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共富村黨組織其所以成熟，就在于黨員是按照八大《黨章》的要求，是“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因而，誰也不顧，自己先富的人在這些村是不能入黨的。這就是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指出的：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標志和標準。這時的“一化三改”已基本完成，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基本建立，黨員要鞏固、發展公有經濟，實現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那就必須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這些共富村的黨組織和黨員不僅將其牢記在心上，而且以實際行動來檢驗政黨是階級的政黨，沒有超階級的政黨，也沒有赫魯曉夫的“全民黨”。中國共產黨只能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與其它任何階級政黨的區別在于立黨為公。
要在改革開放的旗號下將其變味成改旗易道，在強大的公有制基礎上，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難度是很大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要不，安徽搞包產到戶時，與安徽毗鄰的省份用大標語牌和高音喇叭面向安徽極力反對的同時，1979和1980年國家農委召開的兩次農業會議上，黨中央主席華國鋒等多數中央領導和各部委、省委書記為什么都反對。但最后由XXX表態支持后，就在全國流行開了。[《中國共產黨通史》第三卷(上)，廣東人民出版社]那就要絞盡腦汁對公有制在前進道路上存在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或沒有經驗而出現的一些問題和失誤竟將其有意夸大，或將他們的錯誤都要硬強加在毛主席身上;將毛澤東思想說成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將毛澤東時代不管是誰的錯誤都說是毛澤東的，硬在雞蛋里邊找骨頭制造“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個人”的謬論來大賣國企、一刀切稿包產到戶。然而單搞以權謀私讓走資派富起來變官僚資產階級太顯眼、太露骨，也太孤立，那就官商勾結起來化公為私，并讓資本家入黨，將公主嫁給大資本家的公子等聯(戀)緣。當工人反對賣國企，農民反對包產到戶、賣地破產時，就用不爭論的“圣旨”來搞血雨腥風，或讓媒體施加壓力逼抗日英雄雷金河三次進京、在報上點名批判人大常委會常委史來賀為包產到戶的“釘子戶”……企圖將這些在全國有影響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和農村公有制搞夸，但事與愿違。這樣的結果，少數人真的富起來了，并創造了30年讓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掌握70%的社會財富，最高收入群體與最低收入群體20年收入差由7.3倍擴大到23倍，農村收入差距10倍以上，城鄉差距3.3：1的世界紀錄。這就是群眾概括的“三不一少的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的真實寫照。但將這些共富村卻逼成了當今的“井岡山”、“第二代延安”、“毛澤東思想村置資本主義于遺憾的事”——中國前途命運的希望所在。
人常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支部”這樣一句非常通俗易懂、純樸而有哲理的名言——對一個村發展好壞的評價，對黨員、黨組織的基本要求、希望和信任。要不辜負群眾的希望，就必須按照毛主席教導的“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就是刀放在脖子上，也絕不能走“三不一少”包產到戶私有化去剝削他人，或讓他人剝削的道路。走什么路的問題，就是對黨員能否劃清勞動與剝削界限的試金石。要按雷金河、史來賀、吳仁寶、王宏斌、田雄、徐德全、劉志華、侯二河等人的能力，并不比那些胡潤富豪榜上和多少億的這個長、那個書記的能力差，如果走“三不一少”的路，那肯定就是多少億的富豪了;如果離開村在官場上混，也就是官僚資產階級了。那就不是中國共產黨員了。到這些共富村參觀、考查的有識之士，對村黨委領導干部的優良作風無不贊嘆地說，這些村(社)黨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眾中產生強大的凝聚力、號召力、影響力，就是因為他們是自食其力、不剝削他人勞動、領導村民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不息的堅強戰斗堡壘，因而，就能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長、腿不短。
嘴不歪：村黨委領導干部評價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則是，非則非;成績不夸大，缺點不縮小，不弄虛作假，不把無說成有，不把小說成大，勇于說真話，說實話，堅持實事求是;根據當地的天時、地利和人和，因地制宜，尊上而不唯上地農工商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綜合發展、科學發展——科學發展的核心是公有共富。離開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特別是將公有化公為私的發展絕不是共產黨人的科學發展，只能是三不一少的改旗易道。
眼不斜：村黨委領導能全面地、辯證地、用發展變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學地認識人，正確地用人，使許多有志之士在這些村能施展才能，發揮作用。對人才的要求主要看能力而不是看學歷。對村上人才培養的要求是，不求人人升學的高學歷，但求人人都成才——教育就是培養人才，看成才效果，不搞學歷和花錢比賽——人力和資金的浪費。
耳不偏：村黨委領導從不偏聽偏信，沒有只聽正面的，不聽反而的;只聽表揚的，不聽批評的;只聽領導的，不聽群眾的，他們耳聽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注意吸收別人成功的經驗，進一步完善領導決策，改進工作方法。
手不長：村黨委領導干部廉潔奉公，不伸手向黨組織、向人民要官、要權、要利、不以權謀私，不損公肥私，不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賄受賄，徇私枉法。這些村沒有老板黨員，更不可能有老板書記，甚至村民職工、男女老少(含幼兒園的小朋友)對主要領導都親切地稱“班長”。
腿不短：村黨委領導干部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調查研究，親自檢查指導一線工作，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使各項措施及時落實，各項工作進展順利，遇到困難能群策群力，發揚民主，獻計獻策予以解決。
這樣的黨委領導下的黨員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黨員在平時工作中要做到四個決不能：
決不能誰也不顧，自己先富，必須帶領廣大群眾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決不能臺上說人家，臺下被人說，必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則;
決不能喊“給我上”，而要喊“跟我來”，強調干部黨員任何時候既要當指揮員，又要當戰斗員，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首先要自己身體力行;
決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須堅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置個人于群眾監督之下，并接受群眾的監督。這很符合毛主席在延安向黃炎培說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可防止歷史興衰周期率的發生。因而，在這些村不存在黨的領導沒力量，社會主義沒方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再商量的問題。也不存在2011年 6月22日中央紀委副書記、新聞發言人吳玉良說的：目前，社會誠信體系和信息統計體系的缺失導致官員財產申報實行難。中央外宣辦今日上午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中國共產黨90年來反腐倡廉建設等方面情況。談到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建立的制約因素，吳玉良說，任何一項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辦得到，一定要有一個配套措施和一個水到渠成的環境。他說，對于財產申報制度，有兩個方面的條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會的誠信體系，二是信息統計體系。沒有這兩個體系的建立，這項制度實行起來是比較難的。這說明三不一少搞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一旦搞私有化，就混淆勞動與剝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產黨與其他階級政黨的界限，有權的和有錢的就會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去侵占他人的勞動成果，那還有什么誠信可言。這么一來，就連資本主義官員都不如的不敢申報財產了，普京最近提出，官員不申報財產就撤職，中國卻不敢——30年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由于誠信缺失，黨的威信、政府的威信、整個社會的威信就像《醫壽文摘》報2013年3月29日頭版頭條《國人誠信跌倒到警戒線》一文說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指出，中國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程度進一步擴大，社會總體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為59.7分，進入到‘不信任’水平。專家對此提出，社會誠信已經到了警戒線，由此導致社會沖突增加，中國正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誠信危機……”。究其原因有三：一為金錢和利益驅使，這就是“三不一少”由公有制變為私有制的必然結果;二為失信成本低，法律懲治的力度不夠，不足以懲戒失信的人，造成問題頻出，屢禁不止;三為政府帶頭不夠，誠信包括政府誠信、企業誠信和個人誠信，其中政府誠信是關鍵。政府既是社會信用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和維護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如果政府不講誠信，企業誠信和個人誠信就無從談起。中國的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可見黨的誠信更重要。這些共富村就是“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的典范——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就是劃清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劃清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界限，劃清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與私有化資本主義道路的界限。這才是共產黨及其黨員的本色——黨員、干部打鐵先需自身硬——不剝削他人的必然結果。離開了這個本色，不管用什么五顏六色來裝飾都是變色。
誠信失而復得并不難，關鍵在于：打鐵先需自身硬，寄希望于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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