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大年初五，回家過年的農民就開始返回他們打工的城市了。在我了解的蔣家莊農民那里，他們外出打工的城市幾乎遍布全國，除了北京、上海、廣州、大連、青島、濟南、臨沂，這些他們熟悉的城市，甚至連蘭州都有人去——他們在蘭州的高校里攤煎餅賣。
山東農民打工也形成了“一村一品”，有些做建筑，有些修橋梁，有些修公路，有些看大門，有些攤煎餅，有些當碼頭工人，有些進了手機生產工廠。
那些城市對于他們又親切又陌生，他們要在城市與家鄉之間過候鳥般的日子，而他們的父親或孩子，甚至妻子都不能與他們同行。他們吃的苦頭只有自己知道，但年底回家團聚，他們還是有說不完的驕傲，那就是，他們在城市里掙的錢少則兩萬，多則五六萬，甚至十萬以上。
打工，這個特殊的行業，幾乎成立現代農民除了農業之外的所有工作，農民景觀簡單培訓就能干，因為他們能吃虧，有的是力氣，掙的錢相對于正式職工還是少得多，且勞動時間可以延長——在農民工眼里，沒有什么周末而言的。
工作就是人干的，為什么要將工打了呢?是誰創造的打工詞匯?這個發明肯定進入中國歷史，讓子孫后代去評說的打工時代的歷史。
年輕的農民對種地是瞧不上的，只有那些年齡在60歲以上的老人，因為城市不要了，才留在家里種地。中國種地農民的平均年齡57歲，再過十年，這些老人不能種地了，誰來養活哪些城里人?誰來養活哪些進入城市里的農民工。
農民們愿意背井離鄉去打工嗎?當我詢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充滿憂郁的眼神告訴我：他們不愿過那種漂泊的日子。
這是因為，除了表觀的高收入外，他們掩蓋了很大打工風險：工傷、死亡、健康下降、進醫院、家庭破裂、子女沒有人管，還有很多人年底要不回來工頭拖欠他們的工資。
他們也想在土地里刨除錢來，那畢竟是他們熟悉的正業，他們也不愿背井離鄉、妻離子散。但是要想不離開家鄉，他們的收入不能低于在外面打工收入的最低線。農民會橫向比較的。
那么，最低限是凈收入不能低于2萬元。如果他們種植小麥、玉米，至少需要十畝地，而且還有一年辛苦地勞作，但目前他們家并沒有那么多土地，一般的戶3-4畝，有老人的5-6畝。沒有辦法，只有外出打工。
糧價過低，中央資金大量投向城市，投向大型工業，長期忽視農村，才使得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的農業變成了不受人待見的產業。城里人想要消費廉價的農產品，其代價就是食品質量的下降，他們不得不將省吃的費用交給醫院去醫治因食品質量下降出現的健康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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