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普霄：初學中央一號文件與思考

初學中央一號文件與思考

     共富村之路：化解三農問題暨城鄉一體化的陽關道

                          賀普霄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

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

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

                                     ——毛澤東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

                                        ——習近平 

      贊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        

      社會主義能共富，公有制才是柱石。

離開公有談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

如果這樣能實現，馬列主義就多余。

這個道理很簡單，分配取決所有制。

偉大領袖早說過，有了橋船好過河。

共富任務像過河，公有制是船和橋。

沒有船橋河難過，共富只能是說客。

中國革命勝利后，一化三改橋船造。

小崗拆橋把船賣，學它都在河那邊。

國企被賣主變奴，不似而勝包身工。

兩極分化背三山，根在公有被解散。 

劉莊南街能共富，綠于扎根公有制。

批“三不一少”謬論，不走私有化邪道。

 “五七”指示指路燈，三大產業同步行。

學習大寨和大慶，自力更生主人翁。

鞍鋼憲法是國寶，辦好公企離不了。

“一消二決”要實現，勞動剝削劃清限。

根深葉茂富得快，差距縮小村康泰。

數十載無刑事罪，那有上訪被收監。

路不拾遺好村風，夜不閉戶無偷盜。

社會治安自然穩，還是公有共富好。

這些村社千萬個，只要愿學能學到。

                         走共富村陽關道，“三農”問題好解決。

                      要讓農村有產業，城鄉一體化才穩。

                      誰家橋船上檔次，定過黃河跨長江。

不搞帶色私有化，就靠本質抓住了。

十八大的最大勝利，是選舉出以習近平同志為首的黨中央！

新一屆中央一成立就提出改進作風的八項規定，打鐵先需自身硬地身體力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嚴懲腐敗，老虎蒼蠅一齊打；要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抓下去，善始善終、善做善成，防止虎頭蛇尾，讓全黨全體人民來監督，讓人民群眾不斷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和變化。

真是振奮人心，給人以開始正本清源——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感覺。 

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奔小康。但必須找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化公為私、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的私有化泛濫，致財富高度集中、明顯的兩極分化和嚴重腐敗而未能奔小康的根源。才能有的放矢，真正落實“空談誤國，實干興邦”。 

  筆者退休十多年來，親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南街村、劉莊村、小冀鎮東街五隊、龍泉村、韓村河村等學習調研，并學習了周家莊人民公社、北徐莊、興十四村、華西、滕頭村、杭民村、洪林村、南嶺村等共富村的資料，和“一刀切”學小崗村搞包產到戶的村相比之后，寫了“共富村三部”（《共富村之路》、《共富村的科學發展》、《學習共富村》）和《社會主義本質征文選集》等文章中都提到，對改革開放用三句話來概括：改革開放是對的，化公為私搞私有化是錯誤的，官商勾結致兩極分化是最危險的。盡管改革開放的成績不能抹殺，但問題和后果絕不能否認和回避，特別是后兩句已將前一句糊弄成：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就像媒體說的“改革找死”的景況。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筆者就寫了《渴望十八大解決“化”和“怕”》、《對十八大修改黨章的肺腑之言》等文，已被幾家網點轉載。

劉莊、南街、周家莊人民公社、韓村河、杭民村、華西、滕頭村、興十四村、南嶺村等8000多個共富村創造的共富村之路，是這些村、社在土生土長的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打鐵先要本身硬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牢記中國歷史上從“夏傳子家天下”后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主要是由于朝廷官員腐敗和兩極分化的私有制根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上臺后通過全面否定斯大林來否定馬列主義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致蘇聯解體、東歐蛻變——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賣江山的發了，坐江山的富了，社會主義完了，中國人該醒了的慘重教訓。絕不讓這些歷史悲劇在中國特別是在他們這些村、社重演，要像毛主席當年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一樣把自己的村、社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星星之火搞好，讓第二次在全國燎原。因而，就能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中國革命和建設一再證明，什么時候離開毛澤東思想就要出問題,現在的問題就在此）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八大《黨章》規定：“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承認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并且按照規定交納黨費的，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這標志著中共的成熟，現在絕不能讓成熟黨黨內的走資派當官僚資產階級去壓迫剝削工人和農民，讓數億、數十億、數百億的資本家入黨并成為黨代會代表）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勁（私心是私有化制的思想根源，私有化是當今中國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官商勾結、腐敗等一系列問題的根源，修正主義即當今的官僚資產階級——走資派——執政黨的主要危險）；堅定不移地走毛主席領導下“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就是公有共富與私有少數人富）不回頭，按照“五·七”指示、大慶、大寨、鞍鋼憲法精神，充分發揮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威力，從而充分調動起站起來當家作主的中國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創造出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綜合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農村基層組織——每個村、社都有數個到數十個集體所有，而個人都不占有生產資料含現代化農場的一二三產業，村上沒有老板黨員，更沒有老板書記，年產值分別達數億、數十億、甚至數百億。這是一刀切包產到戶后沒有一個村能相比的。將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個字已經豐富發展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20個字所回避）的24個字——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農村都市——創造出了解決了“三農”問題暨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主義本質的陽關道。不斷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打下了堅實的公有制的思想和經濟基礎！

這正體現出習近平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

要改變對改革開放后兩句話的惡果，充分發揮前一句話的優勢，必須向共富村學習。因而，筆者在網上就《建議習近平七常委調研總結 ：共富村的改革開放——共富村之路中國的陽關大道》一文。這些共富村為什么能將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能改革開放成農民幸福，農村富裕，農工商興旺發達地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幸福祥和——讓世人羨慕向往的農村都市生活，還有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用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與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這是歷史上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的政黨及其領導人都不敢講的話，卻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人講了，并將其當作TS圣經）混淆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公有共富與資本主義少數人靠剝削多數人富的界限，剝奪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權和發言權，搞私有化和兩極分化“三不一少”謬論作斗爭的結果——以史來賀為代表的寧當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受批判圍攻，才將劉莊的公有制保存下來，三大產業年產值超過15億，每戶住一單元四層470多平米；面對包產到戶狂風惡浪，以抗日英雄十七烈士唯一幸存者、捍衛人民公社的老堅決雷金河為代表，三次進京找領導并向省委立“軍令狀”，終于將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周家莊人民公社保存下來并茁壯成長，在世界經濟危機的2008年，全公社14000多男女老少社員，享受十多項福利外，人均分紅6000元；以頂不住包產到戶風的王宏斌為代表，于1981年違心地隨大流后，糧食減產一半，在社員大字報的轟動下，于1984年大年剛過就開黨支部的“遵義會議”吃包產到戶“后悔藥”恢復發展集體經濟，并得出“我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體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如果我們的各級領導現在有這樣的水平，還為時不晚），村上有26個企業，一個現代化農場和旅游公司，年產值16億，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徐德全“學南街精神，創北徐偉業”吃包產到戶“后悔藥”，人稱第二個南街村；還有，龍堂村、土古洞村等等都吃“后悔藥”而重新走上公有共富路。全國8000多個公有共富村、社，堅持一化三改后的正確道路，就是跟“三不一少”（私有化綱領）的錯誤進行堅決的斗爭，從而擺脫了“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必變，兩極分化，那是必然”的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官商勾結等各種所謂“改革”旗號的掩蓋下搞私有化，致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人稱三大資產階級）掌握了70%的社會財富；從1988年到2007年，最高收入群體與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由7.3倍擴大到23倍，包產到戶的農村高、低收入群體差距已經超過10倍，財富的集中度和兩極分化已經超過美國；據《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第43期報道，“國有企業有8 000萬職工，包括在編的和合同制的，非公有經濟組織大約有2.8億員工”（《中國剪報》2012年11月7日）。從職工數量可知，國有只占22.2%，還不知這些“國有”是真正的國有，還是個人承包和股份制名存實亡的“國有”。又據《人民政協報》2012年12月5 日報道，“近年來，我國個體私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中國剪報）2012年12月7日》。

這說明，30多年的改旗易道，中國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了。那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還姓公嗎？

這些村與國企被賣后失業下崗工人，包產到戶后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外出打工致自己家鄉成了993861部隊的戰爭景象、逼農民賣地后搞“城市化”相比較的一幅對聯很能說明問題的實質。

上聯：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

下聯：包賣私有奔小康，官商吃肉民喝湯，動蕩不安

橫批：涇渭分明

要解決“三農”問題、搞城鄉一體化，必須像共富村那樣讓農民有生存的產業。包產到戶副其兩極分化，官商勾結再逼其賣地破產上樓，讓官商勾結在農民祖祖輩輩耕種的土地上，當地主、資本家的雇工、受人家的剝削。那為什么不組織他們走共富村發展集體經濟而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大概就是有些失地農民講的，這樣他們就不能官商勾結發橫財了。因而，筆者認為，只有走共富村的道路，才能像今年一號文件要求的：把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只有走集體化道路，才能像文件強調的：著力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包產到戶和賣地破產永遠是辦不到的）。這樣才能實干興邦，才能批判民族虛無主義，避免空談誤國。因為這是中國農民創造的，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羨慕向往的，稱其在這些村參觀、學習和采訪是到中國來看共產主義。因而，人民渴望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能從根本上解決：

             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

既不姓社也不姓資，不爭論實質就是資。

砸“三不一少”緊箍咒，就能糾正空談誤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正本清源還來得及。