社的核心社員，愿意為合作社的發展承擔必要的制度運行成本。但是，一旦合作帶來的收益分配不均，或是成本分攤機制不公平，或是在日常管理中發生矛盾，他們中的部分人就有可能被排斥“出局”。“出局”的農民精英，極有可能從核心社員轉變成邊緣社員，轉身變為挑刺者、不合作者，成為瓦解合作社的消極力量。

　　4、規模化經營的大戶階層。大戶階層的村莊生活預期比較長，對農業收入的依賴程度非常高，發展專業化經營的動力也比較足，成立或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很強，是合作社發展可以依靠的主體力量。大戶階層的農民是變革型農民，既有從國家扶持政策中直接獲取“政策性收益”的沖動，更有改善經營環境以持續獲取“合作收益”的動力。因此，大戶領辦的合作社，往往具有比較強的生命力，相對來說能夠更加專注于農業專業化和組織化程度的提升。

　　像在村兼業農民階層一樣，規模化經營的大戶階層，如果彼此之間不能建立良好的信任與合作關系，在利益沖突與權力競爭中，失敗者也有可能從核心社員蛻變成邊緣社員。而且，還有可能的是，競爭失敗的大戶轉而退出原有的合作社，重新拉起一幫子農民發起成立一個新的合作社。當前中國農村，一個村莊有兩個或三個以上同質性較高的合作社大量存在的事實，無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驗證這一點。

　　5、一般的農業經營者階層。這個階層的農民對農業收入的依賴程度非常高，但是合作的意愿與合作的能力卻要比大戶階層差很多。相比于專業化的合作社，他們像亦工亦農階層一樣，更需要的是社區性合作組織。通常來講，社區性合作組織以改善鄉村治理結構，解決生產經營的難題，為農民提供機耕路、農田水利等公共品，方便農民日常生產實踐為基本目標。而農民專業合作社以提高農業經營的專業化、產業化水平，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以提升農民的市場競爭能力，增加農民收入為主要目標。一般的農業經營者階層也有改進農業經營方式，增加家庭經濟收入的動力，但是在市場風險巨大和合作社預期收益不清晰的情況下，他們更愿意選擇保守型的家庭經營策略，難以主動去分攤合作社運行的制度成本，而對于“合作收益”卻不排斥。所以，選擇成為普通社員，在合作社效益顯著的時候分得一杯羹，而在合作社運轉不良的時候避而躲之，就成為這個階層農民的基本合作選擇策略。

　　依據以上討論，不同階層的農民與專業合作社的關系如表1所示：

　　表1.不同階層的農民與專業合作社的關系

　　對農業收入的依賴程度專業化經營程度家庭經營類型合作意愿合作能力社員類型

　　從中我們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結論：

　　1、在村兼業農民階層和規模化經營的大戶階層是鄉村社會內部發起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體力量，是合作社中核心社員的主要來源。[3]相比而言，兩個階層的不同之處在于，在村兼業農民階層更加重視“政策性收益”，而大戶階層則有更強的持續性獲取“合作收益”的動力。

　　2、亦工亦農階層和一般的農業經營者階層，缺乏足夠的動力投入較大資金入股合作社，參與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分攤制度運行的合作成本。他們是合作社中普通社員的基本構成部分，是可以“同甘”而很難“共苦”的“搭便車者”。

　　3、合作社的成功需要在村兼業農民階層和規模化經營的大戶階層的主導性參與。但是，市場競爭的高風險、合作收益的不穩定、現代管理的高難度、權力博弈的復雜性，都有可能帶來利益的沖突，并在核心社員中滋生難以調和的矛盾，使少數人成為組織運轉失敗的犧牲品，變身成為邊緣社員，造成合作社的分裂。

　　四、階層分化與合作社發展中的若干重大問題解讀

　　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是影響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關鍵變量，不同階層的農民對發展專業合作社的態度不同，可望扮演的社員類型也有不同。以此為切入點，可以對合作社發展中的若干重大現實問題做出新的解讀。

　　1、質量與數量高度不匹配問題。自《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實施以來，合作社如雨后春筍般地蓬勃發展起來，但是數量的快速增長不代表質量的提升。由于在村兼業農民階層對國家政策的領會能力最強，出于獲取“政策性收益”的目的，他們或者將企業改頭換面變身成合作社，或者新發起成立了專業性合作組織，卻并不十分重視合作社的日常運營和管理，造成了“假合作社”和“空殼合作社”的泛濫發展。亦工亦農階層和一般農業經營者階層在全國各地農村的村莊總戶數中所占比例大都在70%以上，理應成為合作社的主體力量。可是，這兩個階層的農民將合作意愿轉化成現實合作行動的能力并不強，對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反應很漠然，導致已有合作社的輻射面比較有限，相當大比例的農戶沒有加入合作社。在大宗糧食作物區，農民創辦專業合作社的利潤比較有限，短期內也難以構建一個合適的成本分攤機制，大多數合作社運轉比較艱難，甚至部分合作社只是在成立初期折騰了一陣就偃旗息鼓了。而在瓜果、蔬菜等經濟作物產區，農民創辦的合作社，與養殖業合作社一樣，要經歷市場價格經常性大幅波動的挑戰，價格好的時候合作收益就好，農民的合作熱情也高;價格大跌的時候，合作收益自然就差，農民的合作熱情就會跌入低谷。多次的漲跌起伏，使亦工亦農階層和一般農業經營者階層更加不愿冒險加入門檻比較高的合作社，而是樂于與合作社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效益好的時候賺一把，效益差的時候也就只能自認倒霉了。但是合作社經營不善，很容易引發主要由在村兼業階層的農民和大戶階層的農民所組成的理事會等管理機構內部農民精英之間的沖突與較量，進而造成合作社的分裂，競爭失敗的一方可能會退出合作社發起成立新的類似的專業性合作組織。如果在村兼業階層的農民與大戶階層的農民缺乏合作互信的基礎，在合作社發起成立的初始階段，就有可能在同一個區域，乃至同一個村各自發起成立多個同質性程度非常高的專業合作社。如此一來，合作社的數量是上去了，但是各自為戰的并立格局，使合作社的效益難以提升，消解了農民合作的力量。

　　2、“大農吃小農”問題。“大農吃小農”問題既有可能發生在農民自發創辦的合作社中，更有可能發生在官辦型合作社和企業型合作社中。在現有的階層分化格局下，作為數量最為龐大的亦工亦農階層和一般農業經營者階層，缺乏將合作意愿轉換成集體行動的能力，他們的現實合作行動是被動的、消極的。所以，由在村兼業階層或大戶階層的農民所創辦的合作社中，核心社員與普通社員之間并不是一種平等的合作關系，而是一種庇護與依附的關系。核心社員出任合作社的領導人，擔負組織的日常管理及運作工作，分攤組織運作的制度成本。普通社員既不需要出資，也不需要負責組織的日常運營。在這樣的治理結構中，普通社員必須依附于核心社員，才能在合作有利可圖的時候分得一份收益，而核心社員也能夠在為普通社員提供庇護的前提下多得一些收益。而在官辦型合作社中，地方政府出于組織效益、政府政績等角度的考量，政策扶持的邏輯必然是“扶強不扶弱”。類似的邏輯在企業型合作社中也成立，資本進村必然會選擇合作能力強的“大農”，而將整合“小農”的任務交給“大農”去完成，進而以保證“大農”的經濟收益，并提升“大農”為資本服務的積極性。也就是說，企業家和大戶領辦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已成普遍現實的情況下具有客觀必然性，而“大農吃小農”現象也具有現實的階段合理性。

　　3、合作制度“名實分離”問題。參照西方合作社的發展經驗，以及《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規定，作為弱勢農民聯合成立的合作社，制度益貧性是其基本發展宗旨，自我服務和民主管理是其基本經營原則。因此，持有股份應該是合作社成員身份的重要標志，也是成員行使民主權利的基礎(潘勁，2011)。然而，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現實社會基礎是，亦工亦農階層和一般農業經營者階層都嚴重缺乏出資入股的動力，甘愿維持小農經營的現狀，而不愿加入經濟門檻過高的合作社，不愿為合作社的發展分攤必需的制度成本。所以，在已有合作社中，農民入股的比例并不高。這兩個階層的農民依附于在村兼業農民階層和大戶階層之下，必然會影響到合作社治理結構的設計(邵科、徐旭初，2008)，使合作社的社長往往由企業家或大戶能人擔任，從而使他們失去對合作社的控制權，甚至基本的決策權(張雪蓮、馮開文，2008)。階層分化帶來的成員異質性，還會使核心社員擁有合作社的多數財產所有權(林堅、黃勝忠，2007)。由此，“一人一票制”、按交易額返還、資本報酬有限等合作社原則必然失去制度運作的社會基礎支撐，純粹成為掛在墻上的條文，缺乏生根發芽成長的土壤。因此，在合作社運作的實踐中，背離基本發展宗旨的“去益貧化”現象也就是一種正常的社會事實了。

　　五、結論與討論

　　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使當前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和傳統性特色。必須要認識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現狀具有階段的合理性，應該理性看待合作社發展的復雜現實。從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視角出發，我們認為，農村制度變革需要“頂層設計”，既要照顧到“大農”的利益，也不能忽視“小農”利益訴求的合理性。具體來講，在未來的農村組織制度變革中，組織化是基礎，合作化是方向。組織化即是要發展社區性合作組織，完善村民自治機制，提升農民的社會自治能力，以有效解決困擾農民日常生產實踐的公共品供給難題，保障亦工亦農階層和一般農業經營者階層的基本收益，為農業專業化的發展營造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合作化則是要繼續整合、完善已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新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調動在村兼業階層農民和大戶階層農民帶頭從事農業專業化生產的積極性，提高專業化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增強作為整體的農民的市場競爭力，切實保障他們發展的權益。

　　參考文獻：

　　1. 劉老石。合作社實踐與本土評價標準。開放時代，2010(12)

　　2. 仝志輝，溫鐵軍。資本和部門下鄉與小農戶經濟的組織化道路。開放時代，2009(4)

　　3. 張穎，任大鵬。論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范化——從合作社的真偽之辯談起。農業經濟問題，2010(4)

　　4. 熊萬勝。合作社：作為制度化進程的意外后果。社會學研究，2009(5)

　　5. 潘勁。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數據背后的解讀，中國農村觀察，2011(6)

　　6. 張雪蓮，馮開文。農民專業合作社決策權分割的博弈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8(8)

　　7. 鄭丹。農民專業合作社盈余分配狀況探究。中國農村經濟，2011(4)

　　8. 林堅，黃勝忠。成員異質性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所有權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7(10)

　　9. 吳彬，徐旭初。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益貧性及其機制。農村經濟，2009(3)

　　10. 樊紅敏。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內卷化及其制度邏輯——基于對河南省A縣和B市的調查。中國農村觀察，2011(6)

　　11. 陸學藝。農民的分化、問題及其對策。農業經濟問題，1990(1)

　　12. 賀雪峰。取消農業稅后農村的階層及其分析。社會科學，2011(3)

　　13. 邵科，徐旭初。成員異質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治理結構的影響——基于浙江省88家合作社的分析。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本文載于《農業經濟問題》2012年第12期

　　[1] 本文的研究受到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轉型期農村合作社發展的社會基礎研究(項目批準號：11YJCZH250)”與2011年度中央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轉型期村民自治實踐的社會基礎研究”(編號：QN2011170)的資助。

　　[2] 這里的農業指的是大農業，包括種植業、養殖業、林業、漁業等。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種植業與養殖業領域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問題。

　　[3] 這一點在河南蘭考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中已經可以得到驗證。具體可參見：胡躍高、何慧麗。蘭考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調查報告。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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